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薛华立路的寓所里，57岁的杨度走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溘然长逝了。临终前，他极其郑重地向妹妹少姬口授了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接着，召来学生董建吾，托他将一笔钱捐给“中国互济会”，作为自己交纳的最后一次党费。交代这两件事后，他面带安详的微笑入睡，再也没有醒来。

　　一、书生意气

杨度，字晳子，号虎公，湖南省湘潭县姜畲乡石塘村人，1874年农历十二月八日诞生在一户种田兼当吹鼓手的农民家庭，是这家的长子。杨度6岁时，父亲杨懿生去世了，他被送到伯父杨瑞生家抚养。当杨瑞生以总兵镇守归德时，杨度兄妹随署读书，成了总兵的侄少爷。

杨度自幼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加之读书刻苦，20岁就中了举人，平坦的仕途展现在他眼前。然而，他所处的时代却不容任何有血性的中国人沉湎于书斋，苟安于宦海。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社会日益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沉沦，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杨度中举的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了，他出自爱国豪情，毅然放弃读书仕进，上书清廷请缨杀敌，但未获批准。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签字的警钟，震撼了他的心灵。他愤懑填膺，谋求救国图存之道。他回到了家乡，投师于著名学者王闿运门下治帝王之学，希望将来能辅佐圣主明君，既可拯救国家，又可一展爱国的抱负。他豪爽任气，才华横溢，“一言既出，四座生风”。当时他书生气十足，王闿运老师常疼爱地骂他“书痴自谓不痴。”胡汉民也说他“读书甚勤”。杨度则自谓“书生襟抱本无垠。”1903年春，湖南派出第二批留学生赴日，杨度在欢送会上即席演说，申述他的反帝救国主张，他谆谆告诫大家：“夫西人何爱中国而保全之？中国而听其保全也，则命悬于西人之手矣！”他勉励留学生努力学习科学，而“科学之中，以自然科学为要”，不发展自然科学，“则一切种种，皆留声机器耳”。他还指出，留学生如果不为国家、集体谋公益，则个人学问也无足贵。

1903年，他怀着忧心国事的强烈感情，抒写了气势磅磗的《湖南少年》歌。次年作《黄河歌》。前者对激励全国，尤其是湖南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起了积极作用。胡敬思《退庐奏稿》卷四奏折中说：“候补四品京堂杨度所作逆书甚多，业经传播，确实可据者如《湖南歌》。”后者于民国初年谱为歌曲，在学校中教唱，激起了一代青年的爱国豪情，至今一些老人犹能诵唱（如1983年何长工同志在湖南党史人物研究会上曾放声高唱《黄河歌》，可见影响之深）。杨度在青年时期鄙视邪恶，追求正义的言行，闪耀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异彩。

　　二、君宪之路

维新思潮的兴起，激发了杨度向西方学习的愿望，他广泛阅读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书，产生了民主政治思想，并成为梁启超的好友。但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刑场，使他又一次警醒，他开始意识到靠和平手段不能促使清政府改革现行制度，必须使大众觉醒才能救国。1902年，他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希望以此提高国民知识水平。当时杨度的思想十分活跃，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涉及各个领域。在军事方面，他号召“全国皆兵，人自为战”；文学方面，他提倡写近于口语的“小说文学”；政治方面，他指出：“阻碍国家进步者莫过如家庭制度”，要求“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他猛烈抨击清朝的专制制度，主张通过“骚动”来争取国家和社会进步。可是，在他同黄兴、陈天华等交往中，却认为革命党人所采取的暴力行动破坏性太大，会造成天下大乱，给列强以可乘之机。加之他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以来，在不长的时间后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感到中国可以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将君主制度变革为君主立宪，可在改革的道路上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孙中山到日本同他反复谈论革命的必要性时，他说：“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中国已疲弱，不堪服猛药，以召速亡。英、日都以君主立宪而强，满族虽不足有为，倘待有为者出，则事半而功倍矣。”因此，他虽然痛骂清王朝昏庸腐朽，顽固保守，却认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逼迫下，只要清王朝认真实行立宪，就可以实现自己“群雄此日争逐鹿，大地何年起卧龙”的抱负，因此不必推翻它。

1903年，杨度回国应试经济特科，被录取为第一等第二名，但因在试卷中大谈新学，遭到清廷通缉，再度出走日本，一住五年。他广交风云人物，东京阪田町的寓所经常高朋满座，孙中山、黄兴、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和熊希龄等立宪派人士都是座上客，因此被戏称为“留日学生俱乐部”。宋教仁、刘揆一、杨笃生、蔡锷等湖南同乡更是经常集会于此，因此又有“湖南会馆”之称。尽管政见不尽相同，但杨度激昂的爱国热情和才华横溢，赢得了广大中国留日学生的尊敬。1904年，他当选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旋被推举为出席国内护路运动的总代表，次年又当选为留日学生总干事长（即会长）。他创建了《中国新报》，自任总撰述员，还组织了政治调查会，自任会长。

