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向来被视为金科玉律；如果哪位人士，不揣浅陋，敢斗胆上书言事，不是被打入冷宫，就会有冒犯龙颜之虞。可就是有那些个不怕惹祸的硬汉子，为了国家社稷，不怕人微言轻，敢于贸然行事。晚清管学大臣张百熙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

史书记载，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室名退思室、退思轩，谥号文达，湖南省长沙县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山东、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礼部、吏部、户部尚书、邮传部大臣，派充督学大臣等。工诗，善书法。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中国最早成立的新式大学之一)创办人，首任总教习(校长)。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按张百熙的资历，他大小也算晚清官场一位大员。可他的有些主张就是无人理睬。事情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经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的打击，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情况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晚清顽固派终于逼迫实行新政。这一年，张百熙被派赴英国任头等专使大臣。到英国以后，他急于搞清楚如此弹丸小国怎能船坚炮利，怎能成为当时世界的一流超级大国？他悉心考察了英国的工业、农业、科技、教育等诸方面的情况，深感中国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差距之大，若要赶上这些国家，非从本源做起不可。他认为这个本源就是重视科学技术和重视人才的培养。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昧落后的蓝图在他心中酝酿、描画，并逐渐清晰。

回国后，张百熙即上疏陈述了五条革新大计：“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提倡变法自强。同年九月，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改隶国子监，正名大学，以一学术而育真才。”“改总理衙门附设之同文馆隶于大学”。于是在某些革新人物的力荐下，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大学堂章程。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建议先开预备速成两科，预备科分政科、艺科，速成科分为仕学、师范两馆。仕学馆造就已登仕途者，以应目前创办新政之需；师范馆则为中学堂教习之需。同时兼添设讲舍，附设编译书局，广购书籍图器。同年七月，他奏准所拟各级学堂章程六件：《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问世。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规定的近代完整学制。

按理说，这个有利于晚清国家社稷、符合新政要求的《钦定学堂章程》应该通令全国实行才是，但慈禧太后就是不采纳、不批准，不作为。内中原因在于，当年慈禧修颐和园的时候，张百熙有感于国家贫弱，人民饥寒，斗胆上奏光绪皇帝:"臣恭读八月上谕，钦奉懿旨，本年十月庆寿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不以点缀景物为娱。"这个奏疏正中光绪帝下怀。光绪早有此心，无有此胆，因此朱笔一挥，表示赞同。这下子可惹恼了慈禧太后，她咬牙切齿地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其终身不欢。" 张百熙因此而惹怒了西太后，为其以后的工作留下了后患。西太后多次派心腹做张百熙的副手，名为协助，实为掣肘和监视，使他的改革、进取规划实行困难。另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张百熙仅是清廷的三品官员，怎么敢弄一个什么《钦定学堂章程》出来，让大清一品大员的面子往哪儿搁？于是，这个将使中国古代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学制被搁浅了。

但张百熙毕竟是一位久经官场的人物，他看出了慈禧的心思和问题的所在。第二年，他找到了当时多少还有些革新思想的慈禧的小叔子、皇亲“鬼子六”——荣庆亲王和湖广总督、一品封疆大吏张之洞，一起联袂，向慈禧上奏了一个改头换面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才使这个重要学制未遭封杀和夭折，但正式颁布时间已经到了1904年。

精明的张百熙看到新学制虽然被颁布，但真正要实行，绝非易事。因此 ，他主动申请主持京师大学堂的管学事务。

在主持京师大学堂的管学事务期间，张百熙很注意网罗和重用人才。他认为要办好京师太学堂必须注意延揽各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特别是总教习这一职 务尤为重要。他说 ：“太学堂之设 ，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穗望具备品学兼优之士，方足以膺此选。” 经过选择，张百熙决定聘请当时名士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认为吴汝纶“学问纯粹 ，时事漏明，淹贯古今 ，详悉中外 ，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当吴汝纶不肯出任总教习一职时，张百熙着朝服亲至吴汝纶府上长跪不起 ，说 ：“吾为全国求人师 ，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此举， 令吴汝纶非常感动 ，出任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 张百熙还聘请了其他许多学者名流来京师大学堂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为了激励人才成长，他采取了许多优厚的政策。如委以重任、派遣出国考察、优厚的薪金等。 同时 ，他还主张对一些“庸滥充数之教习，一律整顿从严”。 在京师大学堂 ，他就曾下令辞退了一名颇有背景、但不称职的英文教员。此事在京师大学堂的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正因为他重视人才，锐意兴学、选用人才，并形成了一种鼓励人才的机制，使全国上下大为钦佩。当时国内外著名学者张鹤龄、蒋式瑆、杨仁山、屠寄、王舟瑶及服部宇之吉、严谷孙藏等均被聘用，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先驱，张百熙亦被誉为中国的“大学之父”。

张百熙锐意改革，重用开明的学者和官员，引起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嫉视和反对。他们对京师大学堂进行种种恶意攻击和造谣诽谤，张百熙更是首当其沖。后来清廷又加派荣庆为管学大臣， 1904年，清廷接受張之洞建议，把管学大臣改为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派张享嘉任京师大学堂总監督，专管大学堂事务，从此张百熙不能再直接过问京师大学堂事务。张百熙的办学抱负虽然在他任职期间未能完全实现，但他已经为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大学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