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凤凰县虽属边陬，却出了个熊希龄。熊希龄以民国二、三年间出任国务院总理而名闻遐迩，却又因此而迭招物议，一直成为盛名之累。故迄今尚没有一篇足资征信的传记和恰如其分的评价。笔者有鉴于此，爰搜集资料，整理校订，试作评沦，藉供引玉。
一
熊希龄(1870•清同治九年——1937•民国二十六年)字秉三。原籍江西丰城县，先世屡官湖南湘西州县，遂入籍凤凰直隶厅(今凤凰县)，故人称熊凤凰。父兆祥，承袭云骑尉，历任守备、副将，官至澄湘水师营统带。
甫十二岁(1882年•清光绪八年)，熊希龄应试中秀才。1888年，江苏宝山朱其懿任沅州知府，对熊希龄异常器重，命入沅水校经堂就读；熊从此师事朱其懿。又三年，转入长沙湘水校经堂，学识大进，秋间应乡试，以第十九名中式，成举人(1891年)。湖南学政张亨嘉特加赏识，称许他“年甫及冠，拔起边陬。谈兵如何去非，说地如顾景范。他日当为有用之才，不仅以文学显也”。1892年(光绪十八年)入京会试，中式贡士。按清代典制，会试放榜后一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点定一、二、三名，区分一、二、三甲等第。殿试对策，理应按内容评骘高下，但实则积习相沿，专重书法。时张亨嘉在京，鉴于熊希龄书法尚不合殿试格局，恐致罣误，因而嘱他“暂告终养”，把字练好再去应殿试，住在北京一个庙内悉心摹仿殿试考卷及书法。1894年(光绪二十年)补应殿试，成进士，朝考后授庶吉士。
此际，维新思潮大盛；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甲午战争，则又将中国推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深渊。1897年，熊希龄返抵长沙。恰值湖南巡抚陈宝箴颇为开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赞助变法，湘中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积极在长沙等地开展各种活动。怀抱经国济世大志亟待脱颖而出的熊希龄，迅即跨入维新运动的行列。他多方筹议设立学堂，创办报纸，组建传播新学、倡说变法的社团。旋由陈宝箴任命为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熊于是聘请梁启超来湘充中文总教习。1898年2月，“南学会”成立，熊偕谭嗣同、唐才常等任议事会友，负责议定会中事务，制订章则。3月，《湘报》创刊，谭、唐、熊等八人为董事。其他如“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维新会社，熊均参与筹划。湖南维新运动的独步一时，熊希龄倡导力行之功不可泯。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8月，清廷电召江标、熊希龄晋京。熊因到衡阳省亲，饮食失慎，大病一场，未能及时成行。9月，戊戌政变发作，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熊希龄竞得幸免，惟仍然奉“旨”:“熊希龄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熊于是到衡阳闭户读书。嗣退居沅州，继又回到芷江旧居息影韬晦。从1898年秋至1902年夏，他被迫蛰伏四年。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朱其懿调任常德知府，召熊希龄前往。先是创办西路师范讲习所，后来即成立为西路师范学堂。次年初，赵尔巽来湘任巡抚，访知熊希龄在常德办学堂，于是奏称:“熊希龄自获谴后，闭门思过，德性与学问并进，废弃可借。恳恩免予严加管束，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奉“旨”照准，着熊充任西路师范学堂监督。熊希龄获得重新公开参与政治活动的地位和机遇。
二
赵尔巽在湖南推行“新政”，遇事都向熊希龄咨询。为此，熊又遭到守旧势力的集中攻讦。1904年夏，熊到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返湘后，更多建白。故次年擢升盛京将军的赵尔巽，甫经奉命即奏称:“庶吉士熊希龄请加恩免其永不叙用，发往奉天差遣委用”。但随即由奉命进京的湖南巡抚端方保荐，奏调充出洋考查政治的五大臣的随员。
