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调元，字仙霞，号太一，湖南醴陵人。1883年(清光绪九年)生。他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南社诗人。1913年“二次革命”时，牺牲于武昌。

当宁调元由少年步入青年的时候，中国正风雨如磐。八国联军入侵那一年，宁调元18岁。民族的灾难使他忧心如焚，他自觉地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担。

1903年，宁调元离开故乡的渌江书院，进入长沙明德学堂师范速成班。当时，黄兴正在该班执教，昌言“排满”。宁调元受到影响，先后参加革命组织大成会和华兴会。他长于文章，富于口才，慷慨激烈，为班中的佼佼者。次年冬，回乡创办渌江中学，受到县令和守旧士绅的反对。他奔走于醴陵、长沙之间，上下交涉，终于将学堂办成。1905年夏被派赴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

日本当时是中国革命党人的渊薮。在那里，宁调元不仅与黄兴重逢，而且和著名的革命党人陈天华结为好友。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取缔规则”(《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多所限制。中国留学生认为这一规则“有辱国体”，发动罢课。12月8日，陈天华忧愤投海，中国留学生的情绪更为炽烈。宁调元是罢课斗争的积极分子，曾被选为文牍干事，起草了大量宣传品。年末，宁调元和湖南同乡姚宏业等回到上海，与各省归国留学生一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宁调元惦念故乡的渌江中学，离沪返湘。

中国公学一出世，就碰到重重困难。1906年4月6日，姚宏业效法陈天华，投江自杀。宁调元在醴陵听到噩耗，迅速赶到长沙，和革命党人禹之谟等商量，决定为陈、姚二人举行一次盛大的公葬。5月6日，宁调元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20日，长沙各界近千人在左宗棠祠为陈、姚二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当场议决将他们公葬于岳麓山。此事遭到湖南劣绅王先谦、孔宪教等人的阻挠，他们向巡抚庞鸿书告状。原先支持公葬的谭延闿等人顶不住，准备改变原议，但禹之谟、宁调元等意志坚决，毅然进行。23日，长沙万余学生上街送葬。一队由禹之谟领头，抬着陈天华的灵柩；一队由宁调元领头，抬着姚宏业的灵柩。两队均穿白衣，擎白旗，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绕市行进。到达岳麓山后，举行了隆重的下葬仪式，禹之谟、宁调元等多人发表演说。

公葬是湖南革命力量的一次检阅，也是一次政治示威。清朝官吏和王先谦们坐不住了，于是由学务处出面，张贴布告，指责各学堂学生“纷纷扰动，任意出堂，游行街市，开会喧嚣”，限令将陈、姚二烈士灵柩克日迁葬。布告声言：“如有违抗之人，严拿到案惩办。”（《时报》，1906年6月17日）面对高压，禹之谟、宁调元刚强不屈，连日在天心阁等处集会抗议。于是，学务处再次布告，宣称“除将著名痞徒访拿究办外”，明令禁止开会演说、停课、聚众喧哗、私送传单等“恶习”，杀气腾腾地表示：“害马不去，稂莠不除，欲其保全美质，又乌可得！”（《时报》，1906年8月14日）7月11日，宁调元经人劝告，逃亡上海。

在上海，宁调元寄居租界，埋头写作。10月18日，与傅尃、陈家鼎等人共同出版《洞庭波》杂志。宁调元以屈魂、仙霞、辟支等三个笔名发表诗文多篇。其中，《仇满横议》尖锐地揭露满洲贵族的腐朽和卖国，批判梁启超“革命可以召瓜分”等谬论，主张以“暴动”为“急进的破坏方法”。这样的文章，自然不能为清朝统治者所容，两江总督端方命人与租界当局联系，谋划逮捕宁调元。10月29日，宁调元浮海渡日，在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任《民报》干事。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宁调元受孙中山、黄兴委派，回国响应。到上海后，与秋瑾、陈其美、杨卓林等会议，制订了在湖南、江苏、浙江等省分头发动的计划。但是，当宁调元赶回湖南的时候，萍浏醴起义已经失败。1907年1月28日，宁调元在岳州(今岳阳)被捕，转押至长沙。

