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是湖南帮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但有关的专题论文所见不多，本文仅就湘境哥老会做些研究，敬祈方家指正。

　　一  湘境哥老会活动的特点

湘境哥老会的勃兴是随着湘军的裁撤一并进行的。“东南军务渐平各营楚勇将次裁撤，此辈习于战阵，人数又多，籍后恐难安静。“现在撤营甚多，游勇四散，虽叠经谕令各督抚大臣等妥为安插，诚恐人数过多，未必尽安生业”。曾国藩在太平天国失败后，花了两年时间将湘军撤裁殆尽，在撤遣过程中采取对兵勇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只撤不遣，甚至不发给最基本的撤遣经费，湘勇返湘后，湖南经过清政府的连年盘剥，经济已陷入凋弊状态，“兵库”尚存，“财库”已竭，这样，湘勇不得不“结党煽惑”，“络绎道路，骚扰滋事”。

从历史上看，湘境哥老会的勃兴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知道，湖南会党产生于清嘉庆年间，在哥老会活动之前，湘境天地会、斋教等秘密结社组织已大量存在，并在参加与支援太平天国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咸同交替之际，湖南天地会匿而哥老会兴。哥老会的兴起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兴起于鲍超的霆军，二是湘军援黔。这两个问题，史学界已有研究，于此不必重复。问题的关键点是，哥老会之勃兴是否有规律可循?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对其特点有所了解，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哥老会四处皆有，但以湘中、湘北地区为哥老会势力最大地区。 湖南秘密社会产生于湘南地区，以郴州、永州、宝庆为最大渊蔽地。道光、咸丰时期，湘南天地会与粤北、桂西两省的天地会在太平天国的盛名下进行了长时期的合作，何六起义、朱洪英、胡有禄起义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后，在曾国藩的绞杀下失败了，天地会在这一带的活动也基本沉寂下来。同治以后虽然该地区也有哥老会的活动，但与湖南其他地区相比较，它在规模、社会能量等方面都远远不如湘中、湖北地区。

湘北紧靠洞庭湖与长江水系，与湖北、江西、四川等省的联系密切。湘中指现在的双峰、湘乡、涟源及周边地区，这里是湘军的发源地。湘中、湘北之所以成为哥老会势力最大地区，又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19世纪中叶以后，列强的侵略势力开始向长江流域腹地推进，长江流域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渐激烈，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斗争也此起彼伏，湘境哥老会便是民众反侵略、反腐朽统治最积极的参加者，因而在靠近长江流域的洞庭湖及湘中地区的哥老会活动便显得异常活跃。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同治三年到光绪十八年，为清史与地方志载明的湘境哥老会大小起义有47次；其中发生在湘南的有3次，湘西有6次，湘东有3次，其他各次起义均发生在湘中、湘北地区。象刘道美起事，在同治《益阳县志》、《光绪朝朱批奏折》等书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其他“隐见无常，其风至今未息”者更是不可胜数。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地区的哥老会活动并不是彼此不相联系的。相反，他们往往在各地交叉活动，彼此的联系有日渐加强之势。例如徐树堂原名徐树寅，湘阴县人，在武陵石公桥地方从事篾匠手艺，光绪十三年(1887年)与江湖会首龙老九在武陵瓦屋档山结拜，事泄逃往湖北沙市，光绪十五年潜至澧州周家冈，听从廖星阶入会，改名徐树堂。次年，廖星阶准备起事，徐树堂潜回石公桥纠人响应，如此等等。由于哥老会“平日结党连众，游行无定，小则绺窃丢包，大则劫财伤人，诈财伤人，奸占妇女，习以为常”，所以湘北洞庭湖虽在水涨时万顷汪洋，为云贵两省及省内常德、澧州的交通要道，但却被“行旅视如畏途”。清政府更是防不胜防。“匪党以湘籍为最多……匪中有慈利官班子之号，徒党繁兴，可以概见”，“会匪接踵而起，民间大为惊扰……人心惶惑，几有不可安居之势”。

