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梁作为近代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一直深受学界的重视，特别是二者先进的维新思想和他们领导的戊戌变法都是当今学者研究的焦点。二人思想上和学术上的相互影响与他们之间的兄弟之情是分不开的，但关于谭、梁相识的过程以及与谭、梁有兄弟之交的吴樵（谭、梁二人相识的介绍人）却一直被学界所忽视。为了能使大家对谭、梁之交有更深刻的认识，笔者试图对上述两点做较详的论述。
一
吴樵（1866—1897），字铁樵，四川达县（今平昌县白衣镇）人。早年随父游京师，入同文馆学习算术数年，具有极高的造诣。吴樵少年时期学习算术的天赋谭嗣同有详细的记载：“童年即精算术，若由天授。元代微积，不师而能谈；几何条段，如出掌而目数其指。”后又专研西方的自然科学，即当时所谓的“泰西格致学”。中日甲午战争前后，随父吴德潚在湖北张之洞幕府任职。湖北作为洋务运动后期领导者张之洞的“根据地”，在张氏幕府中聚集了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就有许多维新人士。在这样的环境中，吴樵结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物，如汪康年、梁鼎芬、夏曾佑、邹代钧、陈三立等，同时，吴樵为宣传维新思想还参加了汪康年等人筹拟中的中国公会。1895年甲午战败后，在面临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以康、梁为代表的一些维新士人开始为宣传“变法”思想而进行各种维新活动：如成立强学会、创办报纸、设立学堂等。同年九月底，吴樵随父离鄂赴京参加部选。路经上海时，康有为正在沪筹备上海强学会，吴樵父吴德潚曾随同黄遵宪在沪拜访了康氏，并参与了设立学会前的一些会务活动。作为维新人士的吴樵对强学会表现出了“强之入会之意”。但因很快要离沪赴京和其它原因而未列名籍于上海强学会。十月二十九日吴樵到京，并于“（十一月）十二日赴强学会议事之约”，因“无可与言者”，“略坐即去”。也就是在这次“议事之约”中吴樵与粱启超相识的。
关于吴樵和梁启超始交的资料，粱启超在《三十自记》称：“明年乙未……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吴樵、子发父子”，《饮冰室诗话》中称“余初交铁樵，在京师，实乙未冬也。”按吴氏父子在乙未十月二十九日抵京，而梁氏称的“乙未冬”则应是吴樵在十一月十二日“赴强学会议事之约”后与梁启超相识的，因在吴樵当天给汪康年的信称“伯棠（汪大燮）、卓如（梁启超）均枉过，与谈甚洽。”这些是关于吴、梁相识的最早记载。故吴、梁相识在乙未（1895）冬。
梁启超在《与康有为书》中关于谭、梁相晤的记载是这样的：“……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因此可知谭、梁相识是“因铁樵相称来拜”，即吴樵在谭、梁相识中充当了中介人。故吴、谭相识应在谭、梁相识之前。
关于吴樵与谭嗣同相识的经过，谭嗣同在《吴樵传》中称：“嗣同初不识铁樵，亦于京师偶遇之。”而在吴樵给汪康年的信件中，有关谭嗣同最早的记载是丙申（1896）年三月十三日的信，称“谭复生精锐能任事，不可多得之员。初不意此君能如是也。于新学亦极能见到，吾辈又多一徒党矣。湘中人士勇挚，真不可及也。”据此可知吴、谭在丙申三月十三日之前在京师相识的。而他们相识时间最早应在何时？这就要了解谭嗣同是在什么时间内到京的。据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九：“旋因舍侄传赞二月入都考荫，江海孤行，放心不下，令嗣同伴送，此自应去者也。书十又云：“随于六月十八日出京，二十九日到南京……计北游迄此，几五个月。”可知，谭嗣同到京的时间在丙申二月前后。而此时吴樵正在京师，关于二者偶遇的具体时间没有记载，但我们可推测吴、谭相识的时问段应在丙申二月前后至三月十三日。
谭、梁相识是“因铁樵相称来拜”。故吴樵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相识的中介，关于谭、梁相识时间记载有梁启超所说的“乙未秋，与谭浏阳定交”，“乙未秋冬间，同客京师。”然从上述我们可知谭嗣同是在丙申二月才到京的，怎么可能在“乙未秋”呢？梁启超在丙申三月中旬已赴沪协助汪康年创办《时务报》。有关梁启超离京的时间吴樵给汪康年的信中有多处的记载，丙申三月十三日信中称：卓如初意，因樵父子出京，得公电速，拟日内同江孝通先行。又三月二十一日信称：卓如通州信已到。是日未早起，不送为歉，真对之不住。”吴樵两信中虽没有关于梁启超离京的具体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大体可知梁启超是在丙申三月中旬已离京赴沪，关于谭、梁、吴三者“同客京师”的时间为丙申二月至三月中旬。也就是在吴、谭相识后不久，在吴樵的引见下谭、梁才相识。
二
