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论“通”的思想是其仁学思想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理解其维新变法的一条红线。但是人们往往只注重“仁”的思想内涵，而对“通”论思想在仁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不够，甚至忽视它的存在。一种常见的评价是，“‘通’是‘仁’的基本内容”，或者是‘仁’的首要条件，或者是判断‘仁’的标准”。这种评价把“通”作为“仁”的附加部分去认识，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评价既没用整体思维分析“通”论思想在仁学思想体系的地位，也没去考究“通”论思想是其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这种评价缺乏深度和说服力。更有甚者，认为“‘通’是夹在‘仁’和‘平等’中间的没必要的虚词”。这种评价过于极端，是极其歪曲的理解。本文试图从更深的层次和用整体的观点对谭嗣同论“通”的思想的实质内容、内在依据、实现条件和预期效果做一番具体的分析，力求评价客观、公正和全面。
一、“通”的定位和实质内容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湘军在辽东的溃败，使谭嗣同受到极大震惊。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对清政府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进行彻底的反省。谭嗣同认为“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的封建专制和“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的封建伦常是导致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不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落后状态的主要原因。为了冲破封建网罗，救亡图存，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政治自由、充满博爱精神的国度，谭嗣同提出了其“通”的思想。谭嗣同仁学思想体系的内在思路如下：以“以太”实体为根据，构建起“仁—通—平等”的逻辑关系。在此逻辑关系中：“仁”是“通”的出发点和归宿，“通”是为实现“仁”所采取的行为及其规则，而“平等”是“通”实现“仁”所取得的预期效果。因此，“通”是观念上的“仁”和现实中的“平等”的桥梁和枢纽。没有“通”，“仁”永远是理论上的概念和思想，不可能成为现实中的“平等”。“平等”作为现实中的“仁”，只有实施好“通”，才能真正实现。谭嗣同在《仁学》中开宗明义列为“界说”第一条的，即是“仁以通为第一要义”。这表明了“通”是“仁”的基本内容；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仁”把“通”作为自己能否实现的关键性要义。他明确指出，“是故仁不仁之辩，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他谈到了“通”的理论指导是“仁”，而“塞”的理论指导却是“不仁”；最值得注意的是，“仁”的真正实现依赖于“通”，而“不仁”却是“塞”的必然结果。所以，只有“通”才能实现“仁”，“塞”造成的结果是“不仁”。他接着说：“闭之绝之禁之，不通矣。夫惟不仁之故。”“苟仁，自无不通。亦通，而仁之量乃可完”。这里他指出了，闭、绝和禁都是不通的具体表现形式，是造成不仁的根本原因。若“仁”要得以真正地、彻底地实现，必须依靠“通”的力量。谭嗣同在《仁学》的“界说”中强调，“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这体现了“仁”和“平等”是处于两个不同层面的，“仁”为理论层面，“平等为现实层面。虽然如此，但可由“通”实现从“仁”到“平等”的转化，由一种信仰和思想转化预期的实际效果。因此，“通”在这里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媒介的作用。所以，谭嗣同说：“通之象为平等”。理论上的“仁”是由“通”这种行动及其规则实现的，其最终表现为现实中的“平等”，进入“仁”的理想世界。
确定“通”的地位之后，我们再来分析“通”的实质内涵，谭嗣同说“通有四义”：“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
所谓“中外通”，原取于何休《解诂》：“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洋”。意为：中国与外国相互学习。但中国落后于西方，就应向它们学习。从学习的具体内容来说，谭嗣同主张：“通学”——学习西方的自然知识、社会科学和文化制度，反对利用学术服务君主，禁锢思想，愚弄群众。“通政”——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要求民主平等，反对君主专制。“通教”——学习西方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建立本民族的孔教。“通商”——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引进科学技术，“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重开矿”，发展本民族经济。
所谓“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原取于《易•泰卦》：“泰，小往大来，吉享。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通”引申为：一层含义是，抑制“君权”、提高“民权”、消除君民相隔；另一层含义是，“父子平等”。“男女内外通”引申为：解放妇女，要求男女自由平等，反对封建礼教。
所谓“人我通”，原取于《金刚经》：“无人相、无我相”。引申为：破除人我彼此的区别和对立，主张“个性自由”，实现人格上的完全平等。
总之，谭嗣同的“通之四义”都是以“仁”为统领的，围绕“仁”这个核心而展开的，为实现“仁”而服务的。“中外通”为实现“仁”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即所谓“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上下通”、“男女内外通”是实现“仁”的主体和关键之所在，它们使整个中国的人际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平等和谐的状态之中。若“上下不通”，“而仁尚有少存”，若“男女内外不通”，则“不识仁”。“人我通”既是前面三“通”要义的“终括”，也是“仁”之最终实现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即所谓“仁民之所以为仁也”。
