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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会见洪秀全的传说探疑
作者:左景伊
【摘要】传说当太平军起事不久,他曾去谒见洪秀全,拟投奔太平军,因意见不合,乘间逃走。这虽然是一则未经证实的传说,但史书中屡见记载,如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说:“据传说,左宗棠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立教,不能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先曾祖父左文襄公宗棠于清光绪初年,率兵西征,摧毁了由中亚入侵的英、俄帝国主义走狗阿古柏政权,收复了沦陷13年的新疆,为祖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宗棠公年轻时是一名乡村教师,49岁才出任清军将领,参加曾国藩、胡林翼领导的湘军,和太平军作战。传说当太平军起事不久,他曾去谒见洪秀全,拟投奔太平军,因意见不合,乘间逃走。这虽然是一则未经证实的传说,但史书中屡见记载,如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说:“据传说,左宗棠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立教,不能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第427页)

在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中也有类似记载:“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第121页)

此外如萧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昀《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日人稻叶君山源《清朝全史》等都有类似的记载。在清末民初的笔记、小说中,更是绘声绘色。例如《洪秀全演义》(黄小配著)中有如下二段:

“胡林翼来请左宗棠出山……宗棠道:‘洪氏以复国为名,其言甚正,吾辈拒之,实为不顺……待观洪氏法度如何,如其大势可成,吾必听之。’”

“当秀全初下武昌时,湖南举人左宗棠尚未出仕,曾上书于秀全,力称秀全武装有余,文事不足;且称秀全不宜信仰外教,宜尊崇孔子,秀全看罢,觉左宗棠此言有理,但由广西以来,相随者数百万人,皆皈依自己所说宗教,今一旦舍此,将来人心不可知……左宗棠知秀全起事以宗教引导人心,猝难改变,断难从自己之言。故秀全欲爵以大官,左宗棠已离武昌而去,遂就骆秉章所聘,继乃出仕为满人督兵。自秀全失一左宗棠,此后乃反增一劲敌矣。”

不论是史书或小说记载,都有一些共同之处:宗棠和秀全会见的时间是在太平军起事早期;地点有两种说法,长沙或武昌。至于谈话内容,都作了虽然简短但突出的介绍,而且惊人地相似。宗棠想助太平军成功,他认为秀全信仰并提倡天主耶稣外教,排斥广受人民崇仰的儒、释,是不得人心的,是政策上的大失误。他的建议得不到秀全的采纳,因此失望而离去。

这些纷繁的传说,从内容看,似乎出自一个来源,也许是真实的,但却缺乏佐证。在资料丰富翔实的《左文襄公年谱》以及《左文襄公全集》、《家书》、《书集》之中,同时人胡林翼、曾国藩等的全集之中,都没有任何有关记载。当然,即使真有其事,由于明显的理由,在当时出版的文字中也决不会留下这一类痕迹的。也许这项传说是虚构,但即使是虚构,却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广大人民对太平军起义寄予同情,对秀全的一些政策却很不满,认为这些政策会导致失败。因则希望宗棠出来协助秀全,收拾局面,完成统一大业。人民选择宗棠,而不是国藩、林翼、鸿章,或其他人,也是有原因的。显然是考察了宗棠公一生的思想、行为,特别是他在太平军起义及参加清军前后的表现,因而相信很可能有这么一回事。

首先,从思想基础来看,宗棠公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纵观他的一生,年轻时就写下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著名对联,隐然以天下为己任。中英鸦片战争时,他不满30岁,写信给老师贺熙龄“论战守机宜”,并写了几篇抗敌、治国策略,还要求严惩“主和玩寇”的官员。他给贺熙龄的信说“仕风日下,思之令人心悸”,“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可知他对腐败的清政府是深恶痛绝的。太平军起事时是一股爱国力量,目的在推翻清朝统治。宗棠公和太平军的爱国思想是一致的。他有投太平军的想法和行动也是可能的。他决然不会立即站在腐朽的清政府一边。