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使五大臣出洋之行推延了三个月。1905年12月11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即），熊希龄偕同僚三十三人，随钦差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由秦皇岛登轮启行，游历日、美、英、法、德、俄及欧洲其他诸国，于次年7月返抵上海。稍后，经戴鸿慈、端方奏保以道员分省补用。旋即由赵尔巽奏调到奉天。9月，到任后委为农工商务局总办。熊希龄锐意革新，迭次拟订振兴实业，整理财政，开浚河道，兴办学堂等意见和办法，很有一番弃旧图新的气概。
在奉天约莫一年，因赵尔巽于春间调任四川总督，而署江苏巡抚陈启泰又奏调熊希龄到苏，委充农工商局总办。熊于初冬到差，旋又得两江总督端方扎委督署总文案、咨议局筹办处会办、办理南洋印刷厂等差缺。兼差之多，为同时候补候缺官员所艳羡。此期间，他又与曹典初等筹办“宝应长湖垦殖股份有限公司”，返湘创醴陵瓷业学堂，设瓷业公司；1907年底，公司招股份达十万元。他的那种兴利除弊，振作创新的抱负，勇于任事，通权达变的才干，为同时人所折服，故当时任安徽学政的沈曾植与梁启超谈论当世人物时，“推秉三并时无两”。
1909年春，度支部尚书载泽奏请赏给熊希龄四品卿衔，派充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6月底，熊到奉天履任。次年，湖广曾督瑞澂奏保熊简任湖北交涉使，未赴任。9月，经督办盐务大臣载泽奏请，奉“旨”:“奉天盐运使员缺，着熊希龄调补，钦此。”10月，全国农务联合会开成立会于上海，熊被推为主席。又次年(1911年)4月，熊抵奉天任盐运使，仍兼财政正监理官。稍后，赵尔巽由川督调任东三省总督，又奏调熊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旋兼奉天造币厂总办。时有理财能手之称。内外大吏的竞相延揽，交口保荐，表明熊希龄在清末官场中享有令人妬忌的声望。
然而，自熊希龄得解脱“严加管束”的困境，重新驰骋于南北政坛的期间，他对于当时中国的影响，首要的还不是兴实业，倡垦殖，理财政，办盐运，而是他在立宪运动中捭阖周旋的事迹。
1904年起，熊希龄便几次到日本考察教育、实业等事项，同流寓日本的梁启超及湘籍人士杨度、徐佛苏过从密切。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就是由于他从中疏通，使戴鸿慈、端方与梁启超之间产生秘而不宣的关系。戴、端出洋考察后呈请立宪的奏疏，相当一部分是梁启超捉刀的。戴鸿慈任法部尚书，曾就法部与大理院之间的关系向梁请教。1906年，徐佛苏曾与熊希龄商议，在北京办一份报，推梁启超当主笔。熊为此致函征询梁的意见。嗣因他事未果。11月，熊藉到日本调查浚河工程之便，至神户同梁启超熟商三昼夜，讨论组建立宪党的问题。事后，梁有一长函向康有为禀告，其要点为:
一、康有为已宣布保皇会改称国民立宪会，熊希龄认为宜改称帝国立宪会，梁启超表示同意。而在国内则称宪政会。
二、宪政会由梁启超、杨度、蒋智山、徐佛苏等署名发起，暂不设会长，虚席以待康有为。先在东京成立，然后本部迁设上海，举干事长主持，拟推杨度担任。熊希龄不出名，以便进行活动。
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三人本极重要之人物，亟应联合，彼此应同利害共进退。
四、已由熊希龄疏通，袁世凯、端方、赵尔巽允作暗中赞助人。拟拥戴醇亲王载沣为营裁，载泽为副总裁，由熊即晋京运动。
五、筹款，熊希龄允筹十五万两，以五万办《北京报》，以十万为会中基本金。其款大抵袁、端、赵所出达半数。熊希龄、杨度责成梁筹五万，梁感到无力筹措。
这封信透露，在国内设立宪政会，其决策和筹款的核心人物，是熊希龄。次年，这个会成立，但名称改为政闻社。
1907年9月，梁启超一派创设的上海《时报》馆遭火焚，有无法泛印行之势。熊希龄特由北京致电梁启超，嘱梁转告《时报》主笔狄葆贤，如有困难，他可接济款项。为便于熊开展活动，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称:“政闻社事万乞勿牵合秉公，否则令彼一步不可行，至为可虑。”熊为此化名文福兴与梁启超通信。
梁启超认为，“武汉为天下之中……故欲以全力置基础于武汉”。拟在该地办一日报，名《江汉公报》，设一法政大学，名《江汉公学》，欲请熊出任总理。因为，梁认“秉三近年所入甚丰”，又与袁、端、赵关系密切，筹款和处理人事关系均较便利。他却忘怀，正是他叮嘱别人“万乞勿牵合秉公”，而现在却公开把熊希龄“牵合”到了台面上。嗣因杨度另立宪政公会，与政闻社竞争；在武汉争夺舆论阵地，尤为激烈。熊希龄与杨度交谊素厚，自不愿卷入这两派嫌隙之中。因此，办《江汉日报》和《江汉公学》之事，以困难甚多而末能实现。
