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实事求是的总体要求，我认为，要正确评价左宗棠，从具体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有三点是必须明确和坚持的：首先，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并在一定历史时代中发挥作用。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价左宗棠，必须紧密结合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考察他对当时社会各项重大事件的态度和作为，具体地如实地分析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必须坚持全面分析的原则。社会历史条件是复杂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也是复杂的：既有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又有各个方面的不同表现。评价左宗棠，不能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个阶段、一个方面，而置其他阶段、方面于不顾。必须全面分析，多方考察，才不致失之偏颇。第三，必须坚持看主流、看发展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社会诸种矛盾中，必有一种为主要矛盾，社会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由于主要矛盾的发展，各个历史阶段常表现出一定的发展趋向和社会潮流。一个人的一生也有其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的方面，并表现出基本的发展趋势。评价左宗棠，不仅要全面分析其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的表现，尤其要找出其中的主流方面和发展趋势，考察他在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中的表现和作用，看他是否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下面，就根据这些原则，对左宗棠的一生作些综合的考察，以便作出较为实事求是的全面公允的评价。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或过渡的风雷激荡的时代。在他生活的70余年中，国家发生发展着六个主要方面的重大社会变迁，即：一、封建经济的危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末世。在经济方面，主要标志有两条：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逐步破坏着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二是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二、清王朝的衰败。处于封建末世的清王朝，在经历了著名的“康乾盛世”之后，迅速走向衰落，经济凋敝，流民问题日益严重，吏治腐败，仕风日下。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继1796—1804年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之后，又发生了1813年河南、直隶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起义人员曾一度潜入北京，对清皇宫发起武装袭击，全国震动。在左宗棠的家乡湖南，以天地会为代表，反清斗争更是日趋频繁：1832年江华等地瑶民赵金龙起义，1836年新宁等地蓝正樽起义，1844年耒阳大鹏起义，1847年新宁瑶民雷再浩起义，1849年新宁李元发起义。随后便是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人民起义特别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四、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初，资本主义列强的工业品受到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清王朝闭关政策的顽强抗拒，于是它们便无耻地向中国输入另一种特殊商品——鸦片烟毒，严重地危及清王朝的两大支柱——军队和财源；当清王朝决心禁烟时，它们便公然诉诸武力，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终左宗棠逝世之年，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向中国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同时，沙俄逐步蚕食和强占我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英、俄支持的西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匪帮又侵入我国新疆。国家四境告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五、社会思潮的转向。原先长期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宋学和汉学已日趋空虚和烦琐，严重脱离实际，无补时弊。不少士子力图在学术上寻找新的出路，因而高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他们猛烈抨击宋学的空虚和汉学的烦琐，深刻揭露封建末世的黑暗和清王朝的腐败，热切提倡政治与经济改革，积极从事边疆史地和世界史地研究，坚决主张抵抗外来侵略，同时开始呼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股劲势的“经世致用”思潮，成为其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化演进的一个思想中介。六、洋务运动的兴起。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刺激下，在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下，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某些分化：一部分人继续抱残守缺，抗拒任何改革，成为顽固派；另一部分人则适应时局的变化，主张举办“洋务”，学习西方国家某些长处以求“自救”，史称“洋务派”。在“洋务派”官僚的影响、推动或主持下，开展了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开初主要是以“自强”为标榜的练兵制器活动，创办了许多军事企业；继后则在“求富”的旗号下，重点转向兴办民用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洋务运动”的主旨虽在挽救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但在客观上却启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面对当时时代和社会的这些重大变迁或重大历史事件，左宗棠的态度怎样？他是如何作为的？结果又如何？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切实把握的。通过对左宗棠的生平和思想的全面了解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相应的图景：首先，左宗棠在经济思想上，重农而不轻商，他主张“护商”、“利商”，保护和发展商品经济，特别是他在晚年，主张商办厂矿企业，扶持私人资本，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左宗棠对清王朝政治的腐败不满，任职期间，所至之处，大力整饬军政、吏治，反腐倡廉，除弊兴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第三，左宗棠中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西捻军，随后又统兵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在这方面，他有着历史的负面作用。但是他镇压人民起义，经历了一个由帮凶到祸首，官职和影响由小到大的过程，其地位和作用同曾国藩有所区别；同时，他虽然镇压人民起义是坚决的，而善后抚辑工作又是卓有成效的，在赈济抚恤、敦教劝学、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第四，左宗棠一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毕生致力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早年就关注国事，在鸦片战争期间为反侵略战争筹谋；继后挥戈西征，经武东南，塞防、海防并重，始终与侵略者相周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特别是他督师西征讨伐英俄支持的浩罕入侵者阿古柏匪帮，并以武力支持对俄伊犁谈判，收复新疆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失地，为国家民族立下了千秋不朽的功业。第五，左宗棠早年深受贺长龄兄弟、陶澍、林则徐、魏源等的思想影响，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崇奉者。他饱读“有用之书”，特别在舆地学、兵学、农学以及洋务之学等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为他往后外抗侵略、内事建设作了学识上的准备。第六，左宗棠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者之一，建树颇多，影响深远。他在洋务运动中独树一帜，主要着眼于“策富强之效”，抵抗外来侵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主张“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总之，左宗棠在上述六个方面中，镇压农民起义，扮演了历史的反面角色；但是在发展经济、整饬吏治、抵抗侵略、端正学风、举办洋务等多方面，则都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并卓有贡献。他显然不同于当时一般顽固守旧的官僚，确实比他的前辈们提供了新的东西。他不失为当时统治集团中较有远见的人物，是地主阶级中颇有作为的爱国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过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

