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刘蓉是湘军集团的元老之一，以才学抱负素著声名，然晚出，傲立于世，时遇不济，早早罢官还山。当考据之学披靡一世之时，他扬程朱之学于湖湘之间，以理学名于乡党，被曾国藩征为幕府，其后以书生统兵，建立功勋，官至巡抚。本科期间，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关注刘蓉，并以《略论刘蓉的学术思想》为本科四年学习生涯的总结。但由于种种原因，资料未收集完全，成文也过于仓促，留下诸多遗憾。然其后一直未放弃对刘蓉的关注，继续收集有限的一点资料，期望能作深入的探讨，所以有本文的成稿。
刘蓉(1816—1873年)，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诸生出身。少有志节，与曾国藩、罗泽南等讲求程朱之学。刘蓉一生的出处本末，大略如己所言：“咸丰三年，今两江督臣曾国藩在籍办理团练，旋率水陆各军出境剿贼，邀臣襄其军事，前后两年。旋与罗泽南、李续宾等各率一军，由江西赴援湖北，转战崇阳、通城、蒲坼各县，值臣弟蕃殒命疆场，负赅归葬。咸丰六年，经前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调赴营，维时臣父年已笃老，不忍远离。由是家居奉亲，历三四年。不幸臣父见背，胡林翼旋有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滥列臣名，遂于十年六月，钦奉文宗显皇帝谕旨，饬令募勇六千，赴援江浙皖南等省。旋值湖南抚臣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奏调臣随同入蜀。十一年正月复奉谕旨垂询，胡林翼前保之同知刘蓉，现在何处，闻该员才具尚好，应如何录用之处，著胡林翼酌量具奏等因。旋经胡林翼复陈，有器识远大，堪膺封疆藩臬之任等语。是年八月，复经骆秉章随案保奏，奉旨以知府归部铨选。九月十五日，钦奉恩命，赏给三品顶戴，署理四川布政使司。同治元年二月，奉旨补授实缺。二年七月，奉命督剿汉南逆匪，旋奉恩旨特授陕西巡抚以重事权等因。三年四月到任。”同治五年(1866年)，刘蓉因病奏请开缺，暂留陕西办理军务。同年因贻误军机，被革职回籍。此后一直在家乡著书立说。同治十二年(1873年)卒。
刘蓉治学以程朱为归，力排汉学之穿凿，亦不取陆王之禅悟。其理学又与经世相结合，形成了他在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种种主张。刘蓉本一介书生，遭逢世变，激于义理，驰驱戎马之场，重膺封疆之寄，操戈戡乱，阐理学于刀光剑影之中。而身殁之后，不及百年，名暗不彰，“盖其少时暗然自修，声气不广。及其出而应世，活动于岷江、秦岭之间，其地偏远，不能为中原士大夫所知。虽其治戎涖政，皆有所长，而后人知之者鲜”。总观刘蓉一生，经历颇丰，学术、政治、军事、文学，无一不与，其业绩成就虽不显著，但思想、见识却有不少高人之处，它留下的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后人深入思考、研究。
近代以降，直至当代，学界对刘蓉一直比较淡漠，若在对比的意义上，则甚至可以说是冷落了。其证据是，据笔者涉猎所及，百余年来研究刘蓉的论著可谓是寥若晨星。《清儒学案》和《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两书中对刘蓉的学术思想有一个简要的概述。台湾学者陆宝千先生所著的《刘蓉年谱》，于1979年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0)形式出版，该著以《养晦堂文•诗集》和《刘中丞奏议》中的史料为主，参照有关文献，对刘蓉一生各年代主要活动及有关大事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叙述。另有陆宝千先生的《刘蓉论：清代理学家经世之实例》(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期下册(1972年12月)，第397—420页)、李宇平的《刘蓉在陕西巡抚任内的表现——清季督抚专政的个案研究》(载于《教学与研究》第4期(1982年6月)，第131—164页)以及王澧华的《曾国藩与刘蓉、郭嵩焘交谊考》(载于《湘学》(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19页)。总体上说，刘蓉的研究状况是比较萧条的。目前学术界对刘蓉思想的专题研究基本还是空白。本文以《养晦堂文•诗集》、《刘中丞(霞仙)奏疏》及《刘蓉年谱》为基本史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就刘蓉的家世与生平、理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学思想及其思想的特点和影响作一些初步探讨，不到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家世与生平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乐善里。其家以“耕读”为业，上推五代皆无功名，是默默无闻的寒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伏处林泉，矻矻自守”。其曾祖父刘恂南为“乡饮宾”，“好施与”，“捐赀不惜”；其祖父刘有玮为“乡约正”和族长，全族数万人，“奉命惟谨”，在本乡中颇有威望，“屈服其乡人，吉凶之礼，饮食之讼，靡纤靡钷，咨而后行”。其父刘振东，虽然一生未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但也是一位“恢奇有才识”的饱学之士，蛰居乡间却有胸怀天下之志，咸丰初年曾领乡团镇压群众起义，对世事人情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前后，刘振东就独具见识地对当时与刘蓉一起问学的曾国荃说：“天下之乱已兆，无有能堪此者。其吾涤生乎?君与湘阴郭君及吾家阿蓉，皆中兴之资也。”而此时天下无大事，西方列强虽已入侵中国，引起了清朝统治秩序的一些变化，但国内矛盾尚未发展到总爆发的地步，而曾国藩此时正在翰林院做官，他的这番话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怪愕，但这些预言后来均被历史发展的事实所印证。其后刘振东又以大义督促刘蓉辅佐曾国藩，他身上这种以天下为念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刘蓉。
刘蓉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地主家庭，兄弟三人，刘蓉居长，刘葵(字省庵)为次，刘蕃(字季霞)为三。刘蓉自幼聪明，勤奋好学，“少负奇气，能文”，但他自视颇高，性不喜科举而独治理学，早年“不事科举，与同邑曾文正公、罗忠节公力求程朱之学，蹑而从之。尤务通知古今因革损益，得失利病，与其风俗及人才所以盛衰，慨然有志于三代，思一用其学术以兴起教化，维持天下之敝，不乐贬道以求仕进”。从刘蓉终其一生只得个秀才来看，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封建社会，科举是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赖以建功立业的晋身之阶，是他们一生的追求。因刘蓉的父亲也比较开明，并不强制其读死书，看重的是真才实学，所以刘蓉在30岁的时候还没有中得个秀才。刘蓉虽没取得任何功名，但其实际学识早已传遍湘乡内外，文人士子均刮目相看。
刘蓉何年始就学于岳麓书院已不可考，但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刘蓉游学于岳麓书院时，结识了正在这里深造的曾国藩，并与曾国藩交莫逆，互以学术相切磋，砥砺志行。其后与郭嵩焘、罗泽南等相友善，互相讨论学术，颇见启迪。随后几年刘蓉仍在岳麓书院求学，师从山长欧阳厚均。刘蓉肄业于岳麓书院后，蛰居乡里，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乡间生活，以坐馆授徒为生，曾讲学于“菁莪精舍”，然其志总不在温饱，涵负非凡。刘蓉既无意科举，则益专注于义理性命之学，时亦寄书曾国藩，相与讨论质证，以其过人的理学修养与经济才具深为曾国藩钦服，曾国藩尝集苏轼诗句为联赠之：“此外知心更谁是，与君到处合相亲。”即以子瞻、子由兄弟相比拟。道光三十年(1850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为“养晦堂”，曾国藩为其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年，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其时已升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穷居山乡、授徒为生的少年知交学术主旨和人生志趣的中肯评价，进一步扩大了刘蓉在士大夫阶层的声望，此亦足见两人交谊笃厚。
