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是岳麓书院门首的一副对联，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湖南并没有出现“惟楚有材”的盛况。在 南京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载入的2993位历史名人中，湖南只有23人，仅占同期全国历史名人的0.77%，真是寥若晨星！从鸦片战争 到“五四”运动，湖南连续几次出现人才群起的局面。魏源、何绍基、左宗棠、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在这79年中，湖南名人有83人，占同期全国名人的10.9%。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湖南省涌现 了一大批党政军领袖人物，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同志就是这—时期最杰出的代表。在人才杂志社出版 的《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列举的495名党史人物中，湖南藉的有39人，占18%；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提到的27名我党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湖南籍的有13人，占48%，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 湖南籍的有10人，占19.2%；在十大元帅、十位大将和57位上将中，湖南籍的元帅有3人，大将有6人，上将有19人。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 代爱国名人辞典》收入这一时期的爱国名人449名，其中湖南籍的即有73名，占总数的16%强。在这一时期，湖南还涌现了一批文学、艺术、科 学、教育等方面的知名人物。据不完全统计，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多年里，湖南涌现了200多名杰出人物，为“五四”运动前两千多年历 史名人总和的两倍多，真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

从湖南近代以来人才涌现的情况分析还可以看出，湖南近代的人才涌现还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

第一，湖南近代以来的名人以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为多，而经济、科技，文学、艺术方面的人才相形之下显得较少。 据笔者对湖南近代以来名人的分类统计可以看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人才约占三分之二以上。其中不少人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于一身，在很多方面都是颇有成就的杰出人才。

第二，明显地存在着“高能为核”的人才成团现象。人才不仅按时间成批地涌现，而且按地域多集中在长沙周围的十一个 县市。先后涌现出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洋务派人才群、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人才群、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毛泽东为首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人才群等四个密集人才群体。以每个人才群体为首者的籍贯县为圆心作圆，在四个圆圈内的有关县市内的名人共一百多人，占同期 全省名人的一大半。而且在每个圆圈内，核心的能量越大，辐射的影响作用也就越大，涌现的人才也就越多。(参见右图)

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前的湖南名人寥若晨星，而近代特别是现代的湖南名人又灿若群星?这当然应归结到时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任何杰出人 物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的近代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化、大转折、大变革的年代，也是一个苦难、耻辱的年代，是我们的民族特别需 要人才的年代，也是必定要出人才的年代，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湖南近代以来人才成群地涌现?明显地高出于一般 省份?要探讨这个问题，必须从湖南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寻找。笔者认为，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一、湖南近代以来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

鸦片战争后，由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加剧，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进一步激化。在湖南，这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远甚于 一般省份。湖南是受鸦片战争直接冲击的三省之一。上海开埠后，商路改变导致湖南大量农民的破产和失业人口的增多。这一切，促使湖南成 为当时全国阶级斗争最尖锐的省区之一。从1840年至1850年间，湖南几乎连年都有人民的起义发生，其中最突出的是1847年的雷再浩起义和两 年后再度发动的由其旧部李沅发领导的起义，起义规模较大，震撼湘桂黔三省，给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直接掩护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准备与发 动。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首先在广西爆发，次年太平军进军湖南，湖南人民踊跃参加太平军。在太平军影响下，各地民变纷纷发生，各地天地 会众纷纷起义，整个湖南社会剧烈地动荡起来。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曾国藩应命出山，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湖南一时成为湘军与太 平军对抗的主战场，以后战场虽移向其它各省，但湘军始终是太平军最凶恶最主要的对手。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又成为新旧斗争最激烈的省份。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积极倡导变法，刊行了《湘学报》，创办了时务学堂，1898 年1月又创办了南学会，同年3月又刊行了《湘报》，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也先后成立。一时间，湖南新政勃兴，“乎驾凌京、津、沪、 汉之上”，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与此同时，湖南维新运动的这种高潮，引起了湖南封建顽固势力的震惊和仇恨，王先谦、叶德辉、 孔宪教等封建顽固派的活动也更为猖獗。时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不断压制、破坏，使得湖南的新旧冲突更为激烈。湖南的新旧斗争是当时全 国斗争的一个缩影，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与地主阶级的顽固守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与斗争。