第二，占山据地，开始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哥老会的组织方式是开山立堂，地点一般选择在深山僻远处，并以此为活动据点。哥老会规模大，这种集结地与影响的范围也就愈广。例如油箩山，周围十余里，山势雄峻，是衡阳与邵阳、湘乡往来的必经小道。哥老会首彭十五、赵贵选，朱聪八等聚党约有千余人，“搭盖篾棚，掳有工匠，制造军器、旗帜……彭十五自称督统大元帅，张贴伪示，语多狂悖”。此外，衡山白云岭，华容高真田，醴陵、萍乡交界之大安里，武陵石公桥、瓦屋档，常宁猪婆谷，湘潭朱亭，临湘乐姑山，益阳狮子山，以及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和整个洞庭湖，都是哥老会理想的活动地区。他们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人数虽多寡不一，但集团化趋势已是相当明显。例如谌北海所统山堂，内部分工十分细密，“匪目杨正廷、李连山二犯供认，同领张桂仔飘布，湛北海派为头目，令其率党二百余人从牛栏山窥向州城，乘机举事，……著名匪目贺起凤即贺再尹，四板凳廖长发三犯……均系张桂仔余党，贺起风充当副龙头，尹四板凳又入湛北海会，充第十牌百长，廖长发为六牌什长，……唐祥贵一犯供认听从谌北海入会，派充伪太保，又匪目张身小儿即张吉门一犯供系跟随谌北海，不离左右作为保护。“孙华一、邓秀莲、米贵禄三犯均各供入会为匪，逆首朱聪八暗遣该犯等，潜至衡州探听消息……匪目赵自修一犯供认与逆首朱聪八聚众起事，充当哨官，在高家拒敌官兵”。“匪目李定宇一犯供认彭十五派为什长，令其打造军器等情”。上述一些史实是当时湖南巡抚吴大澈俘获了油箩山部分哥老会众后反映的一些情况，其中，武冈山门谌北海与油箩寨彭十五互不统属，但在攻衡时互相应援，从上述反映的零星史料看，他们内部的分工是很细密的，有贴身保卫、什长、百长、打探军情者、哨官等，这说明各山堂除有一套完整的帮会组织外，还建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服从于战事需要的军事结构组织，很明显，这种双重组织结构的建构，是哥老会集团化的标志之一。

第三，哥老会首领遍布三湘四水。为了说明这点，笔者依据《光绪朝朱批奏折》、《谕折汇存》和湖南地方史志等有关资料，将同光年间湖南哥老会首领名单罗列如下，以资佐证19世纪中后期湖南哥老会首的大量存在。大致有(排名不分时间先后)：曾广八、庐昌隆、赖荣甫、邱志伟、熊秉勋、刘道美、廖满敬、廖星阶、龙老九、陈启元、徐树堂、汪殿臣、曹小湖、刘幅元、毛进发、谈敬臣、龙海腾、谌北海、彭十五、李金山、邓世恩、胡连、易开轩、方雪敖、周万益、马福益、郭生云、魏茂昌、李桂麟、邓海山、傅春林、胡月亭、赵吉发、鲁阻馨、钟四鲿子、杨翰臣、吴尚镐、舒海堂、刘舒芽子、孟金阶、吴有楚、夏献铭、罗玉成、匡生明、龙松年、廖成才、黎青圃等。

这样一个名单当然不能将同光年间所有湖南哥老会首领包括进去。但从中可看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为浮出江湖水面，为清政府所特别关注的如匡生明、龙松年等，第二是已经成事举义，形成一定社会影响的，如刘道美、邓世恩，彭十五等。第三是控制的山堂多、势力范围大，如易开轩、成立中华凤凰山楚南洞庭堂，活动于湘、鄂、赣三省，马福益成立的回堂山，在湖南、江西有很大影响，因而笔者认为这份名单或多或少反映了同光年间湘省哥老会的规模，会首的“社会名望”与社会地位。

第四，湘省哥老会攻州掠县，对满清统治秩序给予了沉重打击。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湘省大大小小的哥老会起事大约有50次左右，这些起事发生在全省的各个地方，一县数起或数县一起的起事清方史料均有明确的记载。笔者兹以刘道美起事、廖成才起事、舒海堂起事、邓世恩起事为案例略加说明。

同治十年，刘道美以湘勇返籍后与何春台一起开立九龙山、白虎山、五台山，入会者给以飘布一方以为凭证。龙阳、益阳两县一时响应者众，声名颇大。“龙阳绅士陈景伦知其谋，密告知县移会益阳县捕会党数人诛之。并拘道美之父，系之狱勒交道美。道美等遂纠众百余人闯入益阳城，焚署夺犯，火厘局劫质库”。

光绪五年哥老会廖成才率众猛攻保靖。“初四川匪党刘岳宾、蒋焕章等倡设哥弟会，潜入保靖乡开山堂(凡匪首所聚有某山某堂某水某乡等名目)号召徒党，教以江湖口诀，并诱以伪撰官职，不数月势聚盛”。廖成才是保靖清水江人，与保靖县城对河而居，早有攻城夺寨之志。这年农历七月兴大同茶，这是当地哥老会聚集的一种方式。成才准备先进攻卫城，与另一支哥老会队伍尤广太会合。靖州知州王恂得知其将起事，乃派人密探，“闻治仗声甚厉”。这时，凤凰厅知州徐培元得知廖将攻占城，甚是惊恐，“驰书至询匪状”。王恂乃与徐培元商调靖镇总兵李胜得防守。李率兵至卫城，尤广太正商量应援成才，派人持竹签联约，不料背榜下山时为李胜得部拿获，接着，李又乘胜突袭，亦将尤广太拿获，解至卫城处死。成才闻广太死，大怒，乃放飘各路，约期初四日攻城，厅城周围各路首领宋武臣、王老黑、张土元、孙喜、永顺张玉山、刘岳宾等纷纷响应，赴路来援。但成才弗及等，在车门外三王庙献血明誓，请神扇鼓，急于攻城，然而也就在这时，大雨如注，“各路匪至，中途阻雨不进，成才因势孤遂逸去”。

