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张百熙的长房长曾孙。张百熙的子孙众多，我的祖父张振镛是张百熙的长子，曾任过清末江苏道员；我的父亲张孝绳是祖父的长子，北京交通大学毕业，三十年代初任过北平市火车站副站长；我是父亲的长子，在湖南财经学院任统战部长，1995年离休，湖南财经学院已于2000年与湖南大学合并。

我在童年时代，就经常听到父辈们说，我的曾祖父张百熙清光绪年间的朝廷大官，清朝只有六部尚书，他说当过五部尚书，后来补任了第一任邮传部尚书，还担任过管学大臣，是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重要创始人之一。逝世后，清廷赐谥号“文达”，因此，又称其为张文达公。我曾记得在1946年夏天，当曾祖父一百岁冥诞时，父辈们将曾祖父六十寿辰时西太后赐的大“福”字匾和“匡时耆德”匾额、光绪皇帝赐的“平和锡福”匾额及曾祖的巨幅画像等珍品搬到庭院晒晾，当时，我们叔伯三房的兄弟姊妹十余人，都在童、幼年，十分好奇的东看看西瞧瞧，并朦胧地感到有这样一位曾祖父而自豪。那时，我们所住的座落在长沙县沙坪乡沙坪村的大屋，因屋前有一块大照壁，而被人们称为“照壁屋场”，其真名叫“梅花庄”或“梅墅”，有128间房子，两个大花园，屋后有一面大山坡，屋内雕梁画栋，宏伟壮观，是曾祖父准备拜宰相时，清廷拨款所建，群众称之为“宰相府”。后来在“大跃进”时，房子被拆，改成了北山区粮库。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受到北京一位堂伯的启示，他告诉我，你的曾祖父不是一位反动官僚，而是清末对我国近代教育有重大贡献的名臣。从此，我才开始关心曾祖父的历史和业绩，但由于我的父辈们多已辞世，又因极左路线的影响，父辈们在世时，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资料和情况，我只好在假期外出旅行时，到一些大城市的图书馆查找资料，搜集到了有关曾祖父的史料。从这些纷繁的资料中，使我深深地认识到，我的曾祖父确实是清末一位清正廉洁、对我国教育事业贡献很大的大官，深受当时开明官吏、知识界以及他的门生的爱戴，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1993年3月至1994年3月，由湖南社会科学院研究、遴选确定了42位湘籍近代名人，按时间顺序刊登在《长沙晚报》的“综合文艺副刊”上，我的曾祖父张百熙排在第十六位，刊登在1993年5月31日的《长沙晚报》第三版上。1995年，师大中文系谭承耕教授，专门向省社会科学院申报了研究张百熙的科研课题，省社科院拨科研经费4千元，谭教授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写作，已完成的十余万字的《张百熙传》，由于各方面原因，尚未出版。目前还在设法解决出版问题。

据《清史稿》、《清史列传》、《北京大学校史》等历史资料记载：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人，少时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现长沙第一师范旧址），1874年（同治十三年）进士，仕途一帆风顺，曾先后担任过侍读、侍讲、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顺天府尹和工部、礼部、刑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还担任过赴英国头等专使大臣、政务大臣、新贡土朝考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大臣、编纂官制大臣等重要官职，被清廷赐予赏黄马褂、赐紫禁城和西苑门内骑马等殊荣。

张百熙在清廷为官三十余年，担任过许多重要官职，但张百熙最为突出的是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为了救国图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倡学习外国、维新变法。他们认为维新变法，首先要从废科举、办学堂开始。西太后也不得不声称要“变法维新”，并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宣布逐步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1901年12月，清廷派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专门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和筹建事宜。正如《清史稿》所记载“张百熙”以人望被斯任，于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

张百熙于1898年戊戍变法前就以经济特科荐康有为，认为康有为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干，必须予以重用。百熙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废利举、办学堂”的思想。百熙担任管学大臣后，就大刀阔斧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科举取士体制，最突出的是恢复和改革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

他认为，原来的京师大学堂（后称为戊戍大学）“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之，重轻之，等于蒙养学堂”，实质上仍是一所封建书院。因此，百熙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开创基业，物色人才、改革教育制度。他在向清廷的奏折中说：“大学堂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立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是今日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固仍旧制，敷衍到观所能收效者也”。

1902年8月，百熙吸取西方先进办学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亲自主持拟定了一套学堂章程上奏，经清廷批准颁布执行，这本章程被称为《钦定学堂章程》，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

章程包括从蒙学（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各地各级学堂的教育体制。其中有京师大学堂章程八章八十四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聘用教师、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都做了详细规定。其宗旨是：“京师大学堂之设立，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以及“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办学之纲领。”章程规定：大学堂分大学预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大学预科又分为二科，一曰政科，设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目；二曰艺科，设声、电、化、农、工、医、算等目。预科三年毕业，本科三年毕业考试合格相当于现代本科，下面所设的科，相当于现代大学下面的学院；科下又分目，要当于现代大学的系；大学院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研究生院。当时的分科大学共设7科35目。

为了办好大学，张百熙十分注意延揽人才，他选定直属知州“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开始吴汝纶不愿出任，张百熙便穿着大礼服跪下不起，并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才应允。当时海内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云集门下。如阳湖古文家张筱浦任副总教习；于式枚为大学堂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李希圣为编书局总纂；著名翻译家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知名人士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担任国学老师，孙治让、蔡元培担任史学教习，网罗名流、荟萃高等学府。经过招生，大学堂共录取学生182名，1902年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解放前，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

同时，张百熙设立了速成科，分为二馆：一是仕学馆、二是师范馆，还办了医学馆、译学馆、实业馆、报馆和书局等。以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即由师范馆、医学馆与京师大堂中的医学科演化而来。我国各省派官费留学生留学东、西洋也是从此开始的，从而基本改变了过去的科学制度。

由于张百熙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重用了一些比较开明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引起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仇恨和反对，他们对京师大堂进行了恶意攻击和造谣诽谤，张百熙则首当其冲。清廷终以张百熙“喜用新进”，有改良主义思想，不够可靠为由，便加派了满人荣庆为管学大臣，对他进行监督。后来清廷又派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在《钦定学堂章程》基础上共同进行了修改，虽然主要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以加了经史课的比重，恢复了进士馆，将办学思想改为“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的基”。修改后的章程叫《奏定学堂章程》。由于顽固守旧势力的多方制肘，使张百熙的兴学抱负未能全部实现。

经过张百熙的苦心经营，尽管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与现代大学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毕竟在我国办起了第一所有诸多现代因素的大学堂，开了现代大学的先河。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市有一位学者张慧剑先生在《大学当年》一文中说：“当时多呼百熙为大学之父”。

张百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岁。清廷谕曰：“……兹闻溘逝，悼惜殊深，著赏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洵带领侍卫十名，即时前往奠祭。加恩追赠太子少保，赏银二千两……子江苏试用道张振镛，著以道员即补；……其灵枢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用示篡念荩臣至意”。寻赐祭葬，予谥“文达”。灵枢由北京长途跋涉运回长沙家乡，1908年8月葬于长沙县春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