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的一些言论对晚清乃至近代思想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他为改革流血的话语，从他逝后一直被传颂，成为激励以后的改革者，甚至革命者的重要力量。但对于这种思想的渊源及其维新派对“流血变法”的认识，目前尚少有人探究，本文试对谭嗣同为改革流血思想的源流作一分析。
一
首先来考察当时的报刊及私人笔记里，对谭嗣同流血变法思想的报导及叙说。
最早报导谭嗣同准备为维新运动而自愿选择牺牲的，是《国闻报》，时间是1898年9月27日。
有西人自北京来，传述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既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既纠数十人谋大举，事未作而被逮。
《知新报》转引的《清国殉难六士传》提到谭嗣同拒绝出逃的事，但添加了希望康有为解救光绪帝，继续改革事业的内容。
初，嗣同之未捕也，有西士重其人，请与俱奔某国使馆避祸，嗣同谢曰：“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但愿康南海亡命得脱，得以将来上救皇上，下救万民，谭嗣同虽死犹生矣。
梁启超所撰《谭嗣同传》发表于《清议报》第4册（1899年1月22日）在谭嗣同拒绝出逃的言论里，加进了以死酬君恩的言论。
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友朋甚至反对派的文字里也记载了谭嗣同“卓厉敢死”，为变法而流血的言论。孙宝瑄挽谭嗣同诗：“慷慨悲歌气若虹，志扶赤县有陈同，可怜变法须流血，莫教先生血独红。（复生被逮时，有外国使馆人来言可以保护，复生慨然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无不流血者，中国变法流血，请自谭嗣同始。’”黄遵宪在《感事八首》里亦提到“五洲变法都流血，先累维新案尽翻。”
《万国公报》报导：“林旭、谭嗣同皆谓我等为挽救中国而死，毫无恐怖，且今日杀一人，后起必有千人，与我辈同心保国云云。”湖南守旧派叶德辉亦在《觉迷要录》里攻击谭嗣同等人勇于赴义，自命为“侠”的行为，实为叛逆，他说：“彼之赴市曹蹈水火者，方且自命为日本意大利之义侠，不自知其为谋逆也。”
上述言论散见于报刊及私人日记、文集，均为间接的描述，可从侧面反映谭嗣同的“流血变革”的思想，这种“流血变革”思想，究竟是康、梁等人宣传的烘托编撰，亦或是谭嗣同本人及维新志士一向所具备的思想理念与共识，须从谭嗣同本人及友朋的著作及书信里，加以考察。
在《仁学》里，谭嗣同对法国革命中的杀人流血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指出：“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当湖南维新运动新旧矛盾处于白热化的状态时，谭嗣同在给其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将流血与改革相联系，“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
无独有偶，谭嗣同这种为改革流血的想法并非他所独有，研究中发现，不仅谭嗣同有这种观点，熊希龄也有类似观点，熊在光绪二十四年五二十七日的一封信中，提到“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龄……不能以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这种见解，后来成了攻击谭嗣同、熊希龄等人的口实，在政变后的奏折里，多次有人提到此事。八月十二日，黄桂鋆在奏折中也说：“在籍绅士叶德辉，因素与熊希龄有隙，腾书相诋，希龄云，将约日本之维新党，剿灭湖南之守旧党，新旧相攻，不至杀人流血不止，似此肆无忌惮，与反叛何异？”八月十六日，张仲炘称熊在与叶德辉的信中，有“必率日本人来攻中国旧党，不至于血流成河不止”等语。
熊希龄等人不但对反对他们的叶德辉有如此言论，谭、熊对曾经共同主张变革，但后来意见分歧的邹代钧也有类似说法，邹在给汪康年的书信中说：“熊仍踞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与计较。公以恬退责我，我不受也，苟不恬退，熊、谭必以洋枪中我矣。”
唐才常在政变后亦对以流血促进变法进程作了阐述，他在《论戊戌政变大有益于支那》里，分析了勇士流血献身促成变革的成功，是世界公例。
子不见谭嗣同之慷慨就死，怡然涣然乎？彼谓自吾死后而中国始有变法之机也。不然，西乡、大久保、木户诸人，一莽男子耳，此人曾何足贵，而东方至今尸祝哀慕之弗衰。昔者洪秀全僭窃金陵，盘踞东南各行省，诸将连兵鄂、皖间，亡虑十余万人，率逡巡首尾，莫敢撄其锋。独李忠武续宾，誓师奋往，致命三河，由是人人感泣，切齿刺骨，怀必死心，说者谓为中兴第一转机。由斯以误，前仆继兴，先难后易，死机既烈，生气斯萌，乃万世五洲举事之公例，毋容以病支那也。
《知新报》转载《天南新报》里《志士箴言》，亦提及流血与文明的关系。