刘蓉的学识还得到了当时湘乡县令朱孙贻的赏识，朱孙贻特地嘱咐其父刘振东督促其参加县试，一向讲究孝友之学的刘蓉，不得已于咸丰元年(1851年)遵父命参加县试，举为首名，补弟子员。彼时，刘蓉已35岁了。是年，席卷南中国大地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封建统治秩序大乱，闲居乡间的刘蓉从维持封建统治的本能信念出发，出山协助湘乡县令朱孙贻办理团练。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以破竹之势先后进兵湖南及省城长沙，刘蓉与罗泽南、王錱等人在湘乡倡办团练以自卫。这年冬，太平军占领武昌。清政府即令因丁母忧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办团练，曾国藩拟复疏恳辞。刘蓉数次去信极力劝说，激励其创业垂统，最终促使曾国藩墨经从戎。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之初，刘蓉以朋友之义入居曾国藩幕，参预机密，为其筹划有关练兵、筹饷等大政方针，曾国藩倚为左右。但刘蓉与不久后入幕的郭嵩焘二人始终不领薪水，不要曾国藩保荐。对此，郭嵩焘在《玉池老人自叙》中有记载：“吾与刘霞仙中丞在文正公幕，文正公酌定各员薪水，专谕内银钱所陈季牧云：‘郭、刘与己身同，惟所支用不为限制。’而吾与霞老数年中未尝支用一钱。亦与文正公约：‘奔走效力，皆所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文正公如其言，始终不一论荐。”此后刘蓉居曾国藩幕中，曾国藩荐牍中每列蓉名，都辄持不可。其后，曾国藩“治团练于长沙，提水师自巴陵至九江，及入江西，屯军南康”，刘蓉皆“辗转相从”。
咸丰五年(1855年)，时武昌复陷，曾国藩被困南昌，罗泽南请西援武昌，取建瓴之势，刘蓉在此危急时刻请随罗泽南西援。罗泽南率五千人援鄂，分为左中右三支主力：刘蓉领左营，罗泽南领中营，李续宾领右营。八战而连陷通城、崇阳、羊楼司、蒲坼等地。刘蓉弟刘蕃在蒲坼之役中力战身亡，刘蓉伤痛之余遂护送其弟尸骨返回湘乡。此后五年，刘蓉以父年老多病，遂解甲归田，在侍奉高堂、督教子侄的同时，专心做着学问。甚至于清廷颁旨转令其父刘振东督促其出山应世，也没使一向讲究孝道的刘蓉改志。其后刘蓉父因病去世，家中亲人接二连三地过世，让刘蓉伤心久久不能平复，即便是曾国藩、罗泽南、胡林冀、左宗棠等人多次恳辞相邀，刘蓉始终无意复出。
咸丰九年(1859年)秋，云南人李永和、蓝大顺在邻近四川之云南昭通地区起义，不久即进军四川，连克筠连、高县、庆符，围攻叙州不下，乃分兵趋犍为、自贡，盐丁灶夫踊跃从军，人数很快发展至数十万，活动地区达四十余州县。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清廷命湖南巡抚骆秉章援蜀，督办四川军务，以挽救四川危局。骆秉章颇为欣赏刘蓉的才干，遂聘请他为参军事，刘蓉念骆秉章幕中乏人，遂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随骆秉章离湘西行入川，这时李、蓝义军已“多至二十余万人，出没于潼、绵、资、简、叙、泸、富、隆之间，蔓延日宽，蹂躏至四十余州县”，“逼近省垣，西南北三路，遍地皆贼，道路梗阻”。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时蓝大顺围攻绵州，李永和则踞青神，骆秉章虽督办四川军务，而实际主持军务的则是刘蓉。刘蓉率湘军击败蓝大顺，解绵州围。是役，刘蓉被蓝军目为“赛诸葛”。同年九月，刘蓉率湘军再败蓝大顺于崇庆州，迫使蓝军撤退到丹棱。刘蓉以绵州一役之功，得骆秉章大力保举，奏称其“悉心筹画，动中机宜，故能屡获大胜，立解城围”。刘蓉竟得以区区秀才功名，候补知府的资历，超擢署理布政使之职，“以七品选人而骤跻三品行二品官事”。其时刘蓉尚在服中，待服满到任，逾月即补授实缺。“(同治元年八月)，逆首李永和、茆得兴败窜龙孔场，官军围之。蓉驰抵军营，设伏诱贼出巢，擒李、茆二逆，余匪悉平。”至同治元年(1862年)，李永和、蓝大顺部农民起义军被基本镇压下去，余部被迫北走陕西。
同治二年(1863年)，当李、蓝农民起义军已成强弩之末时，三月石达开率十余万太平军由滇入川，直抵紫打地，而前扼大渡河，后阻苗山，陷绝地，饥无所掠食。石达开力图抢渡大渡河以解绝境。刘蓉奉骆秉章之令驰往雅州一带赴前敌督战，并亲自督诸军遏其前，密调各土司截其后，全盘筹划围攻石达开部。屡战俱捷，诱降了石达开，并亲自将石达开槛送成都审讯，处以极刑，因而受到清廷嘉奖。当是时，太平军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等部进入陕南，占领汉中、城固等地，四川的农民起义军也撤退到了陕西。其时多隆阿督师陕西，注重北路回民起义军，于南路未能兼顾。湖广总督官文疏荐刘蓉督军援陕，说刘蓉“晓畅戎机，勇于任事”，底定滇、川，功绩卓著，应令其“独当一面，俾资展布”。于是，刘蓉被调升为陕西巡抚，督办陕南军务。当刘蓉尚在成都部署北进陕西各项事宜时，汉中周围湘军贪功冒进，于八月十九日向围城太平军发起总攻；太平军因势利导，诱敌深入攻坚，然后四面加以包围。湘军经过反复冲杀，虽突出重围，但太平军穷追猛打，战至次日，湘军不仅营垒全失，“尽弃帐房辎重，且战且走，退扎青石关一带”，且“伤亡至三千余人，阵亡营官至七八员”，汉中也因之被太平军攻克。刘蓉立即赶至前方整顿新败各军，四川也给予全力支援，拨一万三千人归刘蓉统带，并源源不断地供应军火粮饷。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太平军因急于东援天京，陈得才放弃汉中及其附近各县。刘蓉乘虚进兵收复汉中、城固等地，四月至西安，接巡抚任。刘蓉接篆任事后，竭力布兵筹饷，大力讨伐回民起义军和捻军。
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东援天京之太平军忽起分化，启王梁成富及石达开余部郑永和又返回陕西，合昭武王蔡昌荣，攻陷镇安，数日之间，进逼西安，西入盩厔。刘蓉立即招集诸军反击盩厔之间，没多久再和穆图善合击于郿县，七月三日，降郑永和，六日，大败梁成富。梁成富等南走，经洋县、城固入甘肃阶州。刘蓉督军入甘肃围之，陕西遂清。同治三年(1864年)冬，捻军张总愚部欲由湖北进军陕西，刘蓉遣军堵扼于商南、山阳等处，并饬所属各州县齐集民团，分防陆口，捻军不得入陕。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回民起义军由陇州进军陕西，刘蓉督军追击，败回民起义军，擒斩了不少义军。这年秋天，宁夏的回民起义军进入陕北的鄜州、保安，刘蓉先遣军击逐鄜州境内的义军，八月，攻克保安吴旗镇，斩回民义军首领惠喜中，并继续镇压驱逐陕西诸边境的回民起义军。
刘蓉生性刚严，从不随时俯仰。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借弹劾恭亲王奕䜣之机，指名攻击刘蓉“善夤缘而外任封疆”，上谕即据以严词质问。刘蓉心气本极高傲，且又淡泊名利无意为官，遂慷慨上奏“自言荐举本末，并讦寿祺前在四川招摇，擅募兵勇，为蓉所阻，挟嫌构陷”。不久，刘蓉又为御史陈廷经所参劾。清廷命大学士瑞常、尚书罗悖衍按究，认为刘蓉不该“漏泄密折”，遂将其降调革任。瑞常、罗惇衍二人经过实地调查，对刘蓉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加之陕甘总督杨岳斌又代陕民上疏奏留刘蓉，清廷复下渝恢复刘蓉陕西巡抚一职。同治五年(1866年)，刘蓉因病奏请开缺，清廷调安徽巡抚乔松年为陕西巡抚，惟命刘蓉暂留陕西，办理军务，责以戴罪立功。时西捻军张总愚部挺进陕西，威胁到省城的安危，而刘蓉与乔松年由于在政策上意见不合，所率湘军30营，因不知听令于谁而混乱，士无战心，为捻军击败于灞桥，几乎全军覆没。清廷下诏斥责刘蓉贻误军机，即罢其官职命返回原籍。
刘蓉归耕南阳后，将其书斋改名为“遂初园”，意为实现自己最初致力于学术的愿望，并作《遂初园记》以申己志：“君子之学也，将博求古人之道而躬践之，其有得焉，则乐以终身而不知其他。其仕也，将推己之至足者以及于人，使天下安其利。其不得焉，则退以藏吾用，不欲枉道以殉也。吾不敢信吾学之成，贸焉以仕，而莫行吾志。故思返吾初，以求其所不足者而自奋焉。”复作玩易阁、绎礼堂、迎薰馆、修篁寮、天游台等以侈其胜，并“读书其中，足不出庭户七年。其志意渊然求古圣贤所以治其身以及天下，不几于化不止也”。同治十二年
