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代钧(1854—1908年)，字沅帆，今隆回县罗洪乡官树下村人，是著名的舆地学家、经学家、音韵学家和诗人邹汉勋的长孙，中国近代舆地学大师。他具有爱国的大智大勇，事事敢为天下先。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第一个走出国门研究世界地理，使中国地学与世界地学迅速接轨；他第一个准确算出迈特同中国市尺之比，发明了中国舆地尺；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舆地学会，培养了大批地学人才；他第一个把秘密的官办地图出版业，变成了公开经营的民办地图出版业；他率先研究西方地图印制法，第一个采用铜板印制出当时最准确的地图集代表作——彩色《中外舆地全图》；他率先以舆地学家身份参与维新运动，第一个把学者书斋地学搬上讲台，成为学生必修的学科。在他的倡导下，一个全国规模的研习地理的热潮蓬勃兴起，从而完成了划时代的中国传统舆地学向近代舆地学的历史性转变。

他的地理学著述极为丰富，存于国内的有22种12l卷，存于国外的也有18种。40种著述中，有世界地理著作26种，中国地理著作14种，可谓洋洋大观，他不愧为中国近代舆地学的集大成者。

　　凡事力争第一  学识卓然不群

邹代钧从小聪敏而好学，严谨而勤奋。由于家贫，每月中旬常利用月光夜读。他上进心特强，事事力争第一。5岁时所人说起他爷爷博学强记的故事和“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的俗谚口碑，便立志要在记忆能力方面赶上和超过他爷爷。通过勤学苦练，他养成了认认真真做学问的良好习惯，也总结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记忆方法，对感兴趣的内容确能过目不忘。一次，他去汉口探亲。逛街之前，亲戚提醒他：“汉口是‘棋盘街’，你可要特别留心，不要迷路啊!”他说：“怎么会呢?”亲戚以为他夸口，便约他骑马环游汉口，看谁游完后能有条不紊地讲出全镇街道结构特点，他欣然同往。回亲戚家后，他立即绘制出一幅汉口镇明细地图，街道、胡同、机关、寺庙、主要商店等都记载详明。亲戚情不自禁地夸他的眼睛就是照相机。从汉口回家途中，他发现赴汉口时住过的那家“高平客栈”失了火，老板正痛心地向人哭诉：“……烧了房屋还可以租借，现在烧掉了账簿，赊账哪能收回?一家人怎么生活?”邹代钧忙上前安慰道：“你那个账簿，我前次住店时看过的，账目我都记得很清楚。”老板让他试述开头几笔账，果然分文不差，便求他帮助复制一本账。邹代钧停留一日，准确地把那本账一笔笔地重新写了出来，老板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后人有诗赞道：“沅帆学子实奇才，满腹经纶任剪裁。过目不忘千笔账，扬鞭走马记招牌。”

邹代钧未及成年，学识即已卓然不群。1874年他20岁时，不仅精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且已尽读历代舆地之书，对家学渊源探究尤深。1875—1878年，他将历代传统地学与家传地学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其家前三代虽已将舆地学推进到了独立一个学科的阶段，但仍然属于学者书斋科学，且落后于西方地学。他决心通过毕生奋斗，去完成前辈未竟的事业，为实现传统地学到近代地学的历史性转变作出新贡献。

1879年，邹代钧被朱迥然学使录取为县学附生。然而他无意功名，志在舆地，用两年时间校核整理了祖辈6人的遗著。1881年，他带着“七君子”的书稿，赴甘肃肃州求左宗棠审校。左欣然应允，审稿后即签署出版。其中祖父邹汉勋的遗书，邹代钧则参照龙嗥臣、赵◇叔刻于南昌的《邹叔子遗书》5种本，扩编而成7种本，并由左宗棠作序。

　率先走出国门  研究世界地理

1887年秋，太常寺卿刘瑞芬奉诏组团出使欧洲，邹代钧托两江总督曾国荃推荐而成为使团21个成员之一。他随团途经亚欧10余国，仔细考察沿途各地的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政教、风俗、民情、文物等，并做了详细记录，编成《西征纪程》4卷。他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地考察所得，订正了《海国图志》中出现的多处错误。

