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专制的皇权政治，“天子高居于一个和谐的、存在着等级和名份的社会秩序之巅，以他的富有教导意义的道德行为的榜样来维系自己的统治。”皇权是封建政权作用的唯一起点，各级官府衙门不过是承旨办事的权力实施机器。封建权力的运作呈单向性的作用，皇权的力量通过自上而下的封建官府，层层递传，直至知县衙门。如果仅仅从封建政权运作的表象来看，绅士阶层并不构成权力的力量。无论是明太祖的“禁例十二条”，或是清顺治帝的卧碑戒条，都严格限制绅士阶层对权力运作过程的参预。“至乡绅于地方民事，原不应有所干预，以滋把持官府之咎”。但是，在皇权卵翼下的官治因其官僚人数有限，清代按官制规定，全国官僚大约只有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却要统治三亿人口的大国，往往力有不逮，且在等级社会结构中，只有知县才直接承负着统治百姓的“皇权”使命。而县以上的各级衙门和官员的主要职责是“治官”而非治民。一个知县衙门食“皇粮”的不过四、五人而已。因此，要使皇权的政令畅行于广大的农村，仅靠知县衙门的推动是无法完成的。这样，作为与其利益相一致的绅士阶层就成了“统治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执行正式和非正式政务管理的一件工具”，绅士并不象官员那样拥有钦命的权力，却拥有基层社会赋予的“天然”的实际权威。在正式的权力构成体系中，皇权保障着权力拥有者和实际行使者的一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皇权却不能直接深入到乡村社区，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常常分离，使封建权力的运行发生阻滞。面对幅员广阔而又相互隔绝的乡村社会，只有借助于绅士阶层这一非正式权力力量，皇权的统治才能延伸到社会底层。

绅士作为靠知识获得功名的一个群体，他们所接受的主要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教育，跻身官场，参与国家的政治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但是国家的官职毕竟有限，于是谋求国家正式官职外的参政途径就成了绅士们孜孜追求的目标。

近代中国，由于封建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的末世，内忧外患的交相迭起，极大地削弱了皇权政治的功能。那些在承平时期，靠走后门、拉关系，惯会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的昏庸官吏在内忧外患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歌舞升平的庸人政治被战争的烽火剥掉了华丽的外衣，露出了百孔千疮的虚弱本质。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朝皇帝只得无奈地打破惯例，有限度地开放绅士参政的渠道。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中，地方绅士把持了团练武装，并获得了筹措“厘金”的特权。各地厘金及各种重要差局局董都是绅士。尤其在清末，由于中央集权控制力量的削弱，各级官府行使权威锐减，绅士们几乎控制了地方事务的主要方面。“至今各省虽以官为主。而地方公事无不酌派绅士襄办，……特机关不全，权限不清，故任事者少而避事者多”。从而实际上形成了在皇权支配下的“官治”和“绅治”的二元政治结构，官治于朝，绅治于乡，各有侧重，且互相依存，官治是绅治的保障，绅治是官治的延伸。一旦两者发生歧异，皇权政治就会发生危险，无法顺利地推行下去。

