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活动家。他不仅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辛亥革命后，为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革命伟人。宋教仁一生革命事迹很多，史学界已有很多论述。本文试就他与民初国民党建立的几个问题，即为什么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建立是否“历史上的倒退”？对国民党建立后宋教仁的活动如何评价？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
一
民国初年，由于民主政治气氛的空前高涨，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政治代表人物，纷纷组织政党，一时出现了政团林立的现象。据统计，在民国元年至二年之间，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的政治团体有312个。这些政团围绕着国家权力的分配，互相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为了在即将召开的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国会竞选中争取多数议席，组织政党内阁，各党派又纷纷改组、合并，极为活跃。主持同盟会党务的宋教仁，这时也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出发，积极展开了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活动。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建立的革命政权已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支持的袁世凯听篡夺，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组织一个大政党，进行议会斗争，组织责任内阁，把袁世凯夺去的政权重新夺回来，以便使民主共和制度得到真正的实现。
当时袁世凯虽篡夺了革命政权，但由于民主空气还在继续高涨，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民主共和制度，只能在暗地里鼠窃狗偷地进行破坏。因此，袁在表面上还不得不装出一副拥护共和、遵守《临时约法》的姿态，借以麻痹革命党人。这就增长了一部分革命党人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的幻想。宋教仁是一个对西方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十分倾慕的人物，并以在中国实现这样的政治制度为己任。所以趁袁世凯虚伪表示拥护共和之时，他便立即以政党内阁为武器与袁世凯展开了公开合法的斗争，借以达到架空袁世凯的目的，保证民主共和制度的实现。他说：“以前是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教仁的“政治的见解”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两党在宪政范围内的“和平竞争”，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组成政党内阁。根据政党内阁制的原则，总统不负责任，而由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这也就是宋教仁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一再强调的：“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担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颂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就“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砥柱”不可。所以宋教仁就极力地主张改组同盟会，使其成为一个真正强大之政党，以便组织政党内阁，夺取袁世凯的权力。
第二，是同盟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不对它进行改组，就无法适应“政党竞争”，组织政党内阁的需要。辛亥革命后，大多数同盟会会员认为清王朝已被推翻，革命取得了成功，思想上解除了武装，贪图安逸的思想作风滋长起来了，甚至有些革命党人转化为新官僚、新军阀、新政客，内部矛盾日益复杂尖锐，同盟会已处于分化瓦解的状态。章太炎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首先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对革命党人起了瓦解斗志的作用，接着他又公开脱离同盟会，与立宪派的官僚合流，先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后又组成统一党，“以反对中国同盟会为职志，故对袁氏所为，皆极力赞助，满口讴歌”，并恶意攻击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对同盟会的瓦解起了恶劣的影响。与此同时，以孙武、刘成禺为首的一些革命党人也纠集一批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民社”，举黎元洪为领袖，拥袁反孙，“与同盟会公开对立”。1912年3月，同盟会改为公开政党后，又混进了大批旧官僚政客、旧立宪派人，组织更加涣散，原有的革命性质明显褪色，无法适应当时的政党竞争，组织政党内阁的需要。与同盟会组织日益涣散相反，反对同盟会的各种势力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于1912年5月联合起来组成了共和党。“其势驾同盟会而上之，以国权主义相揭橥，其实接近政府，世目为御用党”，公开与同盟会为敌。共和党的建立，对同盟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唐绍仪内阁垮台后，“同盟会声势一落千丈”。当时主持同盟会党务的宋教仁已感到“同盟会若固持初志，其失败也可立而待，于是改弦更张，另谋发展”。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曾任农林总长两个多月之久，在袁世凯的严密控制下，虽无重大政绩可言，但对袁世凯政府有了一些认识：“甲，袁世凯在北方的势力，短时期内无法推翻；乙，同盟会方面，不必急急争夺政权，而须预备持久作战的基本办法；丙，既不预备短时期内争夺政权，则现在之参议会，将来之正式国会对于袁世凯之施政行为，除有重大关系，必须力争外，其他普通政治问题，应该向袁世凯表示妥协态度，以免袁世凯之猜忌，或挺而走险。……”根据以上认识，他提出对付袁世凯的策略，就是目前“必须竭力忍耐，此为最重要最妥善之办法。”为此，他“努力接近袁氏，藉图进取。”其目的就是减少袁世凯对他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阻力，最后达到国民党组织政党内阁，夺取袁世凯的权力。