辛亥武昌首义(1911年10月10日)爆发后，梁启超于11月6日由日本乘轮返国，打算推行他拟定的“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方针，于9日到达大连。熊希龄派专人到大连迎接。因电讯之误，当梁启超乘车赶到奉天，而熊恰好南下大连，致未晤面。熊在大连几次电促梁迅速南来。梁至，闻吴禄贞已被杀害，兰天蔚将不利于己，于是匆匆重往日本。
12月1日，熊希龄返抵上海。有人问他为何离开奉天，他答称:“吾尝以策干赵尔巽，赵不从，则是居与不居等也，故辞归耳。”在上海，熊会见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政治态度开始转变，渐次表示拥护共和。12月26日他以湖南共和协会正会长名义领衔，率同副会长张学济以次一百五十人，致电袁世凯称:“现南北人民，既主共和，公独为满室而战，为君主而战”，实有悖民意。“满室已失人民之信用，实无再为君主之资格，必须迅速避让，免致涂炭生灵……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诏退位，勿误大局，天下幸甚！”
1912年(民国元年)元旦，孙巾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黄兴曾推荐熊希龄出任财政总长，未成。
前此，熊希龄加入章太炎等倡首组建的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3月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议决更名统一党，选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熊希龄占据显著的位置。
清末立宪派人发动的请开国会，订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此同时，他们倡导兴西学，办学堂，发展实业，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他们搞立宪运动的主旨，则在于籍以抵制革命。就清末国情而论，被称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业已透顶腐朽;戊戌变法运动的遭到镇压，说明它既不可能，也完全拒绝通过任何改革来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人民只应用革命的手段将它推倒，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所以，立宪派人促请和期待清廷立宪，是不副民望，不合国情，不顺时势的行径。熊希龄与梁启超等致力于立宪运动，是不足取的。然而，他在武昌起义后，毅然离开两度为他解脱政治桎梏、破格擢用的赵尔巽;舍弃清廷，转向拥戴共和，毕竟是识时务，顺民心，全大节的爱国义举。
三
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即任命庸绍仪为国务总理。唐邀熊希龄入阁，熊力辞不获。1912年3月30日，国务院组成，熊希龄任理财总长。熊再辞，不允，遂于4月9日在上海任职，暂留南方就地筹措军饷问题。28日，始乘轮北上，至青岛登岸，换乘火车，于5月3日抵京。9日，统一党、民社、民国公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等六团体联合，组成共和党。熊转为共和党成员。
到京后，熊希龄集中精力谋求解脱财政匮乏的困境，不得不多方与六国银行团磋商贷款，以济燃眉。5月14日，与银行团议定第一批贷款，以接受银行团与财政部各派一人为核算员稽核贷款用途为条件。一时舆论哗然，群起反对。19月，黄兴亦来电切责。熊于是向唐绍仪提请辞职。随后各方继续抵制借款，黄兴倡议募集国民捐，拒借外债。熊于是又引咎求退。至六月中，唐绍仪因袁世凯发布任命王芝祥为南京军宣抚使的命令未经内阁副署，愤而离京赴天津。熊因未经允准辞职，又有共和党派代表劝勉继续任事，于是仍与银行团磋商借款各事，以条件太苛，停议。到7月14日，袁世凯准熊希龄辞职，命赵秉钧代理财政总长。
计自4月9日在上海就任理财总长，到7月14日解职，熊希龄主要是筹措军饷，磋商借款。其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需款孔殷；银行团贷款条件太苛，各方责诘，指为卖国；袁世凯专断掣肘，偶不遂意，即一意孤行，不理睬内阁意见。故熊希龄掌财政不满百日，窘迫棘手，莫可名状，无法施展其“理财能手”的才干，带着郁抑负气的情绪离开了内阁。