(1873年)，刘蓉病逝于家乡。湖南巡抚王文韶上奏清廷，清廷念刘蓉以前在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曾著有战功，遂恢复其原来的官职。刘蓉遗留下来的著作有《刘中丞(霞仙)奏疏》二十卷、《养晦堂文集》十卷、《养晦堂诗集》二卷、《思辨录疑义》二卷。其它经史论撰甚繁，皆未成书。刘声木所著的《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一书中记载还有《药言补注》四卷、《孟子文选》口卷、《礼经发微》(未成)、《礼经未问》(未成)。
二 刘蓉的理学思想
刘蓉的学术思想以程朱为归，力排汉学之穿凿，亦不取陆王之禅悟。刘蓉在《与左月楼书》中尝言：“君子必奉程朱氏为归”，其具体办法在于“诵法圣贤，讲明乎道义彝伦纲常名教之训而身体之者”。所以他对清乾嘉年间盛行的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则多有微词，指出：“至为汉学者，乃岐而二之，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为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孝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与世同浊，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其为害有甚于良知顿悟之说，猖狂而自恣者矣。”又说，“汉人诂经，各有专门，守师说；虽所得有浅深，不尽当于古人精微之旨，要不失慎重传信、笃学好古之意。近世所谓汉学家，何谓者耶?异论歧出，其说千变，以为宋儒去今仅数百年，汉则数千年，于时较古，又宋儒者，功令所崇，众人之所同趣也，吾亦从而同之，不足为异，则创一解焉，引汉人笺注，曲为证附以成吾说；既可援汉儒以自尊，又可贬宋儒以立名，而吾之学，遂以超宋轶唐，独承汉以来二千年之绪。及叩以六经之大义微言与宋儒所以不合于道者，茫然莫知所谓。然则彼以汉学自鸣，非师古也，师心而已矣。其所为终由之而不厌者，非好学也，好异而已矣。”批评汉学家不是“师古”，而是“师心”；不是“好学”，而是“好异”。
在清代儒学史上，主要存在两大对峙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那就是汉学和宋学。两者特点即如清代学者所概括的，“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汉学、宋学因各自的学术立场和特点，故而双方亦互有攻讦和争胜。而刘蓉所尊崇的宋学，即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儒性命义理之学。它乃一种道德实践之学，其实践的最高目的为求自己人格之圆满而成为圣贤。而成圣成贤之道，宋明数百年学者所趋者，大体可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在宋学几百年的发展史上，程朱理学是主流派，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正统思想，在宋、元、明三朝地位极尊。即使在清初批判理学、复兴汉学的社会思潮冲击下，程朱理学以其七百年间形成的传统优势，仍雄踞学坛正宗地位。程朱理学成为清朝的统治思想还与康熙帝对程朱理学的重视有着直接关系，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特颁谕旨，将朱熹由孔庙两庑先贤之列升祀大成殿十哲之次。清廷还广为刊布颁行御篆《朱子全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经典依据，任何想取得科甲功名的人不读此书是过不了关的。程朱理学对士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湖南士人自宋代湖湘学派创立起就坚奉程朱理学为正统，至清而不替。即使在乾嘉汉学极盛之时也未尝稍更，依然“务以程朱为宗”，且“犹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其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可见，当时的湖湘士人都把程朱理学视为学术之“本”，而汉学只是学术之“末”。这固然与汉学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非师友言传身教，不易窥其堂奥”有关，也因为湖南省内有影响的学者和书院大都奉程朱理学为圭臬，排斥其他异端。这方面岳麓书院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岳麓书院是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也是湖湘学派的重镇，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和张栻曾在此讲学。宋以来，特别是清代的统治者都多方加以扶植，因而在全国，特别是在省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事实上，岳麓书院已成为省内固守程朱门户的堡垒，在学术上和思想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岳麓书院的历代山长大都是程朱之徒，皆“以洛闽正轨陶铸群弟子”，并孜孜教诲士生“务以程朱为宗”。如乾嘉间的山长罗典“倡明道术，衍朱之传，湖湘间翕然宗之”。刘蓉就学于岳麓书院时，其时山长为“本宋儒之学，诱掖后进，弟子著录者达三千人”的欧阳厚均，士承师风，刘蓉最初的理学根基就是在这里打下的。当时另一位极力维护程朱道统的湘籍理学家唐鉴，他在赠刘蓉、罗泽南的诗中写道：“晦翁不复作，吾道苦无师。榛芜塞正路，何以翦剔之。乃于众木中，迥欠最高枝。傲霜吾岂敢，相与共扶持。”诗中奖勉青年，力扶程朱之学，排斥异端是十分明显的。刘蓉还曾亲泽另一湘籍理学大师贺长龄的教益，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贺长龄因病辞官，返回善化家中的途中，曾过访刘蓉，刘蓉报之以书，追悔“早岁溺于记诵词章之习，泛览累年，茫无所得”，直至壮岁的时候才“稍自悔悟，始从事于六经四子濂洛关闽之书，以求古人所谓为己之学者”，所以从此以后“惟有勉殚素学，益励初衷，矫其气禀意见之偏，振其颓惰昏庸之习，务改过以迁善，纳其身于规矩准绳之中，由穷理以致知，殚其精于学问思辨之际，俯焉孳孳，敝而后已，则于先生之盛意，庶乎有以承之。过此以还，未知所报，亦冀先生终有以教之也”。刘蓉的几位至交好友曾国藩、郭嵩焘、罗泽南、左宗棠等都承袭程朱理学，相尚以宋儒义理之学。
在这种学术氛围中浸润成长起来的刘蓉对程朱理学尊崇到了迷信的程度，认为“夫程朱卒不可议，议程朱者非妄则诞”。他尝与友人陈广旉各言所尊时说：“广旉自言学宗孟子，兼取宋以后周程张邵朱陆王八子之长。而余以谓濂洛关闽实衍洙泗之传，若子静、伯安窃禅旨，乱儒宗，不当在五子列。”接着，他又复述了其尊程朱之故：“圣贤往矣，其言之著于六籍者，可考而知。自汉唐来，学者辈起，然道裂言庞，述而明者卒寡。程朱出而六经语孟之旨，璨如日星，苟有目者皆得见焉，非其心体而躬诣之，乌能昭晰若是。夫程朱于孔孟不可知，然述孔孟而能明焉，则其于孔孟也几矣。其所论著，非如后之人推测臆度凿私智以求之也，以彼博观圣人之道，默识心通，而得其所以立言之本意，故随所疏举，往往曲尽其义，不以己见参焉。夫其阅理既精，而能以身体之，终吾生焉，其资之也深矣。”而其后理学的空疏无用，刘蓉认为只是后辈理学家“但守心性理气之辨，太极、西铭之说以为的传，所以只做得个闭门独坐、泥塑木雕的好人，一涉仕途，便成凿枘”，即理学后辈不守师法造成的。
由上观之，刘蓉对程朱理学确实达到了虔诚信服的程度。进一步考察他的思想，可以看出刘蓉在以下五个方面直接承继了程朱理学的宗旨。
(一)理气论
程朱理学的理气论是一种以理和气为本体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它的理论作用是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理”或“天理”是程朱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程朱理学也是以“理”贯万物而自我实现的。程、朱认为，“理”尽管与万物同存，但在逻辑上先于、高于、超越于万事万物的现象世界，是它构成了万事万物的本体存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理一也，自天之所赋与万物言之，谓之命；以人、物所禀受于天言之，谓之性”，“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也就是说天道、性、命，都由最根本的“理”所产生、囊括、承荷。
