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汤鹏是清朝嘉道年间的一位湖湘士子，也是湖南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程朱理学为治学津梁、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以“则古”“尚变”为治学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汤鹏生活的嘉庆道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的时期，政治极端腐化，社会危机加剧，清朝统治由盛而衰，清朝学风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经世之学重新崛起，尤以湖湘学派倡导之经世致用为显著代表。处于这一历史过渡时期且深受湖湘经世文风影响与熏陶的汤鹏的学术思想正体现了这一发展倾向。

汤鹏，字海秋，自号浮邱子，湖南益阳县沙头人，人称汤益阳，生于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卒于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七月。他自幼聪明好学，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取进士。初任礼部主事，因其文章“震烁奇特”，“诸公异其才，选入军机章京”，不久补户部主事，后转贵州司员外郎，擢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为人性格狷介，不甘摧眉折腰，趋时媚俗，初任御史不足一月，因为宗室尚书叱辱司官，汤认为吏部处理太轻，不足以儆戒其他大吏，而连上三道奏章弹劾此皇室亲贵，道光帝认为他不能胜任言官，罢去御史职务，仍回户部为员外郎，转四川司郎中。“以宗室尚书之亲贵，举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弹之，亦见鲠骨之风矣!”这就使得有“凌轹百代之才”，兼与当朝权贵汪廷珍、穆彰阿有师生之谊，原本可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汤鹏，“礼曹十年不放一府道，八年不转一御史”，长年待职闲曹，不得重用。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其结果是以清廷丧师辱国并签订《南京条约》收场，汤鹏对此深感义愤填膺，在自己已遭罢贬、不得进言的情况下，“犹条上书转奏夷务善后者三十事，虽报闻”，“大臣用事者曰：‘书生之见耳!’上虽召见君，而无所询，报闻而已”。“君见其言不用，乃大著书，欲有所暴白于天下。为《浮邱子》九十一篇，篇数千言，通论治道学术；《明林》十六卷，指陈前代得失；《七经补疏》，明经义；《止信笔初稿》，杂记见闻事实”。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七月，汤海秋抑郁而亡，年仅四十四岁。

学术界对汤鹏的研究相当薄弱，其生平事迹主要散见于姚莹的《汤海秋传》，梅曾亮之《户部郎中汤君墓志铭》以及赵尔巽等编写的《清史稿》等文中。近年来并无出版研究汤鹏学术思想的专著，论文也极少。仅上世纪八十年代益阳师专的石彦陶教授、王子羲教授在整理汤鹏著作《浮邱子》期间写过几篇侧重于汤鹏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思想的论文。另有九十年代初姜终身的《论汤鹏的消费思想》、《浅析汤鹏的改革思想》两篇论文及2001年陶用舒的《汤鹏：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一文，都是将其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来予以肯定的。而对汤鹏学术思想的系统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本文拟基于现存史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汤鹏学术思想的渊源、内涵以及运用三个方面出发，力争对汤氏学术思想有一系统的归纳。

　　一  汤鹏学术思想的渊源

汤鹏学术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到清代中后期传统学术嬗变的影响以及湖湘学风的熏陶，另外，朋友间的相互影响与时局的变化、个人抑郁的经历也促成了其经世致用、关心国计民生的价值取向。

(一)嘉道之际学术嬗变的趋势
 
清代学术仍然是以中国传统儒学为主体的。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因其标榜义理、性命，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并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道德提供理论依据，而深得清朝统治者的青睐。清廷竭力表彰程朱理学，以朱熹配享孔庙，连八股取士亦以朱注《四书》为试贴，将宋学扶植为清之宫廷学术。作为学子们跻身仕林的科场应试的工具，它不许人民有任何的疑义，只能顶礼膜拜，这样就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与宋学相同，汉学也是清代统治者提倡的正统学术，始自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再由阎若璩、胡渭等的阐发，至乾隆嘉庆时代达到鼎盛。但因清政府强化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致使这时的学者虽吸收继承了明末清初学者们强调的通经服古、重视实证的治学方法，却丢掉了其积极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涵，日益走向由文字、音韵、校勘入手来研治经书的考据一途，逐步成为脱离实际的乾嘉学派。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一个烦琐考据，一个空谈性命，因旨趣不同，而门户之见极深，为争得儒学之“正宗”地位相互攻讦。表面看来二者有分歧、有斗争，似乎势不两立，实际上他们都是儒学中的学术流派，都是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学术思想，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弄和钳制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