1912年12月22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热河都统，次年2月下旬到热河就职。在热河约四个月，曾筹划热河建省和修葺整理避暑山庄等要政。5月8日，以自己现任军职，宣布脱离共和党。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选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等九人为理事，熊希龄等十九人为名誉理事。
进步党代表正喁喁望治，力图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扩展自身经济力量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政纲在维护共和民国，企图联合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排斥国民党激进派(进步党人称之为暴烈派)，建成立法行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袁世凯既主谋杀害宋教仁，国务总理兼内政总长赵秉钧因主持其事，遭全国申斥，托病离职。财政总长周学熙以签订非法的善后大借款，亦为舆论所不容。内阁濒于瓦解。而进步党本部则对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公开通电:“促令政府迅速戡乱。”故6月底即有熊希龄行将组阁的传闻。7月，袁世凯向国会提请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获通过。8月26日，熊就任总理职。他提出“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方针，力图表示自己超脱的态度，避免陷入当时已遭到人们厌弃的“党争”的旋涡。故他的内阁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阁员九人中，进步党四人，余五人为袁世凯的亲信。
熊内阁于9月11日正式组成，至次年(1914 ) 2月12日解体，为时短暂，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11月4日袁世凯发布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次年1月10日解散国会的命令，均经熊希龄副署。因而当时即物议鼎沸，后来也多遭到非议，指为实属随后出现帝制复辟之厉阶。这是不能为贤者讳的。正因为这一无可隐讳的瑕疵，故熊内阁的若干政绩，也就被人们忽略了。
考查熊内阁所施行的方针政策，可以看出，在政治上，其主旨在贯彻资产阶级的法治精神，建立“一真正共和国”。在经济上，提出了一整套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改善财政，繁荣经济的计划和基本经济法令。这就不能不触犯袁世凯蓄谋推行封建军阀专制统治和扩大北洋官僚资本的意图。所以，在熊内阁施政期间，熊、袁之间就不时相互枘凿，彼此参商。袁世凯是不允许熊内阁能真正仿照西方内阁制来行使其权力的。
事实上，袁世凯特命熊希龄出组人才内阁，并非看重这个内阁的经纶大才，而是利用进步党人谋求排除国民党“暴烈派”势力的愿望，实无推行民主政治的念头。熊内阁之所以忍隐屈从，在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两次违宪乱命上副署，则是希冀袁世凯在满足了一定的政治故望后，能够让内阁按宪章法制履行自己的职能。袁也看出了熊希龄、梁启超等的幻想，故在解散国民党的乱命颁发后，于召见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汤化龙时，声称“不作皇帝，不专制，不违法，不解散议会。”到解散国会之前，袁又召见王、汤等进步党重要首脑，许诺说:“共和国不可无国会，即不可无政党。本党中人物万勿消极，仍当努力向上，推广支分部，各部经费一层仍当设法。”使进步党人觉得袁世凯并非没有推行立宪议会制的诚意。同时，据说在迫使熊希龄在解散国会的乱命上副署时，袁还将精心罗织的“热河行宫盗宝”一案作为王牌打出来，对熊希龄进行政治讹诈。于是，这位第一流人才内阁中首屈一指的人才，毕竟不是那沉毅狡悍的一代枭雄的敌手。国会解散后不久，袁指使亲信讽劝熊希龄辞职下台。
国务总理，能有几人。出任国务总理，是熊希龄在他从政旅程上的最高纪录，也是他一生事业中最为人指责的瑕疵。
四