从历史事实看,确也如此。太平军起事后,宗棠公徘徊观望约九年之久。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他率领家人逃到“群峰错亘、山谷深邃”的白水洞中避乱。湖南巡抚张亮基几次派人来山中相请,他都予以谢绝。后因友人和兄长的多番相劝,才出参湘幕,自称是不得已,仅仅是为了“保卫桑梓”,却不提保卫清朝廷。在长沙只有四个月,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强迫他同去武昌。又几个月之后,张移抚山东,他就趁此辞归,在湘阴乡下住了半年。湖南巡抚骆秉章知道他回湘,立即几次派人来邀请,曾国藩也来邀他,他都谢绝了,并称“年来心血耗竭,不欲复参戎幕,已托词谢之。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与周汝充书》)直到次年三月太年军再次进逼长沙,骆又再三相请,他才“不得已勉为一行”。此后留在骆幕五年,因樊燮勾结官文陷害,他辞了骆幕,以进京会试为借口,准备“退隐深山”,但胡林翼等劝阻了他,从此加入清军行列。

宗棠公这一段异乎寻常的表现,使史学家感到惊讶。那时清统治已二百年,正统思想深入人心。造反和同情造反是要杀头灭族的。太平军造反,他却一再谢绝官方的邀请,就是在“不得已勉为一行”之后,也还三心二意,一再申明准备随时“更名隐姓”,“遁迹荒山”。在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之间,他明明采取中立、回避的态度,这和他一贯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截然不同。他的许多友人如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江忠源等都迅速站在清军一边。对他这种“乖逆”的态度,不仅亲友多次相劝,连清帝也起了疑心。咸丰帝有一次在养心殿就问郭嵩焘“左宗棠不肯出,系何缘故?”并谕知郭转告宗棠“当出为我办事”!宗棠公屡次以进京会试为借口,以摆脱各方邀请,这点连咸丰也不相信。他说:“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一些史学家也注意到这段时期宗棠公的异常表现,如杨东梁说:左拒绝张骆礼聘,是“想再观察一下形势”,是在“反复思量,静观时局发展”(《左宗棠评传》第35页,第39页)。既然是在观察形势,那么遇有适当的机会,他去会见洪秀全就是十分可能的了。这显然是许多人相信左、洪相会的历史根据。

由此可见,这段传说不论是真是假,却说明了许多问题。它既表达了人们对宗棠公的期许和评价,也涉及对太平军政策的批评,何以严肃的史家竞相传播这则似无根据的传说?有些史家说这项传说“比较可信”,他有什么根据呢?如果说史学家是根据小说家言,空穴来风,那似乎不可能。

我们不妨查考一下,首先看看,宗棠公在九年观望期间,有没有与洪秀全相会的合适机会?根据前引传说,左、洪相会的地点有二:一是长沙城外,一是武昌。太平军围长沙是在咸丰二年七八月间(阴历,下同),张亮基奉命接替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到达常德后,即派人去湘阴请宗棠。八月十九日,张、左两人同抵长沙城下,廿四日,二人“由北门登梯入城”。宗棠在众多亲友敦劝之下,应张之约来“保卫桑梓”,在炮火弥漫的长沙城外,说他还会去找秀全谈话,于情于理于势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太平军于十月十九日由长沙撤围北上,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这时宗棠正在湘抚幕中。十二月廿一日,他还和曾国藩在长沙相会。太平军于次年正月初二日放弃武昌。张亮基已署湖广总督。正月十二日,宗棠公随张离长去武,廿二日到达。所以说宗棠在秀全初入武昌时上书会见,也是无稽之谈。

也许长沙和武昌是误传,有没有其他合适的相会时间和地点呢?从1852年9月左入张幕,到次年9月离开以及从1854年3月加入骆幕,到1859年12月离开,这其间他在武昌和长沙尽心匡佐张、骆对付太平军。洪秀全先率军由湘入鄂,后来定居在南京。左洪相会是没有可能的。1860年后宗棠公出任清军将领,更不会与洪相会了。惟有一段时间:1853年9月宗棠公离武昌回到湘阴,直到次年3月去长沙骆幕,这半年期间,他谢绝了“骆中丞及方伯、廉访诸公书币见招”,并宣称从此要“匿迹销声,转徙荒谷”。这段时间究竟他干了些什么,在《年谱》和《书牍》中均是一段空白。如果在这段时间,他要去某个地方见见秀全或其他太平军首领,倒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段时间的《年谱》中虽没有宗棠公和秀全会见的记载,但是有一段文字,却非常令人生疑。原文如下:

