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在长江中下游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接连发生以反基督教为形式的抗拒外来侵略的群众性斗争，各国驻华使臣纷纷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认为此类事件皆由有人刊布诽谤西教、洋人的书画揭帖引起，而这些书画揭帖大半在长沙府造刊，其首要人物 名周汉。要求设法禁止，并予惩办。于是造成了轰动中外、连续八年之久的周汉反洋教案。周汉是怎样一位历史人物?周汉反洋教案的大体过程怎样?周汉反洋教斗争有些什么特点?如何评价周汉反洋教斗争以及一般反洋教运动?这些就是本文试图加以论述的问题。

(一)周汉的早期活动

周汉，字铁真，晚号铁道人，笔名周孔徒，湖南省宁乡县人。他逝世于1911年，生年尚待考定。一般史籍包括《宁乡县志》，几乎无例外地说他卒年六十三。据此，他的生年当为1849年。但他1890年初撰的《自励四绝》中，有“努力挥戈争一胜，赎还四十九年非”句;1890年被捕后的供词中，也说“咸丰十年(1860年)，革道年十八，初出从军，……至四十三岁，积劳成病，……奉旨回籍调养”。根据这些，他又可能出生于1842年，卒年七十。从他的生平活动推断，后一说似较为可靠。

周汉的父亲周瑞英，县学廪生，曾在湖北金口管理厘务，1855年后，先后入罗泽南、李续宾幕中赞襄军务，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得叙训导，加六品衔。1858年李续宾于三河镇全军覆灭时，他适在舒城养病，得免于难。不久返归故里。1859年，石达开大军入湖南，围宝庆，他在籍办理团练。次年，广西巡抚刘长佑调他协同副将谢永祜募勇赴桂追剿太平军，他行至桂林，病卒，被追赠云骑尉世职。周汉是长子，得以承袭这个勋号。

周汉从小习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诗文，有奇气”。年十五，入县学。1860年父亲去世后，他继承父业，投身湘军，开始了近二十年的戎马生涯。先转战湖北、安徽、江西各省，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保知县。1867年，随左宗棠军北上，镇压捻军起义，擢同知直隶州。继后又随军入关，镇压陕甘回民暴动，隶老湘军统领刘松山部。1870年，刘松山在金积堡中炮身亡，其侄刘锦棠接统老湘军，他受命总理该军营务。1872年转战西宁，左宗棠奏请以知府留陕西补用，赏戴花翎。