以上两点就是宋教仁为什么要极力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二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主其事者实为宋教仁”。宋教仁在当时的同盟会中，除了最高领袖孙中山、黄兴外，“算是最露头角，政治手腕极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政治热也达于最高度”的热心政党政治的人物。当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毁党造党”说，主张毁去小党，造成两个对立的大党，作为责任内阁的基础后，宋教仁表示积极支持，因为章氏的这一思想，恰与宋教仁的政治理想相合。宋也认为：“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小群分立。”所以，他在唐内阁任农林总长时，就曾公开表示希望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能联合改组为一大政党，但由于统一共和党内部意见不一，未能实现。当袁世凯迫使唐内阁垮台后，又使用军警胁迫参议院通过了陆征祥内阁名单，引起了统一共和党成员的极大不满，“遂欲与同盟会一致进行为正式国会竞争选举地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感情素原不恶，又因政见相合亦欲左提右携以达政党内阁之目的。”经过宋教仁的积极争取，终于达成了两党合并的协议。接着，宋教仁又把几个由立宪派、旧官僚组成的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共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等团体争取了过来，达成了合并协议。在与几党合并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宋教仁都如实地函告了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协理黄兴，经过孙、黄的许可后，同盟会才与其他几个小党合并成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因孙中山正忙于筹办铁路事宜，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主持党务工作。
孙中山对同盟会的改组确曾有过不同意见，但当宋教仁积极进行改组活动时他也是支持的。国民党成立时，他不仅亲赴北京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谓六党合并为一大政党乃民国大幸福”，而且接受了理事长的职务。此后，孙中山虽侧身于实业建设，但对于“政党政治”也并非完全忽视。他所到之处，除了演讲民生主义外，也大讲健全的政治是民国的基础，强调“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阁问题”。他还明确指出：“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来说，两党政治、责任内阁等虽不是他一贯的主张，但在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中，他对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黄兴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的积极支持者。他应袁之请到北京时，就建议袁世凯组织政党内阁。黄说：“政党内阁之弊害甚多，而其利亦足以偿之，是以列国争组政党内阁。予很悉大总统反对纯粹政党内阁，如大总统最近对国民党之主张证明之。予虽主张纯粹政党内阁，并非强大总统之反对者实现之。予对于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黄兴的这种主张，“实出于宋教仁之献策”，黄兴采纳宋教仁的意见，“实出于诚心诚意，调和党见，利国福民”，也是出于对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的热情支持。因此，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活动，孙、黄都是支持的。
国民党从筹备到成立，先后发布了《国民党宣言》、《国民党成立宣言》、《国民党规约》等文件，确定了党的宗旨、政纲和政治主张。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性质仍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虽然它的革命性比同盟会时有所削弱，但仍不失为一个进步性的政党。其进步性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它强调民权、反对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国民党公开表明“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和立宪国”。宋教仁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这个国家里，“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统治国家权力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之”。国民党极力强调民权，正是为了反对“官僚”的独裁专制，维护辛亥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其次，主张与哀世凯正面抗争，实行责任内阁制。《国民党宣言》一开始就指出：“一国之政治，常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黯然无色。”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通过政党“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宋教仁解释国民党为什么主张实行内阁制时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所以主张“取内阁制”，而“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政党内阁制（即责任内阁制）要义，“即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任是也。”