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隆中,名文慰,字接星,号怀川,今湖南省洞口县(原武冈县)石江镇穿石村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他的父亲王师梓,字国定,清太学生,赐五品同知府。其父为人正直公道,替民排难解忧,德高望重,深受群众尊敬,1930年80高龄病故,数千群众夹道护送。
王隆中幼时喜爱听他父亲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清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从而激起了王隆中立志救国、复兴民族的大志。他从小在武冈县读书,因怀报国之志,后赴保定军官学校习武。为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他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先后与黄兴、蔡锷、于右任、蒋介石等同学。毕业后回国,他应陆军部考试,被赐兵科举人。湖南建立新军,王隆中任第49标教官,对官兵训练既严明纪律,又关怀备至,先后在他部下工作过的彭德怀、贺龙、肖克、贺锄非等人,受益匪浅。辛亥革命前夕,第49标标统黄鸾鸣北上奕川参加秋操,由王隆中代理标统,深受官兵爱戴。
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向中国进犯,中国外患频仍、内乱迭起。王隆中跟随孙中山、黄兴参加中国同盟会,决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长沙形势紧张,革命党人、同盟会员居正、孙武、焦达峰、王隆中等却认为广东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应由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原在49标作教官的王隆中,留日士官学校出身,生得魁梧奇伟、面色黧黑,为人正直,颇得军中爱戴,被推举为新军49标的标统(当时蔡锷在云南任37标标统)。随即他与焦达峰、陈作新等紧锣密鼓,积极筹措光复长沙起义事宜。
10月22日早上8点,新军士兵以吹哨为号,纷纷往协操坪集合,王隆中命令将49标2营的武器装备库打开,取出枪支弹药,准备听命令起义。王隆中传达起义有关事项,演讲革命的意义,宣传焦达峰等人预先议定的起义动员令。王隆中身穿军装,腰佩剑刀,威武雄壮,声音洪亮,庄严宣布起义三条纪律:一、各队由代表指挥,官兵一律不得擅离队伍,违者以临阵私逃论罪;二、严守纪律,进城时如未遇抵抗,不得随意开枪;三、不得取民间物品,违者就地正法。各队按命令分途出发。长沙各界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积极参与长沙革命活动。
从长沙北门进城的军队很顺利,一路未遇任何抵抗,守城的防营士兵将城门敞开,让新军长驱直入。因此不到10点钟,新军就占领军装局,接着又占领了咨议局。
进攻小吴门的新军抵达城下,守城的巡防营长官命令士兵紧闭城门,开枪射击。士兵没有开枪,但闭了城门。新军退到教场坪,伪装架炮轰城,防营兵才不顾长官禁令,把小吴门打开。新军炮队进城后,直往军装局领取炮弹,随即包围巡抚公署。同时,焦达峰、陈作新、王隆中等10人率领军队直扑抚台衙门。
湖南巡抚余诚格早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但他意料不到巡防营倒戈,新军不放一枪就进了城。等到焦达峰、王隆中等冲进抚署,他才慌了手脚,只得一面叫侍从在大堂上高挂“大汉”白旗假装投降,作为缓兵之计,一面则从左侧孝廉堂壁上打穿一个洞潜逃出城,经汉口逃到上海。
当焦达峰、王隆中等率军冲进巡抚公署时,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从后面逃出,但走到又一村被新军炮兵营所擒,带到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
起义军占领抚台衙门后,在此建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宣布了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同时又四处张贴文告与传单,宣传革命军宗旨、政策与纪律。清王朝推翻了,长沙城万众欢腾,拥护新政府成立。