汤鹏所处之嘉庆道光年间，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加剧，清朝统治处于大厦将倾的前夜。无论是作为给盛世点缀太平的乾嘉汉学，还是作为极具理论色彩的精致宫廷哲学的程朱理学，都无法应付这一“狼烟四起”的危险局面，提不出任何切实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一些思想敏锐、关心现实的学者和思想家要求转变学风，他们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变革的“微言大义”并以此为武器，兴起了新的经世致用的思潮。他们主张“以经术为治术”，要求治学以国计民生为指归，还在社会变革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地。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汤鹏、姚莹、魏源等人，这对改变当时的仕林风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治至道光而极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于时承平日久，主溺晏安，大臣委蛇持禄，容说以为忠；士人汩没科举，诗书以干泽。即有魁异杰出之才，不安固陋，而声气标榜，呼朋啸侣”，“傥有文章经国，志气拔俗，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发聋振瞆，大声疾呼者，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汤鹏，曰魏源”。可见汤鹏、魏源等人正是当时学风转变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而这一学风的嬗变，不能不对躬逢其间的汤鹏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湖湘学术的陶冶
 
湖湘地区为理学之邦，自北宋中叶周敦颐开风气于先，至两宋之际，胡安国、胡宏父子传洛学于衡麓，奠定了湖湘学统。南宋期间，著名理学家张栻、朱熹在岳麓书院传学，湖湘理学为之大振。

至明末清初，学术大师王夫之晚年隐居于荒僻的衡阳石船山下，著书授徒，“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进一步推动了湖南学术的繁荣，形成了富于湖南品格的地域性学派——湖湘学派。从胡安国父子、张栻到王夫之等人，湖湘学术历来就具有重视躬行践履、重视经世致用的务实的优良传统。胡安国向以“强学习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而著称。胡宏认为，人要致知就必须学，而“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这就强调了实践的第一位性。张栻则对于“汲汲求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不同意程朱“能知必行”的主张而强调行比知更为重要。他说：“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真是未尝真知耳。”因此黄宗羲称赞张栻“见处高，践履又实”。王夫之则提出了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系统理论，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代表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观的最高水平。宋明时期湖南学者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对湖南后学的学术观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汤鹏在诗中写道：“九州气势似星罗，万古熊湘一浩歌。衡岳乾坤低泰岱，洞庭风雨挟黄河。荧荧圣骨九嶷穴，蔼蔼骚魂二水波。试问精灵何处著，长沙才子满岩阿”，“君不见衡岳之高高插天，视融紫盖奔走俯伏如儿孙”。可见湖南的山水、文物、人情对其影响之深，而后来汤鹏思想中都或浓或淡地留下了湖湘文化中重视践履躬行、主张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的印记。

(三)良朋益友的影响
 
梁启超指出：“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文中的彼辈就包括汤鹏。姚莹证实：“道光初，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魏源)、建宁张亨甫(张际亮)、仁和龚定庵(龚自珍)及君(汤鹏)……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厉，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世乃习萎靡文饰，正坐气苶耳。得诸子者大声振之，不亦可乎?”可见汤鹏虽为人狷介，不肯摧眉折腰、趋时媚俗，耻于攀附权贵，却与当时的俊杰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莹等有密切的交往。

安化陶澍是汤鹏的同乡、前辈，位重权显。他对汤鹏的文笔才气十分欣赏：“余与海秋俱生湖南，而洞庭之澎湃，衡岳之岧峣，独海秋为能。以其精神气象。放而之于诗歌文字之间，故其所为今文古文，斐然登作者之堂。而其古今体诗，沉雄浩荡，往复缠绵，上可以续风人、骚人之脉，而下可以包括汉、魏、唐宋之所有。此乃凌轹百代之才，岂直壮我湖南之色而已，甚盛，甚盛。”对于陶氏之赞誉，汤鹏则谦逊地说：“公谓我笔力，当于古人求。”

