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光绪末叶，我与秋瑾在东京相处两年，同在横滨加入三合会。现在回忆起她那种风姿英发的形象，有几件事还是记忆犹新的。

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甲辰）阴历正月十八，我随湖南第二批官费留学生由长沙经上海赴日本。二月初到东京，官费留学生田星六等二十余人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我是自费生，进了弘文学院普通班。弘文学院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普通班按地区编班，我编在湖南班。在湖南班的同学，现在记得的有长沙杨昌济、陈朴，湘潭李傥、胡迈、胡彦博等。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中国留学生会馆设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各省留学生都有同乡会的组织，在一省之中，有的还组织了地方同乡会（如湖南的湘西同乡会）。各种同乡会经常举行集会，参加者极为踊跃；并出版了一些刊物，如《浙江潮》、《河南》、《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的《游学译编》等。湖南同乡会经常每月要开一两次会，大多租赁神田区锦辉馆为开会地点。在湖南同乡会开会的时候，我认识了刘道一。道一号炳生，系刘揆一之弟，当时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风度翩翩，口舌敏辩，在同学侪辈中非常活跃。我们年纪相若，一见如故，彼此过从极密。我初到东京时，住在牛込区道德馆（后来迁往神田区矢泽馆），道一每两三天必来一次；来则放言高论，往往废寝忘食。

一九〇四年夏，秋瑾冲破封建樊笼，到日本留学，进了中国留学生会馆办的“日语补习所”初习日语。秋瑾是浙江绍兴人，每遇浙江同乡会开会，她必定参加。又因自幼随父入湘，与湘乡王廷钧结婚，故每次湖南同乡会开会时，她也都来参加，很快地就和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等人相结识。我也是在这时候和秋瑾订交的。她虽然比我大九岁，但彼此意气相投，聚谈的机会很多。从谈话中知道她性情坚强豪爽，幼年时，从其父学通经史，工诗词，又好剑术，善骑马，十九岁与王廷钧结婚。廷钧之父在湘潭由义街开设义源当铺，积资巨万。婚姻是她父亲在湖南作州县官时所订的，迫于父母之命而非她所心愿。其咏谢道韫诗中有“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之句，可见她对于婚姻的不满。一九〇一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大开捐官之例。王廷钧于一九〇二年进京捐官，秋瑾随他同游北京。当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猖獗横行，清朝政府的昏庸腐朽，忧愤填胸，决然以救国为己任。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又加以京师大学堂日籍教授服部博士之妻极力称道日本女学之发达，就决计突破家庭阻力，东渡留学。

就在和秋瑾认识后的这年秋天某日，刘道一来到我的住所，说，现有孙中山所派的冯自由、梁慕光等在横滨组织革命团体，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秘密邀集同志参加。道一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表示同意。这个团体叫什么名称，此外还邀了哪些人：道一当时没有对我明说。过了两三天，我们即由东京乘车到横滨。我住在李植生家里（李系广东博罗人，精工化学，善制各种炸药，在横滨教留学生制炸药时，我曾从其学习），道一则住在冯自由家。冯自由见我们来了，表示非常欢迎，并约定某日晚饭后在南京街（横滨一条街道的俗称，中国人聚居于此）某广东商店后进举行入会议式。到了预定时间，入会的人陆续来到，共计十人。除我以外，还有秋瑾、刘道一、仇亮、刘复权、彭竹阳、曾贞、龚宝铨等（其余两人，忘其姓名）。冯自由、李植生、梁慕光都在场。首先由冯自由向我们交代宣誓的问答语，叫我们在宣誓时依样回答。交代完毕，即由梁慕光主持宣誓仪式。他手执钢刀一把，架在宣誓人颈上，由各人依次宣誓。刘道一是第一个宣誓的。轮到我宣誓时，梁问：“你来做什么？”我照冯自由嘱咐的回答：“我来当兵吃粮。”问：“你忠心不忠心？”答：“忠心。”问：“如果不忠心，怎么办？”答：“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全体宣誓毕，梁与冯自由横牵一幅六七尺长的白布，上书斗大的“翻清复明”四字，命各人俯身鱼贯从布下穿过，以示忠于主义。又在室内烧一堆火，命各人从火上跳过去，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后分别刺血，杀了一只大雄鸡，共饮雄鸡血酒。冯、梁两人当场宣布这个团体叫做“三合会”（取合天合地合人之意），向我们交代了一些规矩，如见面手势如何摆，如何问话答语，进门要用右脚向前跨；握手时要捏紧对方的无名指，等等。并交了一本书给刘道一，叫我们互相传抄。我粗略地翻了一下，里面写了一些会规，还画了许多旗帜的样式。最后，每人交纳入会费十元日金，就算了事。这次入会，刘复权被封为洪棍，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刘道一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是谓“洪门三及第”。刘复权，湖南人，后来变节投敌，流为江督端方的侦探，辛亥革命时为民军捕解南京，经黄兴下令枪决。仇亮字蕴存，湖南湘阴人，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后入振武学校习军事，寻升士官学校，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部军衡司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北京被袁世凯逮捕下狱，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遇害，年三十七岁。龚宝铨字味荪，浙江人，章太炎之婿，随太炎研究国学，造诣甚深，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图书馆长。曾贞字骥才，江西人。彭竹阳，四川人。