熊希龄卸国务总理职后，1914年3月3日，由袁世凯任命“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此时，袁世凯正一心一意搞帝制复辟，并没有探测开发石油的心思。故荏苒经年，所谓勘探煤油一事，无非虚应故事，实无成效。而政局机杌陧，帝制复辟的逆浪逐日暴涨。熊希龄知事无可为，于1915年8月请假返湘省亲。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接受帝位的申令。随后就是一连串受百官朝贺，册封王侯的闹剧。在此前后，袁政府屡次电催熊希龄返京销假，以防止这位前任国务总理参与云南护国军起义。熊因家室在京已遭监视，虽一再延宕，也不得不首途北上，于1916年1月16日抵达北京。在京与袁世凯虚与委蛇，不满一月，又以老母由家乡避难至汉口为由，于3月8日出京南下。故报载此行乃熊“脱身之计”。
自蔡鳄发动护国军起义后，反帝制运动取得迅速进展。3月22日，袁被迫撤销帝制，靦颜复称总统。4月下旬，熊致书袁世凯，坚辞督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参政院参政、湘西宣慰使等职。旋电促袁退位。
袁世凯病逝( 1916年6月6日)后旬日，熊希龄返京，随即力请恢复民元《约法》，表明始终维护共和国的立场。次年2月，大总统黎元洪特命熊希龄为平政院长(8月卸职)。7月初，张勋拥溥仪复辟，熊发电声讨。不旋踵而张勋逆谋破灭，冯国璋取代黎元洪任大总统。恰值京畿、直隶大水成灾，受灾一百○三县，淹没田亩二十五万余顷，灾民六百万人。9月，冯国璋任命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
奉命后，熊希龄不辞辛劳，致力于抚辑流亡，赈济饥溺，浚河修堤，平复耕地，京畿、直隶灾区全活者无数。在从事这些善后事宜的过程中，熊得知“灾民流离转徙，有将儿女弃置道路，及鬻卖于人之种种惨状”。于是在各县设留养所一百七十处，留养老弱近四万人。又见于灾民就食于京畿者甚多，因而在北京特设慈幼局，收养被灾男女儿童千余名。这就是驰名一时的香山慈幼院的嚆矢。从此时起，熊希龄日益将自身的精力用于增进社会福利的事业。
张勋复辟败灭后，孙中山在广东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发功护法运劝，力求在中国实现真正的立宪民主制度。赓续盘踞北京政权的北洋军阀，则打着“统一中国”的幌子，相继派兵南来，挑动内战。熊希龄本着消弭战祸的夙愿，多方斡旋，调停南北战事。1918年10月，他偕蔡元培、张謇等二十四位名流联衔宣告将成立和平期成会，呼吁止戈息兵，实现和平。11月3日，和平期成会在北京成立，熊希龄、蔡元培被举为正、副会长。由于北洋军阀正企图凭藉穷兵黩武的手段达到囊括全国的目标，当然，和平期成的愿望是必不可免要成为泡影的。
在此前后，熊希龄曾倡说在中国行联邦制，并为此与岑春煊往返讨论。1920年，谭延闿在湖南推行“地方自治”，熊极表赞同，且拟具《湖南省自治法大纲》及《自治法大纲说明书》，给谭“以备采择”。继谭之后，赵恒惕也大谈其“联省自治”，于1922年元旦公布《湖南省宪法》，随即选举省议会，通告依据《省宪》选举省长。8月20日，省议会开始选举省长候选人，赵恒惕得一百三十三票，熊希龄虽不在湖南，但由于他在政界和家乡的影响，得一百一十五票，紧逼赵之后属第二位。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正式选举，自然是本已坐在省长位子上，而且身绾湘省总司令兵符的赵恒惕当选。公布《省宪》，选举省长，无非虚应故事。如同当时人评论“联省自治”时所指出的，这种现象，“不过是中国的政治现状混乱的一种复式的表现”。
形向传舍的北京军阀政府，于贿选总统曹锟被逐后，段祺瑞重又登台，组成临时执政府。1924年(民国十三年)2月至4月，熊希龄参加了执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在会上提出“国宪起草程序案”、“废督裁兵案”等议案，也莫非口角春风，了无实效。因为，善后会议本身就是段执政用以抵制孙中山提出来的召集国民会议主张的措施。无怪乎《东方杂志》也以《善后会议自身的善后问题》为题发表评论，辛辣地嘲讽说:“善后会议的必至失败，现在已有十分之八、九表现得很明白。……因为想善后会议成功，必待时局已到可以会议‘善后’的时机以后。若这时机还没有到，而硬想以一个会议作时局善后的原动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宦海的几度浮沉，政坛的历经炎凉，使熊希龄颇有点灰心了。他开始产生退出政界的念头，想专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但是，由于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越发暴戾祸国，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愈益加剧，熊希龄又渐次更多地关注民族存亡继绝这一紧迫问题。