汤鹏与林则徐的交谊颇深，他们互相尊敬，时常有诗文相互唱和。《海秋诗集》中就收有《林少穆中丞入都喜而有作四章》、《寄林少穆制军》、《赠林少穆方伯即送其入湖北》等篇章。即使后来林则徐去湖北以后，二人之间亦经常有书信往来，“箧箱积书札”，这足以说明两人友情之醇厚。林则徐对汤的诗文赞誉颇高：“海秋于诗无体不工，四言出于风雅颂；五言始而希◇韩杜，既而陶、阮、鲍、谢，皆在伯仲之间；七古则寓妥贴排之力于淋漓跌宕之中，合太白、昌黎为一手；五七律、五七绝均嗣响唐人，至其所为琴操古歌谣，则尤备古人所不及备，为今人之所不能为，诗至此可谓极天下之大观也矣。”汤鹏赞扬林则徐“海内英奇半来往，民间疾苦独徘徊”、“总以如冰志，宏兹不世勋。荆衡千载大，今德有馨闻，君子不暖席，匡时两鬓皤”，可见，对于林之关心民生疾苦、匡时挽势，汤鹏是十分敬仰和钦佩的。

汤鹏与龚自珍在秉性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样的书生意气，一样的刚直自傲。《定庵先生年谱》一书中多次提到龚、汤的交往。龚自珍在其《已亥杂诗》中就收有《别海秋户部鹏》七绝一首，盛赞了汤鹏的风骨、文章：“觥觥益阳风骨奇，壮年自定千首诗。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仰为。”汤鹏在其《答龚膳部越鸟篇》中写道：“越有鸟，胡为乎自命凤凰?楚有鸟，胡为乎自命凤凰?众中弗可以独，独斯不详。”在这里汤将自己和龚定庵比作了孤芳自赏、鹤立鸡群的凤凰，他俩的心性、志趣及砥砺互勉的诚挚友情在这首诗中跃然纸上。

汤鹏与魏源年岁相仿，志见相去不远，二人既是同乡，又属挚友，还是儿女亲家，对于魏源之致力经世致用之学，襄助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汤十分钦佩：“太息魏夫子，谁为借箸筹”(原注：默深编次皇朝经世文字，天下事势，了如指掌)。对于汤之著作《浮邱子》，魏源评价很高，“每谓人曰：‘是书可传也。’”

至于汤鹏与“愿为双骅骝，与子同蹻蹻”的姚莹之间的友谊，单从《海秋诗集》中题赠姚莹的数篇诗——《姚石甫兄人都叙旧言怀诗四首》、《江南行送姚石甫兄》、《送姚石甫先生罢官还桐城》、《壬寅九月讌姚石甫先生于万柳堂赋诗言怀六章》等便可窥见一斑。汤鹏去世之后姚莹还为其立传，以为纪念。

由上可见，与汤鹏交往过从甚密之人皆为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他们力图挽澜于既倒，“慨然有肩荷一世之意”，以这批人为核心，指天划地、著书立说，筹划治国救世之策，竭力挽救民族危亡，形成一股经世致用思潮，而置身于其中的汤鹏不自觉地受到这一思潮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成为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

(四)时代与身世的影响

汤鹏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个人的坎坷经历不无关系。汤鹏生长于我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的年代，清王朝盛极而衰，政治极端腐化，阶级矛盾日趋激烈，内有“民顽”——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等接连不断；外有“虏骄”——鸦片走私日益猖獗，白银大量外流，紧接着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定。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衰败、政治腐朽、思想沉寂的景象。汤鹏身处动荡的时代，面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重矛盾，深受程朱理学教育的他自觉运用儒家思想来应对这一历史变局，他继承了儒家先贤的人世精神，以卫道为己任，走上了经世济民的道路。汤鹏虽然科场得意，具有非凡的政治抱负，“野处非吾欲，骞腾指邦畿”，“与谈用世兴酣酣”，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清代统治者，大都还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仍然沉溺于醉生梦死的歌舞升平之中。汤鹏的政治主张根本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这使他感到非常愤慨和痛心，“我藏青白阮生眼，谁识天人董子才”。这里汤鹏凭借阮籍能为青白眼之说，表明自己头脑清醒，长于明辨是非，却明珠暗投，苦于没有人发现像他这样有董仲舒一样才干的伯乐。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生不逢时，时光不再，“今夜复明夜，悲秋能几何?壮心肖索尽，思念恒苦多”，面对国事艰难，年华虚度，而自己又欲进不能，欲退不甘。“苟不得施于事，而著之言”，以“震爆人耳目”，“有所暴白于天下”。在《浮邱子》一书中，他“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蹑要眇”。曾国藩在评价汤鹏时虽认为“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但站在卫道士的立场上，他又认为汤的某些主张过于迂阔怪诞，“汤海秋久与之处，其人诞言太多，十句之中仅一二句可信”，可见汤鹏的学术思想是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的。另外，汤鹏二十三岁中进士，年四十四岁而卒，其整个生涯可分为两段，前二十年子曰诗云，于八股中蝇营苟苟，后二十年居庙堂之高，却又充为闲散部曹、困厄下僚，鲜有实际的政治经验，故较其朋友魏默深而言，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难免保守、幼稚，这也就是汤鹏虽然能倡言改革，提出一些较为激进的主张，却不能成为开一代风气之先人物的重要原因。