在出使欧洲、驻节伦敦期间，邹代钧不像满清朝廷那样以“天朝大国”自居，妄自尊大；不像那些腐朽的封建官僚那样保守顽固，坚持闭关锁国政策。他实事求是地肯定西人的长处，虚心学习，取长补短。他时时处处注意西人的各种地图，并把那些测绘精确、图文并茂的地图买下，一是用来研究西人的测绘印制方法，以便取其之长，为我所用；二是以备日后传播世界舆地知识时译印。他具有坚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从不妄自菲薄。在原则问题上，他勇于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退让。出使期间，他综观欧亚形势，识破了沙皇俄国的侵略阴谋，从爱国立场出发，提出了从东三省起，修筑一条经蒙古至新疆的东西铁路大动脉的构想，用以抵制俄罗斯修筑中亚至西伯利亚铁路的险恶用心。他看到朝鲜面临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而难以久存的危局，建议刘瑞芬启奏朝廷，联合东西友邦，确保朝鲜中立。1888年，英国出兵侵占了印度，并把魔爪伸向哲孟雄(今锡金)，强词夺理地把哲孟雄说成是印属小国，妄图侵吞。清总理衙门电告刘瑞芬一行，令使团与英国政府交涉。刘瑞芬召集全团成员商讨对策，英国参赞也赶来刺探。会上，除邹代钧外，元人发一言。邹代钧面对英国参赞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他引经据典(包括印度国自绘的地图)，充分说明了哲盂雄并非印度领土，英人无任何理由强占。英国参赞马格里认为邹代钧是造诣很深的地理学家，其发言有理有据，无可辩驳，只好建议刘瑞芬将邹代钧的发言整理成文，翻译给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部官员看了邹代钧的发言后，不得不改变原来的侵占计划。只是由于清廷妥协，哲孟雄最终还是被英国人“租借”去了。

邹代钧深入考察西方地理，研究西方历史，广泛了解“夷”情，虚心师夷长技，以抵御外国侵略。他的实践及指导思想，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一脉相承。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看世界的舆地学界的爱国志士。

　　比照西方迈特  发明中国地尺

在出使欧洲期间，邹代钧除参加所有必要的外交活动之外，还利用一切闲暇时间，潜心地学研究，成就卓著，其中发明中国舆地尺就是最著名的一项。

邹代钧深知，中国历代，包括清代的舆地学家，都没有制出统一而准确的舆地测绘比例尺，因此无法画出准确的地图。他记得其爷爷的《宝庆疆里图说》一文，提出的“舆地测绘法”第一条便是“明分率”。他爷爷指出：如果制图无分率，图上距离就全无比例可言。但他爷爷死得太早，来不及解决刨制一种可供统一使用的比例尺的问题。

邹代钧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因为这种比例尺，不仅要能供全国统一使用，而且要能与世界通用的比例尺接轨。1888年，邹代钧决计要攻破这个难关。他通过深入思考，“潜推度里相差之理，骤悟以尺量地，尺有差，地亦随之而差；以地定尺，地有准，尺亦随之而准”。这里所说的“以地定尺”的“尺”，指的就是“迈特”。他计算出一迈特等于地周子午圈的四千万分之一，而一华尺则等于地周子午圈的一亿二千九百六十万分之一，故一华尺恰等于一迈特的一百万分之三十万八千六百四十二。他参照这个华尺与迈特的比率，制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舆地比例尺，使绘图有了可依的准绳。国外精于舆地测绘的专家，莫不服其精密。从此，邹氏地图便以准确精密闻名于世。

　　创建舆地学会  培养地学人才

1889年，邹代钧从欧洲回国后，便开始了筹建舆地学会的活动。初期，筹建活动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大造舆论，二是物色学徒。其时正逢清廷续修会典馆，邹代钧主动上书，寻求当局支持。1892年，邹代钧在汉口偶遇族侄邹永煊（焕庭)，了解到他原是一位缝纫工人，因被老板诬害而外逃，便把他收为学徒。邹永煊学得认真扎实，悟性强，进步快，邹代钧便把他作为未来舆地学会的骨干来培养。189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了解到邹代钧是舆地学方面的专家，便任命他为元译书局分纂，主修湖北全省地图。在此期间，邹代钧结识了汪康年等有识之士。他把自己出访期间在国外的所见所闻详细告之，着重阐述了舆地学与国家兴衰的密切关系。汪康年等人认为邹代钧的见解非常正确，极力赞成他的主张。于是，邹代钧便广纳贤才，招收了一批学徒，筹足了启动资金，购置了必需的器材，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做好了舆地学会的筹建工作。

