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民主人士方鼎英有不平凡的军政生涯，黄埔军校的和平清党，参与湖南和平起义是他一生得意之作。笔者曾为他做秘书工作多年，往事历历，仿如昨日，爰述所见所闻，以飨读者。

　　少怀壮志 投笔从戎

方鼎英，别号伯雄，1888年生于湖南新化县一个穷秀才家，自幼聪颖好学，4岁发蒙读书，五岁读家塾，后入长沙明德中学，在校看到陈天华著《猛回头》小册子，文中痛言清政府腐败无能，祸国殃民，亡国迫在眉睫，乃决心从军，挽救国家危亡，毅然投考湖北武备学堂，被录取，得讯时，离面试时间仅两昼夜，方徒步连夜兼程，疾走500里，至复试地点应试，以年龄未满18岁，身高不够一杆枪高，最终未被录取。乃入实业学堂。

1902年，方年15岁，被湖南巡抚赵尔巽选送日本留学，与时任《民报》编辑的陈天华同住在一起，由陈介绍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

1904年，陈天华见日本《朝日新闻》社论：“清国留学生良莠不齐，应请清政府加以取缔”。愤怒已极，两昼夜写绝命书数万字，以警告我国留日学生，蹈东海而死。方鼎英受到了启发和教育，遂入宏文学院。陈天华之死，激起“取缔”风潮，我国留日学生欲全体归国。经日本政府调停，开放学陆军名额，各省督抚亦可协商保送。方改学陆军，入振武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习炮兵。1910年，参加同盟会“求知社”，入社的有蔡锷、宋教仁等。翌年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投入汉阳之役。1917年，再度赴日。在东京陆军炮工学校和东京帝大留学四年。1921年湖南督军赵恒惕（求知社社员）等联名电邀回国，任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军长等职。他体格魁梧，爱骑一匹白马，人称“白马将军”。

黄埔军校和平“清党”

1924年，方鼎英参加北伐，任特遣军总指挥。翌年春，在汉口家中养病。谭延闿多次电邀去广州。到广州后，与谭见面时，谭告知：“蒋介石要你去帮办黄埔教育，多次电催，想必是另有妥当安置。”两人正谈话间，蒋介石进来，见到方鼎英，高兴地对方说：“你来了！组庵（谭延闿的字〉先生想已详细告知你了吧！我想明天就派茂如（王柏龄别名）接你去黄埔好吗？”第二天，王柏龄来了。1925年冬，在广东召开统一军事教育会议，方以湘军整理处副监名义参加了这个会议。蒋介石以陆军总监身份主持会议。会议结束时，蒋命邵力子将黄埔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的任命状给方，言明归校长直接领导。

1926年，蒋介石要方代教育长并以学校全权交给方鼎英代行。方不肯接受校长职权，要求回部队，参加北伐。蒋介石对方说：“本党命脉在黄埔，我以党的命脉交给你，责任何等重大，只要把学校办好，将来还怕没兵带吗？”方答复说：“那末，我对学员就不能带有色眼镜看人，无论他是国民党或共产党，都一视同仁，凡是好的都要嘉奖，凡是不好的，都要惩罚，必须这样，才是公道，你同意吗？”蒋答复说：“当然同意。”于是方鼎英走马上任了。