刘蓉接受了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并且提出了自己对“理”的理解，他说：“道之在天下，其原出于天命于穆之诚，而分著于品物流形之际。其体具于人生性分之内，而用达于酬错万变之余。盖自阴阳交运，品汇散殊，而太极之在天地者，已莫不备于吾人之身而无复彼此之间。”“道”即“理”，刘蓉的立意显然在于说明“道”深奥深邃，而又流行不已，但其着眼点还在于人生日用之间。但这种“道”并非某种空洞无物，只供娱心悟道的虚幻象征，而是能紧贴于民生日用之“道”，能体现出传统伦际原则的一种道德化过程，所以他还说：“道义之学，其蕴极乎高明广大，而实为吾心吾性有生同具之端；其精极乎性命天人，而实皆愚夫愚妇可与知能之事；其功用极乎参赞位育，而要不越乎庸言庸行，民生日用之常。盖凡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治，周、孔、颜、曾、思、孟之所以教，胥于是乎在焉。学者诚能励志以从之，其高可至于圣贤，最下亦不失为善人君子。”刘蓉强调的是道德强制性的一面，勉人作主动的道德实践，要求人们承认并顺从“道”即“天理”，遵守封建制度，遵从纲常名教，这样最高可修成圣贤，最不济也可修成善人君子。但刘蓉认为“道之浩浩”并非每个人都能体察到，“非识量宏深者，不能窥其大而规其全；而非实有体察之功，亦无由达其微而致其精”。
刘蓉将气与理的关系概括为“所谓气者，乃天地阴阳之气而人得之以有生者也。所谓理者，乃乾坤健顺之理而人得之以为性者也。故自天地观之，则气之与理举属天下公共之物，虽命于人，赋于物，而皆非有我之所得私。而自人物观之，则所谓气与理者，赋禀各足，无不完备，不相交杂，不相假借，虽曰天下之公，要皆可以据为吾身所固有，而不害为私者也”。一方面刘蓉把理与气分为二，认为两者不相交杂；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自“天地观之”和自“人物观之”的区别，自“天地观之”，理气属于天下公共之物，而自“人物观之”，理气皆可据为个人固有。这与程、朱的观点类似。
(二)理欲观
程朱理学的中心内容就是把理欲观同天理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其伦理文化的核心环节。二程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朱熹对二程的学说加以发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因此，他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方始是学”。
刘蓉同样维护所谓的“天理”，他说：“善学者以性闲情，以理制欲，而一切声色货利之缘，放僻邪侈之端，举不使有一毫杂乎其间，所以天理益明，道心益长，卒驯至于圣赋之域而无难。其有不然，而心失其君，理失其宰，转使物欲之私，得以攻其外而主其内，则人欲炽而天理灭，而其去禽兽也不远矣。”同时，他还强调摒除私欲，“冀诸君相与严辨而痛惩之，一私之起必察焉，如疾痛之切吾身而必绝其萌也；一物之诱必屏焉，如鸩毒之入吾口而必谨其防也。夫如是则其攻之未有不力，除之未有不尽者矣。攻之既力，则彼物欲之纷如者乃无地以自容。除之务尽，则此天理之粹然者，乃纯一而不杂。夫是以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圣学之成，可计日而待也”。他还说，“夫圣狂无中立，理欲不并存，出兹入彼，惟所适从。人禽之界，几微之辨也，诸君其亦慎之哉”。可见其确守程朱之藩篱而无丝毫之逾。
程朱理学的理欲观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批判，认为它是一种反人道的理论。实际上，“天理”的“理”指的是事物的条理、规律化准则，天理也就是自然的规律、准则。而朱熹所说的“人欲”之“欲”，应是指非分、邪恶之念头，并非是人们合情合理的欲望。纵观历史人物，大凡清官多能存天理，而贪官均纵人欲。总之，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学说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它有麻痹人们逆来顺受的负面影响，也有教导人们刻苦自励的积极作用。至于一些历史人物以此来作为为朝廷竭智尽忠的理论依据，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所处的朝廷就是那个时代的国家的代表。
(三)心性论
在程朱理学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与天理人欲相联系的概念，就是“性”。“性”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程朱理学把“性”纳入理的范畴，以理为人性的本质，提出“性即理也”的观点，从而湮灭人性，去追求所谓的“理”。程朱理学还以心为气：“所见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问：形体之动，与心相关否?曰：岂不相关，自是心使他动”。
刘蓉承其说，提出“所谓理者，乃乾坤健顺之理而人得之以为性者也”，以性属理，认为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性是人化了的理，此乃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说。他又说：“人之有身也，耳目口体无不备而心为之君。人之有心也，虚灵知觉无不达而理为之宰。是其全体大用莫非天命之存，而不容有一疵之或累焉者也。”他把心、理分为二，而以理为心的主宰。接着，他驳斥阳明学说的“心即理”说，他说：“愚以为其所以受病之本，尤在认气为理，执知觉运动为性。是以昧乎人心道心之别，而直以此心之虚明灵觉者为天理之本。然则良知之说误之也。且夫人之有知，盖气之精英者为之，凡其养于静而明，感于物而通，触于欲而觉者皆是也。乃其所知之理，则性实命之，由其理以发于知，虽丽于气而不预焉。”他驳斥王阳明以虚灵知觉为心的“心即理”说，而认为人之有知乃“气之精英者为之”，而理则由性命之，他认为理固然存在于气之中，但并不代表气就是理，理与气是分为二的，他把心归结为气，把性归结为理，所以心与性是分为二的。这与程朱之说并无二致。
(四)格物致知论
刘蓉在继承程朱理学传统的同时，进一步阐发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理论。他在《复彭竹溪书》中指出，“夫天下无理外之事，斯无事外之理”，“古者大学教人之法，首言格物。格物固所以穷理也。然不曰穷理而曰格物者，盖言穷理则浑沦而无所属，言格物则凡日用伦常，万事万物之接吾前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准则。即事物所在以穷义理之所归”。也就说理在事中，穷理者在求事物之理，格物即所以穷理，即所以求诸事。“格物致知”一语，渊源于理学家必读的“四书”之一的《大学》。二程曾就此解释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格”也释为“致”，所以“穷理”又谓“穷致其理”。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理也。”刘蓉也说，“大学之首功曰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功也”。因此，刘蓉认为穷理者在求事物之理，格物即所以穷理，他视“格物”为一种“人道之实践”，强调学问必须以道德修为的日臻成熟作基础。显然，刘蓉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实可视为程朱理学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程朱理学在工夫方面有“存心”与“尽心”之说，“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若尽心云者，则格物穷理，廓然贯通而有以极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则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若前所谓精一操存之道也。故尽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体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养性事天，以其体之不失而有以顺夫理之自然也”。刘蓉提出“静心”与“约心”与之相应，他说“善读书者，静其心以察天下之变，精其心以穷天下之理，息其心以验消长之机。惟静故明，惟精故灵，惟息故神。阴阳寒暑之交，有变存焉；布帛菽粟之粗，有理存焉；花鸟虫鱼之微，有机存焉。体之精故用之宏，积之厚故流之光。由是充之以学，养之以气，济之以才，根之于经以正其源，酌之于史以尽其变，参之于诸子百家以定其是非”。