按横滨三合会又称三点会，成立于一九〇四年春。第一次入会者为冯自由、梁慕光、廖翼朋、胡毅生、陈撷芬（女）、李自平（冯自由之妻）等人。自平与秋瑾相友善，秋之入会，即自平所邀约。我们这次是三合会的第二次拜盟。据冯自由说：当时革命党尚无统一组织，孙中山在海外结纳同志，常利用三合会的形式行之。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会成立于东京，我们遂正式加入同盟会。秋瑾是在同盟会成立半月后，由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入会的。她加入同盟会后，被推为浙省主盟员。后来浙江志士入会者，多为她所介绍。

自从横滨加盟回到东京后，秋瑾和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她视我如弟，时加勉励。并介绍我和陶成章见面，约为同志。陶成章当时在江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与章太炎、蔡元培等组织光复会。秋瑾因其亲戚陈静斋的关系认识了陶成章，又因陶的介绍而加入了光复会。我和刘光汉认识，也是秋瑾介绍的。刘系江苏仪征县人，字申叔，当时在东京由其妻何殷震出面，创办《天义报》，并著有《攘书》，鼓吹革命，后来竟变节了。秋瑾在东京时，喜欢结纳革命志士，交游甚广。当时中国留学生很多，流品不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大阵营，壁垒非常森严。秋瑾站在革命方面，对于志在反清排满的爱国青年引为同志，滔滔雄辩，无话不谈，对于那些浮薄轻佻，专讲吃喝玩乐的纨袴子弟，则深恶痛绝，不相往来，有时还当面呵斥，毫不留情。对于那些顽固透顶，借留学为升官发财途径的人，她也最痛恨，自始至终口诛笔伐，或面对面地展开斗争。如有个浙江留学生胡道南，因谈论排满革命与男女平权问题，彼此意见不合，发生争执，秋瑾当面骂他是死人。胡因此怀恨在心。一九〇七年秋瑾在绍兴大通学校被捕，就是他向绍兴府知府贵福告密的（当时胡任绍兴府学务处总办）。

秋瑾在东京的时候，看到革命形势一天一天的发展，积极准备着回国从事武装斗争。平时她常穿日本的“和服”，并且买了一把“倭刀”，经常携带在身边。她常到东京麹町区神乐坂“武术会”去练习射击技术，又学习过制造炸药。我在横滨李植生处学制炸药的笔记，她全部借去抄录了。

