谭嗣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初五到北京，至八月十三日被杀期间的活动，以往的论述，一是比较模糊，一是不合情理的揣测较多，弄不清他在这段时间的活动，就很难对他“坐以待捕”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笔者利用现有资料，简要勾勒谭嗣同在这段时间内的活动，对暂时还不能作出定论的事件，则提出质疑，以待解决。
谭嗣同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到北京，住在浏阳会馆。在十一日给妻子李闰的信中，他在信末署明：“住浏阳会馆”。浏阳会馆位于北半截胡同，可能是由于离康有为的南海馆较远，不便联系的缘故，谭嗣同有一段时间曾迁居到南海馆，对此，康有为在他的自编年谱中说：“时谭复生实馆于吾”，也就是说谭嗣同确实有一段时间曾经住在南海馆。根据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谭嗣同在八月初五前后又迁回了浏阳会馆，“（八月初五）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谭君则已迁寓浏阳馆。”谭嗣同后来是在浏阳会馆被捕的，他在狱中给仆人的书信中，也是提及从浏阳会馆取生活用品，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背景，谭嗣同在京的许多活动，是和康有为等人密切相关的，探讨他在此期间的活动，不能不以康有为等人的记述为根据，但由于康有为等人在政变后长期流亡国外，为了当时的实际需要，康、梁的记述掺杂了不少不实的成分，引用他们的记述，需要仔细辨析，以求得到比较接近历史确实的真相。
谭嗣同在北京的活动，主要围绕着被任命为四品军机章京来展开。他到北京后，于七月二十日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同日即与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四章京，参与新政。要查清他在当时的活动，首先要弄清楚谭嗣同的实际权限，对于这个问题，历来的论述均比较模糊。要查清光绪帝赋予谭嗣同等人的权限大小，必须解决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在谭嗣同参政期间，光绪帝究竟召见过他几次？一般的说法均忽略此问题，想当然地认为他可以经常见到光绪帝，这一点，在康有为、梁启超的记载以及谭嗣同后代的追忆文章中，均表现得很明显。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主要有以下几处：“时复生力欲荐吾人军机”；“复生、芝栋召对，亦面奏请开懋勤殿”；“又交复生递密折，请抚哀以备不测”。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也提及“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在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中，也提及谭嗣同对他说：“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为荣某所格”，而且当时的《字林西报》也提及谭嗣同与康有为经常出入宫廷。谭嗣同的后人在追忆中，也认为谭嗣同可以随意出入宫廷，“只要光绪帝不在早朝的时候，可随时入宫晋谒，商议朝政。”以上种种表述，均认为谭嗣同曾多次受到光绪帝的召见，但这符合历史真实吗？查《谕折汇存》中光绪帝召见臣工名单，发现光绪帝仅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召见过谭嗣同一次，以后再来召见。如果没有别的证据能够证明谭嗣同可随时见到光绪帝的话，我们恐怕还得以《谕折汇存》的记载为准。
在光绪帝仅有的一次召见中，谭嗣同说了一些什么呢？据宋恕的书信称，谭嗣同“慨然见上，纵论时弊”。梁启超在书信中，则提及谭嗣同问及光绪帝的健康状况，“志士谭嗣同觐见时，曾面问御躬安否，寡君告以无病。”至于光绪帝和谭嗣同之间的其他言论，则未见记载。《知新报》曾载《书今上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后》，口谕中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从内容来看，口谕似在七月二十日谭嗣同等人被任命后发出，且并非针对谭嗣同一人，其内容与杨锐与其弟的信中所录上谕内容大致相同，杨锐给其弟的信中所录上谕为：“昨已命尔等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并令参预新政，尔等当思现在时务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之事，即行据实条列，由军机大臣呈递，候朕裁夺。”二者均是要他们勇于言事，只是前者的语气更加坚决，可能出自同一谕旨。
谭嗣同等人在参政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光绪帝批阅当时官员所上奏章，并草拟部分上谕，他们批阅奏折的签语，已发现的仅有林旭、杨锐的，现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而谭嗣同、刘光第的签语，可能已经不存。现在能够确定的谭嗣同所草拟的上谕，一是草拟开懋勤殿的上谕，今已不存。一是七月二十七日草拟的为推进维新运动的上谕，至于其他，尚待进一步考订。在参政过程中，有两件大事，值得深入探究，其一为曾廉上书事，其一为八月初三日独访袁世凯事。曾廉上书，列举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批语，指为大逆不道，请求杀康、梁。光绪帝令裕禄将曾廉的奏折转交谭嗣同，令他逐条批驳。谭嗣同不仅逐条批驳，并请与他一起值班的刘光第连署，以为康有为、梁启超解脱，他还抽出了曾廉奏折的部分内容，并请求光绪帝杀曾廉。谭嗣同在实际参政过程中对康有为等人的维护，使同被任命为军机章京的杨锐极为不满，他在信中说：“谭最党康有为”，而在谭嗣同给唐才常的书信中，也提及了两人因对康有为态度不同所发生的冲突。“叔峤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忿与之争，叔峤不纳。”
