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印象

禹之谟别号稽亭，亲友叫他稽猛（猛，乡音读去声，含有不顾厉害的意思），也有人呼为“长毛”（吾乡对太平军的称呼）。守旧派为了表示对他鄙薄，一般称他为“织匠”。他家住湖南湘乡县三十一都义安乡贻则堂（现改属双峰县），与我的老家相去不过十里，两家世有往来。禹久客于外，在江南的时间很长，于一九○四年始识禹于长沙。

一九○四年（光绪三十年），先父带我到长沙参加小考。长沙府属各县考试，例在夏季举行。旧长沙市街道狭隘，人烟稠密，砖木房屋，石板道路，夏天烈日熏蒸，热不可当。我父子住在湘乡试馆，日夜汗流浃背。禹之谟所办的湘利黔织布厂，设在长沙城内戥子桥。那里，地方比较空旷，房屋也还高大。一日下午，我父带我去见禹，就在那里乘凉。我初见禹，印象特别深刻。那时，我还拖着小辫子，穿着长衫子；而禹则穿粗布青色对襟短衣，不剃发，不结辫子，也不盘发于顶，散发长三四寸，垂耳边。他的年龄同先父差不多，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两人清瘦相似而强弱悬殊。禹目光炯炯，极健谈，声音宏亮，精力特别旺盛。

清县考试制度童生应考的要有两个保人，做保人是廪生的职务。第一保人为认保，就是保人与被保人相互认识，保证考生身家清白，遵守试规，无冒名顶替及其他犯禁事项。考生照例向保人交纳制钱四百文，请盖保戳。富家子弟随意多送，有交纳一两，一元，一串的不等。这是廪生的可靠收入。至于所谓廪饩，尽管地有定规，每年纹银八两，但人不发下，也从来没有人领过，全部在藩库里干没了。第二保人为派保，按各县考生人数，平均分派于各该县的廪生作为保人。考生照例向派保交纳制钱一百文。考生进场时，学台坐堂点名，唱名时呼某某保。廪生立公案旁边，答应某某保，然后发给试卷，进入考棚（试场）。

先父时为廪生，正在保人送考。禹之谟痛诋科举制度，劝先父勿再从事于此，尤其不要贻误后辈。先父不仅不以为忤，并且很以为然，两人愈谈愈起劲。谈至甲午、戊戌、庚子各役，更远溯至太平天国时事，禹痛骂清廷之腐败昏暴，摩拳擦掌，认为非革命排满不可。谈及吾乡人物，禹斥曾国藩为汉奸，而吾父言必称文正公，彼此稍有龃龉。禹忽另换话题，以诙谐语调问先父：“府上的老革命党现在怎么样？”这是指先叔金弼，于一八九四年在牢田聚众造反，事败，同党朱八虎，王真石，曾春荣等数十人皆惨遭杀害，斩首抄家，我家几遭灭门之祸。先叔侥幸免死，但长期不露面于旧社会，被视为漏匪。我家认为这是家丑，讳言其事，惟恐人知。在禹的影响下，先叔果然又振作起来，他偕禹的妹夫陈翼郎同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也倡言革命。但往往简单从事，方法就是剪辫子，在乡里引起不少纠纷。先继祖母在世时，常要出谷米以赔偿了事。禹善于鼓动，不放过每一机会和每一个人，即此可见一斑。

我初次听了禹之谟这一番新奇的议论以后，幼稚的心弦怦怦然颤动了。夜饭后，禹上楼授课，我随往听讲。学生就是厂内的工人和艺徒共约五六十人。那夜讲史记《游侠列传》。禹绘影绘声，听众心领神会。我久在私塾，读的是诗云子曰，讲的是八股策论，枯燥无味。听禹讲课，上下古今，议论风生，更觉得比塾师讲解高明得多了，由此我决心要进学堂。经我父同意，试罢回县，我就进了本县的中学堂。这个学堂是由旧东皋书院改的。我的祖父曾坐过这个书院。中学堂的监督和教习是我祖父的学生，我父亲的朋友，没有经过考试，就把我收为插班生。我开始学习英文、数学，很感兴趣。但对于国文、历史各科很不满意，以为还是老一套，倒不如禹教的好。

　　为乡里创办新学堂而斗争

一九○五年，清廷明令废科举。禹之谟于腊月中回乡号召青年进学堂。以青树坪为中心的六个乡（旧称六都），青年响应的就有五十多人，我兄弟二人在内，约期齐集永丰（现为双峰县城）。禹预先在永丰雇了四个倒扒子（永丰河里船名），亲自送这一批青年进省，一路殷勤照料，并宣传革命排满。