1896年，邹代钧亲手创建的中国第一个舆地学会及其地图出版机构在武昌正式成立。从此，他带领助手和学徒学习、研究中外近代舆地学说，对比研究中西地图制印方法的异同和优劣，翻译地名，改订经纬线，统一使用中国舆地尺，进行测绘、制版、译印各种中外彩色地图的全程训练。

由于邹代钧的精心培养，学会中涌现出一批得力助手、舆地贤才。其中邹永煊为舆地学会中精通测绘、制版、印刷全程技艺的第一流的地图专家。邹代钧死后，他成为亚新地学社承先启后的台柱子。邹世可(伯宗)，善将天文地理结合起来研究，助邹代钧创办舆地学会，译绘亚洲北段图74种，为亚洲最精详之图册，受到欧洲著名地理学家傅兰雅的称赞。邹代辉(季笃)，辅佐邹代钧采用西法印制地图，并是鼎力协助邹永煊创立上海亚新地学会的功臣。

　　走公开民办道路  创地图出版事业

我国是世界上测量、绘编、出版全国地图最早的国家之一。但长期以来，封建社会的中国工农业生产不发达，文化科学技术落后，而清代在对外政策上又一直坚持闭关锁国，加上测量、绘编、出版地图的工作大多由官方承办，参与的人员很少。例如国史、方志中的地图测绘、编制、印刷就是这样。至于由军事机构承办的军事地图的测绘、编制和出版，保密就更加严格，参加的人员也更少。一般来说，无论测绘、编印官用地图还是军用地图，制图比例尺(非统一的)、基本地形图和实地测绘资料，都作为机密严加管理，公开出版和在社会上流行的地图几乎为零。没文化的平民百姓不消说，即使在读书人中，见到过中华全国地图的也很少，世界地图就更不用说了。近代以来，邹汉勋及其子侄两代，所绘地图本来也不少，但因未公开出版发行，流行领域仍只限于邹氏舆地世家内部、外姓研究人员和军政官方等小范围。1896年，武昌中国舆地学会一成立，邹代钧就在该会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民办舆图出版机构，公开地测绘、翻译、编制、出版各种地图。1898年，邹代钧拿出资金和成套的地图底片，让邹永煊、邹代辉赴上海创办舆地分会，并同时设局出版地图。同年，邹代钧又开始“在湘设局，详细译绘”西文精图和测绘、编制、印行中国地图，并出版成套《中外舆地全图》。邹代钧及邹氏舆地学集团设局出版地图的实践，开辟了我国地图出版事业由民间社团和个体经营公开出版发行的新时期。从此，用途不同的各种地图开始在社会上公开流通，学校师生也渐渐有了教学地图和地图册，地理教材则人手一册了。

　　采用铜板制版  印成彩色舆图

早在邹代钧的爷爷那一代——邹汉勋时代，邹氏地图就已成5色彩图。不过那时上彩是采用手工填充的，做起来相当繁琐，费时费力，速度很慢。邹代钧出使欧洲期间，了解到西方地图是用铜板彩印制成，比手工填彩省时、省力且速度快。尔后，他参观了铜板彩印的工艺流程，考察了制版和印刷的方法。

还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召邹代钧至鄂主修《湖北省地图集》时，邹代钧的地图测绘、制印技术就已经令人刮目相看。张之洞一见到编成后的彩色地图集，就赞不绝口。《湖北全省舆地总图》的论述文字精彩，文中从武昌的地理位置、水陆交通等角度，充分论证了武昌作为政治、经济、军事要地的战略地位。张之洞读后，颔首不迭，深深为之折服，认为“卓识伟略，殆过顾宛溪云”。

中国舆地学会成立后，武昌地图出版局便开始测绘、编辑、出版地图。邹代钧在堂弟邹代辉的协助下，开始正式采用西人的铜板彩印法来印制各种地图，遂开中国铜板彩印地图之先河。通过较长时间的实践，邹代钧的工艺水平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程度，被公认为“师夷长技”的身体力行者。

清廷开馆续修会典前夕，邹代钧在上书当局时，不仅阐明了测绘、翻译、出版中外地图的重要性，而且简要地说明了地图测绘方法和彩印方法。他总结出来的“彩印法”，可谓法融中西、珠联璧合了。欧洲人傅兰雅也深为他的说理精湛、要言不烦所折服。会典馆总裁即采纳邹代钧的建议，并启奏朝廷，任命邹代钧为会典馆纂修。

