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佛学传入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中外文化对话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充满了矛盾和碰撞。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抱着“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宽容心态；另一方面又坚守着中国传统儒学的重实际重人道立场。保持着高度的民族文化自尊感和自信心，从而来了解、掌握、融合并最终超越异质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外文化的对话中进行了深入的甚至是痛苦的理性思考。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中西文化对话语境中，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到来之时，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更是进行了卓越的富有指导性、创造性的文化探索。我国近代思想先驱魏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作为地主阶级改良派，他的改良思想，可以说正是为这种“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积感”所发。他在他自己所编撰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及他所创作的诗文中提供了“经世致用”、“变古”与“师夷长技”、“势变道不变”等思想观念，对后世中西文化交汇愈深的文化对话语境中的有关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 “经世致用”论与文化对话参与观
魏源与龚自珍一起，努力在社会上倡导一种“经世致用”——关怀国事民疾，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人生态度和治学作风。魏源指出必须“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从实事”，用重视和联系社会实际的态度来治学办事，来救国救民。因而，他反对远离现实生活琐碎主义的“汉学”，同时也痛斥脱离现实空谈理性的“宋学”。魏源跟从刘逢禄（1776—1829）学习《公羊春秋》，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公羊学的“三世”、“三统”这一进化的历史观和它的“微言大义”来“受命改制，经世匡时”，干预时政，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他的学术名著《海国图志》、《圣武记》及他创作的诗文都基于“经世致用”这一指导思想。
“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并非魏源最先提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阎若璩等人针对当时日益衰败的文化危机开创了“好古敏求”、“经世致用”的汉学路线，企图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发展中国文化精髓，重建中国文化的新体系。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现实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魏源所处的社会现实是：西方资产阶级侵略者以大炮摧毁中国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防线，西方文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举侵入而大量涌于中国。近代的中国一方面逐渐陷入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入侵的社会危机中，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量流入的中西文化对话语境中的“文化危机”。然而，历史发展和逻辑认识必然经过国家的复兴到文化的复兴这一先后过程。因而，魏源、龚自珍的“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首先解决的足国家和民族的复兴问题。而此时的“经世致用”的态度已不可避免地置于中西文化对话的语境中，而且是这前所未有的传统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对话语境，在全新的文化对话语境中，“经世致用”论已不仅仅作用于富国强邦的指导，而且在文化的视角中具有的新的原则指导意义，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对话中所采取的文化对话参与态度提供了有力借鉴，从而衍生出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经世致用”的文化对话参与观。
“经世致用”的文化对话参与观，不仅体现了儒家文化传统重实际重人道的文化特征，形成沟通本土文化古今的实用观；而且通过吸取西方文化精华为我所用，形成沟通中西文化的务实态度。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提供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便是此种态度的清晰概括，虽然具有较强的文化功利性，但也实实在在地体现了魏源主动向西方学习的文化参与态度，并且对后世知识分子的文化参与观影响深刻。无数事实证明，一旦对话者在文化对话中有了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就会象某种观念一样，驱使并引导对话者不断地寻找一切机会，做出一切努力，去参与对话。近代从魏源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对话中就始终在寻找机会，采取主动的积极的态度。更何况，面对文化对话的必然现实，逃避不是办法，而且在文化上必须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所以，魏源之后，不管是地主阶级改良派代表曾国藩，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康有为，抑或是革命民主主义代表鲁迅，都抱着“经世致用”的主动的积极的文化参与观。
二 “变古”、“师夷长技”论与异质文化整合方式
