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汉反洋教斗争的特点

周汉的反洋教斗争是颇具特色的。他编刊反洋教宣传品前后历时十年，官方对此案的处理也达八年之久。他编刊的反洋教宣传品，数量之繁多，形式之多样，内容之尖刻，均可谓无与比论，他感情激越，态度坚决，始终不渝。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注意斗争的策略，虽然他所使用的武器仍是封建武库的陈品。这里，我们试剖析一下周汉反洋教宣传品的形式和内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饶有兴味的。

周汉所撰写刊布或在他主持下编印的反洋教宣传品，由于时代久远，或多散失。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和已知者计有43种。兹将其名称列后，以备读者查考订正：

《周程朱张四裔孙公启》、《棘手文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各国公使文》、《擎天柱》、《湖南巡抚部院咨复直隶总督部堂稿》、《鬼叫该死》、《辟邪金图》、（或称《天猪叫》）。《猪叫婆自叹》、《天猪叫叹五更》、《齐心拌命》、《稳灭猪叫策》、《翟真人鸾训》、《辟鬼子新书》、《荡洋局告白》、《常德四属生童公白》、《万胜屠行告白》、《湖南通省屠行公议》、《除害告白》、《湖北汉黄德羊道告示》、《猪叫亲供》、《越南陪臣贡言》、《公禀督抚宪稿》、《辛卯天科题目录》、《大清天下儒释道三教弟子公议》、《猪叫等哀禀》、《全省生童投笔请缨禀》、《三教齐心扫除邪说》、《灭鬼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示》、《湖南全省士农刊布》、《徐五屠夫刊布》、《湖南全省书坊刻恻商民公禀》、《眼望猪图叹》、《自励四绝》、《武陵荡洋局告示》、《西洋各国公使咨复总理衙门稿》、《全湘绅士公禀》、（或称《禀天主邪教》）、《湖南通省纸笔墨砚四行公议》、《江西省刊布》、《湖南通省公议》、《湖南通省绅耆士庶公启》、《谨遵圣谕辟邪》、《齐心竭力》（或称《大清臣子周孔徒遗嘱》）。

这些反洋教宣传品，从体裁看，有小册子，有歌谣、有画集、有揭帖、有公文，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文字多用白话，通俗易懂，因而使人喜闻乐见，不胫而走，广为传布。

从署名看，除三篇系用周汉个人名义发布外，其余都属伪托，有些托名圣贤忠良后裔。如《周程朱张四裔孙公启》就是如此。此外，《擎天柱》署名宁乡县举人孔诲学、常宁县副贡颜复礼、安仁县拔贡曾习传、安化县优贡孟闲先、道州岁贡周图极、通道县廪生程入德、永顺县增生朱明指、永绥厅附生张订预。《辛卯天榜题目录》刊报者更包括全国十七省的孔、颜、曾、孟……公治、澹台、仲诸姓士子。《棘手文章》署名掌京首道监察御史关辅汉、兵马车驾司员外郎杨再盛、通政使司额外知事岳佐清。《公禀督抚宪稿》的联名者为七个候补官狄伏虎、陶射蛟、韩驱鳄、李卧彪、孔击蛇、刘安龙、鲁化蝗、并在文中特别申明了们“籍隶山西、河南、山东四省，依二帝三王之旧都，托周公孔孟之故里”。有些托名各行各业，其中有绅士、生童、书坊刻刷商、纸笔墨砚行、屠夫、儒释道三教，以至受害者。有些托名全省民众。如《齐心拌命》署名“湖南通省公议”。或径以《湖南通省公议》，《湖南全省士农刊布》、《湖南通省绅耆士庶公启》为题。有些托名教徒。如《猪叫亲供》、《猪叫等哀禀》，有些托为官方公文，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示》、《湖南巡抚部院咨复直隶总督部堂稿》。还有些托为敌方文书。如《西洋各国公使咨复总理衙门稿》。等等。这都是要给人们一种印象，即反洋教者不是周汉一人或少数人，而是包括全国全省士农工商、各行各业、上下左右一切人，教徒的亲供，哀禀，敌方的咨文，也是现身说法，让人们仇恨洋教，并与之作斗争。

从内容说，尽管各篇叙说的角度不同，范围大小有异，但无不贯串一个基本思想：“崇正黜邪”，反教卫道。这里试将其中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两种略加介绍。