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发了熊希龄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疯狂凌辱中国人民的义愤。他倡首发起组织“沪案失业同胞救恤会”，于6月13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成立会。25月，“救恤会”约各界群集天安门，设台列沪案死难诸烈士灵位，由熊希龄主祭，追悼死难者。会后结队游行，队伍达十万人，形成一次反帝爱国的宣传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10月，熊希龄致电张学良、冯玉祥各将领，请坚持抗日，挽救国难。次年1月10日，熊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参与集会，宣传抗日，不禁声泪俱下。13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呼吁抗日救国。1月28日，淞沪战事发生，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上海。熊希龄深惧国亡无日，于2月12日发布《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号召全院即行救国总动员:
“国难临头，已及眉睫。沪上国军捐躯赴敌。敌方压迫，增援不已。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亦即吾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日也。空言愤激，无济于事，实行工作，端在此时，吾人须知不走死路，决无生路。必有少数人之能死，然后乃有多数人之能生。国若能救，虽死亦荣；国不能救，虽生亦辱。荣辱之间，有如反掌。虽然，徒以效死望人，而己身不为之先，是懦夫也。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苟存，誓当奋斗。本院平日既以爱国主义教育诸生，值此危时，岂能坐视。故于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本院师生救国之总动员，于本院师生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余一家救国总动员。兹以决定办法，次第告之，尔曹其各遵照办理可也。”
这段文字，洋溢着献身救国，效死当先的爱国激情。在《通告》里，他分别安排了自己一家动员的具体作法；组织院内师生二百人为义勇军，开赴战区助战；女生则加入红十字救护队，往战区医院帮同工作。
不应当把熊希龄这番爱国激情看作是一时冲动，或认为是某种豁然澈悟，而理应承认，这是他从投身戊戌变法运动以来即抱定的为国家图富强，为社会谋福利的志愿所导向的行动。任何偶然冲动，是不可能产生如此充沛，并非徒托空言的爱国热忱的。他的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以此种思想为主导(部分或掺杂若干图名逐利的动机)，由于阶级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以致造成不少政治上的过错和失误。
自颁布《通告》后，熊希龄即督率家人毫不敷衍地履行全家救国总动员的诺言。1933年3月，他由天津地方协会推为代表，专程赴上海，与上海市商会等有关方面洽商援助东北义勇军等事项，并赴南京访国民党要人，敦促切实抗日救亡。4月，他利用北平卍字会的力量，设北平第一后方医院，救护受伤抗战官兵，又设公墓收葬抗战阵亡军民。这时，日侵略军于侵占热河承德后，进犯长城，我军民亟起抵抗，激战于古北口、石匣、喜峰口等地。熊希龄携长女熊芷等一行，组成救护队，往长城前线救死扶伤。在古北口、石匣等战地，人们经常能看见一位老者，臂缠红卍字袖章，朔风吹拂着白髯，仍形态矍铄，出没于负伤军民之间。熊希龄通告先做到一家总动员，确没有丝毫打折扣。
