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其父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幼年丧母，为父妾所虐待，备极孤孽之苦，因此自小养成“操心危，虑患深”的性格，“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由于较早“遍遭纲伦之厄”，对封建礼教极痛恨，而“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早年从欧阳中鹄受封建正统教育，但对读经、举业的兴趣不浓厚。欧阳氏执教憎恶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世风，常以王夫之、文天祥等具有高尚气节的历史人物激发谭嗣同爱国之志。谭氏曾游西北、东南各省，体察风土民情，物色豪杰同志。1892年，在上海读西方自然科学及历史地理政教之类书籍。甲午战争后，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他感到不能再“守文因旧”，“苟且图存”，要挽回国运，必须大胆地“冲决封建统治者用以束缚”国人的“网罗”，而为学也必须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摒弃一切，专精致思”，倡导新学，在家乡浏阳首设学会，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谭嗣同“集同志，讲求磨砺”的“新学”特色，就是“兼西学”、“裨实用”为新政、变法培养人才。而当时传统旧学培养出来的人多无真才实学，孤陋守旧，外国人已经打进来，他们却对西方列强一无所知，只会大言空谈，“犹复不知此时为何时，所当为者为何事。溺于考据词章而怙以虚骄，初不辨为某洲某国，概目之曰洋人。”这等陋儒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因此，谭嗣同提倡新学，批判的目标之一即是科举制。
甲午战争是谭嗣同学术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他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1896年8月其父纳资捐得五品衔候补知府，到南京候缺，嗣同结识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开始撰写《仁学》，次年倡设金陵测量学会，并刻印了《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表示与旧学告别。这年春天完成了《仁学》两卷五十篇，并又在湖南开办时务学堂，编辑出版《湘学新报》、《湘学报》，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谭嗣同在湖南办报纸、办学堂，对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利用报纸与学堂对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梁启超说：“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尝自裒其少作诗文刻之，题日《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示此后不复事此矣。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有《仁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中多讥切清廷，假台人抒愤也。书成，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于世。”谭嗣同于1895年夏到1896年夏，自武昌三次赴上海，两度北游京师，就在这时结识粱启超。梁氏说：“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指谭嗣同）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康有为），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梁启超说的“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的时间当在1895年，这年4、5月，康梁在京参加会试，“公车上书”，办《中外纪闻》，成立强学会。所谓“一变”即接受康有为的学说——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也就是“用今文学家‘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谭嗣同与杨文会交契的时间在1896年7月—1897年春，所谓闻佛法，即接受杨文会信奉的佛教之“唯识”、“华严”二家的学说。1896年秋，谭嗣同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奉杨氏为第二学佛导师，为他的新学增添了新的因素。在锐意从事维新变法的过程中，“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谭嗣同在甲午战后，先后结识梁启超、夏曾佑、黄遵宪、严复及徐致靖等人，在把握到康有为的学说和政见之后，即自称私淑弟子，成维新变法运动中最勇猛、最坚决者，最后以死来维护自己的理想与事业，这是康梁等人所不及的。
关于谭嗣同学术思想一变再变的内容及轨迹，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中也有清晰的叙述：“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科学）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挂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又散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中。”根据梁启超的叙述，谭氏学术思想的轨迹为：学习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重心在汉学考据，兼习诗文，既而学习西方文化，即西方近代的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为之一变。甲午战争之后，接受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托古改制，并参加康有为倡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又为一变，这一变由“不知有孔子”转而接受孔子之仁学，融汇中西为一炉，后又在杨文会处吸纳佛教革新思想，从“不知有佛”而知佛学之精微，以补孔学之不足。梁启超说谭氏习佛之后，“其学又变”，我看未必，他只不过是在中学与西学的融合中，中学中的儒学之外又增加了佛学成分，把西、孔、佛贯通而已。从总体上来看，谭嗣同的学术架构在三十岁时即已形成。三十岁是他做学问的大限。