周汉投身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时，中国正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签订《北京条约》而宣告结束，中国不仅屈辱地割地、赔款、增开商埠，而且被迫允许外国教士入内地传教，“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自此，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步步向内地推进。他们凭恃条约，在中国为非作歹；披着宗教的伪善外衣，千着间谍和侵略爪牙的可耻勾当。一个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就曾供言:“在美国领事与美国传教士之间，有一种具体的谅解存在，即后者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此有着特殊的敏感和警觉。六十年代初，一个湖南地方官就曾指出:“若辈久居中土，山川之险易，甲兵之弱强，帑藏之虚实，民情之背向，风俗之健懦，道路之远近，皆知甚悉。……”因此，西方传教士的大量涌入和活动，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这种反抗不仅仅是一种单纯反基督教的运动，而是中国人民反对整个外来侵略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周汉所由出生的湖南，较为偏处内地，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思想文化上深受王船山学说的影响，对外来侵略势力具有特殊的顽强的抵抗力，曾被传教士们称之为“铁门之城”。但是，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湖南就有外国传教士断断续续的渗入和活动，湘潭、衡州、澧州等地都曾先后建立教堂。1856年，湖南已从湖广教区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传教区。《北京条约》签订后，教会势力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湖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迅速出现高潮。1861—1862年，衡州、湘潭等地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风潮，殴毙教民，焚毁教堂。与此同时，长沙、衡州等地士绅联合刊布《湖南阖省公檄》，驳斥基督教的妄诞，揭露传教士的罪恶。认为:“耶苏之说流行，圣贤之道不作，尚复成何世界也!”号召:“凡我士农工商，拔剑同仇”，一致抵抗外来侵略者。稍后，周汉的同乡人崔暕，以“天下第一伤心人”的笔名，撰写刊布了著名的《辟邪纪实》一书，系统地鼓吹反洋教。该书首录《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正文分上中下三卷，另附录一卷。其附录中《团防法》一篇，建议于各地设“防邪局”，利用民团组织，防止传教者进入，是近代中国提出防止入境传教的最早方案。此后，大大小小的反洋教斗争，各种形式的反洋教揭帖、公约等，断续出现。这一切，都对周汉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影响。他还在家乡读书时，“应试出闱之次，往往遇途人特赠而得览”《辟邪纪实》等书,1860年以后，他“初出从军，即尝见此等书文图画不下数百种，每届小试秋闱，布散纷纷”。值得注意而有趣的是:周汉不同于当时洋务派官僚们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借洋助剿”，他认为太平天国造反正是由西方“邪教”引起的，太平天国所颁布的《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都属“邪教”之书，并认为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就是鬼叫(洋教)大头目，一反就闹乱遍天下”。这样，在周汉的思想上，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就同反对外来侵略融为一体了!这是周汉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爱国思想的早期表现，尽管这种表现是曲折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陕甘回民暴动后，周汉以更鲜明的姿态奔赴直接抗拒外来侵略者的战场了。1876年，左宗棠督率大军出关作战，讨伐入侵新疆已十余年的阿古柏匪帮，以刘锦棠为前敌各军总统，周汉仍在刘军总理营务。他赞襄军务，整肃军纪，随行作战，常与士卒同甘苦。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诸城后，他论功擢道员，加二品衔。1877年，以祖母病故归里，家居五年。至1882年，刘锦棠奏称:“新疆大难初平，急需忠勤于练之员助筹善后。周汉器识宏远，守洁才长，前随战关内外，谋虑所及，动合机宜。恳饬赴军营差遣，以重边事”。清政府同意了刘的请求。于是周汉携四弟周浑重赴新疆，于新疆善后各事，如开行省、置郡县、垦荒、招商等，多所谋画。1884年，以弟病卒于哈密，他悲痛难已，请长假护柩返湘。

参与收复新疆失地与建设新毅的活动，这是周汉生平历史中最为光彩的部分，使他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因而大大增强了其后反洋教活动的影响。

治弟丧事结束后，周汉无意返回军营。适刘锦棠派在籍陕西补用道王久铭、魏炳蔚、黄光达及甘肃补用道丁鄂等，在省城长沙开设宝善堂，集资刊布善书，欲以劝化桑梓，因嘱周汉帮同照料。周汉自此侨居长沙，致力于刊布善书的活动，同时“注意于育婴、救生、养疾、施棺诸善举”。所刊布的善书，有《御制人臣儆心录》、《圣谕像解》、《圣谕广训真解》、《钦颁州县事宜》、《得一录》、《救荒百策》、《官绅宝训》、《育婴良法》、《振溺宝筏》、《格言联壁》、《传家宝训》、《扩充恻隐》等。至1888年，因王久铭等先后赴陕、甘补官，加以经费筹集不易，宝善堂遂告停歇，周汉也随即返回宁乡。

四五年的刊布善书和举办各种慈善事业的活动，使周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联系。他与长沙各刻字行、书商密切往返，与各地善堂互通往来，这就给他稍后大量刊布反洋教宣传品提供了方便有利的条件。