徐天复在《福国利民之政策》一文中，曾把宋教仁关于政体的全部主张概括为五大端：一曰主张单一国制；一曰主张责任内阁制；一曰主张省长民选；一曰主张省有列举立法权；一曰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这就是宋教仁所设计的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全部主张。这五大端归纳起来，就是责任内阁制、中央集权制、行政官吏选举制、地方自治制，一句话就是英国式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责任内阁制是这五大端的全部政见的核心，是宋教仁利用责任内阁制，把国家政权掌握在国民党人的手中，使中国社会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所以，实行责任内阁制，是宋教仁反袁夺权的政治纲领。这对一上台就不择手段地追求专制独裁的袁世凯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第三，系统地提出了各项政治主张。国民党在提出建立责任内阁等一整套政治主张的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具体政策，准备在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时施行。这些具体政策是整理军政、划分中央与地方之行政、整理财政、整理行政、开发产业（包括兴办国有山林、治水、放垦荒地、振兴矿业、奖励仿造洋货工业和奖励输出商业等）、振兴民政、兴办国有交通业（包括急办国有铁路、整理电信、扩充邮信、兴办海外航业、整理铁路会计等）、振兴教育、统一司法、运用外交等。这是一个按照中国资产阶级的面目改造中国的完整方案，有利于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是当时反对袁世凯建立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唯一大党。它的进步作用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在军事上与袁世凯较量，于是幻想通过组织一大政党，进行议会斗争，组织政党内阁，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结果，在政治、组织路线上又犯了许多错误。
从国民党的政纲来看，它提出的五条政纲，即：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这个含糊不清的政纲，把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策”，取消了同盟会公开后的“男女平权”的主张，并把具有斗争意义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不敢冒犯帝国主义的“维持国际和平”。这个政纲是宋教仁代表同盟会与其他政党合并时作出种种让步之后制定出来的。政纲的严重错误是既未提出反帝，也未明确提出反封建。但宋教仁个人的政见与国民党的政纲还不应完全划等号。如“采用民生政策”一条，宋在演说国民党纲领时，仍称为“民生主义”。他说：“民生主义，曩者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他的这个解释与极力提倡民生主义的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并非分富人的资财与贫民，乃预防资本家压制贫民”的说法是一致的，可见，宋教仁是赞成实行民生主义的。在取消“男女平权”的问题上，宋教仁原来并不同意，后来由于多数人反对，才被迫放弃。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当时也同意暂不提出。他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讲演时说：“男女平权当暂缓提出，俟国家巩固，务要达到目的。如不协力巩固民国，男子亦无参政权，何况女子何论平权！”尽管宋教仁的个人政见与国民党政纲不完全一样，但国民党纲领中未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甚至还不如同盟会公开后倒退了的政纲，作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从组织路线上来看，宋教仁为了争取友党，对抗袁世凯支持的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扩大党的势力，把许多投机政客、封建官僚以及旧立宪派人物都拉进了国民党。黄兴也不辞辛劳，积极为扩张国民党势力而奔波。在赵秉钧内阁成立后，“遍说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甚至还劝袁世凯作国民党的领袖，希望他能以国民党为后援，巩固强有力政府。袁世凯虽未加入国民党，但“所有的国务员除了周学熙、范源濂二人及陆海军两部长外，每人都填写了入国民党志愿书，名义上赵内阁变成国民党内阁了”。黄兴对此极为高兴，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政党内阁”。孙中山这时也天真地认为“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其实，这哪是什么“政党内阁”呢？它是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替袁世凯效力的“内阁政党”。这时，从表面上看来，国民党声势一时大振，但它的性质也就开始由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逐步向一个官僚、政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以至豪绅土棍的混合体的方向演变”了。这样，“国民党就渐渐失去了他的革命性”。
国民党成立后，尽管在政治、组织路线上犯了许多错误，但在当时整个资产阶级趋向于与袁世凯妥协的历史条件下，宋教仁敢于团结一部分革命力量，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的袁世凯展开正面的斗争，其进步作用应该是主要的，也是顺应当时革命斗争需要的，说国民党的建立是“历史的倒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
国民党建立之际，正是民国成立以后第一届正式国会即将选举之时，这对于渴望争取政治权力的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来说，当然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由于当时孙中山、黄兴已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铁路开矿方面，因此，领导国民党竞选的任务便完全落到了宋教仁的肩上。