1911年9月9日重阳节之前,武汉告急,连续来电求援。湖南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找王隆中商议,虽处省内不宁之境仍以援鄂为重,募军相助。在长沙城中庙宇、公所、客栈,高悬招兵旗帜,应募者十分踊跃。3日内招收来自长沙、浏阳、醴陵等地的青年、学生6万余人。在此基础上,焦达峰、陈作新以王隆中第49标进行扩充整编,组织湘军独立第一协,于10月28日由王隆中率领,出师援鄂。
王隆中率军乘轮船赴鄂,长沙各界代表数百人赴湘江岸边,燃放鞭炮欢送。王誓师出征表示,要“灭此朝食,与诸君同为黄龙之饮;建兹民国,俾万邦共睹赤日之光”。
王隆中率部途经岳州,招集了原湘鄂边境的一、三两营,又将原驻守汉阳溃退至湖南的宋锡全部队缴械,军威大振。11月2日到武昌,当时汉口已失,民军退守汉阳,湘军到武昌,军民鸣炮迎接。黄兴见王隆中率湘军至,喜形于色,黎元洪立即召见,极表欢迎。
11月4日,王隆中接受黄兴总司令的命令率部横渡长江,开往汉阳,驻防于十里铺、锅底山、琴断口、三眼界一线。黄兴还拨炮队第2标管带董占元所属两个队归王隆中指挥。从此,湘军在黄兴的指挥下,与鄂军并肩进行了反攻汉口、保卫汉阳的战斗。进攻汉口的主力,由湘军王隆中部、甘兴典部、鄂军熊秉坤部组成,战斗于11月16日正式打响,湘军将士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敌我双方火力极猛,民军各部死伤虽众,仍勇往直前,清军极为恐慌。民军攻守兼备,忍饥挨饿,御风冒寒,组织敢死队,与清军搏斗,血战7昼夜。王隆中身先士卒,指挥若定,部队勇猛,所向披靡,给清军以重创,对推翻清王朝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全国起义造成极大的影响。
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宣布解散清朝皇族内阁,自任内阁总理,并马上赶到湖北,令北洋军将领段祺瑞为后援,冯国璋为先锋,向革命军大举进攻。11月21日北洋军进攻汉口,与武昌对峙,并开来战舰,将水路截住。汉口民军指挥分散,经过激烈的7天保卫战,终因饥寒交迫,敌众我寡,而退守汉阳。11月27日暂遭失利,王隆中部队船渡返湘,后来扩编为第四师,王隆中任师长。
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不到一个月,江西、陕西、山西、云南、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福建、山东、四川、贵州、甘肃、新疆等十几省都先后宣布独立。
王隆中血战汉阳有功,回到长沙之后,他部下的人仿佛知道焦达峰、陈作新是被谭延闿一派人阴谋害死的。因此,全军上下义愤填膺,有意推倒谭延闿,举王隆中作湖南都督。
但是谭延闿早就想好了应付的办法。首先,他叫人编好一个剧本,内中描写王隆中在汉阳打仗的时候,右手提一把酒壶,左手抓一块牛肉,一面喝酒吃肉,一面指挥作战。再则他制造舆论说:“第四师的兵士在长沙城里猖狂,是因为打了胜仗,所以骄傲起来了,胡作非为。”而这都是王隆中放纵指使的缘故,但同时在另一方面,谭延闿亲自用大纸写上“王师长公馆”,贴在王隆中住的房子门口。凡是王隆中的兵士驻扎的地方,谭延闿都写了“王师长驻兵处”的条子贴在门口,谭延闿还亲自到王隆中住处去拜访他。
当王隆中刚从汉阳回到长沙之时,谭延闿在都督府大摆宴席,为王隆中庆功,欢迎王隆中。酒过数巡后,谭延闿站起来说:“王师长有功于中华民国,有功于我汉族,延闿不才,愿将都督让于王师长……”王隆中不计个人名利,不接受都督之职,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我是粗人,愿服从谭都督。”谭延闿的都督位子从此更加稳固,再没有人和他竞争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为嘉奖辛亥革命有功人员,授予王隆中陆军中将军衔、二等一级文虎勋章、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奖状。民国初年,王隆中为宝靖镇守使,有政绩,寿晋四旬,长沙某人为他赠送一副寿联“不忧不惑不惧;通天通地通人”,深刻描述了王隆中的正直为人。袁世凯对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共和制度十分恼怒,坚决反对。在内外势力的逼迫下,孙中山在1912年2月4日辞去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窃取了大总统职务,篡夺了革命成果,并从此加紧了与日、英等帝国主义的勾结,企图消灭革命的势力。此时,立宪派人物谭延闿串通袁世凯,想方设法将王隆中撵走。1913年4月,袁世凯调王隆中去武汉,说是要任命他去作四川督军,但望他晋京一谈。