那时长沙学校还不多。官立的只有高等学堂（岳麓山）、实业学堂（落星田）、游学预备科（草潮门）、工艺学堂（戥子桥）、中路师范学堂（城南书院）、求忠学堂（荷花池）、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小学堂（小吴门外）等几所，名额也很少。私立学堂只有明德、经正（后与明德合并）、修业（最初只有小学班）、长郡（长沙府属十二县联立）及长沙师范学堂等几个中等学堂。此外有教会所办的雅礼学堂，学费很贵，农村青年负担不起。为了安顿这一批青年，禹之谟倡议就湘乡试馆及与试馆毗连的昭忠祠开办湘乡中学堂和师范学堂。试馆原是科举时代士子应试时的宿舍，昭忠祠是祀咸、同年间湘军阵亡的湘乡县籍的官兵的。

禹之谟在长沙创办湘乡中学堂和师范学堂，自己首先捐银百两并向湘乡在省绅、商募捐开办费。同时召集旅省同乡开会，决议提拨湘乡宾兴公（全县学款管理机关）的学田租谷及其在长沙的房产租金为经常费。守旧派反对这个决议，而新派则坚决执行，明争暗斗，形成对立。新派以禹为首，以湘乡中学堂及师范学堂为中心。旧派以程希洛为首，以劝学所为中心（程为劝学所长）。每逢县里开学，双方针锋相对，甚至动武，大打出手。有一次举行丁祭（祀孔）后开会讨论教育事项，省方代表黄本溥（高等学堂学生）发言，要求教育经费独立，财政公开。旧派集团竟大声怪叫将黄轰下台来，并加以殴辱。

湘乡县学款历来全由旧派把持。食盐附加学捐，向由贪官劣绅伙通经收附加盐税的畅远盐行狼狈为奸，化公为私，共同分赃。新派查出这个黑幕，组织清算。一九○六年夏季，省城各学堂放暑假时，湘乡在省学生四、五百人，整队回县，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这个队伍，由禹之谟率领，到知县衙门请愿，要求追赃惩犯。知县陈继良，老奸巨滑，运用两面手法，一面接受学生要求，立即拘拿畅远盐行经理到案，打了几十板子，收押追赃，限期缴款。那经理出具甘结和票据，知县保证全数提充教育经费。请愿队伍解散了，学生们各自回家了。那知县就在这个时候密报省方把全部责任加诸禹一人，说他“率众谋乱，哄堂塞署”。

为了发动青年促进革命，禹之谟只顾多办学校，多收学生，任何艰难困苦，皆所不辞。在创办湘乡中学堂的同时，禹又在长沙和几个朋友创办另一所中学，初名广益专修科，后改为广益中学堂。这个学堂一直成为长沙有名的私立学校。

禹之谟祖籍邵阳，迁居湘乡已经好几代了，但凡大坝桥禹姓仍用邵阳籍贯，科举时代，须在邵阳参加考试，故与邵阳人士保持一定关系。禹在创办湘乡中学的同时与邵阳新派领袖石广权（蕴山）等，就长沙黄泥塅邵阳试馆创办邵阳中学堂和师范学堂。衡州、永州各府在省的新派知识分子亦由禹推动，依照湘、邵办法，相继就衡清试馆及永州试馆开办中学。这是规模较大的几个。其他各县仿照办理的也不少。一时民立学堂好比雨后春笋一样。每一学堂都有几个积极分子与禹有联系。这样，禹就成了新学运动的核心人物。

禹之谟努力兴办新学，大为旧派所忌。有一天，王龙文（湘乡人，探花）与我父亲谈话，我在旁边。那时我已剪了辫子，穿学生制服。王对我父亲说：“你为什么听任子侄辈跟禹织匠胡闹？这不仅会败坏你的家声，而且是得罪名教的。你不怕做名教的罪人吗？”王龙文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几次重要的群众运动中

二十世纪之初，美国政府以防疫为名烧杀檀香山华侨多人。全国痛愤，发动支援华侨、抵制美货运动，并反对美商的粤汉铁路建筑权。一九○五年夏秋间，长沙方面积极响应这一运动，群情愤激。在这个运动中，禹之谟实为最主要的鼓动者。

旧派根本反对修铁路，反美运动又不触犯旧派集团的利益，因此对于这一运动，旧派采取旁观态度，极小一部分人甚至表示赞成。但在运动发展中，群众起来了，旧派也就害怕起来了，对禹开始注意并怀疑了。

