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不堪重负的各地人民“揭竿斩木”，起义风起云涌。清王朝被历史推进严峻危局的漩涡中。在当时像子夜般漆黑的时代环境里，谭嗣同的全变观是一种革命的火花，是一支反叛的号角。他那进步的精神具有无比激动人心的力量，它激发了后世青年人探索真理的勇气和追求事业的热情，启蒙了在帝国主义凌辱下振奋起来的中国人民，更加全面地考察中国社会，由政治体制入手寻找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谋求中国的富强。本文就谭嗣同变革观产生的理论依据、实质内容、不可行性做出粗浅的探析。
一
谭嗣同是带着沉重的民族危机感和使国家富强的强烈责任感去探索真理的。他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倍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并从中吸取精华，寻找变革的理论依据；外敌入侵固然给中国带来灾难和不幸，但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也给中国人大开眼界和视野，西方书籍翻译过来，让他如饥似渴地进行深究，极大的丰富了他的理论知识。
其一、在《上欧阳瓣疆师书》《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两篇著名的长文中，继承并发展了张载和王船山的思想，初步提出了关于“器”决定“道”的唯物论，为维新变法寻找到理论渊源。
在张载“气一元论”学说基础上，谭嗣同接受了“器体道用”，“变道亦变”的学说。谭指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无其器，则无其道。无珩琚而为磐折盘佩之立，人鲜不笑其戚施矣；筵几而为席地屈足之坐，入鲜不疑其瘫痪矣。”时代变了，理论也应随之而变，谭进一步指出，“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壁币钟磐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而无其道，诚然之言也。”
这里的“器”指客观存在，“道”指思想理论，谭嗣同强调法制与理论是客观时代的产物，社会现实不同，“道”就应有不同。这样就猛烈地抨击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所显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念，沉重地的打击了清朝统治阶级顽固派坚持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理论，对封建制度旧秩序旧规则旧标准提出挑战和否定，充满了反封建的战斗精神。由此可见，谭嗣同所推崇的“器体道用说”完全着眼于维新变法的现实，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其二，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后，迅速风靡全世界。严复出版《天演论》，更详细阐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自然进化论为谭嗣同的变革观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谭嗣同认为世界万物都处于竞争之中，“万物必争而后竞得自存”，中国和外国也是一种竞争，目前“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中国必须“与外洋力争，以争一旦夕之命。”为此，只有使“道”适应变化了的形式，变法图存。谭嗣同深究事物现象，进行了可贵的理论本质探讨。他认为“夫不已者日新之本体，循序者日新之实用。”这就是说，“日新”是世界万事万物的生命所在，是“本体”；新旧，盛衰，强弱等并非一成不变，而这种新的变化是循序渐进地体现出来，是“实用”，事物运动变化是绝对的，这一真理的认识，对维新变法从总体上给予了具体而有力的论证。
其三，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天赋人权”观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有力武器，十八世纪法国极为盛行强调“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天赋人权理论为谭嗣同变法指明了方向。在《仁学》等著作中阐述了资本主义反封建专制主义过程中提出的最响亮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这里平等是核心，因为只有讲平等才能有自由；没有平等也就谈不上博爱。梁启超认为谭氏“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梁启超还评论说：“仁者，平等也，无差别也。”这句话比较确切地概括了《仁学》的中心思想。这就对千百年封建统治阶级代代传诵的“君权神授”谬论给予了最痛切的回击，否定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