“咸丰四年……二月,陷岳州,进陷湘阴。公居白水洞。寇扬言将入山索公。”又引这年的《书牍》、《与夏憩亭观察书》云:“弟居距县城五十余里,当贼踞县城之时,游氛四出,谣言叠起。从城中脱出者,言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

这段文字很明白,“索”就是“寻找”、“搜索”的意思,太平军打到湘阴,要入深山寻找宗棠公。可以有好、坏两层意思,从坏处说,是务必捉拿归案;从好处说,要请这样一位人才出山,参加太平军。宗棠公自己所说将“得吾而甘心”,也可以有两种意思。其实,恐怕《年谱》作者罗正钧和宗棠公本人都还摸不清太平军的本意,《年谱》作者用“索”字,本身就含有深意。这段文字很突兀,也很令人惊讶。

也许有人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宗棠公是太平军的死敌,仅次于曾国藩。太平军派兵来捉拿他,是合情合理的行为。然而还不是时候。这时太平军初起事,宗棠公任清军将领是六年后的事,他成为名幕府,深受骆秉章信任,也只是在入骆幕一年以后,这时他刚离张幕,隐居山中。他虽然颇受一些亲友器重,但在社会上名声还不大。他协助守长沙有一定的功劳,太平军虽在长沙受阻,但撤围北上后取得不断胜利。太平军素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守住长沙也不是宗棠公一人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在当时宗棠公不可能是太平军的主要敌人,不至于派重兵进深山去追捉一个不起眼的幕客。那时太平军在天京定都不久,军事上节节胜利,正值全盛时期,不会注意这样一个小人物的。

姑且假定太平军有捉拿宗棠公的理由,但所选择的时机也令人产生一连串的疑问,宗棠公当时已隐居深山将近半年,太平军怎能得知他的行踪呢?假定他们有一个完善的情报网,这个情报应该主要针对战场上的对手。如果针对宗棠公,应该是在长沙和武昌时出谋划策的他,而不应是退职隐居时的他。如果太平军的情报网完善,一直注意宗棠公的动向,他们自然会了解他在前一年9月离武昌回家的事,归途中悠闲自在,还在同事王柏心的家中度过了几天。如果那时太平军对他恨之入骨,必得而甘心,只须当时派一小队人马潜入湘鄂边界,要为难他是很容易的。当时不动手,为何却在半年之后再派兵寻拿呢?

而且,宗棠公此时是退隐在家,他回乡后一再谢绝各方邀请,并且声言从此匿迹销声,躲入荒谷,不再与尘世相接。这就是明白表示,今后不再与太平军为敌了。太平军是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为何竟派重兵去捉拿一个藏在深山不与他们为敌的人呢?如果是好意去请他,事先也必应有联系。从史实上看,宗棠公得知太平军寻找他后,立即逃出山中,而且加入湘幕,说明此时宗棠公并不愿为太平军所用。

宗棠公是思想缜密、深思熟虑的人,他在张幕一年中的作为,自己当然很清楚,如他认为他的作为已引起太平军极大仇恨,必欲得之而甘心,他决不会回乡作“隐居”打算,一路上也不会那样悠游自在。胡林翼早就劝过他“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家庄、梓木洞其独免乎?”他应该回乡后立即接受骆秉章之聘,而不至于在半年后太平军来捉他时,才去应聘。如果他认为他的作为不至于使太平军把他当作主要敌人,可以回乡“隐居”,但是太平军确实来找他了,这又如何解释?惟一的可能解释,是他在回乡之后这段时间内又做了冒犯太平军的事。但是史籍没有记载。

太平军是哪支部队来捉他呢?这支部队和他有刻骨仇恨吗?历史上未见有这类记载,难道是天京的领袖们指名提他吗?这也很难理解。

宗棠公在这段时间前后表现的矛盾,也令人不免生疑,他离武昌时明白表示,今后回乡隐居,不再与闻时事。半年后突然就秉章之聘,此后五年一直尽心竭力协助骆秉章治理湖南。为什么他在半年前要申明隐居呢?为什么半年后又改变初衷呢?显然这半年间思想有一个突变,突变的原因是什么?