此时，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已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信念也更加坚定，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明确地分离了，但对孙中山、黄兴的主张并不反对。1905年，他对孙中山说：“我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不妨碍各行其道，将来无论打通哪一条路线，对前途都是有利的。”

可是当孙中山力劝他加入同盟会时，他不肯参加，却将华兴会的领导人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1906年11月，孙中山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的演讲，成为同盟会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12月，杨度创办的《中国新报》上连续刊载他自己撰写的《金铁主义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从他在“政治革命”一节所列举立宪派与革命派主张、方法比较看来，该文也可以说是向革命派应战之作。他的金铁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能与列强角逐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其基本内容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他主张对外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他主张对内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自由人民。他认为富民是强国的基础，工商立国是富民的具体途径。杨度从当时国际斗争的角度观察问题，提出了救国之计，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政治热情。他认识到经济战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金铁主义是以此立论的。他言行一致，一面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一面热衷振兴实业，于1909年在长沙与同县梁焕奎创办了民族资本的华昌冶炼公司（后来杨度遭通缉时，他的股金为谭延闿等人吞没。公司在美国的经销人李国钦以不正当手段将中国的公司财产变为他私人财产，在美国创办了华昌贸易公司，发展成国际性的炼钨大财团。美国政府为奖励李对美国的贡献，将其姓氏刻在纽约港的自由神像基座上。由此可见华昌冶炼公司的规模）。

在如何处理满汉关系问题上，杨度认为：“满族实为中国领土上之人民，不过与汉族为同国异种之民耳。”因此，他主张“满汉平等，蒙回同化”。认为以清代明，“是以朝姓之迁移，而与国家之存亡毫无关系”。汉族百姓不能认为“亡国”。他不赞成“内除鞑虏”的主张，认为“如持民族主义（指‘大汉族主义’），则必五族互排，终至瓦解，外人乘之”。

他认为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现已由瓜分领土的政策变为保全领土的“机会均等”政策，不仅各国以此为图我之一重要政策，即吾国亦当以此为自存之一重要国是，以此维持现状，姑保其国，乘此之时，急谋自立。否则“国内分立，必召领土瓜分之果”，“故吾谓今日之中国国形不可变，国体不可变，唯政体可变”，“即将专制政体改为立宪政体是也”。他没有把满族统治者清王朝的权贵们与满族人民区分开。当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人民工具的时候，满洲贵族掌握的清朝政权，必然与全国人民为敌，欲使中国民富国强，非推翻满洲贵族掌握的清朝专制政权不可。杨度在观察满洲贵族掌握的清政权与全国人民包括满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时，陷入了极大错误之中，走到君主立宪的歧途上去了。

1907年，杨度回国了，由于他在1905年应熊希龄的约请，为清廷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代撰了“宪政考察报告”，受到张之洞、袁世凯的赞赏。1908年，他们两人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杨度被清廷以四品京堂擢用，参与立宪活动。不久，杨度参加起草所谓《钦定宪法大纲》，力主限制君主权力，受到参劾，被罢官。他依靠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的设想失败了。

　　三、帝制祸首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使杨度希望清朝实现君主立宪的想法成为泡影；而袁世凯的崛起，又使他看到新的海市蜃楼。早在杨度从日本回国之初，野心勃勃而又惯于网罗人才的袁世凯就拉他入幕，奉为上宾。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在杨度眼中成了能以铁腕把持局面，进而实现中国富强的理想人物。袁世凯对杨度也倍加赏识，亲笔赠杨度“旷代逸才”匾。杨度感到平生所学有了用武之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军阀弄权，民生凋敝的现象却愈演愈烈，使他对民国感到失望。他没有意识到中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也没有意识到狼烟四起、民不聊生的现状正是因为袁世凯等军阀倒行逆施所造成。相反，他认为这是没有君主统治下的强大中央集权所致，更担心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争夺统治权会导致国家分裂。他想通过恢复帝制来维持统一。这种见解，恰好被袁世凯称帝的私欲所利用。1915年8月，杨度发起“筹安会”，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拥戴袁世凯称帝。