其二则集中在八月初三拜访袁世凯的问题上，是谭嗣同独自一人去拜访，还是与他人，如康有为、梁启超，一起前去呢？从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袁世凯的记载中来看，是谭嗣同一人前去的，但从谭嗣同与袁世凯两人的关系来看，袁世凯远非谭嗣同可托以心腹之事的人，派谭嗣同单独去游说袁世凯，作孤注一掷的军事政变，不但显得鲁莽和冒险，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维新派内部，不要说康有为、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比谭嗣同与袁来的密切，就是徐仁禄与袁的关系，以至杨锐、林旭与袁的关系，也比谭、袁间的关系密切。徐仁禄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到小站去游说袁世凯，他的家人徐仁铸与袁世凯是口盟兄弟。杨锐与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的关系较好，徐随袁入京后，杨锐曾拜访过他。林旭曾在一段时间里为荣禄的幕僚，与袁世凯也有交往。相比较而言，谭嗣同与袁世凯的关系，最多也就是泛泛之交，他们相识的渠道很狭窄，而且交往的时间更不会太长。首先，从相识渠道来分析，当时集聚了不少人的两大组织强学会和保国会，谭嗣同均无缘参加。强学会开办时，谭嗣同身在湖北，还没有人对他加以注意，他自称“己既不求入会，亦无人来邀”，后来他想成立强学会湖南分会，但未成功。而与此同时，袁世凯加入了强学会，并参与了一些活动，两人通过强学会认识的渠道不存在。至于保国会，在三月份发起，四月份既已无形中解散，谭嗣同其时正在湖南参与维新运动，因此他也无缘与闻会事。袁世凯未参加保国会，他在小站练兵，两人通过保国会认识的渠道也不存在。从时间来言，首先袁世凯平时虽也往来京津间，但毕竟不是常住北京，在京时间毕竟有限，而谭嗣同则不住在北京，甲午战争后，他长期在北京居住的年份，仅是1896年和1898年。他1896年逗留北京的时间，有五个多月，在此期间，所接触的人，他在《北游访学记》中，曾提到过一些，但其中没有提到袁世凯，这虽然不能证明谭嗣同在此期间不可能与袁世凯交往，但至少从侧面说明了两人即使相识，关系也很一般。至于甲午战争后第二次到北京，就是在1898年，时间极短暂，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五到京，至八月十三日被杀，仅有一个多月时间。而从七月初五到北京，到八月初三访袁，还不足一个月。在这期间，谭嗣同忙于参与维新运动，而袁世凯则忙于准备九月份的阅兵大典，而且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小站，见面可能不太容易，交谊可能也很难发展。同时，有关他们的交往，也未见任何记载。因此说，谭嗣同与袁世凯两人相识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否深入到可以托以心腹之事，尚无确证。各种迹象表明，二人即使相识，也仅仅是泛泛之交。让一个与袁世凯不熟悉的人去游说袁世凯，而且所说的又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这种举动不仅极为冒失和鲁莽，简直是在冒险。以一般的常理来推断，康有为等人断不会出此下策！而毕永年的追忆，则从侧面提供了证据，他转引康有为的话说：“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而八月初三夜，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一夜未归，（毕永年当时住在康有为的寓所南海馆，他的记载应可信。）第二天，毕永年问及初三晚的情况，谭则告诉他，康有为将密谋全部告诉给了袁世凯。因此八月初三晚并非谭嗣同一个人独自去游说袁世凯。八月初三夜谭嗣同独访袁世凯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可能是袁的幕府徐世昌带着梁启超、谭嗣同同去，而且极有可能康有为也同去了，康有为可能还是当时谈话的主角。正是由于谭嗣同并非独自一人去找袁世凯，而且是康有为将密谋告诉袁世凯，他才不会出逃，而且即使在狱中，他还想着父亲谭继洵通过别的渠道来营救他，
同时，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谭嗣同在戊戌年害了一场大病，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他是扶病入京的。毕永年在记载中描述了他病情加剧的情形，“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谭嗣同在给毕永年的信中，也提到：“因病不及送，见面徒增伤感。”病体固然不会影响他的改革激情，但是毕竟给行动带来很大不便。谭嗣同正是因病卧床而被捕的。《万国公报》报道：“谭嗣同病卧在床，即在寝所被逮，拘人刑部监，并被褥无所得。”
至于谭嗣同的被捕时间，最可信的说法是在八月初六晚被捕，这是他的随身仆人在扶柩回籍时告诉别人的，可信程度应该很高。皮锡瑞在《师伏堂未刊日记》中说：“望之来云，谭复生灵柩已到，有其仆言，初六夜捕拿入朝。”如果认同八月初六晚被捕，就要进一步考察梁启超的流传较广的说法，他称谭嗣同曾于八月初七日入日本使馆与他话别，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当时的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晚年回忆梁启超避难日本使馆事，只字不提谭嗣同于八月初七日到日本使馆与梁启超话别的事。清政府在八月初六日已经下令逮捕康有为，虽然未提逮捕梁启超，但梁在进入日本使馆前还是遇到了点麻烦，这一点在林权助的回忆中已经提及。据他的追忆，“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的跑了进来……当时门房报告，好象是捕手觉着康或是谁逃进公使馆似的，所以决定在麻烦还没有发生前，急速让梁出发。”梁飞奔而入日本公使馆，面色苍白，看来当时已经风声鹤唳，逃往日本使馆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引起注意。在这种前提下，谭嗣同竟然能够安然进入日本使馆与梁启超话别，而且让人不解的是，这种事件在林权助的记忆中，竟然是一片空白，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谭嗣同在八月初六晚即被逮捕，他在八月初七入日本使馆与梁启超话别的场景，仅仅是梁启超的杜撰。
解决了上述问题，就可以对谭嗣同在政变后拒绝出逃的真正原因，作出比较合乎情理的解释，谭嗣同为维新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值得钦佩，但当时的实际情形可能是：其一，他在戊戌密谋中仅仅是一个配角，在其中穿针引线，与袁世凯密切合作的是康有为；其二，谭嗣同在政变发生的当晚即被捕，有许多工作未来得及进行准备。这种结论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