其一为《鬼叫该死》，这是一本通俗小册子。署名万里城、严防内、官斌、平亥、常乐清、师孔、黎庶忠、齐心战、并注明该八人“各印赠十万本”。这八人的名字联在一起，显然含有“中国（万里长城）严防洋教侵入内地，文武官员同心扑灭洋（亥、猪）教，大清国永享安乐、全体民众都具忠心，为反侵略齐心战斗”的意思。

小册子首先指出：“自古我中国圣人尧帝、舜帝、禹王、汤王、文王、武王、周公、孙子、孟子传下六经四书，教天下万世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夫要义、妇要顺、兄要友、弟要恭、朋友要顺。其余道理虽多，总之以这五伦为重。”除儒教外、道教、佛教也是“不离这五伦”的。因此，“世上只有这三教是正，再末有第四教了”。

接着，小册子叙说了“鬼叫”的来源和“鬼书”的妄诞。说：“他那拜的鬼头，名叫耶苏太子”，其实是“猪精投胎，在生极奸极恶极邪淫，因谋杀父篡王位，被德亚国的老鬼王正法打死的，阎王恨极，把他魂魄囚在黑暗的地狱。每天要提出受苦刑一次，……他们鬼子鬼孙鬼婆死了，个个都囚在地狱。死的这样苦楚，活的还在做梦，还说耶苏邪鬼与那些邪叫鬼上了天堂，岂不比猪还蠢吗？”又说：“他那鬼书多得很，无一本不该死该死”。例如，中国人都敬天地三光，敬祖先，这些书却认为“那天地日月星辰是耶苏做成的几件器皿”，而“祖先死了，是一件用烂的器皿一样”，因此都不要敬，只要拜耶苏就是。“中国圣贤仙佛，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暂时鬼书还不敢骂，日后骂不骂还未可知。此外，文昌帝君、关圣帝圣、太上老君、释迦佛、观音菩萨、皂君司命、财神老爷、及一切大小正神，鬼书都骂尽了。”因此，没有一个不痛恨的。

对于洋教及传教士的罪恶，小册子写到:“各国鬼王想谋中国的江山，特制鸦片烟来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中国已经上了当，弄的地方也穷苦了，百姓也伤残了。但只一宗，中国的人个个恨鬼(洋人)，是无奈人何！鬼王又想出奸计，假说是劝人行善，要到中国来起鬼堂，行鬼叫。中国中了奸计，欠了一着提防。及把鬼堂一起，鬼王分派一伙鬼叫头，名色不一，到处煽惑。又把些银钱买活中国一伙亡八婊子光棍痞子猪一样的人，就进了那天猪鬼叫。”这班传教士，在中国干尽坏事，奸淫乱伦、药物迷人、煽动造反。”“还有一宗:鬼叫都有妖术，切得妇女们的崽肠子、奶尖子、孕妇胞胎、小孩子肾子，他拿去卖与鬼商人配制照相的药水，熬炼铜铅，每百斤铜铅熬得出八斤银子。凡从教的死了，鬼叫头不准亲人近前，要由他殡殓，他把眼睛剜了去，也是卖去配药，还哄人说叫做‘封目归西’！”真是无恶不作，而其最终目的，还在于灭亡中国。小册子以太平天国“造反”为例子，说:“你们问问想想，就晓得鬼王派鬼叫头来传叫，无非是煽惑人里应外合。好谋中国的江山那个奸计了！”

如何对付洋教的流传呢?小册子提出的办法是:“一见鬼子鬼孙说鬼叫好的就打，一见鬼书就烧”；“妇女小儿女们尤要叮嘱小心，莫与面生人相见，莫与不三不四的婆婆嫂嫂子们来往，怕他使鬼叫婆暗放迷药”；“齐心协力，赶早提防，各城保守各城、各镇市保守各镇市，各乡团保守各乡团，各族保守各族，总总不准一人从教，迷坏地方，招惹鬼叫头来起鬼堂”……。诸如此类，无非打教、烧书、抵制、驱逐等等。

其二为《辟邪全图》，或称《天猪叫》。这是一本图画集。图画幅数待考，据说英国国家档案馆存有一本，共32幅，但我们尚未能获阅。湖南省图书馆藏有一残卷，仅23幅。我们并从其它出版物中另见4幅，合计27幅。现将其画名列后，亦可明全书内容。