(二)案件发展过程

中法战争后迄该世纪末，中国民族危机更趋恶化，边境烽火频传，四面告急。帝国主义列强并加紧向中国内地全面渗透，逐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与此相适应，教会势力也向中国内地迅猛发展。湖南教区自1879年起，分为南北两境，各设主教一人，分驻衡州和临湘。据统计，该年南境有住堂1，会所63，公堂13，小堂35，有西教士8人，华教士7人，教民5700余人，另设修道院1，小学堂7，育婴堂3。北境该年情况不可考，而至1900年，有小堂5，住堂10,西教士14人，华教士13人，教民2900余人。另据湖南官方的调查报告，在1898—1899年间，全省共有教堂25所，福音堂7所，另租赁民房传教5处，传教士30余人，分属美、挪、法、英、西、意、日七国，势力及于茶陵、巴陵、临湘、武陵、沅江、澧州、石门、安福、沅陵、衡阳、清泉、衡山、耒阳、常宁、嘉禾十五州县，教民不计其数！周汉往来长沙、宁乡间，联络各方，消息灵通，耳闻目睹外国传教士来内地及湖南者日益增多，胡作非为，不禁忧心如焚，愤不可遏，于是重返长沙，从1889年起，以极大的精力，奋笔撰写了大量反洋教宣传品，包括书本、图画、歌谣、揭帖等，通过他熟识的刻字铺代为刻印，并“自教其诸子皆习刻字，专刻诋洋教之书”。印出后，又通过他所联系的书商和各地善堂，广为散布，辗转流传，遍及全国。这些活动，与长江中下游各省陆续发生的群众反洋教斗争，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声势浩大。日益发展的反洋教斗争风暴，使盘踞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十分恐惧，他们联合起来，多方压制，勾结中国封建官府，要求迅速制止反洋教宣传，镇压群众斗争，所谓周汉反洋教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1891年夏，当长江中下游地区反洋教斗争相继发生时，各国驻华使臣在其多次致总理衙门的照会中，已经指出了各类反洋教宣传品的存在及其危害，要求查禁惩处，以保护传教与外人安全。但他们初时尚不知道这些宣传品是由何处、何人刊布。同年9月，各国使巨再次照会总理衙门，指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的反外人和反基督教分子，正在系统地煽动仇恨。这些分子的大本营和中心，是湖南，但他们的宣传品传播到整个帝国境内”。各国驻汉口的传教士和领事们，也听说“这次事件发动的中心是在湖南的长沙，核心人物为几位深具影响力的高级官员”，只是他们“对此项传言并没有获得具体的证据”。于是，英国伦敦布道会华中区主持人杨格非牧师，在英国驻汉口领事嘉托玛的支持下，便多方搜集反洋教宣传品，侦查这类出版物的由来。他先是获得了两本题为《鬼叫该死》的小册子，接着于10月间，又获得了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的副本，信的内容是请求释放其因在武汉散发反洋教宣传品而被捕的亲戚汤臣弼。信中直言承认:“辟邪各种，乃汉与宝善堂同事文武官绅所刊布者也。”并说:“如果邪不应辟，则汉乃造言生事之罪魁，理应将汉奏参革职拿问，与汤舍亲何干?”他表示将等待查处，“誓以七尺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决不令汤舍亲及同被冤累数人独流万古之芳也”。至此，反洋教宣传品的来源已真相大白。杨格非即据以报告嘉托玛，建议向湖广总督交涉，封闭宝善堂，黜革周汉等人。嘉托玛并将搜集到的反洋教宣传品译成英文，不断寄往英国外交部，以期获得本国政府的全面支持。

11月中旬，嘉托玛邀集各国驻汉口领事共商对策。会后联名照会湖广总督张之洞，指出:“各种匿名帖贴于城墙等处，以湖南为最多。并闻该省新纂一书，标名《鬼叫该死》，在长沙省城刷印，竟至数十万本。该省官员并未钦遵谕旨从严拿办，本领事等甚有不悦之处”，要求查办。于是，是月底，便有刻字商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等被捕之事。但不久由于周汉的活动，三人又告释放，所有反洋教的书图板片，并转移到周汉家中。

由于周汉未受处分，仍在活动，反洋教宣传品继续流行，12月11日，德国公使巴兰德乃将所获反洋教书本揭帖9件函送总理衙门，明确指出:“此书本大半在长沙府造刊，有周汉者，开设宝善堂，邓懋华书铺扶同布散”。于是，次日，总理衙门致书张之洞，嘱其严禁宣传品，将周汉等查明惩处。12月28日，巴兰德再次函送总理衙门反洋教书画揭帖28件。12月31日，英国外相沙侯致电华尔身公使，令其给中国政府一项强硬照会，要求惩办周汉等，否则，他们应负担因此而引起暴动的责任。