戊戌变法失败后，社会思潮从改良转向了革命，这个急剧变化影响到全国，而湖南是在全国表现得突出的省份之一。1900年8月，唐才常与湖 南人林圭、沈荩、秦力山等以及各省志士，在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的联络和影响之下，以两湖、安徽为主要基地发动了自立军起义。这次起 义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但它把挽救民族危亡和推翻清朝结合起来，采用了较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形式。这在中国近代史 上标志着戊戌维新改良主义道路基本结束，为以后同盟会领导大规模武装起义之先声。1903年11月，黄兴和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在长沙 发起成立内地最早的革命团体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1904年，华兴会计划在长沙发动起义，后因内奸告密而失败。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 。1906年同盟会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湘“运动军队，重整会党”，发动了萍浏醴起义；这次起义“聚众数万人，占聚三四县，为历次义师所未 有”，是同盟会成立以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1910年，长沙又发生了抢米风潮，其激烈程度和规模均为同年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各 省的抢米事件之冠，它与湖北等地的饥民暴动一起，猛烈地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造成“整个清朝前所未见的紊乱”，从而促进了全国革命危 机的成熟。1911年5月，为反对清政府将巳由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银行团，湖南人民率先掀 起保路运动，湖南成为保路风潮的中心地区之一。虽然湖南的保路运动未能发展到四川那么大而持久的声势，但直接引起辛亥革命的这场大火 ，却首先是在湖南点燃的。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以后仅仅十二天，焦达峰、陈作新又在长沙领导起义，光复长沙，这是全国第一个响应 武昌起义的省。“五四”运动期间，湖南是当时全国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反帝爱国斗争风起云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一. 浪紧接一浪，持续时间之长，成果之显著，在全国都是很突出的。在当时的湖南，新旧思想的交锋，马克思主义和各派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 争都很激烈。罗素、张东荪、杜威、吴稚晖等人先后来湘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但这并不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湖南共产主义 小组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创立后中共湘区委员会又成立了。大革命时期，湖南是全国工人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农民运动则是全国最发达的 省。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何键、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残杀革命人民。但湖南人民并没有屈服，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举起了 武装反抗旗帜，点燃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之火。随着湘赣、湘鄂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建立，湖南又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拼死决斗的 战场。……

综合上述可知，近代以来的湖南，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进步与落后，革新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特别 尖锐。正是在这种种复杂的社会斗争中，造就了湖南一代又一代的人才。而且，为什么湖南籍的政治家、军事家多，为什么湖南的人才按时期 成群涌现，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湖南人的走出湖南

所谓走出湖南，一是指湖南人到省外去，主要是指到京、津，沪及江浙东南沿海等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去，二是指湖南人到国外去，主 要是到日本、欧洲等资本主义国家去。近代以来，不少湖南人以不同的方式，或游仕或从军或求学或浪游或亡命或从事革命活动，先后走出湖 南。

湖南邵阳的魏源，中举以后在江浙一带任职，较多地接触了外国文化，才写出了巨著《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 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为着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湘军成批地走出湖南。无疑，从镇压农民起义这一点看，这当然是永远应该谴责的历史罪恶 。但从人才学的角度看，湘军的走出湖南，却接触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事物，开阔了其视野，增长了知识和才干，其中某些人还开始了 由封建顽固派向洋务派的转化。其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不少人还到了国外，如湖南湘阴人郭嵩焘1876年任首驻英国大使，1878年兼使法 国。湘乡人曾纪泽1878年出使英法，1880年兼驻俄公使。