雷殛猪羊图　　　壶篮灭怪图　　寝皮尝胆跳

灭怪献俘图　　　守筍灭猪图　　羊货归豚图

舟扇齐心图　　　众虎灭羊图　　杀死猪羊图

屠灭猪羊图　　　生杀猪羊图　　厨靳猪羊圈

催养肥猪图　　　催养肥羊图　　射猪斩羊图

铁斧劈邪图　　　族规治鬼图　　释道治鬼图

小儿失肾图　　　猪叫切奶图　　猪叫剜眼图

齐团灌粪图　　　打鬼烧书图　　鬼拜猪精图

叫堂传叫图　　　猪叫取胎图　　猪精恶报图。

各幅图画均为彩色套印，图内或注有说明文字，两旁书有对联如《鬼拜猪精图》，画一大雄猪，身书“耶苏”二字，前跪二人，低头、双手着地，背上分写“叫司”、“叫徒”，上方有说明文字称:“耶苏太子，天猪精也，性极淫。……大臣秦发其罪，缚置十字架，烧红钉钉之大叫数声，现猪形而死。……惟于门展阶石刻，凿十字架，则猪精猪徒畏而不至。”两旁联语云：“这畜生乃洋鬼所皈，皮毛未脱；倘人类以天猪为主，颜面何存？”《打鬼烧书图》，上方画三个大汉各拿棍叉在猛打两个教士，一个在傍助威，一个老者在旁指挥；左下角画一大火盆正烧着教书，一个人挑着一担教书走向火盆，四个绅士李旁观看，其中两人掩着口鼻；两旁联语云:“猪精邪教自洋传，欺天地，灭祖宗，万箭千刀难抵罪；狗屁妖书如粪臭，谤圣贤，毁仙佛，九州四海切同仇。”《族规治鬼图》，画一屋字，堂内设有“主位”牌，一群族绅正在审理入教者，两人跪于台前，两人被缚于两边柱上；堂外，三人正将一教民扒光裤子打屁股；两旁联语云：“一家私拜猪精，一族公当王八旦；四海合除鬼党，四民各免臭千秋。”《寝皮尝胆图》，画一屋字，正厅内一人坐在猪皮靠椅上，正在伏案秉灶读书，壁上挂一宝剑；侧房内一人斜身躺在床上，似在尝胆。床上亦垫着猪皮;两旁联语云:“夏则资皮，肉食谁长文种略；居常咽胆，心坚终复越王仇。”

以周汉本名刊布的诗文揭帖，则主要表明他“崇正黜邪”，反教卫道的决心，始终如一，矢死不屈的气节，如《自励四绝》，其一首云:“断无汉子怯洋人，况是天生铁汉真。七尺预镌生矿石，孔门弟子大清臣。”《谨遵圣谕辟邪》中，他预作挽联一幅云:“以尊圣训、讲圣谕辟邪教而杀身。毅然见列祖列宗列圣列仙列佛之灵，稽首而称真铁汉；若忧横涡，惑浮言、惧狂吠而改节，死犹遗不忠不孝不智不仁不勇之臭，全躯岂算大清人。”他是决心做清王朝忠义之臣，为维护圣道，反对洋教，而奋斗到底了!

综观上述，周汉在长期反洋教斗争中，确是态度十分坚决而又非常注意策略的。他以“崇正黜邪”为名，以忠义自居，并且把反洋教斗争渲染成全民的行动，而他自已也的确获得了众多士民的支持，以致官方对他的处理感到十分为难，“禁劝俱穷”，最后只得另加罪名将他关进“疯人院”了事。可以说，在防止，抵制官方对反洋教活动的镇压方面，周汉是部分地达到了有己的目的。

但是，从根本上说，周汉用以反对洋教的武器是陈旧的、破烂的，因而并不能真正达到其根除洋教侵略的目的，他用“五伦”等封建伦常、“圣道”来批判基督教的教义，只能束缚群众，无法起到真正的号召作用，他所揭露的洋教的罪恶，诸如剜眼、割肾、取胎、切奶，大都来自谣传，很少事实的依据，因而缺乏说服力，他言词尖刻，流于谩骂，却极少科学的批判。而只有科学，才是与宗教迷信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他所拟定的对敌方法，除了遇见“鬼教”就打，遇见“鬼书”就烧，利用团防、族规进行抵制、惩处等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有效的东西、甚至他所提出的“稳灭猪叫策”，也不过是“人人处处日日时时痛骂之”而已。试想这些近乎儿戏的东西，怎么能同披着慈善外衣、富有欺骗性而又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宗教侵略者相抗衡呢?因此，结论只能是:“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坏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