所谓静心、精心、息心，其实皆一也。他接着提出以理约心：“夫心则一而已矣，以心求心，如以目视目，以耳听耳，未有能见且闻者。不宁惟是而已，且将益驰骛于惝恍不可捉摸之域，膠扰促迫，无复一息之宁，此佛氏返观寂照之说所由悖谬而不可训也。然则其求之奈何?曰：是其放之已往者，既已星飞电驰不可复追矣，若其乍觉而忽在者，不可不提撕警觉以冀其复存也。存之之道无他，亦曰约之于义理之途而已。是心一离乎义理之外，则瞬息千里，顷刻万变，不可以方所求。吾一念悚然，自觉其放，则向之瞬息千里，顷刻万变而不可测者，固已不待羁束而自归于虚灵之舍矣。于是主敬以持之，穷理以精之，养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立其本；约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博其趣。庶吾心有所向往持循，及其久而安焉。惟其所欲而不逾中正之矩，此求心之道所以为求仁之方也。”刘蓉认为，静心以后，须“充之以学”，约心以后，须“穷理以精之”，刘蓉的“静”与“约”就是朱子的存心之说；而“充学”与“穷理”就是朱子的尽心之说。他还说：“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相资，其道始备。历考前圣之训，盖未有不由于此，而可以几于成德之域者也。”这也是对朱熹观点的复述。所以在工夫方面，刘蓉之所见，亦在朱子之窠臼中也。
刘蓉还提出了“读史穷理”的观点，说：“读史者，特穷理之一事耳。古人格物之学，自身心家国，以至天地阴阳之变，古今政治之宜，莫不深考而详究之。凡以致吾之知而已，固未可谓穷理一事，读史又一事也。”他不满理学家们那种“尚空谈而鲜实用”、“拘而鲜通”的迂阔学风，把“格物”、“读史”都看作是穷理的一部分，强调要通过“格物”与“读史”来及早应付“事变”的“变通”能力，成为真正的治乱之才。他认为除理学外，世间再无其他学问，为此，他排斥其他学派，斥陆王心学窃佛禅，乱儒宗，不属正学之列。刘蓉株守程朱门户极严，在湖南理学士人中也属少见。
(五)对阳明心学的批判
刘蓉作为程朱理学的自觉继承者，以卫道自居，自然是排斥阳明心学的，他对阳明心学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认为明以后程朱理学之所以难以大倡，圣道之祚未能大明，皆因王学流行之故，他明确提出：“元明以来，阳儒阴释之家，纷然错出，其立教宗旨，既自托于孔孟程朱，而人品功业，又皆卓然在人耳目，学者不察其学术之误，昧昧以从之，朱紫淆而雅郑混，其不为所惑者几希矣。”“阳儒阴释之家”指的即是阳明心学，他认为阳明心学误导了不少学者，致使学术界“朱紫淆而雅郑混”。为了进一步论证阳明心学之妄，刘蓉又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为例。他说自己以前也曾陷溺入阳明心学，“往岁尝读其书，亦恍若有得焉，以为斯道之传，果出语言文字之外，彼沾沾泥书册求之者，殆未免乎泽薮之见也”，可是阳明心学并没有让他找到他所认为的天理，“向所谓恍若有得者，乃如星飞电驰，不可得追”，既然“斯道之传”“不可得追”，于是“困而有悔，始徐检孔孟程朱之训，逐日玩索，乃粗得其所以蔽陷离穷之端”。由此可知，刘蓉的道德修习原也曾受到阳明心学的熏染，但后来通过检摄身心之训，收住了灵动感觉的驰骋之势，回到程朱理学中来。
刘蓉不仅从学理的角度攻阳明心学为异端，还从道德的角度批判阳明心学。由于阳明心学流于空疏，不讲功夫之说，于是士林清谈成风，此风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人们不读诗书，不求躬行，只说发明本心。刘蓉从道德的角度对阳明心学进行了大力的批判：心学“以名节忠义为粗迹而不事躬行，以诗书礼乐为陈编而无庸诵法。私意既盛，诡道相蒙，傲然自谓足以超千圣而迈百王矣。其于圣贤之训，事物之理，虽其归万殊举，不难以心为范围而笼罩之，虽或离乎经叛乎道，而莫之辨也。其于伦类之等，庶物之繁，虽其变万端举，不难以心为权衡而低昂之，虽或渎于礼，悖于义而不之顾也”。也就是说，阳明心学的流行，导致了离经叛道、渎礼悖义的严重后果。
刘蓉治学讲究在道德上“原德其本”。所谓“成仁取义为世完人者，亦岂无本而致然哉，彼其忠烈之操固已根乎天性”，而操守形成之源头在于“诵法圣贤，讲明乎道义彝伦纲常名教之训而身体之者”，以致“一旦殉国赴义，视死如归。虽至灼体裂肤，陷胸决脰，而处之泰然，不以死生为纤毫顾虑”。这种道德践履精神强调“渐进”而不讲阳明心学一再强调的“顿悟”，学术经过此“原德其本”的价值过滤，常常变成政治践履的工具而基本失去其独立的价值。刘蓉还批判阳明心学所推崇的“静坐”和“顿悟”，他说：“静坐之说，实吾人切要之功，但须中有所主，方为无弊；不然，或且坠于空寂。明季学者，所以多诡于程朱而流于禅悟者，盖皆坐此。吾兄其亦慎之。惟敬之一字，实该贯动静之法，前圣心传，举不外是，因而存之，其亦可以杜偏胜之弊而绝放佚之萌矣。”认为顿悟完全背弃了理学应以“强探力索之劳，履规蹈矩之苦，铢积摞之勤”始能“入圣”的艰辛进程，导致了阳明心学流于空疏无用。刘蓉力主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观念，排斥异端思想，其学术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刘蓉对阳明心学的批判，进一步确立了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对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得到一些宗程朱学者的高度赞扬。
三 刘蓉的政治思想
刘蓉生活的道咸时代，是清王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腐朽不堪的时代。此时的大清帝国已不复“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呈现出朝代末的气象，“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民生朝政，士习官常，皆气象日非，政事如河、如漕、如盐，以及吏治、财赋、戎政，无不积弊丛生。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国内人民反抗运动接连不断，尤其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和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使满清的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都遭到极为沉重的打击，满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农民起义的疾风暴雨中，封建礼教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毁，正如曾国藩所哀叹的“三纲九法，扫地尽矣”。深受程朱理学和湖湘间经世之学浸染的刘蓉虽身居草野，但并非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刻以天下为念，他希望能找到一条出路，镇压农民起义，挽救封建统治危机，实现其所谓“君子之所宜自勉者，古大臣际衰乱之世，处昏浊之朝，与庸竖佥壬相侪伍，既不忍坐视纲常沦胥，生民涂炭，而思竭吾力以救之，抑不得不贬损丰采，委蛇隐忍以共济”。
(一)以天下为念的参政意识
刘蓉治学固守程朱门户，又受湖湘经世传统的熏陶，关心国计民瘼，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因为程朱理学实际上是非常关注现实的，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程朱理学从来也没忘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职责。而且程朱理学又非常重视君子在衰乱之世的处世之道，认为君子应当尽其所能救治丧乱，而不应满足于独善其身，苟安于乱世。刘蓉作为十分虔诚的理学之士，自觉地以程朱理学规辄自己的言行，尝言：“士君子读圣贤书，当识轻重，明趋舍，而知所好恶。”还说，“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纵观刘蓉一生之趋舍，无不体现其“以宏济艰难为心”的使命感。
