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哲学素少研究，而《仁学》的体系博大，思想精深，实不敢妄置一词，但为了促进两岸学术交流，我仅在这里将大陆学术界对《仁学》的评价作一个介绍。

大陆对谭嗣同先生历来就非常尊崇，过去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搜罗比较完备。周振甫编的《谭嗣同文选注》，对所收《仁学》文字有详细注释，可惜久未重版。近年出版的有关著作也较多，仅就湖南来说，先后出版了徐义君的《谭嗣同思想研究》和邓潭洲的《谭嗣同评传》，内容比较扎实；另外，我想向各位介绍大陆权威著作及人民日报有关《仁学》的评述。

首先要介绍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此书有74卷之多，包括66个学科，共收77859个条目，全书一亿二千多万字，可说煌煌巨著，其中历史卷、哲学卷、中国文学卷都有谭嗣同的词条，而内容各有侧重，中国文学卷对《仁学》是这样写的：“他的仁学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致唐才常》)，热情宣扬民主与科学，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纲常名教和民族压迫，甚至赞许通过起义暗杀来推翻君主暴政。全书贯串救亡图存的宗旨，表达了激进的民主思想。其中，有的观点已经具有反清民主革命思想的倾向；不过尽管作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还存有模糊认识，对清政府也仍存幻想，在行动上未能超越维新派，但他的急进思想和为国家为改革英勇献身的精神，对后来的革命党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段话虽未能概括《仁学》的内容，但是对于谭嗣同的革命精神，却是热情歌颂的。

哲学卷则有“仁学”和“仁为万物之源”的两个专条，可见对《仁学》一书的重视。“仁学”一条分三段，第一段介绍作者写此书的时代背景及发表经过。第二段分别介绍《仁学》上下卷的内容，说是“仁学”的思想来源和组成十分混杂，“仁学”的哲学思想是矛盾的，它既承认物质性的“以太”为宇宙万物的基础，又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末段则指出：“仁学反封建的激进思想，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产生过积极影响。”

另一条“仁为万物之源”，指出这是谭嗣同提出的哲学命题，并指出这是吸收了宋儒“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又受了佛学的影响，与康有为“以仁宇为唯一宗旨”的思想也有关连。

以上几种介绍，一方面可见大陆学术界对《仁学》一书的重视，另方面又可见其对“仁学”的评价仍偏重在政治方面，而忽略了“仁学”的本质。“仁学”的本质是什么？我以为即是梁任公所说的“将以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至少就中国来说，这是一次最伟大的尝试。胡适说过，“尝试成仁自古元”，何况谭嗣同那个时代，中国接触的西方学术还甚少甚浅，而谭氏在《仁学》一书中已经能够把中西哲学、宗教和自然科学熔为一炉，提出“仁—通—平等”这个伟大的公式，并在下卷中根据庄子“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之语，提出“有天下无国”的大同思想，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次之要介绍的是：近年来大陆和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西文化汇通融合之必要。1994年《人民日报》有一篇关于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的述要，这个哲学会议是由北京大学和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办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内地和台港、新加坡、韩国、日本、泰国、美国、俄罗斯等的著名哲学家，围绕“中国传统哲学的未来展望”的主题，也就是针对学术界关于尊孔与反孔两极对立的流弊，各抒己见，切磋讨论，反观传统，畅谈未来。有些与会者提出：儒学作为一种伦理型的人学可以分疏为“仁学”和“礼学”两个层面，前者蕴含着较多的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精神，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后者则由于与宗法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联系较为紧密，因此，理应受到批判与冲击，历史上的儒家仁学经历了孔孟的“仁者爱人”的爱的哲学，朱熹的“仁则生矣”的生的哲学和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通的哲学三大阶段，特别是后者至今仍具有相当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有些代表不同意将儒家思想归结为只重道德而轻视经济与科技的伦理型文化， 并根据历史记载指出，从孔子到王船山历代儒家学者一直是把经济作为政治、道德和军事的基础来看待的；而且历代儒家学者中不乏科学家和数学家，李约瑟曾公正地说，朱熹的科学成就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同时，从孔子到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无一不是吸收了当时本土和外来文化各流派的有益成分才构成自己的体系的，这说明儒学不是封闭型的，它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突出表现了儒家作为管理哲学的本质。一些代表认为，传统儒家管理哲学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手段，以正己正人为途径，在当代东亚社会中，人们对儒家管理哲学进行了必要的选择、补充和阐发，使它在日本成为促进工业社会发展的“企管精神”，在新加坡成为拯救社会道德危机的“救世药方”；对当代中国来说，经过认真的分析、批判和改造的儒家管理哲学也完全有可能转化成现代化管理的宝贵财富。另一些代表亦认为东亚某些国家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源自儒家伦理的勤奋、节俭与诚信，这与韦伯所谓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确有相通之处。然而，他们也清醒地指出，东亚某些国家是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其儒家文化传统才得以转化为现代化的促进因素，而且其经济腾飞还有赖于优越的地理经济环境和正确的政府决策导向。有些代表尖锐地指出，新儒家如何从传统儒家的“内圣”开辟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 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另一些代表认为，对新儒学的基本态度应该是： 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该“述要”，最后还有一段说得很好：“他们在总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时提出，应当自觉运用周易经传中的‘通变之道’处理现代中国文化的安立与未来问题，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近现代中国哲学因应危机的文化模式历经了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中西互为体用等诸多类型，近来海内外又有人提出‘兼综的融合’与‘和合学’等主张；更有人首倡以‘主体’和‘资源’的关系取代过时的‘体用’关系，从而以主体的身份同时运用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资源，在融合的过程中进行创造；这个发展趋势表明，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在于以超越融通的精神，吸收中西古今各种优质文化成分，进行综合创新——这种观念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走过的发展道路，代表们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任何从西方引进的哲学思想要想在中国生根并占有一定地位，都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反之，任何中国哲学流派若想获得新生，也都必须吸收西方哲学思想并使自身现代化，如一味抱残守缺或完全照搬西方哲学的迂阔之论都注定没有前途。

