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不仅以编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流芳百世，也因早年对入世的满腔热情、踌躇满志到晚年对佛学的痴迷直至遁入空门而令人扼腕叹息。魏源晚年为何遁入空门，学术界的传统看法是其仕途坎坷、政治理想的破灭，但仔细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魏源入佛是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家族的教育和熏陶使得魏源从小就有救苦救难、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的因子
魏源的曾祖，名大公，字席儒，国子监生，幼年丧父，侍奉祖母和母亲，以孝而闻名。他一生未仕，以种田经营为生，由于善经营，“家素饶，好施予，每挟棉袄复裤，出遇褴褛者，辄与之”。祖父，名志顺，字孝立，与乃父一样，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乡贤，“笃行著邑乘”。据魏氏《族谱》记载，清嘉道时期的封疆大吏陶澍，早年因家境贫寒曾向孝立公求助，孝立公慷慨解囊。陶澍发达后，专程派人备礼送还债款，孝立公笑而不纳，并对来人说：“钱财为流通之物，吾非借以谋利，愿尔主人在官清廉，爱百姓足矣。”伯父，名辅邦，字协昌，“生平好施予，邻里中待以举火者数家；穷而无告者，必月有常给，以养其终身”。父，邦鲁，字春煦，其“性慷慨，好读书……每得微俸有余，辄以济人”。一次偶然听到友人讲起同县的曾承谦、毛万秋二人生活有困难，即各寄去二十金为炭资。任职惠泽时，“值岁大灾，捐赈施粥施药，昼夜在厂与饥民同寝食者数月。调任去日，夹盐河两岸送者十余里不绝”。母，陈氏，是一位贤淑、勤劳、善良的女性，乡里穷苦者，常得其接济。魏源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家族里，耳濡目染，使其从小就有了救苦救难、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的因子。而这些与佛学提倡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是相通的。
二、佛教与传统的儒、道等各家思想的相互融合、渗透是魏源由“入世”到“出世”的思想桥梁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逐渐与中国的儒、道等各家思想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唐朝僧人慧能所创立的禅宗，更是完全中国化与大众化的佛教新宗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思想结晶，对唐宋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曾指出：“宋朝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宋明的儒家代表人物，无不援释入儒，或明批暗援，从而创立了一个统治宋、明、清中国思想界几百年的儒学新学派——宋明理学。佛教禅宗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则孕育了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王阳明的心性论、知心合一说、致良知说、心即理说无不取自于禅宗。在中国思想史上，“心学和禅宗、儒学和佛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很容易导致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因为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本身就包含着虚无主义的东西，加之过于强调乃至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很容易使笃信心学的人滑向宗教神秘主义的泥潭。魏源最终遁入空门就与其一贯奉行心性说有一定关系。所谓的“明心即佛”、“即心即佛”、“性体圆融”、“无情无性”与儒家的性善论以及宋明理学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等有一定的融合。魏源早年接触更多，体会颇深的是王阳明的“心性”之学。他自“十五岁，补县学弟子员。始究心阳明之学，”深受其影响。王学的“心即理”、“心之所至，理之即存”一方面为魏源六经皆世之说立下一个最初的依据，另一方面也为他最终走上出世之路架起了思想上的桥梁。
三、魏源入佛与其对儒、佛二家的认识有一定的关系