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绅权政治较其他各省特殊，绅士的参政渠道也较其他各省优越。具体而言，湖南绅士在近代的参政渠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举办团练或者应聘入幕参预地方军政事务。团练是嘉庆皇帝为了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而首创的绅士自卫的地方武装组织，太平天国时期盛行于全国各地，这是皇权政治严重失控的产物，是清王朝为镇压起义被迫让权给绅士的无奈选择。湖南作为太平天国起义波及的第二个省份。自然成了地方团练最兴盛的地区之一。不少湘军将领。包括江忠源、罗泽南、王珍、杨昌濬、蒋凝学、刘典、李续宾、刘坤一等，大都由在地方举办团练起家，最早他们都是在籍绅士；就连曾国藩也是以丁忧在籍人员的身份，帮办湖南团练，从而建立起湘军的，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此后，各地团练大臣大都由绅士掌握，据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南共有绅士91 899人，其中卷入团练武装的绅士就达8 700～11 600人之多，湖南两支势力最为强大的团练武装——湘乡团练和新宁团练都由罗泽南、王珍和江忠源、刘坤一等地方绅士所掌握，长沙的133个团练武装也基本控制在地方绅士的手中，他们成为了地方治安的主要维护者。至于幕僚参政，湖南在全国可算最早，也最为突出。湖南大量礼聘绅士入幕赞襄军政事务，始自咸丰初年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其后各任巡抚态度或有不同，而此项制度基本沿袭不变。左宗棠是湖南幕僚中最著名的一位关键人物，他以一乡居举人，应聘出山，历张亮基、骆秉章两任政府，两佐湘幕，一佐鄂幕，筹画办理军务。历时8年之久，所谓“八年戎幕坐啸”，军、民政务，巨细一手经理，巡抚骆秉章“但主画诺而已”。除左宗棠外，当时湖南巡抚幕府，还有郭昆焘、黄冕、丁善庆、陈本钦、唐际盛等一大批人物。郭昆焘是郭嵩焘的弟弟，举人，后保至内阁中书、四品京堂。他与左宗棠同时入湖南巡抚幕府，主要担任筹措军饷，在湖南设立厘金、盐茶二局。左宗棠离湘后，他仍留湖南幕府，而且受到骆秉章以后历任巡抚毛鸿宾、恽世临的倚重，相率延留，历时达20年之久，成为在幕时间最长。在湖南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的一位幕府人物，以致王先谦说他“大吏屡易”，而受委专任不变，“晏处闾里，其勋泽常在天下。”黄冕当太平军掘地道轰攻长沙期间，出重赏募集砖石，亲率丁壮抢修城墙，抵制太平军攻城。1853年，他受委为湘军铸造土炮，并筹措军饷。1854年制成大型劈山炮。1855年春，他首先设厘局于常德，接着请准于省城设立厘金局，一切规划皆其手定，是为湖南抽收厘金之始。继后，又与郭昆焘等开设盐茶局、东征局，专为湘军提供饷需。东征局自1860年开办至1865年8月裁撤为止，5年之间，共征收厘金湘平银365万余两，铜钱82万余串，平均每年征收73万余两。有力地缓解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费支出。丁善庆、陈本钦等则当湘军水师建立后，在骆秉章、左宗棠的号召和支持下，自行捐资设立船炮局，接济水师。在曾国藩军营里担任幕僚的湖南绅士也为数不少，他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粮筹款，协调各方关系而绞尽脑汁。曾国藩从大批的封建绅士那里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他创办湘军的许多思路就是集罗泽南、江忠源等多名绅士的智慧。实行水、陆并重也是得益于郭嵩焘、江忠源的建议，在水师添置小舢板战船“以备搜剿汊港之用”，也出自绅士黄冕的建言，调节湘军内部关系，化解其中矛盾，更得力于胡林翼之助。其军队饷源不竭也是左宗棠、郭昆焘、黄冕等人之功。为他挥戈出征、血战疆场，杀敌立功的绅士更是不计其数，他们上马杀敌，下马讲经，达到了“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狂热程度。他们慷慨赴死的豪气和统兵治政的才能，使清朝的各级官僚和八旗、绿营相形见绌，迫使清朝皇帝改变了“湘军出力，绿营收功”的原定政策，无奈地喝下了“让权于地方绅士”的这杯苦酒，使得湘军的将领不仅获得了总督、巡抚等地方实权，成为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而且许多立有军功的绅士也获得了实缺和官职虚衔。挤上了治政治民的仕途，使曾国藩得以顺利的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成为声名显赫的清朝中兴大臣。由此可见。举办团练和充当幕僚是湖南绅士参政的重要渠道。

2．出任各书院山长、讲席，执掌地方教育大权。表面看来，教育与政治关系不大，但是教育担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学校向来是封建皇朝培养后备官僚的重要场所，因而它对政治的影响甚大。近代湖南教育体制，同全国各省一样，有官学（府州、县学）、书院、义学、私塾诸种名目。湖南官学素不发达，义学、私塾属初级教育，且多僻处山乡，规模狭小，影响不大，而书院则久负盛名，颇称发达。衡阳石鼓书院创始于唐朝，是全国最早的书院之一。长沙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历久不衰，大儒名士多出于此成为闻名中外的“千年学府”，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和主要传播场所。晚清时期，湖南共有书院277所，义学246所，大致分布情况为：长沙府书院77所，义学38所；衡州府书院34所，义学32所；永州府书院21所，义学16所；宝庆府书院19所，义学20所；岳州府书院12所，义学1所；常德府书院14所，义学7所；辰州府书院16所，义学4所，永顺府书院5所，义学31所；沅州府书院6所，义学12所；郴州书院20所，义学6所；靖州书院12所，义学15所；澧州书院28所，义学6所；桂阳州书院10所，义学1所；四厅（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晃州厅）书院3所，义学57所。其中著名的除岳麓、石鼓两书院外，还有长沙城南书院、求忠书院、衡阳船山书院、宁乡书院、益阳箴言书院、湘阴仰高书院、平江天岳书院、道州濂溪书院、邵阳爱莲书院、桃源漳江书院、澧州澧阳书院等等。各书院的山长、主讲，特别是一些较重要书院的山长、主讲，几乎都由著名绅士担任，他们或为博学鸿儒、或系致仕文职官员。咸丰、同治前，他们一般由省内最高一级的巡抚、学政委聘；至同治光绪年间则多由本地绅耆推举，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如首屈一指的岳麓书院，此一时期历任山长的有：丁善庆、周玉麒、徐芬、王先谦。其中丁善庆主院23年，徐芬主院22年；王先谦作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时当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主院10年。城南书院历任山长或主讲有：贺熙龄、胡达源、孙鼎臣、何绍基、郭嵩焘、王先谦。左宗棠早年曾被巡抚吴荣光委聘为醴陵渌江书院主讲。郭嵩焘去官后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并亲自担任首任主讲。王闿运也曾任思贤讲舍主讲，后又任衡阳船山书院山长，皮锡瑞则先后主讲桂阳州龙潭书院。他们当时均是省内著名绅士，与官府交往密切，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湖南的省政。近代学堂兴起后，绅士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创建新学的承担者，“今之言学务者往往是绅非官”。如：王先谦、胡元倓、龙璋、谭延闿等著名绅士都成了湖南近代新学的骨干，不仅把持了地方学务，而且还积极参与地方自治和清末立宪等政治活动。直接影响了清末湖南的政局以及全国的政治形势。