值此世纪之交，某些敏感的观察家已在纷纷议论21世纪将是“华人的世纪”，代表们相信，在全世界的华人和中华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化的自我振兴和中西文化精华的互补交融必将相互推进、相得益彰，经过这番历史的熔铸，古老的中华文化终将焕发出新的生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觉得，这些学者所主张的，实际就是《仁学》中已经尝试的，也就是梁任公所指出的“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这项工程极为浩大，非一时一人一国所能完成，而需要世界各国的仁人志士共同来努力，因此，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应负有更重要的责任，而“中华仁学会”在中国两岸又起了先驱的作用，这是值得自豪的。

大陆在短短的开放政策之后，《人民日报》竟能写出如此大胆扎实的“述要”，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可喜之事，我在这里比较详细的把它摘述出来，以供诸位先生欣赏，是有特殊用意的。

基于以上所述，可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光芒万丈，任何压力只不过是暂时可能获得遏制的作用，但绝对无法扼杀它，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就会立即复苏，再光芒四射。目前海峡两岸不幸处于分裂的局面，但两岸人民都坚信在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万丈光芒的照耀下，很快就会统合在一起的，因为两岸的分裂，不同于往时德国的分裂，现今朝鲜的分裂，他们都是外力给造成的，我们不是这样。至于现时一些国家的内战、分裂，则是出自民族冲突或宗教冲突，这我们都没有。居住在台湾的同胞，大都是从大陆迁来的，台湾也是郑成功率领大陆沿海同胞开发和治理的，本是同根生，只是来的时间有先有后而已，这中间是没理由发生矛盾的；即使有，也一定会像我们往昔祖先曾有过若干次的大小分裂一样，也一定会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照耀下，分久必合。不同的意见也一定会在孔孟之道、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得到合理的解决，两岸同胞终究会手携手共同建设统一的中国，屹立于世界。在这里，我想到雪莱的诗：“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虽年事较高，自信定能看到这一天的来临。

受《仁学》的启发，现在我想谈谈湖南人民的性格。

每一乡土的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乡音，每一乡土的人民，都有它自己的民性，这是自然的，湖南自不例外。

年青时，我听过一首叫“湖南少年”的歌，歌词中有：“若道中国是希腊，湖南便是斯巴达，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若要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豪言壮语，与两千多年前楚南公所讲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出一辙。楚南公的话，得到了事实的印证。近百年来，还流传一句：“无湘不成军”的话，从曾、左、彭、胡一直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事实证明，莫不如此，这都充分地说明了湖湘人民的倔强性格，和外省人批评我们湖南人的“骡子精神”。

1995年8月15日是我国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也就是日本强寇宣布向我国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自鸦片战争起，百年来，受尽战败之辱，受尽帝国主义侵略之辱，尤其是日寇侵凌残暴之辱，我们以仁义之师，伐不仁之敌，直到这个日子，才一雪前耻，终于使骄横残暴、不可一世的日本强寇，俯首求降，不平等条约一笔勾销，租界收回，这实在是我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个伟大日子的取得，我三湘同胞尽了自己能尽的力量，献出了百万热血头颅，蒙受了最惨重的损失。有些大的战役，都是在湖南打的。长沙经过三次威震中外的湘北大会战；保卫常德、衡阳的战斗，由于是逐屋逐街之战，而使常德、衡阳成为一片废墟。长沙市之所以成为焦土，虽是由于张治中张惶失措使然，但市民因念及是毁于抗战，也没去追究此事。尤其是关系到保卫芷江飞机场、扭转战争局势的最后一次大战役，是在湖南西部地区打的。日寇向中国投降的洽降地是芷江，这真是湖南的光荣。可见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湖南人是不惜流血牺牲的。众所周知，谭嗣同先生在清代末年为了变法图强，当时处境极端危险，许多人劝他逃走，尤其许多日本朋友，都劝他到日本去避祸，可是他决心殉志，宁愿牺牲生命，以唤起国人的觉醒。他这种为国牺牲视死如归的气魄，就是湖南精神的典型，值得后世景仰与崇拜。尤其是他以心血结晶的仁学，更值得我们广为宣扬与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