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太平军以破竹之势进兵湖南及省城长沙，闲居乡间的刘蓉本乃一介书生，并无官守之责，但他从维持封建统治的本能信念出发，与罗泽南、王錱等练乡团以自卫，是为刘蓉出而用世之始。揆其初志，盖在保卫桑梓之一念。其后又数次去信力劝居家丁母忧的曾国藩“墨绖从戎”，希望曾国藩以“救治乱”为己任，不应仅“托文采以庇身”。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而“大臣之道”，就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曾国藩深纳其言，最终墨绖从戎。及至入曾国藩幕，与曾国藩约定“奔走效力皆所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历年不曾领取曾国藩大营一文薪水。后曾国藩荐牍中每列蓉名，刘蓉都辄持不可，说：“萧朱王贡以转相汲引为贤，盖汉人踵战国余习，非友道之正也，且士各有志，亦奚必以此相强邪。”以之相拒，曾国藩深然之，由是终身未尝论荐。由此观之，刘蓉之出而应世，非起于流俗功名之念，实以天下为念。
咸丰三年(1853年)，刘蓉回乡丁母忧，江忠源邀其相助，他以母丧不忍遽以墨绖从事相辞，并“已决志为赴馆之行矣”，无意再出。及江忠源遇难庐州，曾国藩北征在即，刘蓉为之拊膺大恸，激于公义私情，乃慨然改图，遂允曾国藩再出，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既闻岷兄之变，乃复慨然改图。盖虑诸士友怀从戎之志者，或因是沮丧而生退怯之心，由势益孤而情益涣。慨世情之变迁，感平生于畴昔念，不可不奋身从事也，少效愚忱。”其发心动念出应世务，未有私意存焉。刘蓉之再出，由义使然。
咸丰五年(1855年)，湘军与太平军对峙，曾国藩被困于南昌，武昌再次被太平军占领，形势异常危急。罗泽南亲至南康会晤曾国藩、刘蓉于座船上，对曾国藩说：“武昌再陷，长江要害尽以资贼。诚欲扫清江路，以复金陵，必自武汉始。江西一隅，利病非天下所系。请由义宁西出崇阳、通城，规武昌，据天下形胜。”曾国藩壮而许之。而刘蓉力言：“罗军去，吾属且坐困。”曾国藩说：“吾固知其然。然幸而复武汉，天下事犹可为，今与俱困于此无益。”刘蓉说：“诚然。吾亦欲西耳。”于是在罗泽南重新部署援鄂之师时，刘蓉自告奋勇加入西征行列。部署妥当的这支援鄂湘军约5000人，分为左中右三支主力：刘蓉领左营，罗泽南领中营，李续宾领右营。刘蓉之自请，实以天下为念。
西征之蒲坼一役，刘蓉弟刘蕃战死，刘蓉深痛之，遂护送其弟尸骨返回湘乡，辞归养亲。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等人虽多次相邀，清廷也多次下谕令其出应世务，刘蓉总以父年力衰迈，弟刘葵又复多病，侍养无人，始终无意再出。刘蓉虽退隐山林，但仍不忘关注天下苍生，“不复有意于世，然睹时局之艰难，感黔黎之颠沛，未尝不恻然悯之”，由此忧悯之心，终促其出佐骆幕。
及后左宗棠因樊燮案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出辞职，举荐刘蓉以自代，并再三以书相招，刘蓉复函拒之。唯许之曰：“万一粤氛复炽，边隅告警，即当驰诣省门，勉竭愚虑。”以为骆秉章志在固保湖南，而非为一身之私计，而湖南是我们的桑梓地，若只巡抚骆秉章忧劳于上，而我们这些本土的部下士民，莫相应和，则“大义绝于人心而生人之道遂废”。大丈夫处世，气谊相感，应祸福同之。如值势迫事急，则应效劳分忧，实出于分义之当然而无可辞避。迨四川局势复紧，云南人蓝大顺、李永和部进军四川，清廷命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刘蓉念骆秉章幕中乏人，不欲遂弃前诺，遂随骆秉章西行入川，展平生之抱负。刘蓉之再出，亦感于义也。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参奏刘蓉行贿夤缘，清廷命刘蓉明白回奏，刘蓉因上疏称：“臣以湘楚诸生，志安贫贱”，然“受两朝特达之知，超越非常，实属儒生旷世之遇”，但我“幼承庭训，颇识礼义之归。壮游四方，雅以志操相尚，砥名砺节垂四十年，其于希荣慕禄之情，降志辱身之事，往往不待禁戒而自绝于心”，而且“臣自起草茅，未趋朝阙，于皇上左右亲贵之臣，未尝有一面之识；即政府枢密之地，亦未尝有一缄之达。秉义持律，硁硁自守”，“夤缘之谤，将自何来”，因请“严加查察，推究根由”，若“幸不玷于官箴，尚无亏于大节，亦乞圣主天恩悯臣孤危，放归田里，俾遂还山之愿，长为击坏之民”。此疏词意激越慷慨，我们也可从刘蓉自辩中窥知其一生之用世皆以天下为念，非为建立一己之功业。及后刘蓉虽归隐山林，但仍不忘关注时政，与友人书信中常常有所议论并提出具体措施。
(二)礼治思想
维护封建礼治，这是刘蓉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封建末世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太平天国运动的斗争锋芒直指整个封建统治秩序，义军所到之处，封建礼治被打得落花流水。刘蓉遂产生“行道于天下”的使命感，号召地主阶级的忠臣义士联合起来，对抗农民起义的滚滚洪流。他从维护和捍卫濒于崩溃的腐朽的封建秩序出发，倡导礼治，以礼为国家大政礼俗教化之大本，实际上倡导的是一种“经世之礼”和“治世之术”。
刘蓉自称“少承庭训，笃好礼书”，即使在领兵作战期间，对礼书也“未尝一日或释”。他对《周礼》、杜佑的《通典》、秦惠田的《五礼通考》、江慎修的《礼书纲目》等礼学名著服膺不已，他在晚年闭门治学时，特筑绎礼堂藏诸礼学名著于其间，“朝夕紬绎而咏歌之”，乐此不疲。他认为从礼书中可“上窥往圣制作之原”，而“下较百代修废之迹”，“抉其精微，综其条贯，则以进退百王，权衡万变”，而且“即后世事变纷歧，文质异尚，因革损益”，都可从这些先哲书中窥得真源所在，其大纲“旷百世而可知也”，形成了对礼学更加深刻的认识。曾国藩也称刘蓉“研究三礼，洞澈先王经世宰物之本，达于义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觉后世之昏昏”。刘蓉曾拟著《礼经发微》，“取礼制大端，若祭祀、朝聘、燕飨、冠、昏、乡射、丧纪之属，据经援传，荟萃群言，而颇抉发其精意”，“以著圣人所以体性达情，经世宰物之大经大法，亘万世而不可易者”。可惜此书未能流传下来，我们无从窥其精义。据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刘蓉还著有一本《礼经未问》，遗憾的是也没流传下来。但我们由此得知，刘蓉对礼学确实相当有研究。
刘蓉提出的“礼”本来是三代时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文化宗教活动的行为仪节，体现为尊卑长幼等不同身份的伦理规范和行为模式，它对于古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历史上，礼学与经世本来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即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先秦儒家继承了这种礼治思想，但又从礼治中提出仁义的道德观念和精神情操，以此作为社会行为规范和做人的准则。而程朱理学则又进一步将礼制、仁义上升为天理，并建构其思想体系和价值信仰。程朱理学认为“礼”与“理”是相通的，为“天理”的流行和体现。“天理”作为万物至高无上的准则，在人事上的体现即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伦常。“礼”可以让天理直观地渗人人们日常生活，人们践履“理”便有章可循。换言之，无形之“理”只有通过人事的“礼”才能体现。“理”衍化成社会政治道德秩序就是“礼”，也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那一套封建纲常伦理。
刘蓉十分重视礼学，说：“仁义礼智之德，无须臾之敢离也；其指诸事则日用伦常之理，无毫发之敢差也。”他由肯定“礼”，进而把体现“礼”的那套封建纲常伦理抬到了极高的程度，认为“诗书礼乐，皆圣人因伦物之粲殊，立法度以垂教者也”。而且“礼”对“郊庙邦国之大、居处服食之微、鬼神祭祀之幽”这些都“明著等威”，使它们都有规范可以遵循，而不至于逾过了界。礼是古之圣王“纲纪天下”，“范民心思耳目”的准则，礼之浸淫人心，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积久成俗的，而“君子被服雍容敬慎以成其德，其小人亦谨守法度而耻纳于邪”，所以他认为士大夫们“有动作威仪之则以闲其外，有道德仁义之训以养其中”。士大夫闲居乡间就应该做此有益于社会的事，如“修明乡约”、“设置社仓”、“振兴学校”、“表章节孝”等有裨教化之道，“下可以造乡里之福，上可以佐国家之治”，用“礼”来正乡俗，维护统治秩序。
刘蓉还把“礼”与“德”联系起来，认为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礼”，以为“礼之兴替，视其德”，而“礼”之兴替取决于“德”之厚薄：“德厚者，礼从而隆”，“德薄者，礼从而污”。从而他把“礼”分为三个等级：上等为“神合”，中等为“文质”，下等则“苟而已”。但他认为“礼”不一定要仿古人，今人可根据自己对“礼”精义的理解，“化裁变通”，制定成今人所遵循的“礼”。