王隆中到了北京,袁世凯厚礼相待,给他一栋房子住下,派三个美妓去侍候他,将其软禁在京城里。王隆中无聊,行动也不自由,留在北京的湖南学生找他的时候,他每人送10元钱,叮嘱不要多花钱,好好念书,又再三劝人不要当兵、带兵。他常对人说:“谭延闿会作文章,我不会,所以搞不过他……”袁世凯削去王隆中兵权,任命他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兼西北巡视使,派一个排的卫队“护侍”他,实际上是进行监视、软禁。1914年王隆中奉派出国考察俄、奥、德、法、英、比、荷和瑞士8国军事。1915年返国,被委任为四川慰劳大使。1915年12月,蔡锷等在滇、黔、川等地发动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后,王隆中的旧部赵恒惕(原是49标教官,时任省长)将王隆中从北京连回长沙,意欲给予高官厚禄,王却婉言谢绝了。1917年授勋专使,密查陕西、甘肃、青海诸省政治。1920年任贵州宣慰专使。1922年赴粤谒见孙大总统,授军政部参议。他为国为民出谋献策,殚精竭力,深得军界和老百姓的爱戴。
1930年,王隆中去南京侄婿林拔萃家,翌日,《中央日报》刊登将军抵宁消息。蒋介石凭借王隆中、贺贵严在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的关系,特派贺贵严邀请王隆中到南京政府任职,但被婉言谢绝。蒋介石只好亲自拜访。王对蒋介石义正词严地说:“你口口声声奉行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却苟安营私,丧权辱国,民族主义何在?你飞扬跋扈、独裁专制,民权主义何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哪里去了?”二人终因言辞观点难合,不欢而散。此后,王隆中执意回乡定居。
王隆中回到老家石江“九思堂”老宅。虽然他在外为官多年,但为人正直廉洁,没给家里买过田地,也没有修过府宅。其府宅都是他父亲所建。其大门上一副楹联:“聊藉此闲居师种竹;尚留兹余地可植槐。”中门的楹联是:“九秋芙蓉开虎帐;三春杨柳舞龙旗。”按对联所指,一直在家过着清贫俭朴的田园生活,种植花木瓜果,似有闲情逸致。在简陋的平房里,挂着他的大幅画像,头戴高顶金边帽,身着军装,两肩肩牌金丝下垂,腰佩剑刀,两片胡须往上翘起,显得十分神武、威严。他在家热天常穿粗布短褂,冬天常穿长袍外加马夹,身材瘦高,腰杆挺直,目光炯炯,极有精神。他不结交官衙,只为老百姓解难排忧,大家都很敬重他。
王隆中不仅好学善武,忠勇爱国,一生追随孙中山、黄兴革命,而且关心家乡生产建设。他在新军任标统时,曾派士兵炸资江河里的礁石,疏通河道,发展水运。他为官清正,不损国肥私,不任人唯亲。王隆中任师长时一个武冈人都不用,秘书长是武冈同乡人,后亦被辞去。凡是同乡亲友找他求官谋利,他不是假说“苦无机会”,就是说“我的军队是国家的,这里不是武冈同乡会馆”。其叔王师德在湘乡盐局任职,钱用光了,缴不出利税,就找他担保。他严加追究说:“莫说是叔叔,就是我的老子,交不出公款,也要坐牢!”后来他叔叔卖掉家产,把钱凑起还债。他一家全靠祖置的少许田土过日子,生活够清苦的,却还要省吃俭用,接济穷人。每逢农历12月24日,即他父亲生日那天,他就开仓赈济贫苦人家,每户多则一斗,少则几升。他严格要求子女,子女也都能仿效父亲为人。其长子王有训心怀救国,当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战场,英勇杀敌,在1940年刚满20岁时就光荣牺牲。大女婿黎行恕,广西人,任国民党军队四十六军军长,李宗仁代总统时,任参谋总长。次女婿张翼铭,广东人,在国民党军队任少将师长。次子王有保解放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复原后参加工作,现已退休,因其房子全部分给了贫农,无房居住,只好定居在女儿王春芳(湖南师大毕业,隆回一中教师)家。
1935年12月19日,贺龙、肖克率红军路过武冈石江时,有钱人家都跑了。当时捉住了王隆中。当地群众都说王隆中是好人,第二天早晨就被释放了,并向他道歉。王对红军说:“我不反对你们,但愿你们救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红军官兵不约而同地以赞许的目光挥手向他辞行。
1938年,王隆中在家病故,享年64岁。附近数十里的农民自发地陆续来到王隆中灵堂前,有的甚至穿着孝服,痛哭流涕,参加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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