一九〇五年暑假期间，我由东京回国省亲。当时我父亲在四川打箭炉游幕未回，只有我母亲住在长沙。先母以我年少阅历不深，过去在善化学堂闹事被开除，怕在日本又出问题，因此很不放心。我将在东京的求学情形详细禀告，并说“来往很方便，你老人家不妨亲自去看看。”得她同意，于是我们母子二人一同到了东京。这时秋瑾已在日语讲习所结业，由国内省亲归来，入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学习（这个师范班是范源濂与实践女校校长下田歌子所发起的，修业期限为一年，除国文教员章士钊外，其余教员均系日本人，用翻译上课）。秋瑾见我母亲来到，热情接待，态度和善可亲。她对我母亲多次人谈到男女平权、女子要受教育的问题，怂恿先母留在日本和她一道求学。恰好其时湖南选送的官费留日女生许黄萱祐等二十人也都进入师范班，同乡人多，又有秋瑾力劝，我母亲就决意留在日本读书了。她原名谭莲生，入学后由我代她改名王勚。在实践女校师范班中，她是第三个年纪大的学生（湘阴人聂某四十九岁，许黄萱祐四十四岁，我母亲四十三岁，同学昵称为“三伯妈”）。我母亲的年纪比较大，身体又不大好，秋瑾对她照料很周到，遇到劳动的事，总是抢先代做，尽力而为，不让我母亲操心费力。我母亲多次向我谈到，秋瑾在校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晚做过错功课，人家都已息灯就寝，她仍阅读、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待到我母亲再三劝导，才停笔上应酬。现在收入《秋瑾集》（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版）中的诗词文稿，有许多就是这时期写的。

实践女校师范班仅办一期即未续办，湖南派遣官费留学的二十人，我现在记得起来的有：许黄萱祐（长沙人，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学监督，并创办私立隐珠女学。一九五三年病故，寿九十二岁）、许馥（长沙人，范旭东之妻）、许徽（长沙人，仇亮之妻）、吴珊（湘潭人，胡迈之妻）、张汉英（醴陵人，辛亥前后从事妇女运动）、王昌国（醴陵人，曾任省议员、务本女校校长）、许璧、黄国厚、黄国巽、黄辉、彭渊恂之妻（忘其姓名）等十一人。此外，自费附学的约十人，秋瑾、湘阴聂某和先母等都是。每期须缴学费十六元，加上衣服、书籍、纸笔、零用等费，每月需三十元之谱。据我了解，上述诸人中，现存者有：黄国厚（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许馥、吴珊（均居上海）等三人；存亡不明者为黄辉与彭渊恂之妻。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学界异常愤激（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七八千人），无形中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立即退学回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留学生之耻辱；一派认为既来求学，即宜忍辱负重，学成然后归国。双方各执一词，互有辩驳，争论至烈。我那时倾向于后者，而秋瑾与陈天华、田桐等人则都是力主迅速回国的。这年十二月八日，陈天华愤不能平，竟写好一封绝命书，劝告留日同学坚持爱国主张，奋斗到底，自己则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自陈天华投海后，秋瑾受了很大的刺激，决计立即回国，自谋出路。在陈天华投海的第二天（十二月九日），她就写了一封信给大哥秋誉章，告以留学界因取缔规则公布，“俱发义愤，全体归国，此后请勿来函，大约十二月须归来也。”同月二十二日，又寄书秋誉章说：“近日留学界全体同盟停课，力争规则之辱，……决议全体归国，故纷纷内渡已及二千余人。妹亦定此月归国，以后再作行止”。在我的记忆中，秋瑾是在一九〇五年年底以前由东京动身回国的。临行前某天，是星期日，她同我母亲一道来到我的住所（当时我在日本私立海军预备学校——海城中学学习，为照顾我母亲起见，特迁至赤坂见附町见晴馆寄宿），问我归国与否？我说：“甲午之耻未雪，又订辛丑和约。我们来到这里，原为忍辱求学，我不赞成在此时回国，并希望大家暂时忍耐，不必愤激于一时。”秋瑾见我这样回答，没有表示反对意见。过了几天，她就束装回国了。

秋瑾回国后，不久就寄了一封信给我。现在抄录如下：

吾与君志相若也，而今则君与予异，何始同而终相背乎？虽然，其异也，适其所以同也。盖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毋忘国耻也。