各国文明之治，无不从流血而成，有志者类能言之。今以四万万人，丧元者不过六人，流血者不及十步，乃欲翻数千年之旧根，振二十一省之新气，窃恐死者为其易，生者为其难，而难者终难耳。东南数省，热心时变者，号称数万人。若为茅焦，若为豫让，若为刘章，若为敬业，若为聂政，若为朱亥，若为铁铉，若为景清，若为朱云，若为陈东，争之抗之，摧之憾之，死之抉之，声罪而致讨之，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前者伏诛，后者执简，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厉，丛叠藁街之首，而亦步亦趋，彼党虽素称极顽极固极狠极凶，而其下手愈辣者，人心愈不平，则天下莫不欲饮刀于其腹，此日本长野君所谓舍身命以作牺牲，即忠之谓也，勇之谓也。今以忠君自命，勇于变法之人，而即未尽其忠，未见其勇若此。为程婴者，既难其人，为杵臼者岂易偿其志也。昔张巡被执，谓南霁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不为义屈。每诵斯言，未尝不凛凛有生气，谓其得死所而绝无馁心矣。今一摧败，而即群焉皆馁，莫敢再兴，天下事宁有转机乎。
二
谭嗣同、熊希龄等人为改革流血的想法，来源何自？一是来自中国传统里的“任侠”，尤其是对墨子摩顶放踵的献身精神的模仿。谭嗣同服膺墨子，他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他认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流血变革的思想，更大的程度上可能来源于对日本维新变法的时期武士精神的效仿。当时维新派中流行着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钦佩，对日本武士的英勇无畏精冲曾经做过不少的宣传，武士在国家变革事业中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令当时的维新派十分钦佩，他们也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变法维新事业中出现同样的现象。
从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来看，可以说，日本中下层武士是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多系长州、萨摩藩的中上层武士。他们不但对西学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富于政治才干。明治维新前夕，“最热心的荷兰学者往往是浪人和下级武士。”他们的先驱者佐久间向山说：“今日为国家划长计，舍我其谁也？纵令为此陨命，他日必有从我说者。”他曾长期被监禁狱中，但丝毫不因此退缩。他的学生吉田松荫继承他的志向，作诗自警：“士当得正而毙，何以明哲保身？不能见机而行，犹当杀身成仁。”
近代较早注意到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的，当推黄遵宪。他在《日本杂事诗》中，对日人游侠风气进行歌咏，如“解鞘君前礼数工，出门双锷插青虹。无端一语差池怒，横溅君衣颈血红。”黄氏自注云：“士大夫以上，旧皆佩双刀，长短各一，出门横插腰间，登席则执于手，就坐置其旁。《山海经》称倭国衣冠带剑矣。然好事轻生，一语睚眦，辄拔刀杀人，亦时时自杀。今禁带刀，而刺客侠士犹纵横。史记称‘侠以武犯禁’，惟日本为甚。”但黄遵宪在此尚未涉及“尚武”精神与明治维新间的关系。在其他诗里，他对武士前仆后继热心国事加以表彰，并以之激励中国的维新志士，在《日本杂事诗》里有“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攘夷议起，哗然以尊王为名，一倡百和。幕府严捕之，身伏萧斧者，不可胜数，然卒赖以成功。”句，在《近世爱国志士歌（十二首）》题注里则说：“唱尊王者触大忌，唱通番者犯大禁，幕府均下令逮捕。党狱横兴，株连甚众。而有志之士，前仆后起。踵趾相接，视死如归。死于刀锯，死于囹圄，死于逃遁，死于牵连，死于刺杀者，盖不可胜数。卒以成中兴之业，维新之功，可谓盛矣。明治初年，下诏褒奖，各赠阶赏恤。今举其尤著者十数人，著于篇，以兴起吾党爱国之士。
谭嗣同亦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系，他将此风看作日本民气激荡国势强盛的内在原因。“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
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对此还进行了深入阐述。他们在报刊上宣传侠士，希望中国在变革的过程中，能够出现一批前赴后继的志士。在《时务报》里，就出现了两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一是顺德麦孟华在《时务报》第32册发表的《尊侠篇》，一是梁启超在《时务报》第39册发表的《论东侠》一文，在《知新报》里，还连续登载了沈孚撰写的《侠会章程》，分载于第38、39、40、41、42册。戊戌变法失败后，《知新报》还登载了两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尊任侠》登载于第99册，重父撰写的《论死》登载于第128册。