　　 二　汤鹏学术思想的内涵 

汤鹏一生著述甚多，其荦荦大端者如《浮邱子》十二卷、《七经补疏》七卷、《明林》二十四卷、《海秋制艺》前后集、《信笔初稿》等都反映了汤鹏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同时，他的学术思想在其学习和创作中形成，亦散见于其诗歌中。兹从治学津梁、治学宗旨、治学特色三个方面对汤鹏的学术思想作一初步阐述。

(一)治学津梁——程朱理学

汤鹏坦言“我希尧、舜、禹、汤，则以周公、孔子为津梁；我希周公、孔子，则以周、程、张、朱为津梁”。他希望通过学习周、程、张、朱，以达到周公、孔子的境界，进而达到尧、舜、禹、汤的境界，可见他认为周、程、张、朱的道学是继承尧、舜、禹、汤心传的。正是基于对程、朱理学的信奉，对于那些背离或是反对程朱理学的言行，汤鹏总是站在道学家的立场上加以批判：“而或好尚之溺，则意中别出一程、朱，而非本来之程、朱；雌黄之亟，则谓程、朱不可为学，而戒其徒毋得复言程、朱。华闻诡辩，巧思魏诋，掩程、朱而自眩其能；乘天作焰，丧心病狂，畔程、朱而不悔其非；君子不取也。”

他说：“自汉已降，师儒大都出于训故，于是抱残守阙、沿讹袭缪，恶知内圣外王何义类邪?”而对于明末以来宋学的末落，汤鹏认为是后来之学者“语录之习太甚”而实不知理学的宏旨——内圣外王之道。“自宋已降，师儒大都出于语录，于是濂、洛、关、闽辟其端；而蒙古、朱明之代，凡有志者喁喁然而竞其委。夫辟其端者，其道学之功良伟也。而惜乎竞其委者，其语录之习太甚也，匪不粗知内圣外王之义类、之名称，而不实于底里，不详于节次者踵相接也。”

汤鹏的哲学思想，继承了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他说：“吾道，何道也?大道也，直道也。吾心，何心也?初心也，正心也。大道根乎性，直道根乎气，初心根乎天，正心根乎圣。根乎性者，能善而不能恶之道；根乎气者，能刚而不能柔之道，匪苟同之道也；根乎天者，能存而不能亡之心；根乎圣者，能壹而不能杂之心，匪苟同之心也。”所谓“根乎性者，能善而不能恶之道”，与朱熹“性只是理，故无不善”的说法是一致的；所谓“根乎气者，能刚而不能柔之道”，与孟子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的说法是一致的；所谓“根乎天者，能存而不能亡之心”，即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四端之心；所谓“根乎圣者，能一而不能杂之心”，即《大禹谟》所谓“惟精惟一”的道心。在获得“道”的方式上，汤鹏认为“积性成圣”，“性存然后有道”，所以“君子不可以不知道，不可以不尽性”。治学的方法，应从格物致知开始，他说：“物不格，则学不邃”，“君子积学所以明道”，“积学成贤”。

