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根据《韩诗外传》卷五引《关雎》诗作“鼓钟乐之”。遂旁征博引，不遗余力证成韩《内传》作“鼓钟”，孔子“所见《诗经》必作‘鼓钟’。而今传本《毛诗作‘钟鼓’乃后出误本”，并进而认定后人说诗一方面“用《毛诗》‘钟鼓’之文”，一方面“仍取韩说房中之义，斯为谬矣”。

清季以降，王《疏》堪称“三家诗”集大成之作，流布颇广，嘉惠士林匪浅。然此处囿于门户之见。证成《韩诗外传》之说，笔者窃意不妥。今试论之。

其一，王氏仅据《韩诗外传》卷五引诗作“鼓钟乐之”立论，一条孤证，本不牢靠；何况同书卷一引诗又作“钟鼓乐之”，与《毛诗》相同。对此，王氏的解释是：“韩引此又作‘钟鼓’，足证古本元不同。《韩传》各据所见为说。”这里，王氏既承认“古本元不同’，为何又断定《毛诗》“钟鼓”乃后出误本?其实，从版本角度更可见出王氏论证无力。考《韩诗外传》宋本今已不存，现以元至正间刘贞刊本最早，刘刊本卷五引《关雎》诗作“钟鼓乐之”，与《毛诗》同。自之而下．明清诸刻有两大系统：一是以嘉靖苏献可通津草堂本为首，后有沈辨之野竹斋本、毛晋汲古阁本等，其卷五引《关雎》诗皆作“钟鼓乐之”，与刘刊本同。一是以嘉靖薛来芙蓉泉书屋本为首，后有程荣《汉魏丛书》本、胡文焕《格致丛书》本等，其卷五引《关雎》诗皆作“鼓钟乐之”(参见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5年)。王先谦所据当即薛氏本。薛氏自称此本系其父手抄旧藏，而为之作序的陈明则说是陈氏外曾祖所藏，今无从考实，但为明代抄本则无疑。令人费解的是，王先谦不考此版本源流，不怀疑此处抄误，反而凭此不能成立的孤证，竟断《毛诗》作“钟鼓”误!则王氏之抱门户之见，论断失之公允，一目了然。

其二，王先谦为证成其说，既引汉侯苞《韩诗翼要》谓“后妃房中乐有钟磬”，证明其乐不用“鼓”；又引清徐璈云：“鼓钟，谓击钟也。”王氏的意思是：《关雎》为房中乐，《毛诗》作“钟鼓乐之”，有钟有鼓，与房中乐无鼓不合，而《韩诗外传》作“鼓钟乐之”，释“鼓”为“击”，符合房中乐规定，故可证《毛诗》作“钟鼓”误。考王氏所论，实本陈乔枞《韩诗遗说考》而来，其文是：“‘钟鼓乐之’惟《外传》五引诗作‘鼓钟’，今考《外传》言天子左五钟右五钟而不兼言鼓，侯苞言后妃房中乐亦但言有钟磬而不及鼓，疑《韩诗》之义，训鼓为击，不与毛同，此所引诗当作‘鼓钟’为是。”这里，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陈、王二家考论的失误在于把“作诗”、“用诗”混为一谈，乃至于以“用诗”取代“作诗”，其得出的结论当然纰谬。《关雎》作成在前，用于房中乐在后，这是人人尽知的事实，怎么能本末倒置，反过来以演奏《关雎》乐章时不用鼓证明原诗写到“鼓”乐器是错的!且从关雎》本诗看，上文言“琴瑟友之”，下文言“钟鼓乐之”，两两相对，上下一贯。《毛传》说“宜以琴瑟友乐之”，王氏疏文引此，对《毛传》视琴瑟为两种乐器未有异议，为何独于钟鼓不然呢?《正义》也认为这两章是“互言”，“明淑女若来，琴、瑟、钟、鼓并有，故此传并云‘友乐之’，亦逆取下章之义也”，即“此诗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则设琴、瑟、钟、鼓以乐此淑女”。而王先谦不从作诗者的意思去理解，却因为《关雎》为“房中乐”所奏不用“鼓”反证作诗“钟鼓”之误，何其无理!再说，《仪礼·燕礼》“有房中之乐”句下郏玄注渭“弦歌《周南》、《召南》之诗”，检《诗经》“二南”共25首，除《关雎》外，皆没有言及乐器，根据陈、王二家论证的逻辑，难道“二南”中这些诗都要按照房中乐所用乐器来补写上吗？这显然说不通！由此可证，不论周代房中乐是否用“鼓”，都不能用来作为判断《关雎》是“钟鼓”还是“鼓钟”的依据!

其三，王先谦引“孔子日‘《关雎》乐而不淫’，云‘乐’、云‘不淫’，明指房中言。即此语推之，知圣人所见《诗经》必作‘鼓钟’，而‘钟鼓’乃后出误本”。所引孔子的话，出自《论语•八佾》，后人有从诗意方面理解，有从乐章方面去理解，因而其意或说是“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或说是“言正乐之和也”，二说都把“淫”字看作“过分”或“失当”的意思，所以孔安国说“言其和也”。而王氏的推论实在离奇，既说孔子“明指房中言”，又说其所见《诗经》必作“鼓钟”。可见王氏为门户之见所蔽，全然不顾事实而作如此论断。但作为《诗经》研究的一大家，则真有些匪夷所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