(四)余 论

与周汉反洋教案相联系，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个问题是维新运动与反洋教运动的关系。

众所周知，维新运动和反洋教运动都是强烈的爱国运动。但历史的奇特现象是：最后取缔、惩处周汉反洋教斗争的，不是他人，而是积极支持维新运动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这是为什么了？

有一种说法：维新运动的政治意图之一，就是要防范群众的“反教攻洋”斗争，把防范反洋教运动提到维新运动宗旨的高度，这是难以令人首肯的。维新运动的宗旨是“变法图强”。不同于反洋教运动的单纯排外，维新运动是要通过改革内政的途径未达到富国强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而要改革，就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作为实现“变法图强”宗旨的必要条件。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企在蓬勃展开的反洋教运动发生矛盾，特别是德国借口曹州教案而强占胶州湾的严酷现实，使维新派深怀恐惧相警觉，害怕因教案而召致外来干涉，扰乱地方，破坏新政。加上外有帝国主义的压为，内有清政府的三令五申，维新派确是防范、查禁反洋教运动的。但他们的改革措施是多方面的，并没有时时处处着眼于对付反洋教运动;他们也并不一般否认反洋教运动的爱国性质而对其严厉镇压。这从陈宝箴对周汉反洋教案的处理过程也可看出一些端侃。

如前所述，陈宝箴对周汉案的处理，始则试图推诿，最后“照疯病例”将周汉监禁了事，当周汉被捕后，陈宝箴曾在一个批示中承认:他之拘捕周汉，“原欲曲为保全，俾免陷于重戾。”维新派的喉舌《湘报》，在刊登汉口英领事要求陈宝箴查究周汉的照会时，于末尾加了一段很有意思的“附识”，写道：“平心而论，周汉居宁乡、捐田产、兴义举，未尝非一乡之善士。……夫各国欺凌，无理取闹，稍有人心者孰不知耻?孰不知愤?然同一耻、愤也，有得当者，有不得当者，深谋远智，阴图自强，连合群力，以为恢复之计，昔之太王勾践是也。不得当者，匹夫按剑，欺杀孤客，砖石瓦块，反堕油索者之术，今之胶州、永安州是也。一一吾愿诸君勉为大勇，勿为小勇可也也”。肯定周汉的爱国思想、志节和为人，而批评其做法的不当，这正表述了维新派对周汉的总体态度。

我们再看看周汉被监禁后的境遇，据一位曾随同入狱探望周汉的人记载：“当其在狱，官吏以其中岁宦游，又系干犯公务，特予优待，准其携带家属，并拨余地为其种菜。杂居之用。时年约五十余，了无衰态。而言词宏亮，滔滔不穷。有书室，经史略备。所开菜圃，广可一亩。所种品类繁多，耕作用具咸备。渠云：‘每日早起，除散步数周外，即锄草除虫，摘菜供食等工作，约二小时。余系特别犯人，颇优待，终老于斯，亦不觉其苦也’”。虽然记载者探狱可能是周汉被监禁数年之后，但这些情况的开始当在维新运动期间。从这里，我们也看出陈宝箴等对周汉“曲为保全”的良苦用心。

正因为这样，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事后在《先府君行状》中，不无遗憾地写道：1898年初，周汉“复刊帖布乡县。府君方痛胶州事，大惧，传毁其帖。周汉殴传吏，益横。府君乃排众议，下之狱，愀然曰：‘非然，无以全大局，亦无以曲全周汉。’世竞用此事相齿奇　龁!”通州范当世《义宁陈公墓志铭》也写道：“周汉伏居草莽，志在卫道，而周识忌讳，宝箴幽禁之，固非得己。且汉入狱，遇之如宾，从无摧辱。志传可不书此事，书之更不必辨”。

还有一种说法：周汉是守旧派首领，因而反洋教运动对维新运动起了阻碍作用。这种说法纯属臆测，毫无事实作依据。固然，从总的思想体系来说，周汉无疑是保守的，守旧的。但是，历史表明，维新运动期间湖南守旧派的首领是王先谦、叶德辉之流，而不周汉。不仅如此，从现有历史文献中，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周汉反对维新变法的资料；恰恰相反，倒有一些与维新潮流有关的记载。比如，与周汉同时代的傅熊湘写道：周汉“尝痛八股之误，早倡废止；作《莫包脚歌》，欲以风世。其远览先识，殆不可及。”湖南维新派骨干分子皮锡瑞在其当时的日记中也记述：“见湖南所刻《劝女学歌》、《莫缠足歌》、甚佳！秉三（熊希龄字）云：《莫缠足歌》乃铁道人所作。尤可异。”