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越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这封信是由上海寄到东京的，信尾具名是“兄竞雄顿白”（她归国后给我的信都是这样具名的）。信中所说：“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又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这几句话，反映了她经过在东京两年的锻炼，深明革命大义，决心以实际行动挽救祖国的危亡，即牺牲生命亦所不惜，忧国忧民的沉痛心情，溢于字里行间。我读了以后，深受感动。

后来知道，秋瑾回到上海，住在虹口厚德里，结识了许多革命同志，经常秘密商讨革命问题。并于一九〇七年一月，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份女报——《中国女报》。她自己撰写了《中国女报发刊辞》，又用白话体写了一篇激昂慷慨的书告——《敬告姊妹们》。秋瑾在办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武装斗争。她与徐锡麟保持密切联系，积极筹组“光复军”，定期在皖、浙两地起义。一九〇七年春天，秋瑾回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体育专修科。大通学堂实际是一个军事学校，名为学习体育，实则借此培养军事人才。秋瑾常常穿了男子服装，骑着马，带领学生到野外打靶，练习射击技术。这时，她也不断有信给我，说了许多勖勉的话，并将所著《精卫石》文稿寄来，托我在东京出版。我正准备交印，她又来信索回，说要修改内容。后来就没有再寄来了。最近看到《秋瑾集》中刊载的《精卫石》是弹词，我记得她那时寄来的是曲牌，可能是索回之后修改的。就在这年春天，秋瑾回到湘潭王家视其子女，并告其夫说：“我已以身许国，今后难再聚首，君可另择佳偶，以为内助。”居住几天，即行返浙。她这次去湘潭，往返经过长沙，都住在我家（通泰街忠信园）。我的六岁侄女孟明，看见她穿的长袍马褂，一派男装，称之为“秋伯伯”。其时我母亲已经回国，在周南女校教课。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三日（阴历六月初四），秋瑾在大通学校被捕，同月十五日，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年三十岁。其遗骸由女友吴芝瑛、徐寄尘等收拾，葬于杭州西湖西冷桥畔，墓碑题为“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翌年，清御使常征奏请平毁秋墓，并严拿惩办吴、徐两女士，因社会舆论群起反对，吴、徐幸免株连。烈士遗骨，由王廷钧以其子沅德名义，迁葬于湘潭之昭山。烈士死后次年，陶成章等密遣同志，诛胡道南于绍兴某寺。胡之告密，事载《秋女侠冤狱汇案》中所收贵福于六月初五致浙抚张曾◇禀；胡被诛经过，是陶成章辛亥前在东京亲自告诉我的，但陶自己所撰的《秋瑾传》却没有提到这件事。

一九一一年六月，我母亲在长沙病故；翌年五月，我由上海回湘奔丧。其时湘浙两省商定，迎送烈士遗骨返浙，复葬西冷桥畔。长沙辜天佑带领烈士之子沅德来见我，说王家认为烈士子女均在湘潭，不赞成迁葬西湖。经我婉加解释，始无异议。这时又有部分同盟会员主张改葬岳麓山，我也力持不可，因为烈士出生于浙江，就义于浙江，自以复葬西湖为宜。烈士忠骨复葬西湖后，湖南妇女界及同盟会呈准都督府拨长沙市黄泥塅陈湜神速改建秋女烈士祠，并推我经办这件事，经费则全部由王家负担。我除主持建祠事宜外，并将辛亥前陶成章在东京交给我保存的烈士诗文稿（我当时又寄回长沙，交先母保管）编为一集，以“长沙秋瑾烈士纪念委员会”名义出版，题名为《秋女烈士遗稿》，我在卷首写了一篇《秋女烈士瑾传》，略叙烈士生平及死难经过。这个集子印数不多，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秋瑾的儿子王沅德，号重民，一八九六年生，上海正风大学毕业。曾任报社经理、中学教员等职，解放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秘书，一九五五年在长沙病故，年五十九岁。沅德临危时，嘱家人将所存他母亲的遗照数帧并《秋女烈士遗稿》一本送到我家（我已转送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岁月不居，秋瑾殉国已有五十四周年了。当年横滨三合会同志，大概都已不在人间，回首往事，真是“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