因为理学讲“礼”，所以礼学实际上又是一种道德之学，讲究个人道德节操的修养。刘蓉由于对理学的信仰，在整个传统社会呈现衰败趋势时，仍然顽强地，甚至是固执地极端重视个人的道德节操。认为“诚正修身者，明明德之事其本也；齐治均平者，新民之事其末也。本末先后之际虽不可过为拘泥，亦岂漫无次第之可言哉”，他把个人的道德修养视为本，治国平天下摆在末位。他还把考据、辞章、经济三者也看成是一本于道德，“以为是三者，苟不本于道德之实，则亦与彼俗学者同归于无用而已”。刘蓉由于从小受礼学的熏陶，时刻谨记要恪守儒家的君臣礼仪和伦理道德，并时刻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他自言对钻营无耻之事非特不敢见之于事，并不敢存之于心，甚至不敢形之于梦寐，对自身的道德束缚到了苛刻的地步。
刘蓉认为理学家致力于政治，必始于一己之道德，政治事业应以道德为推进之力。他说：“人生造诣，亦有何穷。要使此心莹然，不为利欲所汩，时时刻励，时时提撕。当热闹场中冷得下，纷华场中淡得下，艰苦场中耐得下，便有几分人品，几分学力。不然纵饶撑肠万卷，摇笔千言，究竟了无毫毛之补。此虽老生常谈，然每观古往今来端人壮士，名臣大儒，未有不先于此处跕定脚根，而学术事功有可观者。先儒有言，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吾人今日为学，但于此等处识得透，守得定，一切穷通得丧，显晦荣辱之遇，举不复有所欣戚于其中，便自然壁立万仞，扫除一切羁绊，救全一生名节。将来措之事业，亦自光明俊伟，不为利害所屈挠，不为时势所驱迫。或出或处，处之裕如，斯真能自立者也。”刘蓉看透名利，不因显晦荣辱或喜或悲，作事自然光明俊伟。所以刘蓉尽管因朝廷昏庸、小人陷害，被革职回籍，致使留下诸多扼腕叹息的遗恨，但他能做到出处进退不失气节，现录他在去职时所作《九月还山》为证：“旧日吹笙客，翩然控鹤还。故交多白叟，不老只青山。松壑如相待，蓬庐好在闲。归怀何淡宕，忧乐两无关。”刘蓉回籍后，沉醉于家乡的田园风光，安心做着学问，没有流露出丝毫对朝廷不满之意，对功名富贵的依恋之情，表现出一种谈笑面对人生的广阔胸怀。而且他南阳归耕后在著述讲学之余，每念古人虽退处岩阿，仍不忘利济天下，故常为善乡里。
刘蓉治礼以经世为归，期望以理学正人心，挽救风俗，匡正社会道德。刘蓉十分看重风俗的作用，认为“世运之盛衰在风俗”，所以他在看到“今民之俗，耻俭朴而竞奢靡，轻礼义而嗜货财，薄忠信而尚谲诈”，“风俗之漓，日趋日下，竞奢靡者，至于犯名份，蔑礼法，而尊卑上下之等乱。嗜货财者，至于乖伦理，疏恩义，而父子兄弟之情薄。尚谲诈者，至于奸法纪，乱刑章，而寇贼奸宄之事作”，痛心不已，提出“正风俗以厚人心”。当大多湖湘士子还在为“天下将帅，十九湖湘”的局面而自豪时，刘蓉以其超卓的识见敏锐地体察出湘人尤其是湘乡人功名日盛、风气日敝的现象，还深刻地揭示出人心风俗之所以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所在。他说：我的家乡“风尚素号愿朴，农民务勤稼穑，士子颇励廉隅。故自军兴以来，文职武弁，崛起草莱，实能为国宣力者，颇有其人”，然而由于“迁流日久，则侥幸滥竽者，亦殊不少。以利禄为易得，而争事繁华。变朴厚之旧风，而群趋嚣竞”，而今乡村里“每有争讼，不问理之是非，但较势之强弱。及其呈控到县，亦复以是为衡。由是有势者，固皆恃以横行，其无力者，亦多方借资于有力之绅衿，以张其焰而求一胜”，这就是民风日下，人心败坏的原因所在。十余年来，太平天国势力活跃于东南各省，各省均罹于难，独湖南特别是湘乡却因此“跻致名位，广积金钱”，而且“旧时凿井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皆高牙大纛，美衣华屋，以自豪于乡里”，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而且“天道忌盈，物极必反”，如不对此加以“惕厉修省”，遵循“持盈保泰之思”，恐怕“暑往寒来”，时间一长，“福过灾生”。从前之“膺祉蒙休”，风光无比，没有哪个地方能超过；将来“遭殃罹祸”，亦会比他省更为惨烈。这是古今“盈虚消息之常理”，并非佛家“因果报应之谈”。其审几察微，识解非常人所能及。
(二)整饬吏治，任贤选能
刘蓉一生，为官时短，闲居时长，这使他可以运用自己的从政经验，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比较清醒地看出晚清吏治腐败的真实情形。鉴于晚清吏治的腐败，刘蓉深刻地认识到，要贯彻清朝统治者制定的内政、外交方针，挽救江河日下的局面，关键在于培养、选拔人才。
刘蓉认为吏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天子所与共天下之者民，所与共安天下之民者吏。未有吏不廉而民安者，未有民不安而天下能治者也”，要天下安康，首先得吏治清廉，不然就无从说起。所以在面对清朝吏治的严重弊端时，他首先尖锐地从官吏的来源上指出官吏腐败的原因：第一，科举取士之不当。“国家牧民之吏，虽取之不一其途，而由科举者，恒居其半。彼固尝诵诗书，称仁义，未必皆蜂虿蛇蝎之性也。其所以丧其良心者，盖亦有故矣。其始取之也，以记诵词章，而不必有德行道艺之实。其职之也，以科条律令，而不必有慈祥仁爱之施。其课之也，以钱谷刑名，而不必有抚字教化之效。是固已失出治安民之本矣。”第二，捐纳取士之不当。“况乎科目之外，又杂以捐纳之途，是驱之使责偿于民，而肆其贪婪之志也。”第三，条例之苛烦。“法律之外，又加以条例之烦，是借之使挟以为奸，而制其死生之命也。考成之外，又责以苞苴之私，是教之使敛怨于下，而快其谿壑之欲也。”刘蓉的这些批评，揭露了官吏体制方面的问题，是比较深刻的。
其次，刘蓉认为贪官污吏是导致天下动乱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中国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推本探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官吏的贪污腐败。他说：“流寇之祸，始于粤，几偏东南，而渐延于西北。环九州四海，黔首编氓，不罹兵革之凶者，盖无几矣。其始无良吏弭其隙以捍其灾，其继抑无与恤其难者，甚或虐视遗黎之存，而朘削摧残之，惟恐不至。民生今日，或幸免于干戈而卒转于沟壑者，肩相望也。为之吏者，顾无矜恤恻怛之思，独安所依恃以遂其生乎。”深刻地揭露出清朝吏治的腐败成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接着，刘蓉又痛论吏治不廉：“又有甚者，府吏胥徒之属，不名一艺而坐食于州县之间者以千计，而各家之中，不耕织而享鲜美者，不下万焉。乡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与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则夫玩法舞文，罗织无辜之苦，其尚可问也哉。夫以数十里弹丸之邑，主经豺狼之吏，而又纵百千鹰犬，螳捕而蚕食之，卒使毒归闾里，怨归朝廷，彼独从容其间，尽饱其欲以去，而朝廷曾莫之问。其所以为胥吏计则得矣，一旦民穷怨起，仇报相寻，不审其祸独胥吏当之乎，抑亦有国家者实承之也。借曰不然，则去岁荆兗不举，其亦近事之可鉴者矣。”胥吏为害乡里，导致民怨日起，其结果，也就酿成官逼民反，危及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
所以刘蓉在为政期间十分重视吏治的整顿，他在四川协同骆秉章督办政务时，就大刀阔斧地对吏治进行了整顿。他先将布政使祥奎革职，“永不叙用”，并关押法办军中副将张定川。两人在四川横行多达十余年，党羽故旧甚多，这样的处治极大地震动了四川官场，使他们有所收敛。接着又先后以“操守不洁”、“钻营取巧”、“诸事废驰”、“声名狼藉”等罪名，奏参永宁道杨某，龙安知府徐某，涪州知州朱某，以及广元、中江、天全、雅安、资阳等县知县三十余人。这样，再加上骆秉章、刘蓉实心办事，比较清廉，四川文武官吏的恶习就不能不有较大的收敛，甚至改变，从而有效地发挥封建国家机器的反动职能，减少或缓和各种矛盾的激化。
刘蓉在陕西任内也参免了不少扰民的官吏，对昏愦、贪庸之官予以革职严惩。兴安知府谢复荣粗鄙近利，不协舆情；候补知州瞿树镐险诈贪鄙；候补知县朱璋前署武功县时，苛派婪索；榆林知府刘廷◇贪利行私，借端科罚民财，入私肥己；补用知府花培，前署韩城县时，侵蚀捐输银项，挪用仓粮；商州州同曾承忠，居心残酷，贪得无厌；清涧知县乔晋福，操守不洁，物议沸腾；麟游知县乔鹤年操守不洁致被绅民控告；醴泉知县钟乃澄纵役浮收。刘蓉均上奏请严惩之，将他们革职查办。记名总兵李曙堂、尽先副将胡世英等带领弁勇，沿途需索；候补参将周思隆纵勇搜掠商民财物，刘蓉对这些武将也毫不留情面，立即将他们两人革职查办。