梁启超在《论东侠》里对日本武士勇于赴义的行为表示钦佩。他提出日本之所以强大，能够“以区区三岛，县琉球、割台湾，胁高丽，逼上国”而且使俄英法德美等国，“成屏息重足，莫敢藐视”，其起源就在于明治时期，有许多侠客，他们不但人数多，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余读冈千仞之尊攘纪事，蒲生重章之伟人传，冥想当时侠者，言论风采，一一若在耳目。其一二定大难，立大功，赫赫于域外者不必道，乃至僧而亦侠，医而亦侠，妇女而亦侠。”并择要介绍了这几个领域的侠客，最后发议论说，侠客是使“永静之国”走向变动的先声，“中国日本，同立国于震旦，划境而治，各成大一统之势，盖为永静之国者，千年于兹矣。日本自劫盟事起，一二侠者，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下，机捩一动，万弩齐鸣，转圜之间，遂有今日。”而中国历经耻辱，但依旧鼾声雷动，无丝毫的变革气象，“岂外加之力犹未大耶，抑内体之所以受力者，有不任也。”
政变后，梁启超在给李提摩太的信里，又提及这一命题，“每念地球各国变法之始，无不流血满地，今弟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也。”在《去国行》里，亦表示了相同的想法。他说：“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继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在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志贺重昂进行笔谈，提到他曾经主张流血革命。“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
麦孟华在《尊侠篇》里指出：“侠也者，死其身以生其心，散其财以聚其力，亡其家以存其国，人而不侠，时日不仁，国而无侠，时曰不国。昔中国以侠立国者也。”他指出，“侠士之多寡与戎祸之多寡成反比例。”他把侠分为三等，即乡侠、国侠、大侠。“乡侠侠财，国侠侠命，大侠侠心。”
除了《时务报》上对日本武士献身精神的宣传和介绍外，湖南学政江标在其言论里也表现了对日本武士献身精神的钦佩。唐才常在《浏阳兴算记》引用江标的言论，就提到日本武士的卓厉敢死。
元和江公曰：“余尝至日本，见其人民聪秀，而性强悍，乡曲豪举游侠之风，遍于八洲三岛。其明治以前，杀朝臣，攻使馆，劫师船，纵横辇毂，飙忽万状。有处士十六人者，戕法兰西人，及临刑时，戮至十四人，慷慨就死，无少瑟缩，法使乃反袂掩面，泣不忍视，曰：停刑停刑。夫其桀悍若此，以云更变，难乎难矣。然自叠遭挫辱以来，瞿然于闭关锁港之非，而一意开通，大修学制，为亚东雄国。吾之以日本望湘人士也，久矣，今其气象，庶几近之！”
另外，唐才常还作《侠客篇》，将侠客的勇于献身的精神与明治维新相联系。“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幕府权已倾，群藩力已摧，翻然振新学，金石为之开。”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还写成《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一书，该书于1898年春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介绍日本维新志士在明治维新中所起的作用，康有为为该书写序。他号召中国维新派勇赴国难，《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一书与康有为可能有较大的关联，从侧面反映了他在敦促清廷“自改革”外，亦有“流血变革”的主张。
日本为将军柄政千年矣，而处士浪子发愤变政，洒热血涕泪，剖心肝肾肠，以与幕政争，玉碎连车于前，而剑击弥挺于后。大狱数起而雄心不降，卒能鼓雄藩而扶王室，去武门而变大政，桓拔备跃，云飞龙战象，以成维新之治。遂能举三岛之众，北开虾夷，南灭琉球，右取韩辽，而左拔台湾，东海之波皆沸，与泰西大国相颉顽焉。呜呼！岂非义士游侠热血涨力发滔之所戊哉！
从谭嗣同和《时务报》的关系来看，他一定注意到麦孟华、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他和唐才常是莫逆之交，他与湖南学政江标以及日本友人亦多相往还。虽然他是否阅读过《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一书，我们尚不清楚，但从他的社会交往中，和他存留的言论里，可以看出谭嗣同流血变法的主张的日本渊源。谭嗣同就指出：“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他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