谭嗣同从对自然界的考察着跟，进而深入推演人类社会历史变化与发展。这样使得他的进化论思想和天赋人权观有了直接而现实的社会内容。在他看来，既然自然界是恒变的，人类历史也就不例外，反映人类历史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谭嗣同提出“逆三世”和“顺三世”理论，二者以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为界，他认为“据乱世，君统也”。进一步发展，必然到升平世。“升平世，元统也。地球群教，将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国，将同奉一君主，于时为大一统，于人为知天命。”此后将发展到太平世。“太平世，元统也。……悔则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废；人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于时为遍地民主，于人为工夫纯熟。”这个“太平世”，从不受任何约束随心所欲，这是谭氏的理想中的极乐世界。谭嗣同用这种“三世说”，论证历史是变化发展的，也极大的冲击了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教条之束缚，这对于启发人们的变法思想以很大的推动。
其四，谭嗣同还吸收借鉴了佛法理论，倍加推祟“心力”，尤其吸收了佛法中的大无畏精神。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写道：“佛说以无畏为主，已成德者名大无畏，教人也名者又无畏，而无畏之源出于慈悲，故为度一切众生，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也“谭吸收这一积极精神，面对现实，立志要舍己救人，维新自强。谭嗣同把变法叫“复古”，也就是康有为提倡的“托古改制”。他认为维新就是恢复“周公之法”，“西法皆源于中国，则中国又亟宜效法之，以收回吾所固有而复于古矣。”
二
谭嗣同为变法摇响滚滚春雷，给窒息的满清社会以清新的空气，其激进的社会变革目的在于推行新政，希望通过富国强民之策洗刷国耻。正如康有为指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谭氏力主向俾斯麦任宰相的德国、伊藤博文为首相的日本学习，迅速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摆脱贫穷、落后、挨打、被瓜分的国运危局。
谭嗣同的“全变”论体现在：
兴民“政”——开设议院，创办象南学会那样的理想中的权力机构，让众多的民众广泛行使议事权。谭从建立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出发，主张“广开学会”。所谓学会其实就是从西方君主立宪国家模仿来的议院组织，它虽然“无议院之名”，然而有“议院之实”。谭认为“有一官一邑，即有议院，而民气通”，凡能改革办实事而又有成效者，“全人议院充议员”；改官制之目的是“下以实献，上以实求”，“无内外之重轻，无文武之区别，专其职业，少其层累，迁其勋阶，增其黎糈”，凡府吏皆用“律学之士人”；变革司法制度，清理刑狱，秉公办事。
兴民“利”——给“民”以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权利。创办商业管理机构，“设商部，集商会，立商总，开公司，招民股，兴保险”；创办金融机构，开办银行，改革税率，收回海关权及各种权利。“出口免税，进口重税”。采用各种措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国富民强，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
“兴民学”——谭嗣同以极大的热忱来从事“兴民智”事业。在他看来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盖当今急务在兴民政；欲兴民政，在开民智。”“故变法，兴学而已。”经过“千回百折”，谭终于在1897年春建成了浏阳算学馆，发起或捐助筹建宣传报刊《时务报》、《矿学报》、《民听报》，翻译西方书籍，要求仿效西方，开办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大学院，为变法培养人才。这些新政的兴起在短时期内起到广开风气的作用。湖南原来“以守旧闻天下”，由于谭等人的努力，成为全国新政的中心。谭嗣同这些“立新”是建立在“除旧”基础上的，他提倡用“经世有用之新学”来教育学生，大声疾呼废除八股取士的封建科举制，“夫变科举，诚为旋乾坤转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大要也。”除了“全变论”外，谭嗣同还主张“大变”、“快变”，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和深化的九十年代的局势直接刺激下，当时各个阶层的思想情绪象怒涛一样不可遏止。作为对社会相当敏锐的谭嗣同，更始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使他从改良之门跨向革命之门，具有时代过渡性的“大变”“快变”的倾向。在《致法康年书》中谭嗣同写道：“如此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他厉声呵斥“奇渥温，爱新觉罗”之“窃中国”，当推翻满族统治，在那个时代，谭嗣同定是主张覆灭以那拉氏为首的封建反动政权。从《仁学》中描绘的“太平世”来看，他设计最终的社会理想模式是急切盼望建立比较彻底的民主共和国。
三
谭嗣同“大变”、“全变”、“快变”论，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要求自由与解放的强烈愿望。但不成熟的社会变革观“百日”而夭折，中途而破产，具有极大的不可行性。
第一，过激的社会改革措施，超越了当时社会承受力。自从秦始皇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以来，经过汉代董仲舒“大一统”理论，君主专制日臻完善，到了明清之际，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谭歇斯底里予以抨击，必然导致那拉氏为首的权贵们奋力反击，可以说冲击力愈大，抵制力愈强，这是成正比例的。隋唐兴起的科举制1300多年来，一直成为全天下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利禄的最佳途径，一生一世为之奔忙者比比皆是，而今突然要求废除，无疑断绝了传统士人的仕途，必然在他们心中引起莫大的惊慌，惊恐之余，必然会迅速地纠合起来，扑灭异端。这样谭氏变法缺乏应有的社去心理基础。