光绪十七年，舒海棠领众“焚县署劫狱”。从历史上看，溆浦也是一个会党特别活跃的地区，早在咸丰四年，其地“各乡土匪大起”。同治年间，辰溪、芷江一带的会党在溆浦边境聚集，新邵唐洪三曾率众攻入溆浦金鸡、谷龙等地，因此舒海棠攻入县城也有它的群众基础。舒海棠起事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其初，有外县哥老会首领谒子厚，胡廷标先后来到溆浦，温被县令捕去，胡侨居客舍，县令却又奈何不得，为何?这是因为胡在溆浦有众多的关系网络，有官戚，有吏胥，且白胡侨居以来，与之款洽者络绎不绝，“或请治匪，辄遭斥，匪猖獗益甚”。新任县令决定在全县范围搜捕会党，“被讯者为所苦，朝夕求救于外”。舒海泉乃决定与各路会党约期攻城。六月十七日自铁牛山乘夜入城，纵火劫狱，文县令闻警早已逃之夭夭，会党乃杀毙清兵数人，之后，舒海棠“欲遂掠商民”，并联络邻县会党大起事，因各乡团警的阻挠未能实现。

邓世恩起一事根据《近代史资料》(总67号)之《湘粤剿灭哥老会文稿》：邓世恩开的是九龙山、忠义堂、太和水一品香，这应是典型的哥老会组织。但是，《谕折汇存》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四却称：“会匪邓世恩潜匿江西龙泉县边界，自称粤逆余党，创立天地会多年，邀伙入会……并伪称两府天王，因其子邓桂兰湖南县获办，辄起意纠伙劫狱，杀毙永宁兵役，围攻永宁县城。”因此，邓世恩起事是一次哥老会起义还是天地会起事，在上述史料基础上笔者至少不敢妄下结论。

但这次起事的地点，三种史料的记载却是基本一致，这就是龙泉大小井地方、在江西、湖南交界之酃县、永宁、龙泉等处对清政府地方统治秩序的打击是沉重的。封建文人做诗吟词以咏清军的胜利。但我们从郑菊舫、孙彦博等人的诗中，恰恰可以看到清政府为了对付这次起义，已经到了焦头烂额、心力交瘁的地步。家兵、乡兵、士兵一齐上阵，抬枪、土炮等火器一齐用上，昼夜防守，风鹤惊疑，心力交瘁，以至于官兵闻警心寒。

　　二  哥老会的社会影响

哥老会的起事对当时湖南的社会影响无疑是全面而深刻的，对清当局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哥老会庞大的成员结构本地化的发展态势、公开的反政府的社会主旨、独立而完整的联络方式，都已使清政府感到哥老会最为地方之害。所以，当局对凡是镇压哥老会起事不力者，一律撤惩。湖南地方当局又在州县寻找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替罪羊，“近来湖南各属哥老会到处煽诱，潜伏未动，隐患甚深，该抚当局加意捉拿，随时惩办固不可操之太急，亦不可姑息因循，酿成巨患，所称力行保甲团练及责成族长团长自行查办之处，即著督令切实奉行，以清其源，不得日久视为具文”。檄饬地方文武，严密稽查，随时搜捕，毋令伏莽潜匿，又生事端。这样，清政府在对待哥老会问题上上下协调不一。“封疆大吏以民间京控为多事，视交审谕旨为具文……无论是非曲直必逼令原告之供与原案适相符合，以致小民沉冤莫雪，呼吁无门”。湖南地方官吏往往讳盗不报，以会匪名视为籍口之资，上司不欲究治，本官不敢查拿。甚至贿赂通行，诛求无已，以致激成祸乱。

当然，把哥老会“祸乱”之责全部推到地方官头上是有失公允的。对州县地方官来说，扑剿哥老会确有他们的难处，这种难处不仅在于会党可随时纠党竖旗，到处沟通，暗中响应，从而使州县两府“军情极为吃紧”，而且也在于湘军将领的从中作梗，根据刘泱泱先生的研究，同治以后，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达6319人，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1464人，游击l766人。湘乡一县，历保游击以上武职人员达 2490。人，其中提督181人，总兵411人，副将579人，参将569人，游击750人。这些人退役还乡，成为令人生畏的军绅势力，他们参与地方军政事务，总揽地方公共事务，因此地方官在处置哥老会时就不得不看他们的脸色。

