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西汉游侠继续兴盛，但由于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构成对专制君权的严重威胁，两汉以后，在帝王的残酷镇压下，侠风日衰。

晚清以降，时人公开呼唤游侠魂，并纷纷以侠自居。他们不单坐而论剑，而且起而行侠，在清末兴起一股尚侠思潮。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本文以上述三人为中心，论述他们对“侠”的精神的鼓吹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

　　一、对侠的精神的鼓吹

谭嗣同少年时代就爱读《史记》中的《游侠列传》，“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游侠的人格激起了少年谭嗣同的强烈共鸣，“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少年时代就以侠士自许。在《仁学》中，他公开提倡游侠之风，认为侠“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1898年，梁启超在为《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一书作的序言中，认为“雪大耻，复大雠，起毁家，兴士国，非侠者莫属”1904年，他又以《中国之武士道》为标题，辑录了自春秋至汉代间70位“好气任侠”人士的事迹，并希望能作为教科书，以培育国民的任侠精神。从1900年到1915年，章太炎三作《儒侠》，将侠与墨、道、法、兵等诸子学并列论之，对侠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章太炎也是近代侠风的积极鼓吹者之一。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势岌岌，有如危屋。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国面临着沦亡的危机。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知识精英纷纷把目光投向因正史不载而沉寂千古的游侠，在近代“救亡”的背景下掀起了一股尚侠思潮，使“游侠儿在被正统士大夫抛弃了近两千年后，再次浮出历史地表，迎接欧风美雨的严峻挑战”。

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都高扬侠风，但他们对“侠”的源流却有不同的认识。“20世纪初曾经掀起过的尚侠思潮，有儒侠和墨侠两大支流。”谭嗣同将侠归于墨家，“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并认为侠与儒是对立的，他将儒看成是千百年来民气不振、社会衰败的罪魁祸首。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墨家分为三派，游侠是其中之一，并认为“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即也认为侠来源于墨家。谭嗣同、梁启超的墨侠观，与近代墨学复兴有关。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下，墨学沉寂两千多年后，又出现了复兴之势。谭嗣同少年时历经坎坷，备受人间艰辛，故好读《墨子》，深受墨学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谭嗣同的“行为处事、人生态度、侠义精神、学术源流，无不本之于墨学，宗之于墨学”。梁启超是近代墨学复兴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大力倡导墨子之学和墨侠精神，认为要挽救危亡，“厥惟墨学”。他自号“任公”、“兼士”，就源于对墨学精神和墨子人格的钦佩和叹服。

章太炎则认为侠来源于儒，“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在他看来，侠就是儒的一种，在高层次上，侠和儒是相通的。梁启超可能是受到了章太炎儒侠观的影响，后来他改变了侠出于墨的看法。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他举孔子为天下第一大勇，把漆雕氏之儒看作是后世游侠之祖。

无论是认为“侠出于墨”，还是“以儒兼侠”，都反映出以儒家为主体的主流文化的衰落。儒学是中世纪的统治学说，虽然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一直高居于庙堂之上。到了近代，面对民族的危亡，作为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儒学已难以提供救世的良方。知识精英面对衰微的时局，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处于江湖之远的“侠”。“侠无书，不得附九流，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并摈之。”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侠”主要是被下层社会所崇拜和效仿，而在晚清却受到大量知识精英的追捧，说明了儒家文化的衰落，“侠的增值意味着儒的贬值”。这也反映出两千多年的儒学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预示了儒学时代的终结。

　　二、对侠的精神的重新诠释及利用

“游侠的人格十分复杂，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他们既可能赈穷济困，除暴安良，居乱世而执正义，也可能干违法事，违反传统礼仪和道德规范。梁启超、章太炎等对游侠的人格进行重新诠释，为侠正名，努力洗刷掉这一古老历史形象上可能存在的污点，将侠改造为拯世济难、为国为民的英雄，使人们相信侠能够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梁启超在其《中国之武士道》中对于历史上的侠有所取舍，就是为了彰显侠的“为国为民”的一面。章太炎将世人推崇的侠分为四等：头等为“不世出”的大侠，其次为朱家、剧孟，再次为荆轲、高渐离，最后一等是冒法抵禁的郭解、原涉。章太炎将“除国之大害、捍国之大患”的大侠排在第一等，将“违法犯禁”但也“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郭解、原涉排在第四等，显示出章太炎最欣赏的是那种“安国家、定社稷”的“大侠”。梁启超、章太炎等“经过一番意味深长的选择与改造，大侠作为圣洁的殉道者与拯世济难的英雄，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事实上，历史上的“侠”的形象并非如他们所宣扬的那样崇高和伟大，但我们“所争不在所谓的‘古侠’的真面目是否被歪曲，而是这代人如何在自己特有的期待视野中重新诠释‘游侠’，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