谭嗣同本人的经历，也为他主张流血变法的主张提供了产生的土壤。他在希望政府“自改革”的愿望迟迟得不到确实响应之时，暴力革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如谭嗣同1896年在北京，经过和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后，对政府的作为感到极度失望。他认为：“时事较之未乱前，其苟且涂饰尤为加甚，岂复有一毫可望者哉？京官在下位者，人才极多，游士中亦不乏人，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天命如此，夫复何言！”京朝官日以攻击为事，初尚分君子小人之党，旋并君子小人而两攻之。党之中又有党，党之党又自相攻。苟非势力绝大，亦卒不能有党。如釜中虾蟹，嚣然以哄，水益热而哄益甚，故知大劫不远矣。”另外，谭嗣同对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有多方面的考察。他认为佛教在日本维新具有重大作用。“故日本变法之易，繄惟佛教隐为助力，使变动不居，以无胶固执着之见存也。”基于以上的原因，谭嗣同形成了流血变法的思想，并以自己的行动践履了这种观念，他的思想和举动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
综上所述，“流血变革”思想，是谭嗣同变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思想来源上看，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对日本明治维新里武士作用的宣传有极大的关联，同时也与“墨侠”密切相关。这种理念，在维新派的其它人物里亦有反映。但在变革中到底流谁的血，没有明确的交代，并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如谭嗣同的言论，两方面便兼而有之，其中既有重点放在在改革者自己的勇于牺牲，以警醒后人，促使改革者前仆后继地完成变革的使命。又有对以武力对付守旧派，以便改革顺利进行的说法。康、梁及《时务报》的宣传则更强调改革者自身的献身精神，希望能够出现“侠者”，承担勇于牺牲的责任，勇士被杀，后继有人，继续完成变革的事业。但无论是“杀人”，还是“被杀”，均涉及到流血牺牲，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强调前者，变革者就应该做好武力准备；如果强调后者，变革者就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宣传鼓动上，要勇于牺牲，在变革中，怎样处理二者的矛盾？谭嗣同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并未给予明确回答。戊戌政变后的杀人流血，使人看到了二者的联系，无论是“杀人”还是“被杀”，均对中国的变革有促进作用。
戊戌政变后，《清议报》发表了李群的《杀人篇》，将二者统一起来，认为无论改革者是“杀人”还是“被杀”，只有有杀人流血，对中国的变革均是有益的。一方面，守旧者被杀，有利于改革事业，这是不言而喻的，“若夫志士之杀人，别亦有乐乎此矣。人而为我杀也，则积极之利顺也不待言矣。”但是如果改革者被杀，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样固然会使维新事业受挫，但会激化新旧矛盾，并警醒世人，鼓舞士气。他指出，中国士气第一次受到震动是慈禧太后杀人促成的，第二次震动是张之洞激化的，改革的形势，随着杀人流血，日益转变，文明的进程，随着杀人流血，会一步步逼近，因此说：“不幸而吾为人杀，……则仇雠愈结愈深，杀机愈酿愈烈，杀机愈酿愈烈而文明之期愈迫愈近。掷一人之头以易千万人之头，流一人之血以致千万人之血，以千万人之头之血造亿万世之文明，以度无量数之众生，何其重也！”
关于这种思想的定位，我觉得可以放在维新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廖梅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一书里，提出在维新运动过程中维新派存在着两套改革方案，即第一套方案：自上而下的改革，第二套方案：自下而上的改革。“第一套改革方案，变革对象为国家政治制度，若要立即实施，难于上青天”，“第二套改革方案，首先从事的是踏踏实实的基层工作，无须中央政府发布命令统一指挥，底层地方官员和普通士大夫，人人可做，很快成为维新士大夫的主要工作”这是极有见地的分析，如果进一步分析，把目光从方案的设定，转移到方案的实施者——人上，我们就可以深入了解谭嗣同、康有为宣传流血变法或崇尚侠的苦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直，无论是从事第一种方案，还是从事第二种方案，都会遇到一些阻力，甚至会引起新旧矛盾或冲突，《时务报》在风行过程中的波折，强学会、保国会设立及生存中的弹劾不断，阻力重重，湖南维新运动中的新旧争执，都在时时提醒着维新变革者保持足够的耐心及牺牲精神，甚至需要培植前赴后继的传统，以维护维新事业于不堕。在这种前提下，宣传、崇尚侠，一方面固然有集结力量，“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隐衷，另一方面，亦是渴望在现存体制下进行“自改革”，能够有一批勇武之辈，勇于开拓，不屈不挠，实现维新运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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