魏源在《净土四经总序》中指出：“大王道经世，佛道出世，滞迹者见为异，圆机者见为同。”魏源的意思是说孔孟儒家是以“王道经世”，提倡积极入世，而佛教则提倡出世，其实这是那些拘泥于表面现象的人说的，在探求事物本质的人看来，佛、儒二家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辅助的。从魏源本人来说，他一方面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武器，积极入世，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实现国富民强；另一方面则以佛教的“普度众生”、“救苦救难”、“极乐世界”来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消除人们对现实苦难的不满、以及追求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他认为儒、佛结合，可以发挥其“治世”、“救世”的作用，即把“儒学看作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推进器，把佛教看作是防止和消弭社会动乱的防震器或减震器”。早年的他主要是以孔孟儒家之“人道设教”，立“内圣外王之道”，创国家富强之基，达天下太平之治，同时也不排斥“以神道设教”，认为必须利用人们敬畏鬼神的心里，来劝善止恶，以助教化。他认为：“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如果人们心中没有对鬼神的敬畏，也没有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向往以及对下地狱的恐惧，那么只会使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无所忌惮，要是这样，社会风气将更加败坏，社会秩序也将更加混乱。这大概就是魏源信佛、溺佛、遁入空门的最初根源。
四、魏源入佛与其思想深处存在的宿命论思想有一定关系
魏源非常迷信风水，这可以从他为父母及自己寻找墓地得到证明。他为此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来证明这种认识的正确性，他说“宋贤周子以先墓患水改葬，朱文公母墓再迁而后定，王文成公葬父地不善亦卒迁之。”所以他非常赞成“形家”的所谓“地气说”。魏源认为：“形家之要，阴阳而已；阴阳之要，乘生气而已。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诗传》‘山南曰阳，山北曰阴’，是则生气者阳气也，背阴而向阳，去杀而就生也。《易》曰：‘地势坤’凡高山、大陇、平原、尽大地一纯阴之象，惟天阳之气流行于大地之中，而人物以生。是地之有生气者为阳，无尘气者为阴。”魏源晚年在高邮任知州时，看到奎星阁旁有一棵大槐树“浓荫数亩，阴翳绝景”。他断然下令，将此树砍掉，当地士人聚众哗然。魏源对此举解释说：“培养人才是地方官的职责，高邮近年科举无人得中，就是这棵树遮住了奎星阁，请诸位士人不要埋怨，今后你们必定会感谢我。”是年“秋乡试榜出，文武诸生中试者八人，高邮至今科甲不绝”。此外，他曾作诗云：“利舵名帆日夜牵，水行争似路行便。虽然生死由天定，毕竟多翻浪里船。”这些足以说明在其思想深处存在着宿命论思想，而这种宿命论思想与佛家的命中注定、因果报应等是相互融通的。
五、魏源的入佛与其骨子里的空灵、静寂而又深思的特性有关
“魏源自幼喜静，小小年纪便离群索居，常独自呆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所谓“默深”的号名便是“默好深思”的意思，他经常沉浸于对世界和人生大本大源问题的思考。在魏源所作的《村居杂兴》组诗中，有对宇宙万物的感悟和对人生销磨的无奈之感，抒发了在静默中让心灵在冥冥之中与自然精神对接，体悟对宇宙人生根本意义上的最高认识，如“每念生灭由，精微其能详”、“沉思独一往，忽与天机触”、“置身天地外，何羡红尘浩”。魏源的这些特性与佛教禅宗直觉休悟、凝思寂虑等非理性思维方式、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随缘任运的生活态度、恬淡幽隐、亦庄亦谐的审美情趣有内在的神秘联系，而这种对人生和天人关系的思考，在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很容易滑向佛教神秘主义的境地。
六、魏源入佛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有关系
首先，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历代帝王、思想家大多对佛教理论及其作用给予高度重视。清朝也不例外，自清军入关以来，清政府就对佛家加以扶持和利用。清世祖顺治帝带头“好佛”，多次请禅僧讲法，其本人也“于禅语，尤禅悟”，康熙、雍正、乾隆不但“好佛”，还在弘扬佛教方面做出贡献，王公大臣、贵胄显达也纷纷念经拜佛，平民百姓也大多笃行佛教，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拜佛、信佛的风气。魏源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和时代里，受其影响，也是势所必然。其次徜徉山水、寻僧问道，历来是中国士大夫闲暇时的雅兴，名僧与名士往返唱和也早成风气。清朝中叶，主持江苏镇江焦山寺的著名僧人借庵就是当时许多学者、官员交往的对象之一。在魏源的师友当中，陶澍、贺长龄、汤金钊等人都与其交往密切，其中陶澍“曾五次至焦山，与借庵互有赠诗”。