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英(1871—1937)，字希陶，湖南衡山人。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参加辛亥革命。帝制推翻，民国成立后，她组织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力争男女平权，晚年致力于女子教育。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妇女解放而战斗的一生。从她的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她的一生可分作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71年诞生至1904年出国以前。在这一阶段，她摆脱了“三从四德”的桎梏，走向了社会。唐群英出生于封建大家庭，从小受着严格的家庭教育和“五经”、“四书”的薰陶，但她天资聪颖，性格刚强，随着知识的增长，封建礼教不曾将她俘虏，却使她对旧的习俗产生了许多疑问。据衡山治坪唐氏族谱记载，唐群英小时“常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髻”是女子的发髻，“冠”是男子的帽子，“恨不能易髻而冠”，就是恨不能象男子一样地生活。旧社会男尊女卑，女子受压迫，受歧视，并且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世代相承，已有几千年，被人们公认为天经地义，就连许多受压追的女人们，也认为这是命运注定的，理所当然，因而甘愿忍辱含垢，作男子的附属品。唐群英却不然，她大胆怀疑，大胆剧抗，不平不服，甚至生“恨”。

1897年，唐群英26岁，丈夫曾传纲病故。她毅然摒弃了在婆家守节的封建礼教，回到娘家。这是她激烈反抗封建主义的一仗，并且取得了胜利。

当时的中国，外有列强入侵，蚕食鲸吞；内有帝王统治，民不聊生。尤其是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未成，义和团举义失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纷纷探求和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唐群英的婆家和秋瑾的婆家、葛健豪(蔡和森之母)的娘家相距都很近，来往密切。唐群英的胞弟乾一，17岁中举人，是颇有名气的三湘才子，交游甚广，1903年参加了黄兴在湖南组织的华兴会。通过这些关系，唐群英不断接触新事物、新思潮，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则由单纯的男女矛盾上升为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反动统治、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她决心也投入救国救民的洪流。这种思想，明显流露在她的诗作中，如《感怀》诗云：“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1904年春，秋瑾从北京赴日本留学。这一喜讯无异于振翼高飞的强力催化剂。她毅然决定，排除来自家庭、宗族、亲友、社会诸多方面的阻力，东渡日本，开始拯救国家民族的伟大而艰难的实践。

第二阶段是从1904年至1911年，唐群英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并直接投入革命的武装斗争。唐群英和秋瑾都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目的赴日本留学的。唐群英去后几个月(1905年5月)就加入黄兴领导的华兴会。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时，唐群英又由华兴会转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投入革命实践后的思想变化，可以从她发表在当时的革命刊物《洞庭波》创刊号上的七绝中，窥见一斑，诗云：“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平均”指孙中山“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要旨，引伸而言，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唐群英去日之前，虽已博览群书，并接受一些新思潮，但在革命的理论方面，还很模糊。到日本后，从与黄兴、孙中山等人的交往中，在革命会党的组织生活中，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明确了革命的目的、方向和方法，年已三十三、四岁的唐群英思想趋于成熟，“安排”自己为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那种三民主义的理想世界而献身。她这种思想不光写在纸上，说在嘴里，而且见诸于实际行动。在革命活动中，她经常带着手枪，有时左右两边衣袋里各藏一支，随时准备和敌人拼命。武昌起义时，她在湖南组织了“女子北伐队”，并且自任队长，极力配合起义部队打击清军。

这一时期，唐群英把从小向往的男女平等寄希望于辛亥革命，即“寓小我于大我之中。”因为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人人平等，那末男女当然要平等。但她认为妇女同样要参加革命，不能等着革命胜利，坐享其成。她在东京创办的《留日女学会杂志》确定旨在“发起女子爱国之热忱，以尽后援之义务”，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

第三阶段是从1912年1月至1912年8月，她开始为实现男女平等，同国民党内的传统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这时武昌起义的炮声，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辛亥革命的勇士们从皇帝手中夺得了政权。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曾写有：“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公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但是，国民党男性党员中的大部分上层人士，排斥女性，竟然将原同盟会政纲关于男女平权的条文删去，未能写进国民党党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没有关于女子有权参政的规定。对此，妇女界非常气愤，唐群英更是义愤填膺。她倡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团结妇女群众，向国民党当权派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正义斗争。在唐群英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大转折点，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斗争一开始就是激进的。当上书、请愿、呼吁、交涉都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时，她们不顾一切，大闹参议院，唐群英甚至给国民党头面人物宋教仁、林森赏过耳光。

当时，封建势力还很浓厚，强烈的大男子主义，紧紧束缚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当时，妇女无权无势，女权运动凭甚么搞得如火如荼?首先，凭高度的政治觉悟。唐群英知道自己领导的斗争是正义的，“理直”则“气壮”，因而气势如虹，无所顾忌。第二，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高官厚禄，而是广大女子的合理权益。第三，唐群英才识不凡，有超人的组织能力。第四，鼎革前后，民权思想，奔腾澎湃，女权运动的正义斗争，获得不少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即使国民党内的大男子主义者，也自知理屈，不得不容让三分。第五，当时的女权斗争，并非敌我矛盾，所以对于女子参政同盟会一连串的激烈行为，国民党上层也只认为“偏激”，在一定程度上默许，而不视为“非法”。