梁启超说“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又说：“《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这种看法比较符合实际。该书分《自叙》、《仁学界说》和正文三部分：《自叙》揭示著书宗旨，对“仁”作释义性说明；《仁学界说》二十七条进一步对“仁”进行界说；正文共有五十篇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三十篇，谈哲学问题，下卷二十篇，谈社会政治问题。全书以“以太”、“仁”为两个基本概念，以“唯心”、“唯识”为认识论的核心，全面表述了谭嗣同的哲学观、历史观以及针对清末的社会现实进行变革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风俗诸方面的见解。然而谭嗣同处在国将不国，民族危机、灾难极为深重的时期，作为一代爱国精英，他只能为挽救国运而“激昂慷慨、大声疾呼”，不可能“闭户关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他“以日新为宗旨”，而无沉潜以求精深之时日。梁启超说他与谭嗣同“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这说明其接受新事物的敏锐，虽然“于学无所不窥”，但也缺少一个由博反约的消化融贯过程。这样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严格地说，他的思想、学说尚未形成严密统一的体系。从社会革命的意义来评论其思想，确实“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谭嗣同的学说庞杂为其特点，他糅合了儒家与佛学、中学与西学、科学与宗教等。他的所谓学问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范围，而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政法理论已占很大比重，据其《笔炽》所记录有关他的学习心得和读书札记，其中学习儒家经典约占四分之一，其他均为阅读杂书札记。他对人说：“鄙人深愿诸君都讲究学问，则我国亦必赖以不亡。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电、图、算皆是也。”
谭嗣同所著《仁学》开章第一篇就描绘了一个由无数的星团星林星云星气所组成的浩渺无涯的三千大干世界，这是杂糅儒学、西学和佛学而成的。《仁学》中采用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家用来解释传播声光热电的媒质“以太”概念，把它看作是天地万物的物质始原，天地万物以致人类都来源于“以太”。当谭嗣同解释“以太之用”时，又把儒之“仁”、墨家之“兼爱”、佛教之“性海”、“慈悲”、耶稣之“灵魂”诸学说作“以太”所用的范畴。他特别强调：“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把“以太”归结为“仁”，又把“以太”为天地万物之源归结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这样，仁不仅为“用”，又为“体”是体用双兼的，不仅如此，又把“以太”、“仁”归结为佛学的“唯心”、“唯识”。这样谭嗣同的认识论便陷入了佛教式的主观唯心主义。由于他相信佛教“三界惟心，万法惟识”之说，而贱视和排斥实践，明确表示自己“贵知，不贵行”，把“知”看作是“灵魂之事”，把“行”看作是“体魄之事”，认为“灵魂，智慧之属也；体魄，业识之属也。”因而主张用灵魂（心）不用体魄，“转业识而成智慧”，把佛教唯识宗“转识成智”的特殊修行方式作为领悟“天地万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之妙法。他把《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及修齐治平的修养过程，孔子创建儒学的过程，都说成是佛教唯识宗的“转识成智”的过程。因而谭嗣同强调“心力”的作用，所谓“心力”就是人的主观精神力量。认为“心力”为“以太”的本质，天地万物的主宰，“无不可为”，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他认为中国“大劫行至”，唯有“心力”可以“挽劫”，而“心力”的实体是“悲慈”、“平等”、“无畏”等精神，中国人要靠这些精神“感天而劫运可挽也”。可见，谭嗣同在民族灾难深重的19世纪末，虔诚地企盼从佛教学说中寻找一种勇猛精进的力量以挽救国家危亡之局。
《仁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提出了“日新变化”的发展观、历史观，认为：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肯定事物变化的永恒性，天地万物只有在不断更新运动中才有生命力。谭嗣同反对以“恒静”来对待社会的守旧不变的保守僵化观念，认为社会要前进，必须“革故鼎新”。因此，“日新变化”、“革故鼎新”便成为其变法图强的哲学基础。他的变化观无疑是吸收了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辨证因素，以变化、鼎新的观念来对待“道器”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的“道不离器”的观点，强调“器既变，道安得不变”。谭嗣同变革观的局限性在于他又否定事物有相对的稳定性，将生与灭等同起来，认为天地万物的变化只有量变而无质变，而人的认识真理，解决矛盾，只靠佛教式的“唯心”的“心力”便可。