一被捕，宁调元就做了牺牲准备，写下了《绝命词》，受审时坐地抗辩，慷慨请死。但是，清政府找不到他“谋乱”的确证，陈蜕、汪文溥、刘泽湘等人又替他上下打点，案子因此拖了下来。这样，宁调元就不像初时那样激动了，他开始把牢狱生活看作是对自己的锻炼。《三月二十日笔记》说：“今日之入之陷阱也，天或者有以玉成我乎?故不惜假我以岁月，尝我以艰苦，左之右之，颠之倒之，顺者逆之，扬者抑之，福者祸之，刚者柔之，风雪以坚其操，雷电以练其胆，若可以绝我望，若将以灰我心。余际斯时，可不敬受之哉!范文正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佛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三复一过，觉未来世界皆作庄严灿烂状，发见于眼球中。因述之以自勉，并示同难某君。”他为自己制定了运动、习字、读书、作文四种日课。在狱期间先后读书2000种，完成《明夷诗钞》、《明夷词钞》、《南幽百绝句》、《叹逝集》、《南幽文集》、《碧血痕》、《庄子补注》等著作多部。

身在牢狱，心系天下。宁调元始终保持着和革命党人的密切联系。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的最初组织者是禹之谟。1906年8月10日，禹之谟被捕。此后，分会即呈涣散状态。宁调元利用同志探监机会，委托刘谦、李隆建重新组织了分会。1907年，东京同盟会总部发生分歧，章太炎一度愤而辞去《民报》编辑职务。宁调元在狱中得到消息，于1908年写信给章太炎，勉励他撑持局面，办好杂志。信中说：“报社成立数年，每下愈况，匪直吾党之不幸也。譬彼扁舟航海，大风起于水上，卒然遇之，鲜不夺气。吾公把舵向前，力任其难，想天怜有心人，灿烂庄严之境界，必发见不远也。”信中并以廉颇与蔺相如、陈平与周勃的故事勉励章太炎，劝他以团结为重。

当时，陈去病、高旭、柳亚子三人正在筹建文学团体南社。对此，宁调元积极支持。自1908年春起，他和高旭多次通讯，讨论结社宗旨和出版体例。在《南社序》一文中，宁调元主张继承明末应社、复社的传统，写作反映时代气氛的作品。文章说：“哀乐感夫心，而咏叹发于声。斯编何音?斯世何世?海内士夫庶几晓然喻之，而同声一慨也夫！”这里，话虽说得含蓄，但要求诗人们反映时代，揭露清政府腐朽统治的意旨却跃然纸上。

在宁调元被囚系的日子里，始终有友人为之奔走活动。1909年11月，经谭延闿、龙璋等人具结，宁调元被释出狱。次年3月赴北京任《帝国日报》总编辑。

北京是清政府的辇毂之地，统治远较其他地方为严，但宁调元仍然写了大量报道、时评和杂文，尖锐、泼辣地指责清政府，并以各种形式隐蔽而曲折地宣传革命。他先后主持过多个栏目，其中，《太一丛话》主要评介明末抗清志士的事迹和作品；《议场谭屑》报道并评论资政院会场的情况；《是是非非》表达作者对时政的各种议论和看法。文章篇幅都不大，有的不过百字左右，却宛如短刀、匕首，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有时，宁调元更借分析古典作品的名义议论时政。《水浒传》中，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曾经高叫：“秃驴们不放洒家入寺时，山门外讨火来烧了这个鸟寺。”宁调元于引述这段话之后评论说：“东西各国大英雄，凡倡言救国者，须要体会得此。”（《帝国日报》，1911年5月3日）这实际上是在号召人们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1910年11月，御史胡思敬参劾《帝国日报》“肆意讥讽，蔑侮大臣”，“对朝廷体制有大不敬之行为”，要求清政府封闭报馆，拿办主笔（《民立报》，1910年12月3日、10日）。1911年9月，京师审判厅又制造借口，传讯《帝国日报》发行人，判处罚款。宁调元则利用清政府新近颁布的报律、刑律，反过来控告审判厅“紊乱律章”（《帝国日报控地方审判厅及检查厅文》，《民立报》，1911年9月12日）。这样，宁调元赢得了同行的拥戴，被北京报界公会委派赴日考察。