在列强的不断压力下，1892年1月7日，总理衙门分别行文南北洋大臣及各将军、督抚，认为“沿江教案层见迭出，悉此谣传实阶之厉”，嘱令查禁销毁，并究办捏造之人。但在湖广方面，对拿办周汉却疑虑重重，难以下手。1月19日，张之洞在致总理衙门的电文中说:对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他曾“屡次严饬南北两省查禁，不遗余力”，无奈“旧本甫毁，新本旋出”;“曾致函湘省剀陈事理利害，于大局无益，嘱宫绅婉劝，亦置不听”。又说:周汉“性情迂谬，而在湘省颇有名，长沙三书院亦多推重，故代为传播之人甚多。……其人颇有血性，而不达事理，以为此举乃不朽事业。以故禁劝俱穷，湘省官吏无可如何。”他认为:周汉“自以崇正黜邪为名，以杀身报国为辞，若加参办，既于政体有妨，且湘省无知之人必为激愤。闻曾经扬言:若办周某，立将长沙省中教民七十余家先行杀害。若付之不问，彼有鸣得意，益肆鼓煽，揭帖愈出愈多，后患难弥。”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建议将周汉调到甘肃差委，到后“仍发往新疆军营，彼处荒僻，无教堂可闹，自不能生波矣!”

然而，总理衙门对张之洞的建议表示不能同意。一则“奏调恐其未必遵调前往，且洋人将谓我非但不办，且加任用，必至更添枝节”；再则从英国公使处获知，周汉的书图歌说早已传布到甘肃、新疆。因而，希望张之洞“另谋妥善办法”。2月7日，张之洞复电总理衙门，再次强调处理的困难:湘省民情激越，“若重办必激成事端。长沙省城经恶洋教者查明，共有教民七十余家。前经扬言，若周汉获罪，士民即将此七十余家杀害。设激成此变，重办则湘省舆论大扰，轻办则洋人必开衅端”。同日又致电直隶总督李鸿章，告以“此事关系重要，不办不可，重办恐激成巨衅。湘鄂两省赞周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不可解!长沙三书院尤佩服周”，请李帮同设法。2月15日，总理衙门亦致函李，征询意见。2月18日，李鸿章回函，主张对各国公使“宜切实开导，俾内外互相印证”;同时建议一方面查禁反洋教宣传品，一方面访查周汉“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适3月初，总理衙门接驻英公使薛福成报告，说周汉书图歌说英政府已经看到，意欲借端要挟。于是3月7日，总理衙门致电张之洞，反复说明“此案固难久悬”，“刻下立待办理，不能拖延”。张接此电，乃决定派湖北督粮道恽祖翼前往湖南查办。

恽祖翼到湖南后，迅即会同署湖南按察使吕世田，派委湖南候补通判蒋联庚驰赴宁乡查传周汉。但周汉早已避匿。于是将其胞侄周德之、族人周昆至及团总唐◇南、邻右黄树枝等解省审问;并悬赏在长沙县购到反洋教书图版片31面共25块。据周德之等供:周汉“近患痰疾，时发时愈，病剧时言语不清，有似癫狂。又羡慕神仙，自称铁道人，最信扶箕。平日虽不信洋教，并未编刊书歌图画各处布散。或系不逞之徒因伊叔周汉保至监司大员，托名刊刻。”再次提讯刻字商邓懋华、陈聚德等，邓仅承认与周汉“熟识往来”，说周汉“有时言语荒诞，状似疯迷”;陈等亦仅承认曾代周汉刻善书，而于刊反洋教书图事均矢口否认。于是，恽祖翼返回武汉，会同吕世田将这些情况察报给张之洞。

张之洞收到恽祖翼等的禀报之后，即据以拟定惩处办法，奏报清政府批准。5月26日，总理衙门分别照会各国公使，宣布了对周汉等的处理意见。其关于周汉的部分称:“此案道员周汉虽无刊布揭帖及伪造公文情事，惟身为职官，言语荒诞，迹类疯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造言煽惑，实属咎无可辞。陕西候补道周汉，着即行革职，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勿令外出滋生事端。”大体上是按照李鸿章的建议捏造“别项劣迹”定罪，用心可谓良苦!于三家刻字铺，则勒令永远关闭，邓懋华、陈聚德各杖八十，枷号三月，曾郁文先年已故，不再追究。所获书图版片，委派江汉关道孔庆辅当各国驻汉口领事之面予以销毁。至此，周汉反洋教案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周汉虽然受到革职处分，他的反洋教活动并未从此停止。就在该年8月，他听说新任巡抚吴大澂即将到任，并有洋人附船前来，迅即撰刊《湖南通省公议》的揭帖，号召抵制。1893年秋，“长沙府复有张贴毁谤洋人匿名揭帖情事”。1894年，“长沙府城又将毁谤洋人匿名揭帖贴出，与去秋考试时所出者无异”。1895年即中日甲午战争后，周汉反洋教书画又复广为流行，英国公使曾多次照会说:周汉的书系五省刻刷，并有一种七省通印，每册首页俱有周汉之名与“仿湖南原刻”字样，“是目下著此书册之人，仍系肆行布散”。为此，总理衙门立即行文两湖、两广、云南、浙江、河南七省严行查禁。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开始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周汉忧愤万分，从宁乡赶到长沙，用“大清臣子周孔徒”的笔名，大量刊印了《齐心竭力》等揭帖，各处散发张贴，遍及长沙、湘潭等十余州县，号召全湘士民“悉将耶苏妖巢妖书妖器焚烧”，“并宜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再然，妖根再发”，引起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惊惶不安。1898年初，英国驻汉口领事照会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刻即赶紧饬将造帖之人周汉拿押究办，免生意外之虞”。于是，周汉反洋教案进入第二阶段。