也正是在“革故鼎新”的变化观、道器观的支配下，谭嗣同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他在《仁学•自叙》中大声疾呼要冲决封建制度编织的种种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谭嗣同批判锋芒首先对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指出“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并以“民择君”的“共举论”来否定“君权神授”的愚民欺骗之说教。认为先有民而后有君，倡导“民本君末”的民权论，否定君权至上观，以民权革故君权，不能把“天下为君主私产”。勿庸讳言，谭嗣同为了“鼓吹排满革命”，在他的反对君主专制的理论中也夹杂着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以“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的“辽、金、元之罪”，“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犹以为未餍”，却自谓“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为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谭氏公然倡“造反有理”之论说：“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搞暗杀恐怖活动），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梁启超说：“此等言论，著诸竹帛，距后此‘同盟会’、‘光复会’等之起，盖十五六年矣”。
封建纲常名教是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而被儒家炮制出来的，因此，“冲决伦常之网罗”，便成为变法图强的第二要务。谭嗣同说：“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中国动以伦常自矜异，而疾视外人；而为之君者，乃真无复伦常，天下转相习不知怪，独何欤？……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谭嗣同明目张胆以诋名教，在封建社会诽毁名教是要杀头、坐牢的，嵇康、李贽都因反对名教而送了命，而谭氏比之嵇、李尤为悍勇。
谭嗣同对儒家学说，一是袭用孔子“仁”学而注入西方平等观念，二是排荀学，三是批宋儒之“灭欲”论。仅就排荀与非宋在此略加说明之。谭嗣同把荀学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把自秦以后二千年的专制皇权称之为“大盗”。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谭嗣同说的“乡愿”是指维护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以及守旧的顽固派人物。梁启超说，谭氏说的这番话是维新变法的基本观念，“当时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一派之论调。”又说：“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学，皆出荀卿（注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自珍）、刘（逢禄）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维新派掀起的“排荀”运动，其目的在于张扬以孟子为代表的民本主义，批判君权专制主义，倡导“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谭嗣同亦反对宋明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他在《仁学》中说：“俗儒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安得有天理。”
徐致靖在上保荐谭嗣同疏中说：“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难，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徐《疏》道出谭嗣同文化性格的基本特征，谭的这种文化性格与湖湘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或者说，谭的“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难，不畏谤疑”的文化性格是湖湘文化养育出来的。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中说：“湖南‘风气自创’，‘民性多流于倔强’，‘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钱氏列举在晚清近百年的湖南士人如汤鹏、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章士钊中，谭嗣同最刚烈、最鲜明地体现出湖南人文化性格中那种卓励敢死、勇于任事、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那种独立不惧、问学殊途的创新精神。谭嗣同在湖南办报纸、创学会时，与同道者“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他在长沙得知被保举召见时，致书住在浏阳的夫人李闰说：“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到北京后，又致函夫人云：“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谭嗣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梁启超正在谭嗣同寓所，抄捕康有为之报忽至，谭对梁说：“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之。”当晚梁启超避难于日本使馆。第二天，谭来到日本使馆，劝梁出走日本，并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给梁，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血，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日本人也劝谭嗣同避难日本，不听。再三强之，谭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被捕入狱，在狱中意气自若，捡煤屑题诗于壁上云：“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28日被杀害于菜市口。钱基博评之曰：“顾嗣同之致命遂志，养之有素。其立身自有本末。而谈者藉为康有为之盛德形容，蔡锷之举兵讨袁，操之有本，在英雄别有襟袍。而论者漫谓梁启超之发踪指示，皮相目论，恶足与语天下士也哉！”梁启超亦坦然承认，谭嗣同“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对谭嗣同充满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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