在戊戌维新前后，湖南人的走出湖南亦非常显著。例如：谭嗣同早年就曾游历西北、东南各省，后又遍历北京、上海、南京，吸收新知识。 其他如唐才常、林圭、沈荩、樊锥等人也曾频繁地进出湖南。戊戌维新失败后，还曾避难或留学于日本，其后即表现出倾向革命。此外；还有 一批时务学堂学生因在湖南无法容身，只得自费前往日本留学，这是湖南留日学生之始。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湖南人的走出湖南，到国内各省去自不必言。即以出国言，其数量之多、进出之频繁，不仅为史所仅见， 而且为国内各省之冠。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同学调查录》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三千余人，湘籍学生即达八百余人 ，占全部留日学生的四分之一强。次年，这个数字又有增加，且有女学生20多人。正是在这些留学生中间，涌现出了大批革命党人和其他优秀 人才。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谭人凤、禹之谟、范源濂、蔡锷、章士钊等就到日本留过学或避过难或学过工。此外，杨昌济1903年至1913年 曾在日本。英国、法国留学九年。我国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是1914年官费第一批留美生之一。近代妇女活动家张默君1918年曾遍历欧美各国考 察。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湖南人的走出湖南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是到京，沪等国内新思潮澎湃之地去。如青年毛泽东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 1919年2月由北京到上海，1920年2月第二次到北京。正是在此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 思主义者的转变。二是到国外去，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俄国成了重要的去向地。从1919年至1920年，全国各地去法勤工俭学 者约有1600人，湖南去了300多人，是赴法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向警予、李富春、蔡畅等人就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参 加者或组织者。在赴法勤工俭学行列里年龄最大的三个人中，就有两个是湖南人，即54岁的葛健豪、43岁的徐特立。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 衡等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并介绍任弼时、肖劲光等进步青年赴俄学习。这些赴法、赴俄的人中，很多人都先后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近代以来湖南人的走出湖南，在客观上打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接触到了带有近代色彩的种种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文化、新的科学技术，加 深了对于世界的了解和对于中国自身的认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为人才的成长和涌现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也是近代以来湖南人才涌现的一个重 要原因。

　　三、湖南教育的相对兴盛与良好学风

湖南历来比较重视教育，北宋时全国有四大书院，湖南就占了两个，即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而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之冠。南宋时，大学者 朱熹和张木式 都曾在此讲过学，弟子达千人。此外，长沙还有一个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些书院都很兴旺。王夫之、魏源、曾国藩、 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刘蓉、刘长佑、唐才常、黄兴、陈天华、邓中夏等人就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或城南书院。

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把“开民智”作为实现民主政体的前提，而教育又是“开民智”的重要手段，所以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以极大 努力从事开办学校等新政，长沙的时务学堂即于此时创办。时务学堂为湖南近代教育之开端，它的创办促进全省各地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旧的教 育制度的改变，“半岁间相接踵数十，若岳州、衡州、郴州、武冈、常德、浏阳、黔阳、新化等处”皆纷纷改革书院章程，仿照时务学堂创办 新式学堂，搞得很有生气。戊戌政变发生后，一切新政皆被推翻，唯新式学堂却仍然保存下来。1903年清政府在长沙设立师范馆，不久改设三 路师范，中路师范设长沙，西路师范设常德，南路师范设衡阳。据1904年《东方杂志》所载，长沙城中学校包括官办私办共计34所。当时“湖 南学堂之多，学生之众，为各省冠”。

辛亥革命后，湖南的教育事业又获得很大发展。据《湖南教育杂志》第11期所载，1912年湖南各类学校已增至2909所，在校学生为123961人 ，各类学校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罗学瓒、李维汉、郭亮、夏曦、罗章龙、张国基等，就是长沙第一师范的学 生。

湖南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在这方面；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和清代道光年间集思想家、史学家、 文学家于一身的魏源具有开拓之功，他们对于湖南的学风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魏源，他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经贺长龄刊刻发行 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左宗棠、曾国藩、谭嗣同、皮锡瑞等就很强调经世致用。

湖南教育的这种相对兴盛与良好作风，对于近代以来湖南人才的不断涌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上，笔者对近代以来湖南人才群起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当然，近代以来湖南人才群起的原因还很多，鉴于笔者学识与本文篇幅的局限， 这里没有一一细究。容有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