二、“通”的内在依据
谭嗣同的“通”除了实现“仁”这个核心内容之外，还有其存在的内在依据——“日新”。所谓“日新”，就是“反乎逝而观”。谭嗣同借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革去故，鼎取新”、“日新之谓盛德”。他认为，天地运行、日月光明、四时迭更都源于“日新”。若宇宙万物“不新”则自身就会灭绝。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更是如此。他指出，人的善性根源于“日新”，而恶根源于“不新”，即所谓“夫善至于日新而止矣，夫恶亦至于不日新而止矣”。他还认为，人类信仰的宗教也依赖于“日新”，“则新也者，夫亦群教之公理也”。谭嗣同对于那些自诩“好古”者，十分不理解，认为他们极其愚蠢，是人类社会的悲哀。他指斥道：“古而可好，又何必为今人哉？”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不新”——“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统治之下，因此，谭嗣同提出“日新”论是为其“通”论思想提供内在依据，为其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下面从哲学和社会政治两个角度来论证“日新”论是“通”论思想的内在依据的必然性。
首先，潭嗣同说：“地球之邻，可尽虚空界也，非有隔也”。他认为世界万事万物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息息相关、“相通”的，“相维系不散去”，“互相吸引不散去”。而事物的“相通”也正是产生、存在和体现在事物的运动变化之中。他又说：“变化错综，盈天地间，皆易也”，“必更有新于是此者”。这表明错综复杂、持续不断的运动变化，不是停留在简单的循环之中的，而是依据“日新”向前发展的。他接着说：“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所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因此，谭嗣同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前进都源于“日新”，若没有“日新”，就会停止运动，最终自我灭绝。
然后，谭嗣同又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日新”与“通”的关系。他以欧美、日本的革新变通为例，说明循古不通而亡、好新变通而兴的道理。“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日本效之，至变其衣食嗜好。亚、非、澳，以好古而亡。”他严厉批评中国在政治上不革新而导致不能变通，形成日益危机的社会局面。“仍守中国之旧政，伈伈伣伣，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绵延长夜，丰蔀万劫，不闻一新理，不睹一新法”。这表明了中国旧政府，采取闭之绝之禁之的态度，而不听取新理，不采取新法，“夫惟不仁之故”。因此，在“日日新，又日新”，“使新人，阐新理，纪新事”的新形势之下，谭嗣同呼吁“善治天下者”应该大力提倡：“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通达到他的理想社会——人人平等、政治民主的“大同社会”。
三、“通”的实现条件
“通”作为实现“仁”的行为及其规则和理解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不是凭空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条件的。“通”的实现条件：主观上，发挥“心力”；客观上，“冲决网罗”。
主观上，谭嗣同言“心”，主要把它看作改造客观世界之实践的内在驱动力，即人的主体意志。谭嗣同说：“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他认为，心的力量无可比拟、无所不能，即使天地也可由它成、毁和改造。他宣传“心力”说，其目的是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力量和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个体意志自由和主体创造性。
“天命论”长期支配中国传统思想，使人们养成了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心理。这种心理完全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彻底否定了一定条件下人们意志的自由选择。所以，谭嗣同痛斥“天命论”：“天与人不平等，斯人与人愈不平等。中国自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他大声疾呼：“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理为心所致，亦即天为心所致矣”。这对于突破“天命论”的精神樊篱，唤醒人的主体意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创造一个充满博爱、自由和平等的新社会，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客观上，谭嗣同号召人们行动起来去“冲决网罗”，其核心思想是要提倡个性自由、个性解放，打破束缚维新派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封建桎梏。他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总而言之，君主专制、宗法制度、封建礼教、宗教迷信、腐朽的文化、旧的社会习俗等等，都在“冲决”之列。谭嗣同强烈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他认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这明确地表明了他不但断然否定了二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而且进一步指责当朝君主专制，比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愈剧”。他还批判维新封建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纲常名教”。