1937年夏，熊希龄到青岛，主持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的工作。筹备事毕，而“七七事变”发生，已无法北返，于7月21日乘轮赴沪。8月13日，日侵略军进犯上海。友人劝熊希龄离沪远避，熊感到:“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其良心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卍字会同人从事救护工作。”一月有余，计设立临时医院四所，难民收客所八处，共救出伤兵千余人，难民十五万余人，在战火纷飞中尽瘁救护。熊希龄目睹，“此次淞沪战事，我军全以血肉御钢铁，为国家民族牺牲，可敬可泣，真为吾人光荣。”在感佩之余，他反躬自省:“借乎医院太少，伤兵太多，未能尽量使得全活，此殊为吾人所愧疚也!”熊希龄晚年所表现的思想意境，是难能可贵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那忠于民族、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献身国难的一片血诚和身体力行，与他先前政治上的若干过失来比，使他完全有理由获得“白璧微瑕”的评语。
五
熊希龄后半生另一桩值得称道的工作，是他孜孜不倦地从事于社会福利和教育事所获致的成就。
自1917年在北京设置慈幼局后，到次年，京畿、直隶水患渐平，所收养儿童大部分由家长认领回籍。余下无人认领者尚有二百余名。熊于是请求大总统徐世昌，向前清内务府商洽指拨已废弃的行宫香山静宜园为基址，建立慈幼院，收留上述无人认领的儿童，另接收北京贫苦旗、汉儿童五百余人。1920年(民国九年)10月，香山慈幼院正式成立，熊希龄自任院长。
慈幼院建立之后，主旨在济贫抚孤，属慈善性质。办理一年后，感到贫苦儿童中天资聪颖者大有人在，于是决定改变方针，以施以教育，造就人才为主。故拟从幼稚园起，次第设立小学、师范、中学以至大学。嗣因经费困难，中学、大学未曾正式建立。
凡经慈幼院收留的贫苦幼童、孤儿弃婴，从襁褓起即施以教育。从婴儿园升幼稚园，进入小学后，满十二岁即安排到农工实习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作，半工半读。高小毕业，大多数分拨到农工各场当徒工，计工授食，满三年后技艺精熟，即毕业出院独立谋生。一部分入幼稚师范。少数学业优异者，可资助入中学。不论院内院外孤贫学生，可给以贷款升入大学，毕业后分期偿还贷款。据熊希龄自称，实行这种办法，是鉴于如下社会弊端：
“中国数千年教育之根本为何?即无贫富贵贱阶级之平等教育也。……自民国成立，改为新式教育，公私各学校收取学费固重，宿膳书籍亦昂。中等学校，每人每年需费二、三百元，大学学校每人须费四、五百元，若资送出洋，则其费更加重数倍。从此以后，只有贵族子弟能受高等教育，而平民孤贫之有天才者，皆无门可入，永不能享受高等之教育。即如近日之英美日法等国退还赔款，所决定补助学校研究科学等用途，究其极皆属贵族子弟享其权利，而无产阶级天才儿童，仍抱向隅之憾。是违反中国数千年平等教育之根本精神，而酿将来阶级竞争之无穷患也。”
虽然，熊希龄上述看法是出于对中国社会和教育制度的误解，他用以剔除弊端的办法也是从社会改良的观点出发，实际上也不可能循此达成平等教育的理想。但他的想法和愿望是善良的，是想使孤贫儿童也获得造就成人才的条件。据熊希龄所撰《香山慈幼院发展史》载，自该院规定《收录大学正额生章程》后，全年借款升大学者共三十二人，其中该院二十七人，院外五人。
除办香山慈幼院外，综计熊希龄自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起，历任各种社会救济、慈善福利和教育事业等机构的职务有:顺直水利委员会会长、天津红十字会名誉会董(1918 )，中华慈善团体全国联合会临时正主任(1919),中华教育改进社社长(1922),日灾筹款会会长(1923),湘灾筹款会名誉会长(1924 )，永定河工督办(1925 )，陕甘赈灾委员(1928)，北平红卍字会会长、组华南救济队赴闽浙救济难民(1934 )，赴爪哇出席国际禁贩妇孺会议。此外，还曾倡办湖南义赈会、临时妇孺救济会，与西人合办华洋义赈会，赞助西伯利亚大饥国际赈灾等。
熊希龄后半生把相当一部分心力倾注在济贫施教，改良社会的事业上，表现了他同情贫苦群众，期望教育普及，社会进步，民安物阜，国家富强的心愿。这都应当承认是对社会作了有益的工作。
1937年11月至12月中旬，上海、南京先后沦陷，熊希龄避居上海租界，亦为敌骚扰，“精神痛苦最难忍受”，而长江航运已断，遂于12月16日乘海轮去香港，拟绕道广州返湘。18日抵港。因劳累和起居不适，25日突发脑溢血，不治逝世，终年六十七岁，葬于香港。
熊希龄在政治上确有这样那样的过错和失误，但综其一生，盖棺论定，仍不失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怀有经国济世抱负的政治家，有志造福人群的社会活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