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研究可以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其中不乏有对魏源的哲学、经济、军事、政治等各种思想的研究，而对魏源新闻思想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专文论述，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意识到新闻的重要性
历史的车轮进入19世纪不久，外国人就把近代报刊这种先进的新闻传播媒介带到中国；可是，国人对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甚至对之不屑一顾。清廷官员中也只有极少数人对西方新式报刊有所认识，最先接受报纸这种传播工具。其中林则徐、魏源是最杰出的代表。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认识到新闻信息的重要性，命人收集和翻译大量外国报刊资料，汇集成册以资备用。魏源对外国报纸非常重视，十分注意搜集西方新闻。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除大量使用了外报提供的知识外。如：魏源介绍瑞士的情况时说：“至于朝纲，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民政“皆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他又在《后叙》中说：“墨利加北洲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是因为在那个国度里“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恂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还专门辟有译录外报材料部分，这就是该书在最初五十卷本第四十九卷“夷情备采”所载“澳门月报一论中国、二论茶叶、三论禁烟、四论用兵、五论各国夷情，以及华事夷言录要和贸易通制。”同时，他还阐述了对报纸的看法：“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于意大利亚国，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苟当时留意探阅，亦可觇各国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也。”又称：“探阅新闻纸，亦驭夷要策。”将购阅新式报刊与“制夷”结合起来，探阅“新闻纸”是为通晓“夷情”，进而达到“制夷”抵抗外国侵略的目的。初步阐述了他对外报的观点，意识到新闻的重要性。后来，《海国图志》扩充到一百卷本，其中第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卷“夷情备采”除仍录以上内容外，又在八十三卷中补充了“译出夷律”部分，一是“滑达尔各国律例，美利坚医生伯驾译出”；一是“法律本性正理所载三十九条，袁德辉译”。
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较早地介绍了西方报刊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表达了他对西方报刊的认识，他说：英国“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把办报与西方民主联系起来，可以说是中国人揭示报纸社会政治功能的最早陈述。
二 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的译报思想
林则徐、魏源两位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士，他们对西方的了解，无不是通过报纸这一近代传媒开始的。1839年，身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不久，就发现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清朝统治阶级“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因此，他认为，要想“制夷”，必先“悉夷”，如何“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只有通过译报。于是林则徐特在广州设立译馆，专门翻译外文书报。他在给奕山的信中说：“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辗转购得，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并编辑成《澳门新闻纸》。之后，又分门别类地把从外报翻译过来的材料编辑成《澳门月报》。魏源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译报思想。作为林则徐的好友，魏源不负朋友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著成了著名的《海国图志》，书中不仅收编了《澳门月报》等外报资料，还阐述了这部书中关于辑录外国新闻纸：“知己知彼，可款可战，匪证奚方，孰医瞑眩，述夷情备采第十五”。这种基于“医瞑眩”的“夷情备采”的主张，将“师夷长技”和“医瞑眩”密切联系起来，成为其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论基石，使“夷情备采”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大大丰富了林则徐“悉夷”、“以夷制夷”的思想，扩大了其功用内涵。无疑，魏源的这一思想，是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主办《澳门新闻纸》、《四洲志》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魏源不仅提出“筹夷事必先知夷情”，而且建设性地指出了“知夷情”的必要条件和途径，即立译馆、翻西书、制夷事、阅新闻纸。所以他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译书始”。只有全面了解外国状况，敢于向外国学习，善于向外国学习，中国才能尽快地赶上西方，“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才能“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他对新式报刊功能的认识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饱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在这里，更为可贵的是，他提出了林则徐译报思想中尚未涉及的“医瞑眩”主张。如果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卓越之处，在于认为不仅了解西方，而且还必须学习西方；那么，“医瞑眩”观点的价值，则在于鞭挞中国官场和知识界的昏聩固陋，把“译报”和“治愚”结合起来，与其对内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对外向西方学习的主张相一致，其目标都是服务于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三 魏源新闻思想的局限性
魏源生活的时代，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报纸正处于萌芽时期。它是伴随洋人东来，西风东渐而出现的，并且还是为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做舆论上的准备。因此，报纸这种新型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于长期封闭在“天朝上国”的中国人来说，既感到陌生又产生一种排斥心理；加之，当时的中文报刊很少，内陆也只有广州及附近才能够看到，影响有限；并且国人对期刊与报纸的区别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将其混为一谈，所以林则徐统称之为“新闻纸”；口称“新闻纸”却又不知新闻纸的来历和真正面目。也就是说，由于条件所限，当时关于报纸的一系列理论根本还没提到日程上来，更谈不上形成。所以，魏源根本就不可能认识到近代报纸所具有的舆论宣传作用，更不可能提出任何办报主张，甚至着手创办报刊；诚然力所能及无非强调译报，并对一些译报材料进行辑录，对新闻纸本身的认识仅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之上，因而他编写的《海国图志》等都不能算作报纸。而把近代报纸——新闻纸与邸报分开，在上一世纪50年代中期才略见眉目。
魏源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办报主张，但是，作为第一批近代中国人重视翻译外报，却成为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的最初一个环节。在近代中国，能够通过这一具有近代意义的传媒去看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为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起吹响了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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