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深刻地批判封建教育制度，提出了不少独特的教育见解，如批旧倡新、教育维新、民主教育、重视德育等。他的教育思想，是他研究船山思想心得的体现，更出于他对教育的关注及挽救民族危亡道路的探索。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和发展了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求新求变、育人救国、重在求实、力行践履等方面对湖湘文化又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湖湘文化孕育了谭嗣同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丛林中一棵后来居上的参天奇树。“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复盛。”船山思想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发端。船山思想是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辩证分析为思想方法，以民主启蒙为重要特征，以民族至上为核心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它从产生到“大倡于湖湘而遍于天下”，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湮没冷落时期，直到近代才大放光彩，促进了大批仁人志士的觉悟，谭嗣同便是其中的一位。
谭嗣同7岁师从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25岁时又求学于另一位浏阳学者刘人熙，他们是谭嗣同最崇敬的两位老师，都是终身研究船山学的专家。谭嗣同十分崇尚当时湖湘文化的代表——船山思想，自称为“私淑船山”。“迩为学专注《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他认为船山思想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精华，是维系整个民族命脉和激发广大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动力。他也认识到船山的教育思想极为丰富的，尤其赞同船山揭露教育旧制“极弊”，提出启蒙教育思想，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倡导学则力行致用等。为此，他深入研究船山思想，发挥、传播船山思想，并以它作为自己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宏愿的指南。在其教育思想中，他批判封建教育、提出民主教育、倡导经世致用、主张教育救国等。这些是对船山爱国主义与民主启蒙思想和力行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自清道光朝始，湖南大地迎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历史奇观和荣耀。到谭嗣同时，湖湘文化已初步形成其基本内核并孕育出湖湘士人“上下求索的哲理思维；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经世致用的朴实学风；勇挑重担的湖湘性格。”这些对谭嗣同个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仁学》的智慧，学问保国的提出，浏阳算学社的创办，“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举等，都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特点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和发展。正是这样，湖湘文化孕育了谭嗣同——一个近代湖湘文化的重要人物，一位近代优秀的教育改革家和实行家。
二、谭嗣同的教育思想
谭嗣同作为湖湘文化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风云人物，在他的许多文章中提及教育，发表自己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言辞恳切切中要害。他还通过办学社、学堂，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解读谭嗣同的教育思想，对研究谭嗣同及其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1、批判旧学，提倡新学。
谭嗣同所生存的时代正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段最屈辱最辛酸的岁月。19世纪后半期，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他们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对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需求日趋强烈。在阵阵枪炮声中，中国被强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切稍具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在焦虑着。惜日的东方大国如今为何沦落到如此境地？怎样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思索不断探求，已开始认识到旧学旧制的弊害。一贯具有求索精神和哲理思维的湖湘志士也加入了这股洪流中，并且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尤以谭嗣同为代表。从小就为旧学白白耗“三十前之精力”的谭嗣同对旧学有切肤之痛。他在《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等文中，毫无隐讳地猛烈抨击中学、旧学、科举，理直气壮地坚持西学、新学。认为封建旧学，是“惨鸷刻核，尽窒生民之灵思，使不可复动，遂开两南北诸大儒之学派，而诸大儒亦卒莫能脱此牢笼，且弥酷而加厉焉。呜呼，自生民以来，迄宋而中国乃真亡矣……至明而益不堪问。”只有决心“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兴西学、新学，方能救中国。他歌颂新学道：“今则新学竞兴，民智渐辟，吾知地球之远，自苦向甘”，把新学当作开发民智，振兴国家的良方。他这种坚决反对封建教育，要求建立为近代工业，为富国强兵服务的新式教育的思想，赢得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赞同，而且成为后来教育救国论的先声。
2、躬行实践，教育维新。