在《年谱》中那一段短短的文字,骤看之下容易忽略,如果仔细思索,就会发现很多疑点,似乎在这期间曾发生一件宗棠公与太平军有纠葛的事,促使太平军来寻找他,也促使他的思想突变。如果将史书和小说中传说宗棠公会见秀全的故事安插在这一段时间内,那么上述一连串疑问都能得到妥善的解答。下面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

太平军起事后,宗棠公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和希望。他早就不满意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满人统治者对汉族的歧视压迫,企待有一个更好的政权来替代它。对于太平军,他也愿助一臂之力。所以在太平军起事早期,他决然保持中立态度,屡次谢绝官方邀请,以观察时局的发展和太平军的动向、得失。他在亲友强劝之下,短期加入湖南巡抚幕府,特别申明仅仅是为了“保卫桑梓”,同时也是为了锻炼自己处理军事和政治的才能。他在张幕一年,结识了不少官员,他和曾国藩“一见如故”,和胡林翼早有深交,对天下事也有默契。官方情况他已了解在胸,而且自信还有左右的力量,对于太平军他还很不了解。当时太平军已定都天京,并进行北伐和西征,正是一股欣欣向荣的力量。那时还未暴露出内讧和腐化现象,宗棠公一定已知道他们的一些弱点,但需要亲自去看看。可能的话,帮助新政权克服缺点,统一中原,励精图治,击退列强侵略,他认为这时正是合适的时机,因此,可能在咸丰三四年冬春之际,他秘密到了太平军辖区,会见了洪秀全或其他重要人物。然而太平军是利用宗教起事,定都天京后,不热心统一中国的大业,却偏安一隅,养尊处优,滥封王爵,大造宫殿,广蓄后妃,逐渐丧失了当初的革命锐气;在用人方面,也局囿于由广西跟随来的一帮人,不能广纳人才。特别是洪杨推行宗教迷信统治,宗棠公却一贯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学”。左洪会谈必然格格不入,如传说所载,宗棠发现“断难从自己之言”,太平军也断难成事,失望之余,于是乘间逃回家乡。

似乎《年谱》中缺少了上面一段史实。如有这段记载,所有的疑点都将消失。

原来宗棠公事先宣称将“匿迹销声”,是为今后行动作掩饰避免干扰。正如王柏心这时给他的诗说:“武库森然郁在心,归来云壑暂从容。”待时而动,并非真正打算隐居。

左、洪会谈内容,正如传说所云。稻叶君山源说:“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与左宗棠之性格”相符。

在时间上,也符合黄小配所记“遂就骆秉章所聘”,即会见是在就骆幕之前。

太平军虽然不能重用投奔他们的才智之士,但也不会容许背弃他们逃走,在和宗棠公会谈之后,他们知道了他的底细,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他,也决不能让他为敌人利用。因此,在发现他逃走之后,命令西征部队经过他的家乡时把他找回来,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态发展。否则,说不通为什么正好在这时太平军要去深山中寻找他。

宗棠公于是思想和态度有了突变。对太平军的失望使他进入骆幕。二年以后,他对太平军悲观的预测一一见诸现实。1856年天京发生了大火拼、大屠杀,天国形势日蹙,洪秀全日益沉溺于荒诞无稽的迷信深渊中。天京变乱后三年,宗棠公被胡林翼拉入曾胡为首的联盟集团,与太平军一决雌雄。又隔五年,太平军政权覆灭了。一些有心人读史至此,不禁感叹:如果左、洪相会是事实,洪能重用左,当是另外一番形势了。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个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左、洪相会的故事流传很广,至今仍有许多人对它感兴趣,但它只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根据《年谱》上一则可疑的记载,本文进行了分析探究,获得了一些新线索,但由于仍然缺乏确切的证明,它仍然还是一个谜。然而,有一段历史事实却是确实存在的:太平军西征部队在咸丰四年初,即天国成立不久,曾到湘阴去寻找隐居深山中的宗棠公,这是为什么?这确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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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湘文史丛谈》第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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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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