在历史思想方面，汤鹏继承了朱熹天理史观的衣钵。汤鹏认为历史的变化决定于儒风的盛衰，“儒风一盛一衰，国势隆替之始也……儒风盛，则国势昌矣；儒风衰，则国势踣矣”。尧、舜、禹、汤、文、武，传儒道之“中”和“敬”，所以是神圣的君主，而开太平的盛世。春秋以后，儒道真源汩没，所以世风不古、世运不隆。“魏、晋、隋、唐之儒少”，“故魏、晋、隋、唐不可以三代”。宋、明推崇儒学，大道特出，士有气骨。至于宋、明时期国势不振，则或由于理政颠倒黑白，或由于君主不能自制，而与儒风无干。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不是向前发展的，而是向后退化的。西周以前，天下为公，民风淳厚，臻于郅治。西周以后，公逐渐少，私逐渐多，终至因私灭公，世运递降。他说：“由周以前，无私而敦庞者是为皇，无私而宽裕者是为帝，无私而调壹者是为王。由周以后，公褒以私、私树以公者，是为霸；削其为公、丰其为私者，是为强；袭霸之迹、公私参半者，是为汉祖、唐宗；骋强之炎、公私勿问者，是为秦政、隋炀；不霸而奸、用私蚀公者，是为孟德、仲达；不强而横、用私蔑公者，是为拓跋、蒙古。”在史学的功能上，汤鹏将历史学的权能与“天之权”、“君之权”并列为三大权力，“天之权掌生死，君之权掌黜陟，史之权掌褒讥”，因此写史应秉笔直书、指陈利弊，否则便会世不明、政不存、道不行。

汤鹏的文学理论，也是道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周公、孔子的文章，是天下文章的准绳。周公的《豳风》“劳以思”；《无逸》“俨以恪”；《周官》“典以硕”；《尔雅》“泽以娴”。孔子的《系辞》“奥以坚”；《论语》“秩以易”；《孝经》“挚以尽”；《春秋》“肃以断”。这些文章都是不可逾越的。孔子以后，曾子的《大学》，剖析了为学的次第；子思的《中庸》，私淑了圣人的心法；孟子的七篇，畅论了圣道的本宗，这些都是可取的。而在孟子以后，道弊文衰，也就没有什么可观的文章了，直至宋儒周、程、张、朱的出现，始得复见周公、孔子的文章。“是故文之为运，昌于周公、孔子，火于秦，枝于汉、魏、隋、唐之间，而复于宋”。在汤氏看来必须是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之道的文章，才是可大可远的文章，才是“名世之文”。所以他认为写文章只有写“名世之文”，才能够见微知著，振聋发聩；才能熟悉民情，杜塞旁僻；才能够彻悟大旨，彰明法度；才能够良法美意，有利后嗣；才能够熟稔典故，摈斥群欺；才能够性全理具，格正君非；才能够正义直指，信服道气；才能够仪制合则，拯济时艰。因为这类文章“学周公、孔子之学，志周公、孔子之志，以文周公、孔子之文”，而他撰写《浮邱子》一书，正是这一文学主张的实践。

(二)治学宗旨——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思想滥觞于由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开创的“常州学派”，他们从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出发，主张治经治学不要拘泥章句，一切以经世为指归，在经世的前提下，为了经世的需要，阐发“微言大义”。常州学派的这种“经世”思想，为龚自珍、魏源所继承和发扬，并在鸦片战争前后成为一种学术思潮和风气，即所谓经世之学，即主张治学应采取积极的面世的态度，以解决国计民生为目的来治学。

汤鹏虽然推崇程朱理学，但他与迂阔的道学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治学应以社会、国计民生为指归，应探讨古今治乱之得失，通家国治乱天下际，以济世利民、治国经邦。汤鹏认为“古之君子体与用并起，相济也，相足也”，汤鹏所主张的治学是以“理学”为根基，为“体”，辅以经济时务之学为“用”，从而达到经世的目的。汤鹏“尝谓其友人曰：‘汉以后作者，或专工文辞，而义理、时务不足；或精义理、明时务，而辞陋弱；兼之惟唐陆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为归。’”较姚鼐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为一，对宋学和汉学兼收并蓄而言，汤鹏所主张和提倡的治学是既知道义理，也娴于词章，更是工于时务的。对于那些于时务毫无裨益的酸儒、腐儒，汤鹏谓之“九蠹”，而大加批判。在自身的治学实践上，汤鹏在《浮邱子》一书中对于河道、漕运、盐务、荒政等弊端均有所涉及和研究。