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谭嗣同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教育，把教育看作是维新变法的一个必不可缺的重要手段。他认为教育的主要作用在于培养人才，进而通过人才促进变法改良事业，推动社会变迁，达到国家富强之目的。为此，他克服重重困难，力行实践，对近代教育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而又十分具体细致的组织、领导工作。甲午一役，清廷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谭嗣同深受刺激，无比愤忧，直斥该约：“直合四百兆人民身家性命而亡之，此约不毁，圣人无能为已。”于是，他发愤提倡新学，主张“变学校，变科举”，“先小试于一县”于浏阳，建立浏阳算学社，正是湘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的坚定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体现。浏阳算学社是湖南维新运动的起点，在全国维新社团也居于前列。它不但成为书院、学校变革、建设的典范，其带来的维新气象还大大拓展了湘人的视野，使其认识到学习新学的重要性。正如谭嗣同自己所说：“其明年浏阳果大兴算学，考算学洋务，名必在他州县上，至推为一省之冠。省会人士始自惭奋，向学风气由是开。”在浏阳兴算学的过程中，湖南地方士绅和政府大员两股维新力量的相互提携，这也是湖南维新运动在全国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正如梁启超所说：“自甲午之役之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由此足见浏阳兴算学开创了湖南求新的风气，并且成为湖南办理新政的起点。
其后，他又与梁启超、唐常才等在长沙积极筹办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等，主编了《湘学新报》和《湘报》。由于谭嗣同的全力组织，不辞辛劳，这一切结出了累累硕果，尤以时务学堂与南学会成绩最著。时务学堂培养出一批中国的脊梁，如蔡锷等。南学会实是想“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具有地方议会性质，是湖南维新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巨大。时务学堂的创办，南学会的成立，使湖南维新活动和新学蓬勃兴起，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3、经世致用，民主教育。
谭嗣同认为，“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电、图、算皆是也。”这就是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主张全面地研究社会与自然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各个学科，全面振兴和发展中国的工业、农业、商业和科学技术，广开成才之路。在教学方法上，他完全废弃封建教育那种迂腐的旧制，发展了王船山“致知”与“力行”统一的观点，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尤注重实习，注重考察，将知识与能力有机结合，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敢于怀疑、突破的精神。对此，他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如对被历代视为神圣不可冒犯儒学和君主制，提出自己大胆的见解：“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为乡愿工媚大盗。”他把一切封建皇帝直斥为“大盗”，把历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家皆骂为“乡愿”。这如天将破晓的第一声春雷，炸响了整个思想界，余声回荡，久久不息。
谭嗣同继承和发扬了王船山、黄梨洲等人的民主启蒙思想，反对封建伦理等级制度，主张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在中国最早发出了男女平等的强烈呼声：“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应有进行教育的义务，主张实行平民教育。谭嗣同倡导“工商贾农夫走卒，无不读书”，办聋哑学校、女子学校。以人人“奋于学习”，“各占一门，各擅一艺”，达到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谭嗣同把教育问题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解决，将教育思想真正提高到民主主义的高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他主张平民教育，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飞跃。
4、重视德育，成就英才。
谭嗣同十分重视德育，认为这是成就救国救民之英才的先决条件。他鲜明地提出学生读书、学习、进取，不在谋取高官厚禄，而在于“济世安民”，“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他认为要培养学生树立为国家民族的自我牺牲精神，就必须培养学生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善于自理其身，达到“大无畏”的境界，即“无死畏，无恶名畏，无不活畏，无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指出要培养救中国于危亡之中的英才，就必须培养他们具备圣贤豪杰的高尚品德。以反袁护国“再造共和”而彪炳青史的蔡锷，就是谭嗣同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所培养出来的经纶天下之英才。他还提倡以圣贤豪杰之品德，育经纶天下之英才，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圣人化众贤，薪火犹传死后劲”的思想，并以身作则，杀身成仁，彰显其高尚的道德品质，教育世人。在戊戌变法中，当顽固派发动政变时，谭嗣同本可全身而退，但拒绝出走避难，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德育思想。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献身精神，“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英雄气概，慷慨赴死。他的死，的确是“薪火犹传死后劲”，“此日之衔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才蔚起之效”，唤醒和振奋了千百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如时务学堂培养的第一批学生，深受其影响，为救国救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身躯，不到十年，牺牲过半。杀身育人是需要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巨大的勇气，体现了湘人为国赴难、卓砺敢死的精神。