关于谭、梁、吴三者相识后，在京师相处的史料见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余与谭浏阳及铁樵约为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吾三人者，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余初交铁樵，在京师，实乙未秋，与谭浏阳三人相视如兄弟。”谭嗣同《吴樵传》中称：“以长铁樵一岁，父事季清先生，而弟铁樵。过从日密，偶不见，则互相趋。”从中我们可知谭、梁、吴三者在相识后不久就约为兄弟之交，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为何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三者能够建立如此深厚的友情呢？笔者认为应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客观的历史环境为他们相识提供了前提条件。19世纪9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甲午战败，宣告进行了三十多年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并且很快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为了大力宣传这种新的思想，制造变法舆论，一些维新人士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湖南等地开始进行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等一系列维新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就需要有大批维新志士同心协力，梁启超《三十自述》：“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强调“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丌风气”，结交“天下名士”也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愿望。
其次，他们志同道合，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在三者相识之前他们都曾积极参与了宣传维新思想的各种活动，譬如梁启超参与了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和创办北京强学会，并任《中外纪闻》主笔。1895年秋，谭嗣同与唐才常在湖南浏阳设立算学社，开湖南新学的先河。同时，吴樵在湖北曾参与了汪康年等人筹拟中的中国公会，参加了北京强学会会务活动。“同事皆同志”，同为维新人士是他们相识的前提。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对佛学都有所造诣。谭、梁在佛学方面的学识是学界所皆知的。而吴樵及其父在佛学方面也颇精通，梁启超曾称吴樵父亲吴德潚：“学识魄力迥绝流俗，尤邃佛理。”谭嗣同在京师时曾同吴氏父子谈论佛学，“在京晤诸讲佛学者，如吴雁舟、如夏穗卿（曾佑）、如吴小村父子（吴樵父子），与语辄有微契。”这样，共同的历史使命和兴趣是他们约为兄弟之交的基础。
再次，三者自身都有很高的学识和修养，而彼此又有令对方佩服的地方。所以这种钦佩是促使他们友谊加深的“催化剂”。关于吴樵的才智，谭嗣同是这样评价的“铁樵于学无所不窥，古今之变，中外之故，天人之际，性道之原，靡不贯穴奥赜，而达之亹亹。”当张之洞和陈宝箴争着邀请吴樵相助时，谭又说“极中国之所谓通人，或无以过。则莫不争愿其共治事，可谓才士已。嗣同之知，不足以少概铁樵，而荦荦已如此。”谭氏的话中虽有过分夸奖之处，但也说明他对吴樵才知的钦佩。同样吴樵对谭、梁二人才识的赞赏是：“谭复生精锐能任事，不可多得之员。初不意此君能如是也。于新学亦极能见到，吾辈又多一徒党矣。湘中人士勇挚，真不可及也。”“卓如近在间住……康徒唯此人可与也。”“京中会友，惟此二君（汪大燮、梁启超）气涌如山，余人不及也。吾于此得二士。”上述虽不能全面反映三者之间的钦佩之情，但也可窥其一斑。
最后，同处一地则为他们相交乃至建立深厚的友谊提供了机遇。光绪丙中年二月至三月中旬这一个月的时间中，谭、梁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吴樵相识，在随后的日子里三者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并约为兄弟之交，以致在他们相处的日子中“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
客观环境的促使，偶然的相遇，共同的兴趣以及彼此之间的志同道合和钦佩之情都是三者成为兄弟之交不可少的因素。
三
