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黄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者、维新志士、中日友好的先驱使者，他逝世已经一百周年了，我们今天仍然还想起他、纪念他，是因为他在一百多年前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与那个时代中国的命运、中日关系以及东亚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且他所倡言践行的中国富强与东亚和平两个主题，仍然是我们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所面对的问题。

黄遵宪只活了57岁，他自从28岁考上举人后，便放弃了当时视为进身之阶的科举正途，怀着了解世界的热望，作为参赞跟随首任使日大臣何如璋出使日本，此后的半生，便一直与中国的维新事业及中外交往、特别是中日友好和平事业相联系。

黄遵宪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灾难重重、日益沉沦的黑暗时期。外而列强环伺、侵吞交逼、瓜分威胁日渐深重，内而贫弱落后、封闭保守、统治集团不思变革、亡国灭种之危愈趋愈烈。黄遵宪作为较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有志的中国人，在东西洋富强之国的亲历考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之情与救国之志。他在1877年出使日本之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明治政府以仿行西法、变法求强为国策，“富国强兵”为目标，全面推行变法维新，各项新政依次施行，举国各业呈现万象更新、蒸蒸日上的景象。身临其境的黄遵宪，很快抛弃了旧士人的陈腐之见与锢蔽习气，以开放的心态作客观地观察，为日本变法维新、由弱转强的现实所鼓舞，萌发了借鉴日本、变法求强的改革思想。他用直白的新体诗，记述日本种种变法维新的新鲜事物，撰成《日本杂事诗》，刊行后即在中日两国文士间广为流传，受到交口称赞。他还立志撰写《日本国志》，在驻日四年期间，广搜博览，多方咨访，撰成初稿，后来又中断仕途，回乡闭居，潜心著述，经二载而始成。他在这部四十卷、五十余万言的大著中，分门别类地详实记述了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教育、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成就，赞扬日本变从西法，由弱转强，步武泰西，势将跻身富强之列的维新事业。他由此反省我国，为国家民族危急的现状及险恶的未来命运而忧心，为朝野上下仍酣睡梦中、不知觉醒而焦虑。因此，他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提出一系列变法思想和改革主张，如政治上改君主专制为立宪政体，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军事上采西法练兵，教育上废除八股科举而兴新式学校，以及鼓励民间结社以兴联合之力、兴办报刊以“启人智慧”等等，由此指出了一条借鉴日本、变法求强的自强救国之路。这部书刊行后，正值甲午战争重创之下维新思潮兴起，因而风行天下，他的变法思想成为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的书也成为维新志士乃至光绪帝实行变法的模本。

黄遵宪不仅为清末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他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开创维新事业。他参加了康有为在上海办的强学会，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宣传维新。后任湖南按察使期间，他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以其对西方制度的熟悉与体验，对新政多所谋划，主持成立官民共治的保卫局，宣传并推行民治与“地方自治”等，使湖南成为全国率先推行新政的维新典范。戊戌变法运动被镇压后，黄遵宪被罢黜回籍，再未被起用。他生命的最后数年虽然郁居僻乡，但爱国之心和维新之志一直未曾稍懈，他随时准备投身于祖国的改革事业，尝言：“一有机会，投袂起矣”。在此期间，他不仅写下了大量寄情言志的诗句，还与避居日本、正在积极从事改良宣传活动的梁启超书信往还，与这位比自己年少一辈、正以其激扬文字而撼动天下的维新同志推心置腹、披肝沥胆，讨论维新事业，阐述改良思想，提出“合群”、“群治”、开民智、兴民权、行立宪等思想主张。他为梁启超的《新民说》而拍案叫好，又直言规劝梁启超勿“出言轻而视事易”，告诫他谋社会进步应循序渐进，不可躐等，期于一蹴而就。在他生命最后几年写下的这些文字里，寄托着他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倾注了他对改良事业的兹兹之念，凝聚着他对祖国富强的殷殷之望，如他自言是“哀泪滂沱，栖集笔端”，“热血喷涌，洋溢纸上”（以上引文均见《致梁启超书》，载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518页）。他的一些思想对梁启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他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继续参与这一时期的改良运动。

黄遵宪的一生，还与中日友好及东亚的和平事业紧密相连。他在驻使日本的四年里，热切地了解日本的维新事业，对日本因变法维新使落后的东方小国转弱为强而由衷地高兴，视之为东方人崛起的先导，他在《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中都真诚地予以赞扬。他主张向日本学习，效法日本的维新榜样，他的变法思想就由此而萌生。他还广为结交日本朋友，与他们诗文来往、咨询讨论、欢聚笔谈。他的诗集中留下了不少与日本友人唱和的诗句，他们促膝笔谈的纸片，至今仍然被日本友人的后代所珍藏。他对于同文同种的日本及日本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离开日本后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曾屡屡说起他视日本如“故乡”，视日本人为“吾乡人”的浓浓深情。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送子弟几人到日本去留学，继续向日本学习、中日友好交往的事业。

他对日本的友好感情，建立在中日平等、和平相处的基础上，他希望中日两个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东方邻国，能够互相学习，共同富强，永保和平。他对于当时日本随着国势强盛而滋长起来的扩张主义势力，盲目追随西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逻辑，推行侵略大陆政策而警惕，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势将破坏东亚和平，给东亚人民带来灾难而忧虑。他在使日任内协助何如璋处理与日本的琉球交涉，力图扼制其进而侵略台湾、朝鲜及大陆的野心。他主张中国要学习日本，变法求强，但其目的决不是像当时的日本那样为了恃强扩张，侵略他国，而是为了以强制强，强强并立，以中国之强而阻扼日本的侵略野心，以强势均衡而求两国的和平共处，这就是黄遵宪指出的东亚和平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积弱不振使日本加快了侵略步伐。甲午一役，日本侵吞了台湾，控制了朝鲜，使其相继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东亚从此陷入殖民主义灾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留下的创伤至今仍然是东亚和平的隐患。

自黄遵宪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贫弱，决不是东亚之福，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更是东亚和平之威胁。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东亚地域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我们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我们只有沿着黄遵宪等先贤开拓的东亚和平之路，致力于建设共同富强、和平相处的东亚，才是我们东亚人的长久幸福之路。

黄遵宪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突破当时统治文坛的古奥风与八股气，主张“我手写吾口”，留下了一千多首直白晓畅、叙事抒情的新体诗，被誉为“近世诗界三杰”之冠（梁启超语）。他又是一位才、学、识兼具的史学家，他撰写的《日本国志》不仅是一部体例详备的史书，还成为影响时代、指导当时社会改革的维新模本。他更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维新志士，为清末的变法维新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一位富有才干的外交官，先后出使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足迹遍及东、西、南三洋，促进中外交往，学习先进文明，维护祖国利益，保护华侨权益。而贯穿他一生的主线，便是那一腔炽烈的救亡图强的爱国情怀。

然而，黄遵宪生活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一生被顽固落后的统治势力所压抑、所摧折，满腹才志不得施展，救亡抱负难以实现，最后被禁闭于乡，怀着对祖国的忧虑和终生的遗憾抑郁而终，这是中国的不幸。但是，他的爱国情怀和革新进取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所以他又像暗暗夜空中一颗闪亮的星，在中国走向沉沦之时，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起，指示出民族的一线生机，为祖国的前途带来希望，后来的中国人，就是沿着他们的足迹，开拓着祖国走向富强繁荣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满怀崇敬地感念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