三、谭嗣同教育思想的评价
谭嗣同提倡的批旧倡新、教育维新、民主教育、重视德育等教育思想，带有浓重的湖湘文化特点，同时又丰富和繁荣了湖湘文化的基本内涵，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体现了和发展了湘人求新求变的变革精神。谭嗣同说：“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甲午一役，中国为何败于东洋小国？谭嗣同认为这是“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已从人去于人以为善”的结果。他对封建旧学进行了无情鞭挞，高举教育革新的旗帜，成为湖南乃至全国教育维新的先驱。正如杨毓麟评价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坼埒，何论世法。”谭嗣同在改革中国近代教育中，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一往直前，义无反顾，不顾及那些所谓的世俗间规范和条框。这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正是湖湘文化求新求变、敢为天下先精神的集中体现。谭嗣同这种“特别独立之根性”形成的原因，就在于他对民族对国家的赤子丹心，对民族对国家“进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这样沉重的使命感。谭嗣同的这种求新求变、敢为天下先的教育思想，是和沉重的忧患意识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责任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上下求索的变革精神，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对后世湖湘士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杨毓麟所说：“然至于今日，几几乎进裂爆散，有冲决网罗之势”，开创了“新湖南”，造就了一大批求新求变的学问家、教育家、革命家，著名的语言学家杨树达，著名的教育家范源濂、杨昌济，著名的革命家黄兴等。
开创了湘人育人以救国为本之先河。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摆脱这种危机，人心思变。谭嗣同看到了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认为中国欲强，必须变法，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一可以发展中国的科技，“师夷长技以制夷”：二可以为变法培养各类人才。他所参与创办的浏阳算学社、时务学堂等，本身就是具有教育性质的维新社团。这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特点之一——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这种利用教育性质的社团研究时局，宣传进步思想，参与政事，对后来湖湘志士从事革命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蔡松坡在云南就利用云南讲武堂宣传民主共和，传播湖湘文化之精髓。开国元勋朱德就是当时蔡锷的学生。杨昌济在湖南一师组织哲学会，培育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样一批中国未来的参天大树和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新民学会，革新学术，关注时事。在近代史上，继谭嗣同之后湖南其所以雄才辈出，除了它必然的客观因素和这些人自己的努力奋斗外，与谭嗣同等人披荆斩棘的倡导、宣传、组织、培育是分不开的。
体现了和发展了湘人重在实求，经世致用的精神。谭嗣同主张学生探究学问，应熔铸古今，萃取中西，全方位的吸纳中国传统文化及西学，极力倡导学生多读西书，博览约精，广阅杂报，关心时事。他参与创办的时务学堂，课程分为两大类，即“博通学”和“专门学”。学生所读书目又分为“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对于专业学习，他强调勿去空谈，崇尚实学，注重实习，注重考察。这体现了湘人在追求真知中崇尚兼容会通，重在实求，经世致用的精神，是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后世湖湘士人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精神。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近代湖湘文化之所以焕发出令人炫目的光彩，固然可以从多方面找到原因，但其中一批湖湘精英审时度势，以兼容开放的态度不断地吸纳中外优秀文化成果并以其作为经世致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体现了和发展了湘人力行践履和勇挑重担的精神。谭嗣同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干家。坐而言，起而行，言行一致。他的教育思想一个极大的特点，很少空谈理论，多见于力行践履中。从其1892年创办群萌学会到1898年牺牲，短短七年里，他先后创办或参与创办了算学社、致用学堂（浏阳）、测量学会（南京）、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长沙）等，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教育维新运动，风尘仆仆，到处奔波，将全部精力时间都贡献给社会，谋求社会进步。他所提倡的圣人化众的道德教育，绝非只是口上说说而已，而是满怀激情地用鲜血去实现自己的誓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湘人为理想、为革命不怕流血、不怕死。正是这种力行践履、勇挑重担、踔励敢死的道德修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让人感叹“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近代湖南涌现出蔡和森、向警予、夏明翰等一批为革命视死如归的烈士。也能从毛泽东、刘少奇等湘籍革命领袖和革命元勋身上看到这种力行践履、勇挑重担的湖湘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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