第二年，有公葬陈、姚二烈士于岳麓山的事件。一九○五年，日本政府发布取缔中国留学生条例。留学生愤怒反抗，准备全体退学回国。陈天华是同盟会会员，他恨日本政府侮辱同胞，摧残青年，忧愤万分，以至投海而死，遗书鼓励同学毋忘革命。翌年五月，上海中国公学也发生风潮，留日学生姚宏业投黄浦江自杀。陈天华是新化人，姚宏业是益阳人。两人灵柩运回湖南，禹之谟倡议开追悼大会。各校学生全体参加大会。禹演说极动人，听者悲愤万状。群众高呼革命，声势惊天动地。大会决议公葬陈、姚两烈士于岳麓山。官府不准，并出示严禁开会。禹主持公葬筹备事务，不顾禁令，积极进行，定期公葬并组织全省学生送殡。

公葬的那一天，学生万余人，整队抬柩，由大西门横渡湘江，浩浩荡荡，奔赴岳麓山会葬行礼。时在夏季，当时学生穿白衣裤，戴平顶草帽，足登薄底布靴。送葬队伍绵长，步伐整齐，声势浩大，仪仗庄严。奉官方命把守渡拦阻灵柩通过的兵丁，在这种形势下不敢执行命令，鹄立河边看热闹，有的还表示同情。送葬队伍高举旗帜和挽联祭帐。挽联都是带标语性质的，此外还散发了很多的传单和小册子。队伍的最前面，高举着禹之谟亲笔所写的两首挽联。其一云：“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也要湖南，盼中原起义，首看湖南，烈士甘捐躯，双棺得赎湖南罪。”对边我只记得“事夷狄辱汉族，攘夷狄不辱汉族”两句。这一联是烈士自己作的。另一联云：“其所生在芳草美人之邦，宁赴清流葬鱼腹；以一死作顽民义士之气，奚问泰山与鸿毛。”这是别人所作，请禹代书的。前者是战士吹号角，后者是词人弄笔墨；风格不同，而皆传诵一时。

经过这次一大规模的运动，官方确认禹之谟为仇敌，动了杀机。有侦知官方消息的，密告禹暂时躲避。禹毫不介意，对革命事业更抱乐观，对组织宣传工作更加急进。

同年，又发生了揭露劣绅俞诰庆事件。事情是这样的：长沙县学款向由劣绅们把持，小学教育经费，全听他们支配。学款本来充足，而小学经费支绌，教师待遇微薄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俞诰庆是举人出身的，把持学款多年。他生活奢华腐化，常出入娼寮妓馆。教师们恨他极了。一日，俞诰庆在福源巷私娼处冶游作乐，有教师几人路过这里，识破了并且诘责了他。俞诰庆恼羞成怒，指挥仆人等殴伤一位教师，激起教师们的公愤，合力还击，并剪了俞诰庆的辫子，这是旧社会拿奸的办法。双方闹得不能了结。当时有两位教师走告禹之谟，要求设法解决。他责备教师们行动失当，但仍亲往肇事地点，出面支援。时闹风而来看热闹的挤得水泄不通。禹当众骂了俞诰庆一顿，并提议送请学务处惩办。大家同声赞成，蜂拥至学务处。学处处总办张鹤龄（别号小圃）出见，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俞诰庆暂由学务处看管，听候查办；教师们要好好教学，勿在外滋事云云。张在旧官僚中是赞成新学的，但他处世极圆滑，对俞诰庆的看管查办，不过是临时应付的官话。群众散去后，俞诰庆就从学务处后门溜走了。案子表面上消弭了，而劣绅集团引为奇辱大耻，怀恨在心，密谋报复，一面运动同乡京官，参劾张鹤龄去职；一面包围三司（抚台，藩台，臬台），陷害禹之谟。

　　禹之谟的被害

张鹤龄去职后，清廷任吴庆坻为湖南提学使，学务处撤销了。吴庆坻为王先谦门生，曾任湖南学台，守旧仇新，顽固异常。以王先谦为首的旧派集团与吴庆坻沆瀣一气。吴庆坻到任后，极力摧残新学，首先解散游学预备科，说它是革命党机关。