第四阶段是从1912年9月至1919年，唐群英继续领导女界争权利，争地位，其间同袁世凯封建复辟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女子参政同盟会斗争的对象也随之转向北洋军阀。军阀跋扈专横，女子参政同盟会不能再用原来那种不顾一切的手段而必须讲究斗争策略。这年10月20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成立本部，南京、上海、湖南等省市相继设立支部，计划在全国造成磅礴的声势，唤醒女界同胞，同时向军阀政府展开强烈的宣传攻势。她们在北京办了《女子白话报》、《亚东丛报》，在湖南办了《女权日报》。

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筹组半年，因有阻力而难产。1912年12月，唐群英从北京返湘，凭着其号召力和影响力，5天内便成立了湖南支部，会员800余人，极一时之盛。女权运动如此迅速发展，招致了地方封建残余顽固势力的忌刻，集中表现于官办的《长沙日报》，串通各报，操纵舆论，攻击女子参政同盟会，最后发展到使用流氓手段，对唐群英进行人身攻击。那时湖南《女权日报》尚未创刊，女子参政同盟会忍无可忍，捣毁了《长沙日报》部分器物。(有些资料记载此事时，说唐群英火烧《长沙日报》馆，系传闻失实。)

这件事一方面给了封建丑恶势力一次教训：今天的妇女不是好欺负的!但另一方面，社会上有些人士不从事情的原委曲直分析，单就捣毁报馆一事加以评论，说妇女粗暴，不宜参政。唐群英愈觉得斗争的复杂和艰巨，愈有任重道远之感。

袁世凯篡到“大总统”的宝座后，复辟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唐群英极为反对。她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原不过在女权问题上有分歧意见，如今为了打倒野心家袁世凯，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共同作战，步调又协调一致了。袁世凯用卑鄙阴毒手段，暗杀革命党人，破坏革命运动。一时，宋教仁被刺，唐群英被通缉，幸好她及时得到情报，从海道赴河内，再绕道云南返湘。1913年11月13日，袁世凯竟然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和《亚东丛报》等许多报刊，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北京销售，同时通缉反袁分子一百余人。据唐群英抚子唐遂九回忆，袁世凯通缉唐群英的悬赏金额是银洋一万元。在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女权运动转向低潮。

湖南从1913年至1920年七年间，先后由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任都督，他们摧残民主，杀戮革命党人，取缔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并阴谋杀害各项运动的领袖人物。唐群英再度到了北京，从这以后，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活动，再也未能象初期那样紧锣密鼓。但唐群英并不气馁，而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宣传和教育上。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由于七、八年来女权运动的开展，妇女界在日渐觉醒、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投入了这一汹涌澎湃的浪潮。从此，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女权运动的日益伸展。到北伐战争时期，黄埔军校有女生队，国民革命军有女兵，机关里有女职员，教育界、文艺界……各行各业都有妇女大显身手之余地。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不得不“顺乎时代潮流，合乎人群需要”而改变重男轻女的陋习，初步实行了男女平权。

第五阶段是从1920年至1937年，唐群英由领导女权运动转而专门从事女子教育。唐群英在日本学的就是教育。她在一篇文章中说：“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遂成斯世困顿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把女权、救国、女教三者联系在一起来认识，决心振兴女子教育。后来她成了女权运动的领袖，很重视女子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曾给她以有力的启发。1912年9月2日，孙中山给同盟会女会员回信，提出“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的意见，唐群英生前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可以说孙中山的意见说到了她的心坎上。所以，女子参政同盟会头阵急风一过，唐群英就与创办报刊的同志，在北京办起了“中央女学校”。此后军阀当道，女权运动转向低潮，她在湖南办了“女子美术学校”、“女子法政学校”和“自强职业女校”，努力提高女界觉悟，普及女界知识，培养妇女经济自主的能力，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男女不平的问题。

“五四”以后，唐群英进入晚年，专心从事女子教育，先后办了衡山白果“虹茶亭女校”、“衡山女校”、长沙“复陶女子中学”和“岳北女子实业学校”。唐群英办学，力争官费，但官费常常不足，要自己掏腰包，办学多年负债累累，晚年生活困难，她不以为苦，而怡然自得。

唐群英办学，在重视传授知识的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品德，尤其注意启发青少年的爱国思想。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济南惨案”，那时唐群英正任岳北女子实业学校校长。她非常愤慨，特地邀请新从济南返湘的国民党军官唐乾成来校，向全体师生讲述其亲睹亲历的济南惨案经过，接着唐群英指出日本人如何处心积虑，侵略中国，我们应如何奋起救国的道理。我当时才9岁，是这个女校仅有的3个男学生之一，60多年过去了，当时情景，记忆犹新，可见这样的报告会效果之好，影响之深。“九．一八”东三省沦陷，我亲见唐群英跺脚叹气，用拳头捶着桌子说：“为甚么不打?为甚么不打?大好河山，拱手让人，罪该万死!……”对于十年内战，她很不满，常常叹息“兄弟阋墙，蕃篱尽失，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应该一致对外了!……”“一．二八”淞沪战起，她对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报以称赞。那时她已闲居在家，身体衰弱，看报觉得头昏眼花，天天叫我们青年人给她读淞沪抗日的新闻。其间一度传说英国出面调停，唐群英说：“小日本鬼子很狡猾，诡计多端，和他没有甚么好谈的，只有打!”她一直是反对内战，主张坚决抗日的，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