当宁调元南下行抵上海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他便改变计划，兼程西上。到湖南后，被聘为都督谭延闿的秘书。不久，南北议和，宁调元到上海参与发起民社，创办《民声日报》。

民社成立于1912年1月16日，发起人为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闿、孙武、朱瑞、吴敬恒、刘成禺等。当时，孙中山已经决定让位给袁世凯，但他坚持建都南京，以便将袁世凯从老巢中调离出来。但是，立宪派以及和立宪派关系密切的章太炎等人则主张建都北京。双方相持不下。在这一情况下，民社提出建都武昌。宁调元曾在《民声日报》上发表《国都平论》等文，宣称：“屈北从南，与屈南从北，同为相持之纽，必无解决之方。非调停南北，折中武昌，无以息两造之纷。”善良的宁调元不了解建都之争的实质，因而，当了黎元洪等人的传声筒。但是，宁调元主持《民声日报》一共不过五六天，即因祖母丧事回湘。4月，宁调元被谭延闿派任广东三佛铁路总办。这以后，民社与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反对同盟会的倾向日益明显，宁调元便于8月6日登报脱离民社（《民国新闻》，1912年8月6日）。

宁调元担任三佛铁路总办期间，袁世凯的真面目日益暴露。8月15日，无故枪杀革命元勋张振武与方维。宁调元激愤地对人说：“国事至此，而犹苟且偷一日之安，吾党罪恶其何时可以洗濯?”这年冬天，他冒着风雨，由粤而沪、而皖、而赣，与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等协商，秘密议定七省讨袁计划。1913年2月1日，宁调元自南昌密电谭延闿等人，指责袁世凯“采用积极专制手段，实行破坏共和”，“虽赵匡胤黄袍尚未加身，而拿破仑雏形已具”。电报表示，希望湘人“上下团为一气，与各得力省份协筹对付方法，头痛去头，足痛去足”。同日，又致电广东都督胡汉民，历数袁世凯的罪恶：“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而共和已归破坏。”电文同样表示：“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在对袁世凯的认识上，宁调元不是最敏锐的；但在武装讨袁上，却是主张最坚决的人。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许多革命党人感到袁世凯杀机已露。有人劝宁调元“养晦东瀛”，谭延闿并愿提供千金作为路费，但宁调元不为所动。同月下旬，他星夜赶赴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力言袁世凯自绝于民国，北定中原，此其时矣。当时，武汉革命党人詹大悲、蔡济民、杨王鹏、季雨霖等人正在组织参谋团，运动军队，计划在武汉发难。宁调元征得黄兴的同意，赶赴武汉，参与策划。

6月24日，黎元洪突然派军队搜查汉口民国日报馆，发现“通告湖北独立，组织北伐军”的计划和起义宗旨、军人条例等文件，于是宣布戒严，分头缉拿革命党人。詹大悲等见事机泄露，决定先发制人。25日夜，在城外南湖和城内造纸厂两处的革命党人，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就被镇压了。26日，宁调元与熊樾山在汉口德租界富贵旅馆被捕。

被捕后，宁调元拒不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人，但是，他随身的皮包里有盖着江西李烈钧印章的特别证，有密电本及活动经费收支账单等证据。这些，自然瞒不过侦探们的眼睛。7月5日，经德国领事批准，宁调元被引渡到武昌，落入黎元洪手中。

革命党人和两湖人士为营救宁调元做了许多工作。刘揆一、孙毓筠、高旭、黎尚雯、陈家鼐、杨度等纷纷致电黎元洪，要求将他释放。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以反袁为主旨的“二次革命”爆发。次日，李烈钧致电黎元洪，提出愿以在押的黎部军官二人交换宁调元，但黎元洪置而不答。其后，国民党人的反袁军事行动陆续失败。8月4日，袁世凯下令将宁调元“在鄂就近讯明，按法惩办”。27日，宁调元被以“内乱罪”判处死刑。9月25日被害，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