1898年，邹代钧开始在湘设局，详细译绘他在出使欧洲时购回的667种西文精图，并测绘制印了中国地图多种。在上千种彩色地图上，“险要扼塞，莫不详载”，这就是彩印的《中外舆地全图》。这套全图是晚清地图集中的代表作。后来我国出版的中外地图集，大多以这个地图集为依据。这个彩印地图集图文并茂，精确美观，质量冠于海内，人们呼之为“邹图”，邹氏舆地学因此而为天下人所重视。

　　大师参与维新  学生必修地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敌当前，邹代钧首先考虑的是中华民族的安危与兴亡。为此，他把地理学纳入了“救国”这个大课题。他凭借自己精深的舆地知识修养，对东南海防及西北边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上书当局，建议分全国为五镇，先将各道兵士集结于京津之间，采用新法训练，然后分派到辽阳、牛庄等5处，以便与日寇打持久战。在海防方面，他建议合南洋、北洋及闽广水师巡逻海上，以截断日寇的海上接济。洋洋数万言，意切情真，赤胆忠心，可惜未被采纳。

1895年，湖北巡抚谭继洵本已委任邹代钧为营务处提调，但因湖南巡抚陈宝箴在谭嗣同等维新知识分子的鼓动下锐意革新，掀起了湖南维新运动。如火如荼的维新形势吸引了各地有识之士，更让怀有爱国激情的邹代钧为之心动。他由湖北返回湖南家乡，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之中。为了促进维新大业，他向陈宝箴建议：湖南矿藏丰富，有开采的可能和必要。陈宝箴采纳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湖南矿务总局提调，对常宁水口山、平江黄金洞两矿实施重点经营。与此同时，邹代钧还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宣传研习舆地学与维新变法、救国救民的密切关系，广泛传播近代舆地学知识。

邹代钧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密切关注，以及他在舆地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令正在全国范围内延揽维新人才的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刮目相看。由于志同道合，他们一见如故，通过频繁接触，很快成了战友。1897年10月，邹代钧与江林、谭嗣同、梁启超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开辟了一条兴学育才之路，在全国率先办起了时务学堂。邹代钧担任舆地教习，与中文教习梁启超、英文教习李维格等人共事。地理学的新鲜内容有其诱人的魅力，而邹代钧生动有趣的讲课艺术更加引人入胜，教学效果颇佳。1898年3月，邹代钧与谭嗣同等又办起了湖南最早的日报——《湘报》，并成立了南学会。在报社，邹代钧担任舆地编撰。南学会开讲后，他又主讲舆地。在南学会的教学活动中，邹代钧曾做过一次《论舆地经纬之理》的精彩讲演，这对扩大维新志士的视野，开拓他们的思路大有裨益。他的学生黄兴、蔡锷都把他所传授的舆地学知识，运用到各自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去，获益非浅。在邹代钧的倡导下，湖南各地的学会、学堂纷纷开设舆地课程，为培养既具维新思想、又懂自然科学的人才，为促进湖南的维新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廷在各方形势逼迫下实行新政，以兴学育人为要务。1902年，邹代钧被调往北京，在编书局总纂和学务处提调，兼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1903年，光绪帝决定编纂《书经图说》，邹代钧任纂修兼校对。书成之后，邹代钧升任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当时，张之洞正奉诏筹设学部。邹代钧建议：既然中央要成立学部，那么，各省就应当设立相应的学务处，由学部派员主持，接受学部领导。他认为，学部之设，“当以干涉各省学务为主义：一乡一村无学堂，学部之责也；一男一女不知学，学部之责也”。他还高瞻远瞩，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在此新旧交替之时，最应该引起注意的莫过于“新知未浚，旧学先亡”。如果出现这种奇衰偏宕之弊，教育就乱套了。因此，学部宗旨应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样才能实现平稳过渡。1904年，邹代钧回武昌绘编《江苏全省地图》。同年，为了实施自己的以县乡村为兴学重点的战略思想，他回到家乡，与堂弟邹代藩联手创办起了新化速成学堂(今新化一中前身)、罗洪三村公校(今罗洪中学前身)，并延族弟邹代源主持曾祖父邹文苏创办的诂经堂，培养和造就了邹永成、邹述曾、邹安众、邹鸦振等一批后起之秀。1905年，中央学部成立，邹代钧被任命为总务司员外郎。1906年，升学部参事厅行走。1908年3月6日，邹代钧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之路，病故于武昌平湖门古月楼中国舆地学会，终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