1898年3月中旬，陈宝箴派员至宁乡县，会同县令朱国华，随带营勇，将周汉拘传至省应讯。3月20日，当朱等抵达其家时，“周汉从揭帖堆中手取数纸与之，云:此皆我自撰自刻，不累他人”。解到长沙后，先拘于候审所，他竟将所中宝玩、镜屏等打碎，并将候审所委员王倅扭殴关闭。于是，陈宝箴乃令将其转移到三府坪按司狱。

当周汉押解长沙之际，宁乡县城正举行县试，“童生千余人哄县堂，以罢考胁知县朱国华”，朱即据以禀请巡抚准予保释周汉。陈宝箴虽驳斥了朱的禀文，并以将“奏请将该县照例停考”相威胁，但也感到此事极为难办。适张之洞来电催促重办周汉，陈宝箴遂顺势请求将周汉移往湖北审理。但张之洞也不愿接受这一棘手案件，复电拒绝，说什么“湘省知其揭帖、狂闹情节，即可据以查办，鄂省又须另起炉灶，从头讯问”，“长沙尚无洋人，若解至鄂，汉口洋人太多，必致谣言四起，读扰总署”；“到鄂则案无了期，迁延日久，渠徒党甚多，附和造谣，恐必有闻风打毁教堂之事”。因此，“解至鄂省一节，万万不可”，饬令速在湘省了之。陈宝箴骑虎难下，只好在湘处理，先派长、善两县审讯。

在审讯过程中，周汉于3月30日、31日及4月2日先后写了三篇“供词”。这些供词从狱中传出后，很快被热心者刻印出版，题为《天柱地维》，末注“湖南七十六厅州县绅士庶民公刊”。在供词中，周汉首先叙说了自己的光荣历史和功勋，由此认为:前此“参革我十六七年艰难百战历保之道员，已为冤枉”；而今未奉谕旨，遽加拿办，更属不该。接着指出:他这次被捕下狱，是由于“外间刊布《齐心竭力》文，后有‘大清臣子周孔徒’名目，经外国人告状，指为革道所为。”为此，他将“大清臣子周孔徒”的署名作了解释，说此名乃“通省议立公名，盖谓率土之滨，莫非大清之臣，即莫非大清之子，绅士读周公孔子之书，固周公孔子之徒，庶民虽不尽读书乡，遵周公孔子之教，即周公孔子之徒弟子”。这样，不仅他，湖南通省绅士庶民以至抚宪及文武大小官员，“孰非大清臣子周孔徒乎”?卜如若不然，“究是何国之臣子，何人之徒乎?”他义正辞严地反对外国对此案的干涉，说“其中专属中国讼案，自有我中国大清皇帝法在，与各邻国不相干，毋庸邻国与闻。”态度极为强硬。他不仅拒不服罪，还要求平反旧案，说:“至督宪从前奏参革道之案，革道既未蒙札传到案问过，亦始终未蒙抄录疏稿恭录谕旨知照，应否平反昭雪，想督宪自有钧裁，无须晓渎！……”

官方对周汉在狱中的表现，极为恼怒，而对他的辩护，又无法驳斥而据以定罪。于是只好仍袭用当年查访“别项劣迹”的办法，加给周汉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照疯病例”发付按司狱长期监禁了事。周汉反洋教案的处理至此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