为了使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获得多数议席，进而组织政党内阁，掌握国家政权，宋教仁便积极紧张的展开了活动。
第一，制定了详细的竞选计划，以确保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取得胜利。国民党建立后，首先面临的斗争任务，就是“争取在改选后的参、众两院中占有压倒的多数议席，并进而使本党以国会多数派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掌握政权。”宋教仁与其他国民党人都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虽可继续选举袁世凯，但是政治大权应归内阁，而内阁必须由本党以国会多数派来组织，才能根据约法发挥政党的责任内阁制的作用，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胜利的选举。为了保证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把全国各地的党好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在国民党北京总部成立后，宋教仁立即制定了竞选的详细计划。主要内容是：“第一，派人到各省组党，成立各省党支部；第二，掌握各省、县的选举，进行一次胜利的竞选；第三，取得国会及省、县议会中的压倒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第四，及早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政党责任内阁，并且预定以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为了实现上述计划，宋教仁派遣了大批干部各回本省进行活动，仇鳌被派回湖南主持选举工作。选举结果，“从国会、省议会一直到各县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90％以上的比例当选。”国民党在湖南省的选举取得了绝对胜利。2月底，全国国会参、众两院选举全部揭晓，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取得了绝对胜利，实现了宋教仁制定的竞选计划。这时，宋教仁自信国民党能够以多数党的资格组织责任内阁了。
第二，拟定了“舍袁就黎’的正式总统人选方针，以使国民党顺利地组织责任内阁，掌握国家政权。在国民党成立之初，宋教仁的确曾打算把正式大总统的职位让与袁世凯，而内阁必须掌握在代表新势力的政党手中。因他认为“责任内阁之国，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所以他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宋教仁逐渐认识到一生追逐权势的袁世凯是决不会让权于责任内阁的，于是拟定了“舍袁就黎”的方针，甩掉袁世凯，选举“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所以，他在与黎元洪秘密磋商的同时，先后在鄂、苏、浙等地的国民党欢迎大会上，对袁世凯执政以来在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弊端进行尽情地揭露和猛烈地抨击。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凡无一善状可述。”“以言内政，内政万端，而其要莫如财政。吾人试审思吾国今日财政之状况，可谓送掉吾中华民国者。”“以言外交，则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可谓无一外交，有之则为库伦问题。而库伦问题，悬搁已久，民国存亡，胥在于此，然至今尚未得一正当解决。”“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并斥责袁世凯政府是一个无能的、不符民意的、退步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不可能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任何问题。所以，宋教仁提出：“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当国民党在国会竞选运动中获得胜利后，他预测袁世凯很可能“撕毁约法背叛民国”。因此，他告诫国民党人一定要提高对袁世凯的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到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后来，在南京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还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的全部政治主张。他说：“现在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最要之点为总统问题与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毋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并严厉地驳斥了“维持现状”的言论，他说：“现在国家全体及国民自身，皆有一牢不可破之政见，曰‘维持现状’。此语可谓糊涂不通已极。”很明显，宋教仁发表的这些言论，都是为他的“舍袁就黎”的方针制造舆论的。虽然“舍袁就黎”之策未必济事，但在当时“非袁莫属”的政治气氛中，敢于触动这个旧势力最得意的代理人，不能不是一次向封建旧势力最勇敢的挑战。
袁世凯是一个极端残忍的独裁者。他早已认定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是他倒行逆施的“最大障碍物”，绝不可能使宋教仁的“舍袁就黎”的方针得到实现，而且袁世凯已布下天罗地网，决定消灭这个最危险的劲敌。1913年3月20日，当宋教仁正满怀胜利的信心，由上海前往北京组织国民党责任内阁时，在上海车站为袁世凯指使的凶手所暗杀。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家，为实现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宋教仁的被暗杀，标志着国民党“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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