当然，我们也无意就此将周汉说成维新派；但从历史事实看，周汉确实不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反对者。由于炽热的爱国感情和仇外心理，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反洋教斗争中去了。

再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一般反洋教运动的历史作用？

有人认为：清末反洋教运动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它时间持续四十年，范围几遍全国、牺牲了难以数计的生命财产，而教会势力却在不断发展。不仅如此，它还召致内乱与外患，加深国家的民族危机。

这种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如前所说，反洋教运动是以反对基督教为形式的抗拒外来侵略的群众性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整体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未能完成反帝任务来说，它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如何看待这种失败？是否凡属失败了的东西就一律没有积极的历史作用可言？这是需要认真加以思索和回答的。

近代中国是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为求得自己国家民族的解放进行了长期的坚苦卓绝的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长达一百○九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也经历了一百○九年。其间不乏胜利的记录，但更多的是失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才取得了最后胜利。“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我们不能只看到最后的胜利，而否定前此一系列的斗争、牺牲和失败。这首先是因为，所有这些斗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都给了侵略者以不同程度的打击。不然，帝国主义都为什么对周汉的反洋教活动如此害怕，再三再四要求清政府查禁、惩处呢？一个英国传教士1887年向英国内地会的报告中诉说了自己在中国的境遇：“我在中国九年，有六年在湖南，往来各处，多遇危险。四年没有本国的同伴往各城去。或由水路，或由旱路，每迸一城，不知有性命出来否”？显然，反洋教运动起了阻碍、延缓、削弱帝国主义宗教侵略向内地发展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四十年中教国会势力日益发展的根本原因，只能从帝国侵略中国逐步加剧的总形势以及清政府的腐败、卖国中去探寻，而决不能归咎于反洋教运动。把侵略行动的扩大归咎于被侵略国家人民正义的反抗，这只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逻辑。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不是由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中国早就被瓜分或灭亡了，教会在华势力不知要增加多少倍，而最后胜利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不仅如此，前一阶段的斗争（包括失败）还为后一阶段的斗争准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里既有精神的鼓舞，也有经验的总结，更重要的还有人才的培养、锻炼和提高。尽管后来者常常免不了要对前人有所批判甚至指责，没有这种批判，历史的巨人只能在原地踏步；但是，前人的斗争，毕竟为后来者胜利的纪念碑铺了一层基石。如前所述，维新派对反洋教运动是有所批判的，指责他们逞“匹夫按剑”的“小勇”，而不是“大勇”，缺乏“深谋运智”。这种批判明显地包含有对反洋教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有记载说：义和团运动期间，有人曾上书清政府，要求释放以反洋教著称而被系狱的余栋臣、周汉，写道：“余蛮子，四川之义民也，周汉，湖南之义师也，冤屈有年矣。出之深沉，当可收效于行阵也。”这清楚地说明反洋教运动对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影响，更不用说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从反洋教开始的了。萍浏醴起义后，革命党人宁调元被捕，与周汉同系一狱，二人甚“相得”。“太一（宁调元字）乞铁真作书，为狂草‘龙虎’二字，题去：‘虽遭虾戏犬欺，神威犹在，哈哈！’时年六十余矣，盖倔强犹昔也。”他这种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显然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是有着积极影响的。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初，反洋教运动逐渐偃旗息鼓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转入了更高级的形式——把反帝与反封建紧密结合起来的民族民主革命。但这并不能成为抹煞反洋教运动历史作用的理由，而只能说反洋教运动已经完全了它的历史使命。

至于说反洋教运动召致内乱与外患，加深民族危机，这种观点更是极端错误的。近代中国的内乱与外患，根源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由于中国人民正义的反抗。中国人民近代初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除了在战场上的武装抵抗外，主要以反洋教的形式出现，这固然反映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而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步步加深，传教士依恃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大量涌入内地，为非作歹，引起中国人民的无比痛恨；另一方面，清政府腐败、卖国，不仅不能有效地组织抵抗侵略，反而压制人民的正义斗争。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才出现了人民自发斗争的风起云涌。通观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反洋教运动史，三次高潮都是伴随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而后出现的，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法战争之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不是反洋教运动加深民族危机，而是民族危机激发反洋教运动。因此，尽管反洋教运动具有严重的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但对其斗争的正义性和历史作用必须予以恰当的肯定，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