3．总揽地方公共事务，强化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功能。地方公共事务包括宗族、社团、族田、社仓、学田、差徭、捐赈，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举办、民事纠纷的调处等。清代，政府的权力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县令是最基层的“亲民”之官。县令不仅要管一县的政务，还要管一县的治安和钱粮的征收及民事工作。县令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管理如此繁杂的工作。那么县令如何来解决这一难题，以便于国家的政令能够推行到广大的乡村呢？一个属于朝廷命官的知县，要顺利地完成属下范围内的教化、征税、治安、断案、农事、水利工程各项公务，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地方上有名望的绅士的辅助。有人曾总结说：“凡地方之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地方官有所兴举，必与绅士协议。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的兴废。”一个并不熟悉地方人事民情的外来知县，离开对地方绅士的依恃，将寸步难行，他们只能“专意结合士绅，保其一日之利”。这样，绅士就成了地方上的实际权威，湖南的公共事务基本上为绅士所垄断。咸丰时，湖南有一位武生员捐助并主管宁乡的三座桥梁。这就是沅陵的许文耀，太平天国时期的武生员。他积极参与地方慈善事宜，常常为这些事项捐款，他曾倡建当地的义仓、书院、育婴堂、试院和宝塔。他还曾负责地方防务，使附近匪类不敢骚扰其家乡。湘乡的张全茂，太平天国时期的监生，有州判衔。他除了倡建宗祠并捐助了土地和祭费，还促成了当地桥梁的维修，并使一位族人免受法律的惩罚。当地知县因而予以旌表。耒阳的刘熙，道光时举人。他不求仕进，数十年间独任家乡的地方公事。他的族人很多，他对他们都一视同仁。他家乡曾因国税事酿成巨案，他极力补救，多所保全。在咸丰、同治年间，他办理过团练和捐输，当地居民多信服之。衡阳的程学伊，是个异途的候补同知。他家富裕，有干略。当地的官员和绅士都倚重他办理地方公事。他参与地方团练组建和军粮的运输，倡议创置学田，并倡修县志和义仓，在一次洪灾期间，他建议募捐，劝募到1万多两银子。另一次旱灾期间，他募集到26 000余两银子。临湘的杨雄，道光时监生。他经常参与当时的地方福利事业，捐修的石桥大小共30余座。郴州的陈振玉，嘉庆时举人。他不求仕进，一心一意在家乡从事地方公务活动。据说凡遇地方事务，他致书各绅士，绅士们就会立刻照办，其功效超逾了知县的文告。绅士包揽地方公务，这在全省各地几乎是普遍现象。绅士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这些绅士固然不乏造福桑梓之辈，但其顽劣者则乘机肌削盘剥，与官府勾结，鱼肉乡民，武断乡里，为所欲为，成为期压人民的土豪劣绅。

作为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封建社会，绅士参政的渠道并不顺畅，专制的封建皇权常常压抑着绅士的参政激情，绅士的言行不能背离皇权设就的轨道，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虽不断地塑制着皇权不可违逆的绝对形象。但是，皇权卵冀下的腐败官僚政治带来的社会动荡，却使自古以“孔门弟子”、社会贤达自居的绅士大感失望，不断地滋长他们对皇权的离心倾向。他们利用封建身份的法外特权，不断地向官府施加自己的影响，蚕食官府手中的权利，构成对皇权的重大威胁。近代湖南的政治无不笼罩着绅权势力的历史阴影。湖南地方官吏得不到地方绅士的支持，要办成一事十分困难。绅士不喜欢的官吏不是被挤走，就是被免职，再有才能的官吏如果不与地方绅士搞好关系，最终也毫无作为，任何改革一旦触犯特权绅士的利益，就无法进行下去。从1895年到1911年这16年之内，湖南巡抚九易其人，积极支持湖南新政，重用新派绅士，排斥旧派绅士的湖南巡抚赵尔巽、端方，虽是满人出身，牌子甚硬，但是因与旧派绅士矛盾甚深，一个在任不到一年半，一个在任仅7个月。而对旧派绅士言听计从的俞廉三却在湖南担任巡抚达4年之久。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湖南官绅矛盾冲突的结果。所以近代湖南流行着绅权大于官权的说法。清末的戊戌维新、地方自治、立宪运动都是绅士不满现状，要求扩大参政权的历史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