然而，历史车轮岂容逆转，洪宪帝制仅维持83天就土崩瓦解了。新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明令通缉帝制祸首，其中头一名就是杨度。他只得逃往租界避祸。杨度拥袁称帝，尽管动机是为了统一，但毕竟充当了为帝制鸣锣开道的工具，加以惩处是可以的，不过将他当作头名祸首则不可。洪宪帝制时的活跃人物中，除杨度外，尚有杨士琦、梁士贻、段芝贵等。杨士琦是袁世凯的主要智囊，帝制的幕后策划者；梁士贻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伪造民意，直接拥戴袁世凯坐上龙庭，又发放内债、举借外债为帝制筹措资金，人称“梁财神”；段芝贵则是袁的干儿子，手握兵权；在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杨度比这三人，就瞠乎其后了。可是通缉令中却没有这些人的名字。原因很简单，他们有的有军权，有的有财权，新上台的军阀还得借重他们的实力，自然不敢为难他们，而一介书生的杨度，却自然地成为“祸首”蒙羞难白了。

　　四、走向光明

洪宪帝制的短命，使杨度开始认真思考君宪救国的道路是否可行。1917年，张勋复辟，顷刻间成了过街老鼠，陷于人人喊打的境地。这一事实，促使杨度的猛醒：君主的幽灵不允许再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了。于是，他通电反对复辟，要张勋和康有为“及早收束，速自取消”。此后，他对自己的半生经历和政治主张进行了深刻反思。《江亭词序》中写道：“予浪迹东西，飘零江海，中经特科之举，台谏之劾，名捕之讨，虽避地于日本，见国之益危，乃昌君宪论……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止矣。”下定了同君主立宪主张一刀两断的决心。但要使中国富强，到底要走什么道路呢？他在逃避通缉隐居津门时，曾借学佛以求索。

杨度是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志士，学佛的过程中，他没有沉浸于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的追求，而是全面总结了十多年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悟出了一些救国救民的真谛。他在《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中说：“余因半生经历多在政治，深叹今世社会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反身自问，亦无事而非我见。今欲救人，必先救己，其法唯有无我主义。”“欲求无我主义，盍于佛法中求之。”他参悟了“随缘人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遍医众疾”。他的自我改造进入了较高的境界，决心淡化个人得失，为国为民做有益的工作。他进而冷静地观察和分析了形势，得出“时代不同了，君宪救国论已经是废话，无我法门的成全大我论也是空话，现在是持革命救国论的时候了”（杨度与夏寿田的谈话）。他开始阅读各种进步的刊物，同胡鄂公等一些思想进步的人士交往，从中摸索正确的救国之道。

1922年，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陈炯明乘虚发动政变，直系军阀吴佩孚屯兵衡阳，准备配合陈炯明夹击孙中山。黎元洪也准备正式任命陈炯明为两广巡阅使或粤军总司令兼省长，如果成为事实，那就是陈炯明讨伐孙中山了。孙中山请杨度帮助他解脱困境。杨度利用曹锟不愿吴佩孚坐大的心理，通过同学夏寿田的关系，说服曹锟作出“不可援助以下犯上之小人”的决定，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黎元洪也因此不敢任命陈炯明了。孙中山感激地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然而当孙中山邀请杨度参加国民党，说：“以晳子的才气纵横，学识渊博，在我党党内当然要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却遭到杨度谢绝，杨度说：“我不要做北洋军阀的官，也不做国民党的官，让我以普遍平民的身份做些革命工作吧。”杨度为什么不愿加入国民党呢？一是因为以高官厚禄相许同他当时“无我”的思想境界相径庭；二是他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小挫折之后，不愿再轻率地接受一种政见，参加一个组织。他觉得三民主义还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那种救国救民的真理，国民党也不是自己强烈向往的那种政治组织。何处才是自己的政治归宿呢？他还要继续求索。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感触很深。日本明治维新后侵略中国，俄国革命胜利后废除不平等条约，对比之下，他开始考虑中国是不是应该走俄国人的道路。1922年，杨度在上海孙中山的家里结识了李大钊，经过长谈，李大钊重新认识了杨度，杨度也进一步了解到有关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经过帝制失败的教训和学佛的思考，又经历了五四运动，杨度终于在李大钊等的影响下，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1924年他在《系统进化哲学》序中说，由于贫富、贵贱之“不平等，而制为伦理、政治、法律、教育等等，以维持贵贱、贫富之不平等，而社会争食制度愈以确立”。他说阶级社会是“尚在兽道主义之时代，而未进入人道主义之时代。自今以往欲行人道主义，惟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即共产主义制度）。他认识到凡是“为人道之障碍者，当一切扫除之”。“庶几平等共食之社会，始能出现于世界，而人道主义之道德、政治、法律、教育亦必随之而生”。他特别指出“欲救今日中国，亦无逾于此义。”他深信这是“物理之必然”，“人事之当然”，又有“谁能阻我”。经过曲折的道路，杨度的思想产生了飞跃，终于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他写出了“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的诗句，豪情满怀地走上了光明之路。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并暗中反对北洋军阀。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串通帝国主义者要逮捕李大钊，杨度闻讯后即告诉了北平的中共党组织；李大钊被捕后，杨度利用他与北洋军阀过去的关系多方设法搭救，本来已有一些眉目了，可惜因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使李大钊等二十几位中共党员被张作霖绞杀了。杨度又为了抚恤烈士遗属筹措经费，卖掉了自己的房产，全部交给了党组织。李大钊等21人的死，使杨度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更看穿了，为了全力从事革命工作，他把母亲和妻子送到湖南和苏州，自己则根据党的意图迁居上海，以便更好地为党工作。同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并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以援助受难的革命同志及其家属。不久，经潘汉年同志介绍，他见到了周恩来。听了周恩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谈话后，他茅塞顿开，对比自己曾经接触过的各类政治主张，觉得这才真正是能使中国避免动乱和分裂，走向富强的道路，于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杨度数十年如一日，不断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近十年的思想准备，到此实现了认识过程中的飞跃，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此后，他忍辱负重，不怕牺牲，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他以“帝制余孽”和杜月笙秘书的身份作掩护，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出入龙潭虎穴，搜集情报，多次将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用火漆打印的大信封装好，要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他还同柳直荀一道策划过太湖起义。