谭嗣同指斥三纲：“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皆此为率，取便已故也”。显而易见，谭嗣同揭露与批判纲常名教，对人们反对君主专制和宗法制度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谭嗣同独特之处还在于提出了“男女同为天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阳大业，平等相均”，即“男女平等”的观点，斥责封建帝王摧残迫害妇女的罪行。这对于解放妇女运动的进行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发挥“心力”和“冲决网罗”，对于“通”思想的实现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发挥“心力”，在实现“通”时，表现为人的主体意志状态，属于主观；而“冲决网罗”，在实现“通”时，表现为人的行为趋向，属于客观。二者是“通”的两个不同方面，不可相互替代。因此，只有人人发挥“心力”和实施“冲决网罗”，才能突破束缚，通达人人平等的“仁”的社会。
四、“通”的预期效果
以“仁—通—平等”为基础的仁学思想体系为谭嗣同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通”论思想也贯穿在维新变法的始终，为实现“仁”的预期效果——“平等”提供了保障。这种预期效果，从终极社会目标来说，是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原则的、普遍幸福的国度：“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一个美妙的大同世界。就维新变法的预期效果而言，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政治上，提出“君末民本”的政治思想，实施民主的政治。
在经济上，谭嗣同“通”论思想具体表现在“通商”。谭嗣同说“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他主张中国与外国通商可以促使中国开辟利源，“蒙通商之厚利”。最重要的是，通过与外国频繁地交往，有利于引进和建立机器大生产取代手工小生产，实现“各遂其生，各均其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谭嗣同重视和强调大机器生产的社会作用，认为是“与造物者同功”的。他提倡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提倡惜时，时间就是金钱，改革币制，主张通商，讲究交通运输；反对保持旧的封建落后的生产制度，批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经济的偏狭。他宣传资本主义的“主动”、“尚奢”，通过竞争扩大消费，促进市场繁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反对封建社会倡导的“主静”、“崇俭”的社会风尚，它造成了社会生产停滞，不求进步，限制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谭嗣同得出结论说：封建统治者“私天下者尚儒，其财偏以雍，雍故乱”；资本主义社会：“公天下者尚奢，其财均以流，流故平”。因此，要改革经济，就要从推广大机器生产开始，使“人巧奋，地力尽”，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实现“各遂其生，各均其利”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政治上，谭嗣同特别强调“通政”，既可采取日本经验，实行变法，也可仿效法国激烈的革命手段，“杀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泻万民之恨”。因此，他提出了“君末民本”的政治思想，兴办学会暂代议会职能。
在君民关系上，谭嗣同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依据，提出了“君末民本”的观点，即“君，末也；民，本也”。谭嗣同认为，人类在原始初期，人们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人人都是平等的。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但随着社会发展，人际关系日益复杂，为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需要，公众“于是共举一民为君”。谭嗣同还特别强调，这种“共举”是“先有民而后有君”，是“民择君”“而非君择民”。他这种“君末民本”的观点，从根本上颠覆了几千年来所宣扬的“君权神授”、皇帝统治“臣民”的封建理论，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民主政体提供了思想基础。
谭嗣同认为，“欲兴民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甚至还认为兴办学会是“今日救亡之保命急不可缓之上策”。他准备把学会办成可以左右地方局面的权力机关，并赋予学会制定法律权、决定政事权、培养和选派官吏权和管理经济权。这样，学会就可根据新法律，培养和选举官吏，改变独擅其权的官僚体制，吸收更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救国救民的行动中来；同时，士农工商都可以聚集在学会共同探讨，大力合作，群策群力，管理经济、促进生产，使整个社会形成“处处可以见功”、欣欣向荣的场面。
谭嗣同论“通”的思想，在其仁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显著的。他在《仁学》纲领性篇章“界说”中前七条和《仁学》上卷前八篇都论证“通”论思想的重要性。后面的篇章都是以此作为基础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表现它。因此，“通”论思想作为它们的一种思想精髓，也时时刻刻贯穿其中。当然，“不成熟的理论反映了不成熟的阶级和社会政治力量”。谭嗣同论“通”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如，论“通”的内在依据时，时常说及“颠倒循环”、“循环无端”，从而使运动变化“不能上升到对发展观念的正确了解”。又如，他在论“通”的主观条件时，过分夸大人的主观精神力量和主观意志，必然导致“从主观唯意志主义走向历史宿命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