三者在京师短暂相处后，梁启超于三月中旬离京赴沪帮助汪康年创办《时务报》，吴樵也于四月十五日离京，四月二十四日到上海同其父吴德潚、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商议创报之事，而谭嗣同在六月十八日离京赴南京任职。从丙申三月中旬到丁酉四月二十一日之间，梁、谭、吴三者在各自的领域中为维新思想的宣传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梁启超时任维新思想宣传主渠道——《时务报》的主笔，并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鼓吹维新变法思想的政论，同时，还协助创办了《广时务报》（后改名为《知新报》）。谭嗣同此间写了《仁学》上下二卷，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在书中还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吴樵则奔走于沪—鄂—湘—蜀之间，但也曾作为《时务报》创刊初期主要的幕后支持者，积极参与了一系列维新活动的筹拟和实践，同谭嗣同筹拟创办与《时务报》、《广时务报》并立的《民听报》，后者因资金短缺和吴樵的早逝而未创办成功，同时他还参与了汪康年等人在湖南成立的“万亩公司”和办矿事务。三者的这些活动都为维新思想的宣传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丙申、丁酉年间正是维新运动逐渐发展的时期，三者作为维新志士也曾用他们共同的力量进行维新运动，除吴樵和谭嗣同相商准备在汉口创办《民听报》外，吴樵和谭嗣同还积极支持梁启超《时务报》的工作，尤其是吴樵为《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作为《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和主笔梁启超的共同朋友参与调和二者之问的矛盾，并为《时务报》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谋略。丁酉（1897），三者还同汪康年在上海创立了“不缠足会”，在四月一日发布的公启中三者都以董事的身份列名于“不缠足会”。“是会由先生（汪康年）与梁卓如……达县吴铁樵（樵）、浏阳谭复生（嗣同）……诸君共同发起。”这是三者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最后一次合作，因为在丁酉（1897）年四月二十一日吴樵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吴樵曾于丙申年底答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到湘助其办矿，并于丁酉三月中旬到湘，在好友邹代钧的帮助下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而在他逝世后不久湖南维新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谭、梁随后相继来到湖南，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维新活动，为湖南乃至全国的维新运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吴樵的早逝而使其失去了与自己好友再次合作和重晤的机会。谭、梁在维新思想活跃的湖南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是在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同时也是在实现吴樵和其他维新人士未完的梦想。
吴樵的早逝使他丧失了实现其理想和抱负的机遇，也失去了像谭、梁那样在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中大显身手的机会。吴樵虽未实现其理想，但在其有生之年参与的各种活动中，还是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维新思想。谭嗣同曾说：“其所擘画，若报馆，若女学，若机厂，若矿产，若农田，虽不既举，而条理毕具。”针对吴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谭、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既不然，中国不有铁樵；中国有铁樵，则中国之事之待于铁樵者，不知凡几，铁樵必不死。而铁樵竟死，然则吾又将奚适也！”此句虽是谭、梁对吴樵的赞扬，但也不难看出是谭、粱自身的写照，以及是对所有维新人士和所有为中国富强而奋斗的人的赞扬。
谭、粱、吴约为兄弟之交虽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为中国富强而变革的理想和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又是他们相交的必然因素。三者在短暂的交往后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就使我们不能否认吴樵作为谭、梁的好友在他们以后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吴樵作为近代维新人士的一份子，尤其是在和谭、梁约为兄弟之交后的思想是不容被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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