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时间较长。他一生度过了73年。如果自1852年（咸丰二年）进入湖南巡抚幕府算起，他的政治生涯也有33年。他确是由镇压人民起义起家的。从1852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到1873年统兵平定陕甘回民起义止，他镇压人民起义共经历了21年，占了他全部政治活动时间的将近2/3，罪过不能不说是严重的。这正是不少论者否定左宗棠的主要原因和主要依据。但是，左宗棠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在镇压人民起义。大体说来，左宗棠一生的活动，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镇压人民起义；二、反抗侵略、收复新疆；三、举办洋务；四、表现于除弊兴利、整饬吏治、处理善后、新疆建省、台湾改制等的政治社会改革。左宗棠镇压人民起义的时间虽长，但反抗侵略更是贯彻了他生平事业的始终。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尚无一官半职，不过是一个僻处山乡的私塾教师，就已经在为抗英战争筹谋了。即使在镇压人民起义期间，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天津教案交涉时，他也是坚持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尔后，他督师西征，讨伐入侵的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失地，功勋卓著。晚年南下抗法，反对妥协议和，临终仍以未能对侵略者“大伸挞伐，张我国威”为憾。左宗棠举办洋务和进行各项政治社会改革，贯穿于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而又远远延伸于镇压人民起义之后。在临终《遗折》中，他还关心“海军”及“铁路、矿务、船炮各政”，以“策富强之效”。尤希望最高统治者努力学习，勤理政事；“日近正人，广纳谠论”；整理财政，以“充军食”、“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他所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总局等军事、民用企业，有益于国计民生，有益于国家经济、军事、社会的近代化。他大力筹划新疆建省，又促成台湾建省，加强“塞防”、“海防”建设等，对于加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也有着重大意义。因而，全面来看，左宗棠镇压人民起义，罪过是严重的；他反抗侵略、收复新疆、举办洋务、推动国家经济近代化、进行政治社会改革、促成新疆和台湾建省等，贡献尤其是巨大的。可以说，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功、过两方面都很突出，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代替或掩盖另一方面。不能因为他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西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就将他说成“反动派”、“汉奸”、“刽子手”或“屠夫”，与曾国藩、李鸿章为“一丘之貉”，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因为他反抗侵略、收复新疆和举办洋务、推进政治社会改革等，而笼统地誉之为“民族英雄”、“改革者”，只谈其爱国、进步作用，绝对化地一味颂扬。任何只抓住一面而给予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左宗棠的历史本来面貌。

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尤以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为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反抗外来侵略，求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二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近代化，求得国家的富强和民主。评价左宗棠，不仅要全面分析他在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表现，尤其要在此基础上，抓住他生平活动的主流方面和发展趋势，看他在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中的表现，看他在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态度和作为，看他是否在总体上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判断。如前所述，左宗棠一贯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特别是督师西征，收复新疆辽阔领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功在后世；为了反抗侵略，他适时调整民族政策，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在中法战争期间，他甚至将曾经反清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称为“义士”，倚为抗法的力量；他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积极发展经济，举办洋务，加强国防，反对腐败，奋斗终生。这些，显然构成了左宗棠生平事业的主流，也表现了他一生的基本发展趋向。他的主流是好的，是一贯爱国并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晚节也是好的。

总而言之，左宗棠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地主阶级爱国者。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他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其他人民起义；作为爱国者，他又一贯反对外来侵略，为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推进国家社会近代化，奋斗终生，特别是收复新疆，功垂奕世。他有功有过，功远大于过。他是一位在近代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并在总体上顺应了历史潮流发展的人物。从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需要出发，从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出发，对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该予以高度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