如果说“经世致用”论是侧重魏源思想中的治学态度，那么“变古”与“师夷长技”则侧重魏源思想中的治学方法，同时也是魏源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魏源的“经世致用”论虽然是对顾炎武等人原有观念的继承，但是已经有了从“好古敏求”到“变古”的飞跃。当然，这其中离不开西方异质文化参与对话的影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本土文化开始进行反思。而且，魏源也明确地反对“好古敏求”路线下脱离实际的琐碎的“汉学”，他认为“后世之事”必“胜于三代”，而且“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所以面对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势日衰的现实，他主张改革敝政，在盐政、水利、吏治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在主张变古的同时，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认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一方面提出要抵御外辱必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和养兵之法，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清上朝挨打的原因正在于闭关自守不师外夷。总之，在中西政治、经济、军事的冲突和文化的碰撞中，他主张“变古”与“师夷长技”相结合，也就是说学习西方要同改革内政相结合，反对脱离实际。从而通过内修政法和外御夷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变古”与“师夷长技”相结合，在哲学维度上，体现的是“内因”与“外因”的相结合以实现事物的发展的方法。如果在文化对话的视野中来考察这两者的结合，则体现了对话者在中西文化对话中，通过文化“自我”与选择文化“他者”相结合以实现文化的共同繁荣。因为通过对话实现异质文化的调整和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才能够实现的。从而，“变古”与“师夷长技”论，启发着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对话的语境中，采取有效的双向互动调适的文化整合方式。而且，任何两种或几种文化的对话过程都经历了接触、模仿、过滤与阐释及最终实现文化整合创造出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适当地调整本土文化，创造适合外来文化生存的本土化语境；另一方面，要选择改造加工外来优秀文化，并与本土文化相整合，以实现文化的发展。比如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学者的学术路线的变迁和推进中，不管是早期王国维从接受叔本华到回归“境界说”，中期鲁迅接受进化论和尼采并检验之到选择唯物辩证法，还是后期钱钟书汇通中西到实现超越，在这个“接受——回归”、“检验——选择”、“汇通——超越”的过程中，无不反映和体现调整自身文化和选择外来优秀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互动整合方式，这种文化整合方式与魏源“变古”与“师夷长技”论无不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 “势变道不变”的改良论与自我文化身份的认识
魏源认识到历史变化是必然的，他说“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而律古，是谓诬古。诬今不可以不治，诬古不可以语学。”他在强调“日变”之“势”时，却又承认有“不变”之“道”；他又强调“乾尊坤卑，天地定位……是以君令臣必恭，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把封建之纲说成永恒不变之“道”。魏源的“势变道不变”观点，一方面体现了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改良主义局限性。由于魏源身为地主阶级改良派，其思想只能是基于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的改良观，而不改变封建主义的根本制度。同时，也由于历史发展和逻辑认识的必然性，通过发展军事力御外辱以保全封建主义制度，这也是近代中西文化对话初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恋性的自然体现。另一方面，“势变道不变”观点也是魏源所坚持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表现。后人通过对魏源“势变道不变”观点的继承和批判，重新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化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道”与“器”，“道”与“势”的关系问题，并且，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对话愈深的语境中，“道”与“势”之争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本位化”和“全盘西化”这一问题的争沦，这为中西文化对话中的自我文化身份认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条件。
在中西文化对话中，如何认识自我文化身份很重要。如果一味地站在保守阶级立场，固守着本国之“道”，那么很容易陷入文化孤立主义泥潭，从而丧失了向外来优秀文化学习的机会；如果一味地屈从文化日变之“势”，则易于误入文化全盘西化的局面，从而丧失了文化“自我”，并表现为“文化虚无主义”。魏源的“势变道不变”论对近代以来的改良观有着深刻的启示，对近代中西文化对话语境中的自我文化身份的定位作了深入的探索。中国近现代关于“势”与“道”之争几乎没有停止过，无论是从曾国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到国民党御用教授陶希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还是从谭嗣同的“三纲批判”论到胡适的“全盘西化论”，都是围绕如何认识中西文化对话中的自我文化身份而展开的。
根据文化利用是“把世界各种文化作为人类共有的资源，不管其中种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何，在这种总体文化背景之下，各种文化对之加以利用，以发展自身文化。”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自身文化。基于文化利用目的和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文化自我，一方面，要保持文化自我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根据文化互补特征，坚持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沟通，对外来文化实行有效的文化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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