虽然梁启超、章太炎等通过重新诠释侠形象，大力鼓吹侠风，都有为现实服务的功利性目的，但具体来说，在他们尚侠的背后，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谭嗣同尚侠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对墨侠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大害”而“墨突不黔、席不暇暖”的实践精神的推崇。他将墨侠精神比为“经世致用”之永嘉，认为永嘉等学者“亦略得其一体”。说明他理解的墨侠乃是“担负天下重任、亲身履践”的人。谭嗣同在其《仁学•自叙》中以墨侠自命，“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怀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在墨家为实现其理想而甘愿“摩顶放踵”的实践精神激励下，谭嗣同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之中，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梁启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用侠来塑造“中国魂”。国人以文弱和保守著称。中国的“武”字是由“止戈”二字组成的会意字。所以，“武”非使用武器（戈）之意，而是不用武器（戈）之意。由此可以看出国人向来不喜欢动手争斗，不喜欢流血战争。梁启超对这种文弱的民族性进行尖锐的批评：“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儒之病，深入膏肓。”并认为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尚武精神是“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他指出斯巴达人之所以能雄霸希腊、德国之所以能伟然傲视于欧洲、日本之所以能打败中国，皆“惟尚武故也”。因此，“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也就是要大力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他对日本军人的尚武精神大力赞扬，并认为日本人的尚武精神源于“人民之爱国心与自爱心”，因此对国民爱国心的培养也是其铸造“中国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梁启超所著《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不仅宣扬了侠的尚武的一面，而且刻意强调了侠之“爱国”的精神。

章太炎高扬侠风，主要目的在于将之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之一。革命派在谋事之初，力量太过于弱小，只是愤于国势的衰微奋而从事革命，他们手中没有兵权，甚至一时也不能看到成功的希望，并且他们从事的革命随时都有献出生命的可能，因此“十分需要一种富有牺牲精神，忠于信仰，敢于任事并不惜献出生命的义士，作不计较声名报酬的纯然的奋斗和献身”。所以，章太炎等革命知识分子以侠义精神相号召，以此激发时人的勇气，积极献身于革命事业。章太炎非常重视道德在革命中的作用，认为“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源”。他把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原因，归结为党人不道德致之也。在反清革命队伍中，他看到许多人虽热心革命，但有些人只是为富贵利禄而来，有些人道德败坏，甚至贪生变节。有鉴于此，他警告“无道德者不能革命”，并认为，“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章太炎提倡的这种革命的道德，一方面是要排除“以富贵利禄之心”的儒家之病，另一方面是提倡侠的“重然诺，轻死生”的精神。

晚清之世，深重的危机迫使有志之士奋起寻找民族的出路。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将目光投向已沉寂千古的侠，从传统资源中寻找抵抗欧风美雨的武器，这表明他们虽然看到了东西方间的巨大差距，但并非像后来的西化论者那样，因此而完全否定中国的传统。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他们对传统仍抱有相当的敬意，他们“不忍尽弃也不可能尽弃滋育他们的本民族悠久传统，于是，在会同新知又不弃传统的原则下，传统中久已沦为价值边缘的墨学和游侠精神，因在尚力自救这一点上与时代需求相契合，终于被人重新发现，并在以后交相激发，演成一波澜迭起的时代思潮。”此外，谭嗣同、章太炎等高扬侠风，及他们身上具有的侠气，也可以看出近代个性解放思潮的萌芽。谭嗣同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猛烈的批判，控诉了其对个人人性的束缚和扭曲。章太炎在为人、为学方面的特立独行的精神，都显示出从近代开始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