游学预备科有英文、法文、德文、东文各班。我是英文班学生。功课排得最紧，以外语、数学、理化为主课。当时人人准备出洋，很少想起或关心政治问题。教职员中只有学监苏鹏，数学教员曾杰是同盟会员，与禹之谟有联系。苏鹏不大活动。曾杰是活动家，但不到一学期就因故离开了。民立学堂为青年运动基地，官立学堂师一中与禹有联系的也不少。游学预备科并不突出，何以独被指以革命机关而被解散呢？原来几个官立学堂的监督，中路师范谭延闿、实业学堂曹典球、法政学堂胡子清，都是王先谦的门生。工艺学堂监督张鸿年（一般称为票大人，因他中过湖北签捐票头彩，得银五万元，捐官分发湖南候补），陆军小学堂总办俞明颐都是候补道。只有游学预备科监督罗永绍（仪陆）是日本留学生，不是由科举出身的；罗又经常穿短衣，步行，这在封建统治集团看起来算是异己分子，因而把这个学校看作了革命党机关。

游学预备科解散之时，正是禹之谟就义之日，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反动集团的预谋。由于禹之谟在青年学生中深得人心，每逢有政治活动，只要禹主持，青年们就闻风响应，使统治集团不能不望而生畏。畏之愈甚，恨之愈深，谋之也就更急。禹赤手空拳，但他与青年血肉相连，有群众为之后盾。封建统治集团虽蓄意要杀禹而迟迟不敢下手，就是怕引起风潮，事态扩大，反不利于自己，故而等待机会下手。至湘乡知县密报禹之谟造反的文书到省，正值暑假期间，学生都已离校回家，散在各县。统治集团认为杀人的机会到了，遂于深夜派抚署亲兵包围禹所办的湘利黔织布厂，捕禹下狱。

散在各处的学生闻讯，不待暑假期满，纷纷自动回到长沙集合。青年们义愤填膺，奔走呼吃。禹之谟家属生怕群众暴动，威胁禹的生命，欲侧面设法营救，可是毫无结果。

就在那年秋天，以焦达峰为首，结合帮会力量，在浏阳举义。省方派兵镇压，义这奋勇抵抗。省城戒严，传说潜伏城内的革命党与浏阳义军里应外合，即将起事。官方怕革命党，于是将禹之谟移解湘西的靖州（今靖县）监禁。靖州知州金蓉镜，是闻名的酷吏，堂讯时诬骂革命党非人类（语见禹之谟遗书），禹严词反驳。经过各种酷刑拷打，禹始终不屈。狱吏也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硬汉，比之为关云长。

同盟会员陈荆为禹之谟同里老友，亦早被官方悬赏通缉，为谋救烈士，不顾己身安危，于此时到靖州探监并谋劫狱。陈荆贿通狱卒，出入狱中，为禹医治创伤，侍奉饮食衣着；一面在外布置，准备越狱。消息走漏了，州官大索城中，缉拿陈荆。他逃到黔滇山中，辗转潜入越南。州官禀报省方，说革命党到处煽动暴乱，禹之谟不死，祸将不测。这个报告与省方蓄意杀害禹的阴谋一拍即合，省方电复知州，令其“就地正法”。英勇的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就这样牺牲于靖州。时在丙午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

禹之谟就义前夕，自知必死，用两个血肉模糊的指头夹一秃笔写下遗书。全文如下：

我所最亲爱之在世同胞鉴：

世局危殆，固由迂腐之旧学所致，亦非印板的科学所能挽回。故余之于学界有保种存国之宗旨在焉，与若辈以摧残同辈为手段者势不两立。于是乎有靖州之监禁。不百日，而金牧提讯，所发不成论理之问题，无非受人意旨，阴谋秘计，横为成见，是以所答动遭无礼之驳诘，不能置词；且曰尔辈牛马耳，人欲食则食之，有何爱焉？禹之谟正告同胞曰：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慎毋怒隶其心而生。前途莽莽，死者已矣，存者诚可哀也！我同胞其图之，困心衡虑，终必底于成也！

禹之谟，四十一岁，丙午十一月十九日。

靖州狱中遗书。　　

遗书原件曾存我手，送覃振看过，并有他的题跋。抗日战起，我辗转迁徙，惟恐遗失，将禹遗书交与他的长子夷苍保存。

金蓉镜以杀禹之谟有功叙升知府。我曾在禹的从弟泽亭处看到金所著的《破邪全录》，自述酷刑审讯禹之谟的详细情形。其中所载禹的供词，都是志气凌厉，充分表现了坚步的革命气节。辛亥革命之后，禹的家属曾呈请湖南都督府行文金蓉镜原籍缉拿金贼归案法办，未得结果。

辛亥革命以后，改葬禹烈士于长沙岳麓山。湘乡颜昌峣撰墓志铭，备述烈士言行。文见《珍涟山馆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