　　五、盖棺论定

杨度是近代史上一位卓尔不群的政治人物。由于他前半生经历坎坷曲折，晚年埋头为党工作，不计个人毁誉，以致他生前和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般人心目中，被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客，恶事传千里，好事却晦而不彰。十年动乱期间，他的遗孀和子女被抄家批斗，罪名是“反动官僚的家属”，一些书籍称他是“臭名昭著”的“帝制余孽”。

其实，党的领导人是非常称许和关怀杨度的。1948年章士钊到西柏坡见毛泽东主席，毛对章士钊说：“杨度算不算大知识分子？”章说：“杨是‘旷代逸才’，当然是大知识分子。”毛泽东说：“你的好友杨度，就是共产党员。”1949年，杨度的女儿杨云慧从海外归国探亲，周恩来总理接见她时，兴奋地叫人拿来葡萄酒，热情洋溢地同她碰杯说：“向杨先生在天之灵致敬！”1976年周总理逝世前几个月，特地派秘书关照王冶秋，要他告诉《辞海》编辑部，在杨度“词目下要写上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可惜这些事实被封锁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阳光照到了九泉之下。王冶秋、夏衍等同志纷纷撰文，据实写出了杨度为党工作的事迹。他的功绩得以公开，心迹得以剖白，逐渐得到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评价。

毋庸讳言，杨度一生中犯过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但瑕不掩瑜，他的风范更是典型足式。首先，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杨度从反满到鼓吹君主立宪，到拥戴袁世凯称帝，到帮助孙中山，到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几个大的转折，但无论从哪个阶段，持何种政见，他思想上始终贯穿着一条为了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主线，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也是他后来之所以能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前提条件。其次，他具有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的高尚精神。他1928年入党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却不顾杀头、灭族的危险，毅然加入。他利用和杜月笙的关系做地下工作，奔走于大流氓门下，连女儿都很不齿，但他为了党的事业，从来没有向家人和其他人暴露过真正身份。他没有固定收入，有时不得不靠卖书画维持用度，但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毫不吝惜地解囊输将，甚至“毁家纾难”。其三，他追寻真理孜孜不倦，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由于历史的局限，杨度式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发现真理，掌握真理的。可贵的是，他一生都执著地追求，不达彼岸，决不罢休。其四，他襟怀坦荡，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杨度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深知老师的儒家观点，但他总是当面大谈新学，不惜同老师造成分歧。当日本宏文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攻击中国国内民主革命时，他是学生，不顾同学劝阻，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进行辩论。即使在拥戴袁世凯当皇帝时，他也一定要在写给袁看的《君宪救国论》上指出“实行君主必须真立宪，万勿再蹈清末假立宪之覆辙。对宪政必须诚实，不可欺民。”

杨度等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参加革命，不只是挣脱了身上的锁链，同时也丧失了比较温饱甚至舒适的生活（杨度在华昌炼锑公司就是拥有21万银元的大股东）。如果他们不是胸怀爱国主义，向往某种理想，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就不可能做到不辞艰险，置生死于度外。从大的方面讲；是为了爱国爱民，从小的方面讲，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最终成为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