这样一些人，与已经加入哥老会的遣撤湘勇有千丝万缕般的联杀，他们的通达致显都是建立在湘勇的白骨与鲜血上的，所以对哥老会猛打猛杀，会与这些人一丝尚存的惜兵情结冲突，“撤遣兵勇恃众横行，管带之员以凯撒与出征不同，不复留心钤束任令滋生事端”。因此地方官吏在处置哥老会问题上实际处于两头受气的境地。清政府的政策是定斩不饶，“如系会匪为首，开堂放飘者及领受飘布，辗转训伙，散放多人者，或者会中名目较大，充当元帅、军帅、坐堂、陪堂、刑堂、礼堂等名目者，与入会后虽未放飘，辗转纠人，而有伙同抢劫情事者及勾结教匪、煽惑扰害者一经审实，即开录详细供折，照章禀领复明，就地正法”。刘道美起事时，刘昆曾因镇压不力，差点官位不保。而返湘湘军将领的态度却是不复留心钤束，所以，湖南当局在骑虎难下、左右为难之间，政府对地方秩序的一种监控职能因此而丧失殆尽。

作为返湘的湘军将领来说，对哥老会不复留心钤束，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湘军内外结拜哥老会成风，势不可挡，剿灭已极现实，一味镇压，必然导致湖南大乱，这样弄不好会引火烧身，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而且在东南大局初定之后，湘军已不堪用，军纪败坏，无法担负剿捕重任。“不但兵不知兵，将亦不知兵，无怪糜烂半天下也”。所以根据湖南实际，曾国藩的态度是“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营勇无知，相率入会者盈千累万，搜之不胜搜，拿之不胜拿，兄意一概放松”。

由于军绅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所以使清政府对湖南当局下达的剿灭哥老会命令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哥老会的反清、反社会作用更加突现，这种作用由于当时湖南官吏的腐败和湘军的撤裁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哥老会成为当时地方当局最为头痛却又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我们认为，哥老会的这种作用可从三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反政府层面。利用各种形式、采取不同手段反抗清政府，可以说是19世纪中后期湘境哥老会活动的核心。由于湘绅在政府与哥老会的对抗中采取了一种游离、摇摆态度，因而使这种对抗在较长的时期内转换成一种对峙。湖南秘密组织反抗政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嘉道年间，那一时期，斋教、天地会反清活动也是四处皆有。同光时期，哥老会不仅继承了这一历史传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把它发扬光大，哥老会起事的次数不仅大大超过以前，而且，只要某地哥老会一起事，周围其他会党无不设法响应。这种起事最终也无不是攻州掠县，劫城劫狱，“湖南会匪纠党竖旗，裹胁焚掠”，“藉端抢毁厘局，罢市挟官”。“阴谋为逆，结党甚众”，“动辄纠集党羽，乘机煽乱，甚至造谣惑众，潜谋不轨”。

第二，惊扰社会生活层面。哥老会始终不渝地坚持反清，只是表明了它的一种政治态度。但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要维持其机构的正常运转，没有一定的经济保障是无法进行的。哥老会本身没有这样一种“造血”功能，它获取这种保障的手段便是抢劫，劫财、劫物乃至劫人。这样，便会对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产生破坏性影响。“结伙抢劫，杀伤平民”。“所在盘踞，欺压良民”。“屡有匪徒偷打牲畜”之事发生，“连劫店铺，富户情事”更屡习以为常。而且，还有游勇“詹万安与专贩人口之王张氏贩卖妇女，并有烙伤幼女等情”之类的事频仍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同光时期湘境哥老会一般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活动据点，这些据点大都选择在一些水陆交通要道和经济相对发达之地，如常德瓦屋档、湘潭朱亭、湘乡衡阳交界之油箩山等处，其势力很大。清政府没有一定的兵力，不经过精心的筹划，对这些据点一般不敢轻易捕剿，因而哥老会据点周围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这些地方的居民要看哥老会脸色行事，交钱贡物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三，影响社会心理层面。哥老会持续不断的活动，清政府剿之而不得、抚之而无术的无奈窘状，必然使社会各阶级对哥老会刮目相看，从而爱哥老会对社会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清政府动辄称哥老会最为“地方之害。”这种地方之害不在于它攻掠了几个州县，也不在于它烧了几处民房，掳获了多少牲畜，而是通过上述一系列活动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清政府在社会各阶级的形象极大地受到损害，失去民心，使民众感到政府不足依、不是畏。因而在谋求社会生存之际不得不重新定位，重新寻找依托基础，而哥老会也借此鼓煽人心，离间社会各阶级与清政府的关系，从而使清政府越来越失去它统治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