正当方鼎英开诚布公，全心办学的时候，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腥风吹向了广州，反动派闪出了“清党”的屠刀。方鼎英心想，黄埔军校要被摧残，许多革命青年要遭劫难了。自己对建校所费的心血就要付诸东流了，他痛心疾首，冥思苦想，决心利用自己的身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方鼎英提出：这次“清党”有三点要求：（一）自“清党”之日起，给我三天时间；（二）给我一点经费；（三）在我要求的时间内，请在黄埔学校范围三里以内不派一条兵舰、一个士兵来。在“清党”三天之内，不论何人，都可支三个月薪金，自由离校。如有困难，可支五个月的薪，不过要经过我的批准，将来报销时不要为难。此乃不清自清之法。政治部主任熊雄，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他的主张，认为国民革命乃共产革命的必经之路，他在学校是一有功人员，我要他出国，他的需要不在三五个月支薪之列，要以出国川资及在外能生活一年为度，这样来决定付给他的数目。按方的意见，学校特别党部组织清党委员会负责清理。熊雄在方的劝慰下，同意离校。一天晚上，方鼎英用平日蒋介石乘坐的小汽艇将熊送出黄埔湾。他万万没有想到，反革命大屠杀的厄运竟降到熊雄的头上，他被枪杀在黄花岗。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到方鼎英耳朵里时，他不禁责问苍天：“难道真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吗？老天，你也太不公平了。”不久，方鼎英即离开黄埔军校。

　　襄助湖南和平起义迎接解放

1930年，方鼎英在上海组织“革命同志社”，主办《怒潮》月刊，反对内战，宣扬内战是自杀政策。翌年，“革命同志社”改为“抗日会”，方与李济深三次晤谈，促李济深领导会务。后来为了预防蒋介石的破坏，李返香港家居，将“抗日会”转移到香港活动。

1933年至1936年四年间，方鼎英大都在香港活动，间或到上海，都秘而不宜。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在香港酝酿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均到港协商，李济深、方鼎英等亦参与其事。酝酿成熟后，公推李济深为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方鼎英被推专返湘西，组织和推动湖南的抗日运动。

1933年，抗日会改组为抗日大同盟，在国内进行了广泛联系，推动了冯玉样、马占山等的积极抗日。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日时，抗日大同盟才公开到上海、南京等地活动。

1938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由南京先后迁到武汉、重庆，李济深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蒋介石自兼），李派方鼎英为第九战区党政分会副主任。方看到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真面目，非常气愤，只在分会成立时参加过一次会议。年近花甲时，常在新化家乡生活，兼营一小农场，以防蒋介石怀疑他有政治活动。

1948年夏，方鼎英派梁觉到香港与李济深联系。这时，李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要方在湖南搞地下活动；上海中共地下工作同志吴成方来长沙，要方与唐生智合作搞迎解工作。方鼎英积极参加反内战与和平自救，衷心赞助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与马子谷、邹务三等商议，马子谷曾被方鼎英营救过，邹务三则为方的旧部，且系当时新化县警察局局长，段楚贤（锑矿大王，人称银菩萨）赖其保镖。邹向方建议：“迎解必须经费，段楚贤是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要他帮助，当即邀其代理人刘铏参加商谈，刘与段商议后，段可以帮助800吨锑作迎解经费，方鼎英即计划布置分别行动，解决了经费困窘的问题，即策动驻新化国民党军和新化警察局、自卫队、乡公所起义，印发《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和《告黄埔同学书》，劝其起义投诚、迎接解放。

　　欢度幸福晚年　为祖国统一献力

解放以后，方鼎英先后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司法厅厅长、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副主委等职。周恩来总理曾称赞方鼎英是有正义感的人，为人民做了好事。

党和政府对方鼎英关怀备至，安排住在长沙市麻园岭一栋比较安静的平房里。方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积极参与对台活动，他家的客厅比较大，有次邀集黄埔旧友在家座谈，寄希望台湾亲友，特别是黄埔同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身说法，劝告台湾亲友故旧为实现祖国统一作贡献。

晚年，方鼎英常以诗词遣怀，每有新作，都抄送一份给我。1962年中秋，他以《中秋有感》为题，写了一首律诗：

待月麻园岭上圆，月明如镜浴青天。

短垣照耀疑霜雪，华屋凌空映素烟。

成片厂房云样现，如梭输送电波传。

清光普照盈无缺，彩屋群欣大有年。

诗中表达了对新中国的热爱和举家团聚的欢乐情怀。

方鼎英同志1967年6月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89岁。骨灰原安放在长沙市革命公墓。1982年，方的儿子从日本回国探亲时，按父亲的遗嘱，把他的骨灰送回新化故乡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