作为传统士大夫中的一员，魏源也不能例外，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喜游祖国的名山大川，“名山多佛占”，在其游历的众多名山大川当中，特别是中国的五岳、五台山、天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各大名山，无不有古寺宝刹和佛学精深的高僧，在庄严肃穆中透出佛家文化的神奇高深与宽宏博大，令人浮想联翩、留连忘返。魏源漫游其中，与古寺宝刹中的高僧名师接触交谈，不知不觉受其佛学熏陶而身心沉浸其中。他在《游山吟中》就表达了这种“溺仙溺佛”，对佛教崇拜而飘然出世的痴迷之情：“溺仙溺佛溺山水，与溺酒色无殊轨，嗜好不专溺不深，安能万世不易此。”魏源在溺仙溺佛中甚至发出这样的狂吟：“顿觉胸中隐然有大物，须弥云梦均毫芒。从兹法像悟天地，誓删枝叶归宏纲。如觐尧舜无赩张，如晤周孔无文章。始知观岳小天下，亦如观海百谷王。被发麒麟瞰大荒，我与元气谁长久。”特别是道光八年，魏源游杭州，经好友龚自珍介绍结识了著名学者、佛家居士钱林。他在钱府月余，“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阅经藏。廷曦涧、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渚大乘。”魏源长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记述了魏源此次杭州学佛很有收获，说他：“学毕，回苏州，闻舟钲，有省。”足见魏源此次学佛感悟很深。这些为魏源最终遁入空门奠定了牢固的佛学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最后，自六朝以来佛教似乎已经成了失意的士大夫们痛苦灵魂的避难所。清朝的文化专制使知识界缺少自由开放而富有生机的社会环境，知以分子的压抑、苦闷和积怨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康、雍、乾三朝”所实行的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战战兢兢，不敢过问朝政国事；加之道咸以来，清政府统治更加腐败，国势渐趋低靡衰落，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列强侵略日益加剧。内忧外患使得魏源这样的经世家们企图从儒家经典中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以重振大清帝国的声威，然而传统的儒家理念已无法提供有效的应对时局的方案，就是日益传人的西学也不足以担当此重任，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就会出现如梁启超所说的：“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至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身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政府的高压政策、文化专制、政治腐败、丧权辱国使得魏源等经世家们对现实极其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失意的他们纷纷遁人佛门以寻求精神慰藉。
七、仕途的坎坷、政治理想的破灭为魏源最终遁入佛门提供了契机
魏源从小就有“腹中孕乾坤”的人生抱负，并且才气横溢，著述风行海内，时人视为奇才，有“无双国士长沙子”之称。但是他在科举考试中却多次受挫，迟至五十二岁补行殿试时才考中殿试第三甲，中乙巳恩科九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之后，也仅作了几任地方州县小官，却又因“迟误驿报”被朝廷革职，结果他一直渴望的“闯天门，亲奏太微言”的政治理想不仅不能实现，就连致力于“民社一隅”的愿望也无法实现。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无法找到近代中国社会弊端的根源以及其经世理想无法实现的原因，于是魏源走上了传统士大夫仕途坎坷、政治失意时的老路。咸丰四年，钦差大臣周天爵曾保奏魏源恢复原职，可此时魏源已经年过六十，力不从心，心灰意冷，对个人与社会也已感到绝望，于是便以“世乱多故，无心仕宦”为由辞退。从此，他潜心著述，把平生的著述一一手订，并潜心佛教，专修净土，“扫地焚香坐，心与香俱灰。”“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也不纳，即门生至戚，接二三语，便寂对若忘”。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魏源病逝于杭州僧舍。
作为一代经学大师、以学以致用而闻名于世的魏源最终遁入空门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对于其入佛的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方面，而应从多方面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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