刘蓉在观察和抨击满清吏治腐败的同时，就已清醒地感觉到人才的缺乏和涸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他对人才日下的状况十分忧虑，痛切地指出：“士大夫狃于晏安，循故趋，蹈常辙，不为经世有用之学久矣。其平居无事，既未尝奋志励学，躬探治道之原，而究心于当世利病得失之故。一旦当事权，任职守，以不学未成之材，临事物无穷之变，经术疏而知识浅，懵然无所凭依，抑不得不各随其天资材力之所及，而冒昧以应之。奉法律为诗书，积阅历为学问。其弊也，事求可，功求成，怀苟且之心，而图旦夕之效。其下者见难而惺，见利而趋，偷惰委靡，而颓然任之，人才日衰而政纲不举，流弊滋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总之，世道多变，人心陷溺，导致人才日衰。
刘蓉认为“人才以鼓舞而奋，以历练而成”，而导致如今人才日衰是吏治不修的缘故。他以湖南士人兴起为例加以说明，“观察之莅吾湘，礼重贤俊，锄治奸宄，蠲无艺之征以苏穷困，又简勇悍义侠之民，束伍而训练之。今吾邑之起，书生任将帅，翘然著勋绩于天下者，大都观察向日所宾礼之士。其以骁锐雄桀，居偏裨，号健将者，大都观察所简练之卒”。湖南之所以能在一时间涌现出这么多的才俊，亦“由鼓励激劝之得其道耳”。天下并非是缺乏材杰，皆是由于“求之不由其道”，致使“魁奇自负之士，伏岩穴而不出。桀骜者噤不得用；或反鼓其智力，作不靖于乡闾”，导致了太平天国的义旗一举，应者云集的局面。
刘蓉认为天下治乱取决于用人。他在看到方今天下事势“今天下所同患者，兵不素练，饷不夙裕，故无所恃以为攘除凶丑之资”时，认为兵、饷问题虽重要但仍不是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善用人才，因为“凡举大事，当先定规模，契纲领，合群策群力以图之”，只要使“人人效其智能，勤其职事，竭其材力之所能至，故用力不劳，而事已毕集”，就是说各级各类官吏只要“效其智能，勤其职事，竭其材力”，就可以消弭天下之乱。所以他说“今天下兵虽敝，饷虽匮，得其人而任之，不难治也”，他对“其人”的要求为“不必奇伟非常之才，苟其忠实练达，粗有干略，即可随其才之大小而备器使之用，其果委任适宜，优劣得所，即不必有赫赫可纪之功，而较其成效，虽所谓奇才者无以逾之”。刘蓉主张要知人善用，用人须不拘一格，用人不责全求备，而应根据一个人的才能高低、大小，适当地予以安排。
在人才任用上，刘蓉主张破格录用人才。他对清朝论资排辈、拘文循例的官员晋身制度很为不满，“今则守令以下各员，悉由拣发指捐而来，欲补一官，须询部例。欲委一缺，先问省章”，仕途壅塞阻碍了真正有才之士的晋身，致使“贤能者苟无历俸之资，则不可以骤升。庸懦者苟无贪劣之迹，则不可以竟黜”，所以建议“朝廷更制科，破常格以求之”。刘蓉曾保龚衡龄等酌给虚衔升阶被吏部驳回，刘蓉再慷慨上奏曰：“顾投效戎行者，或钻营数月，即越级以得高官。究心民瘼者，虽积资累年，仍潦倒而淹下吏。于是佥巧之徒，趋军营而如骛；奔竞之辈，视职守以若羁。而洁清自好，悃愊无华者，即绩迈龚、黄，名齐召、杜，耻趋梯荣之路，终绝上进之阶，往往转以去位为高，惟恐解官不速。若复拘于成格，何以激励人才。”清廷遂允之。
(四)农本思想
近代伊始，湖南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故湖南士人都注重农事，具农本思想。在这种上下力农的社会环境中，以及儒家农本商末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刘蓉也带有浓厚的重农思想。刘蓉将这种以农为本的思想表现得最为明确，他说，“盖天下大利，必归稼穑。四民之中，必使农居其三，而士工商居其一，然后民生厚而财用足。是以圣王之制，贵粟而重农，贱商贾而抑末作，所以教民崇本务而尚俭勤也”，体现其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此外，刘蓉还从对比农商苦乐的差异来论证必须扬本抑末，说：“夫农家者流，终岁勤苦，犯霜露，胼手足，未尝有一日之逸，而恒不得一饱。而商贾之家，坐安饱食，制其物产盈虚之权，而坐收数倍之利，此啬夫田父之所辍耕而叹也。”对劳动农民的同情溢于言表。刘蓉认为舍本逐末导致了民业日荒，以至于国家财用日匮社会穷困，“今民之俗，以商贾为荣，以服田为耻。……是故民皆舍本而逐末。逐末之弊，嗜利而无耻；舍本之弊，废其业而不治，旷厥土而不耕。如是而欲期财用之足，是犹塞其源而冀末流之盛也，斯亦必穷之道矣”。
刘蓉初接陕抚印时，陕西“自遭蹂躏，田野荒芜，商贾裹足，无人民可以耕种，无钱粮可以征收，无富户可以捐输，无厘金可以抽取”，老百姓饱受战争、灾荒之苦，流离失所。刘蓉在陕西除垦荒屯田以裕民食外，推行了一些战争的善后措施。一为施粥：“爰檄署汉中府杨光澍分饬各属州县，设立抚恤善后总局，遴派廉干官绅专司其事。乡村场市，亦设分局。务先筹办米石，设法赈给穷民。日施薄粥，暂延残喘。并令购觅萝卜油菜耔种，播殖田间，计不两旬，即可采其苗叶，藉佐羹餐。一面多种杂粮，徐资接济。”二为复耕：“伏查汉属田产，夙号膏腴，近值贼踪蔓延，遂成荒弃。春耕在即，种作无人。即业主尚未流亡，而播种苦无资本。现拟于川省附近州县，招募农夫，令其自备牛种籽粒耒耜器具，分赴各县，量力授田，薄其租税。其一切清查地段、拨佃纳租事宜，均令在局官绅妥为经画。或值田主回籍，即将原业给还。如其实系逃亡，便可作为官产。”三为劝捐：“按亩注册，明定章程，即以秋后收纳之租，预抵今日赈济之资。现先筹款挪垫，暂为设法通融，如有二三富家，力能分润，量可捐输，无论钱米杂粮，劝其周恤邻里，即由局绅籍记赈给数目，查照米捐章程，核实汇请奖叙。要期多方擘画，务尽一时权宜，庶几起沟壑之残生，缓须臾而勿死。垂危余命，尚戴皇仁。”四为豁免钱粮：“所有各州县应征新旧钱粮，实属无从征比，相应吁恳圣慈，准予豁免。惟被难较有轻重，恩施亦应区分。如南郑褒城沔县城固洋县，罹害最久，应请豁免同治二三两年钱粮。其西乡宁羌佛平留坝略阳等处，受祸较浅，应请豁免同治三年钱粮。至凤县城池未经失守，而乡村颇遭蹂躏，应请将本年应征钱粮展缓，分作三四两年带征，以纾民力。”五为旌表殉难绅民：“至各属殉难绅民，或临阵而捐驱，或骂贼而不屈，以及贞女烈妇从井投缳，举家同尽，贞魂毅魄，不应听其沈埋。臣亦饬局详加采访，一俟查悉汇报，再行另案请旌。庶期存者得遂其生，死者不没其节。”显然，这些举措有利于缓冲统治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尖锐矛盾。虽然刘蓉的举措并未得以具体贯彻实行，有些措施由于所用非人适得其反。然其哀矜之心，民终不忘。
在这种农本思想的指导下，刘蓉念陕西在经过战乱后，沃土久荒，民食维艰，在陕抚任内锐意兴办屯田，以裕民食，实行宽大之政。他在《陕西各路垦荒事宜疏》称，“前此又叠经拣派司道大员设立营田总局，令其检查旧卷，体察情形，详定章程”。具体章程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为正经界。由于陕西田地肥瘠不一，需要重新清丈叛产和绝产的地亩，使赋役得平，“凡客民之应募而来者，清查来历，由局给予执照，载明亩数多少，钱粮若干”，而且“授田必限定数”，以“俾绝兼并包揽之萌”。认垦的编户，“每十家设一甲长，百户择一里长”，“以任完纳租粮均派徭役之责”。二为定限制。先把叛产绝产的界限画清。“叛产概令入官”；绝产要具体调查清楚以免以后纠葛，若“其业主之流徙来归者，自该地方被扰之日起算，定以三年，流离不返，即行截止”；招种认垦的客民“自发给执照之日起算，定以六年。租粮及额，即为永业”。规章制度既已定下，官员就得严格遵循，这样才能使民心安定而不至惶惑。三为缓钱粮。垦荒之初，“牛具耔种，棚舍刍粮，在在需费”，且“经营于隔岁之前，而得食在半年以后”。陕西为西北穷困地区，值频年兵燹之后，民力维艰，根本无力购买生产所需资料及交纳租粮。刘蓉援引雍正六年上谕，“安西沙州等处招民屯垦，原为惠养边民之计，今从民户到齐之日计算，至辛亥之年，乃例当输租之期。但小民甫经安插，公私兼顾为难，著宽期二年，于癸丑升科。俾民力宽裕，俯仰有资”，恳请清廷蠲减钱粮，建议清廷俟一年之后，“酌量情形，再行升科”。这种新垦之民，“感朝廷逾格之施，无公私兼顾之虑，实于招垦事宜，大有裨益”。四为定租谷。此次垦荒的目的除了“绥辑遗黎”外，还有就是为陕军筹粮筹饷。鉴于陕西特殊的形势蠲减钱粮一年，但租谷是必须征纳的。刘蓉拟定章程，一年之后，“分别水田旱地，科则高下，每年每亩薄取租谷以补仓禀之不足，六年之后，免交租谷，祗输正粮，准其作为世业”。这样不管是对垦荒的农民还是对清廷都是有利的，因为农民每年输纳的租谷“为数甚微”，而且六年即行截止，清廷所征租谷可用来补充匮乏的军粮。
刘蓉作为正统理学的信奉者，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其农本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对任何违悖传统纲常的行为都存在着本能的仇恨。所以刘蓉虽比较关心民瘼，体恤民情，但却仍不遗余力地镇压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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