第二，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不懂得灵活变通权术。首先，谭嗣同缺乏政治鉴别能力。历史证明，只有掌握了强有力的中央权力，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才会成功。谭迫切希望效仿德日变法图强。俾斯麦出任德国首相之后，坚信社去矛盾的解决不是演说所能奏效，只有用“铁”与“血”来解决，故有“铁血宰相”之称。俾斯麦崇尚武力，掌握了英勇善战的军队，才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劲敌，新政推行才雷厉风行，成效卓著。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天皇拥有效忠的长州，萨摩诸藩，伏见，鸟羽之战摧毁幕府势力，统一全国，新政才贯彻下去，并迅速崛起为亚洲强国。而光绪亲政之后，中央实权仍旧牢牢掌握在那拉氏的手中，更没有军队高级将领全力相助。奸诈阴险的袁世凯投机的假象，迷惑了谭嗣同等改革派的视野，他们缺乏权术识别力，认贼作父，引狼入室。历史倘能假设，袁世凯象日本长州等藩主那样效忠君皇，为之不久的约定的天津阅兵很可能诛杀荣禄，囚禁太后，翦灭劲敌，使变法得以实现，这也印证了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史论断。
其次，谭嗣同缺乏政治形势的分析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讲，谭力行新政，是资产阶级夺取封建政权，是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根蒂深厚的封建势力却是政治的主要扮演者。在双重压迫下的资产阶级力量艰难地生长着，势力很是微弱。谭却过低估计对手，对前途过于乐观，故而新政措施是一厢情愿的行动，没有社会应合力。新政期间仅仅有湖南巡抚陈宝箴响应外，其它督抚等封疆大吏有令不行，阳奉阴违，陈宝箴后来在顶头上司张之洞的压力下，也畏缩不前，步步妥协退让。新政最终在铜墙铁壁般旧势力的面前，不堪一击，落下悲壮的历史帷幕。
再次，谭嗣同缺乏政治权术的变通能力。在没有掌握权力的戊戌年代，谭氏应该对严峻的现实充分权衡，去笼络当时的中间派，增强自己的势力。可是，李鸿章等颇有实力的洋务派企图加入强学会，竟被拒绝，迫使其走向反动派的行列，更增改革的阻力。当时的那拉氏在危局面前也想维新自强，对变法起初是观望犹豫的，只是后来新政措施过激，越来越超出了她容忍的范围，才予以扑杀。
第三，敌视农民，完全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可靠的社会力量。谭在给刘淞芙的信中评论武冈农民起义军为“贼”，把人民的反抗情绪称之为“民心之不靖”。在《兴算学议》中主张练兵，镇压革命运动。“惟觉练兵以防内乱，求贤以充将领，最不可缓之要图。”在南学会的演说中，号召设立保卫局，镇压“内乱”。正因为找不到进行阶级斗争的力量，谭必然逃向“灵魂”的空想，“吾贵知，不贵行，知者，灵魂之事也；行者，体魄之事也。”脱离现实斗争，激进思想家只好投向宗教解脱的怀抱；没有现实力量可以依靠，便只好去投向虚无缥缈的“心力”，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第四，谭嗣同“赋性偏急”“不乐小成”的个性，使他丧失了对社会变革作出冷静分析的执政者应有的心态。正如梁启超指出：“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由此可见，谭的心理当时几乎处于疯狂的躁动边缘。远远意识不到，在某种程度上改革的难度大于革命的难度。社会大变革是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集团利益的重新构建，不同的阶级矛盾，必须通过改革加以缓合，把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系统的整合，成为一股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就需要变革者深思熟虑，任何急躁冒动很容易更加激发固有的社会矛盾，谭等六人慷慨赴刑场时，北京菜市口围观的人群态度相当冷漠，与“戊戌六君子”相识者象瘟疫一样躲避，交往信件统统被销毁。这固然与政府高压因素有关，但六君子在当时的民众心里依旧是“叛逆”，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他们激进的措施并没有被社会民众所接纳。这就反映出谭嗣同推行的新政失策，没能达到整合社会力量之目的，失败在所难免。与此相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往往是下层阶级去“革”上层阶级的“命”，是势不可挡的推翻旧秩序，反动统治者往往来不及纠合成庞大的力量便被消灭，重构社会模式的阻力相对较小。辛亥革命滔天的巨浪，很快吞噬了清王朝，中华民国诞生了。仅仅一个多月，便埋葬了两千三百年之久的封建王朝。
尽管谭氏变法超越了当时历史条件的许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价。但是，谭嗣同激进的变革观，对于改革近代社会的旧思想，冲击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作用显著，成为辛亥革命指导思想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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