汤鹏是不愿“蹉跎老作郎”的，在这内外交困、国政日非的非常时刻，汤鹏用世、入世的思想来得尤为强烈。在对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做法进行分析时，汤鹏认为孔子并没有出世之心，而是“实有所不得已于天下”，所以“时令穷而孔子之心不穷”，正因为孔子不能“一日而忘滔滔之天下”，所以他是会思返的。他认为“与其复入人世以贻其讥，不若强留人世以分其忧”。因此汤认为孔子因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一气之下而一走了之的想法和做法是欠妥的。“国有辅，屋有柱。柱不力，则屋几覆；辅不力，则国家倾。毋覆屋者，择大木；毋倾国者，择贤人”，汤鹏正是以国之栋梁的高度责任感将公孙侨、管夷吾、诸葛亮、王猛四大名相作为自己仿效学习的榜样，并希望有一天也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亮辅良弼。

汤鹏认为“君子纳之于轨物，然后能裁之于义理；裁之于义理，然后能详之于体段；详之于体段，然后能鸿之于作用”。如何得出兴衰更替的规律，从而为国计民生服务呢?“于古载籍乎索之，于古师表乎索之，于古臣佐乎索之，于古符验乎索之，于古趣尚乎索之”。“且夫儒者，非备顾问、资润色之谓”，而应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裨益。“名出于实，实出于事”，“有其名也，则有其与；有其与也，则有其养；有其养也，则有其用；有其用也，则皆名乎圣人之名”，因此贵为儒者必须有所事功才能符合儒者之名。正惟如此，汤鹏的思想中具有浓厚的“内圣外王”的情结，其思维方式亦具有实践理性的特征，其学术思想亦是一种“学术(伦理)——政治”型的学术。“且夫内圣外王，此古今大脉落也，此圣贤大纲领也，此天地大辅相也，此民物之大椅杖也”。也正是从这一文化理念出发，汤鹏既坚守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说教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去，又热衷于事功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变革措施，希图成为扶大厦于将倾的圣人、贤人。

(三)治学特色——“则古”“尚变”

１.“则古”。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汤鹏对其所处的时势忧心忡忡，他认为天下事势“时非先王之时”、“人非先王之人”、“法非先王之法”，他通过今昔对比，借古讽今，对今时、今人、今法之远不如前十分的痛恨和不满。汤鹏主张以古法为准则，以尧、舜、禹、汤、文之道为规矩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治寤寐以古，治官骸以古，治闺门以古，治群黎百姓以古，治九州之外、八荒之极以古，治千龄万代以古”。汤鹏还从古书中为自己的“则古”理论寻找依据，“《说命》之言曰：‘王!人求多闻，时睢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毕命》之言曰：‘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是故君子必于古乎索之”。从道学家的立场上来看，汤鹏认为“则古”、“法古”的根本目的在于捍卫尧、舜、禹、汤以至孔子的一脉相承的圣道，“夫由尧、舜、汤、文以至孔子而道传，由孔子以至于今而道岂可以不传乎?”

如何“则古”?从“则古”中又可以获得何种功用呢?“于古载籍乎索之”，从四书五经中寻找圣贤的良法美意，“读经则思其意，读史则思其迹”；“于古师表乎索之”，明白尊师崇儒的道理，“履帝王之位而无疚者，知尊师者也”；“于古臣佐乎索之”，国家应延揽人才、重视人才；“于古气数乎索之”，明白历朝历代兴亡更替的历史规律，“君子知一代之兴亡他焉，芟其所以踣者而已矣”；“于古符验乎索之”，明白天人感应、治乱兴衰必有其征兆的道理；“于古趣尚乎索之”，则会明白圣贤治国的崇尚与旨趣，“以天道治天下，尚诚不尚术；以地道治天下，尚实不尚文；以圣道治天下，尚义不尚欲；以神道治天下，尚敬不尚怠”。

“灭古者灾，则古者祥”，“则古”是为了给当今的政治提供医治弊病的良方，“今之不然，唯古可以医之”。汤鹏认为当今政治的根本弊病在于言路不畅通，君上不能够虚心纳谏，从谏如流，臣下不能够批龙鳞、逆圣听，犯颜直谏，在政治上文过饰非，以歌舞升平来掩饰大厦将倾的末世之象。汤鹏提出：“君子以古之学为学，则以古之问为问”，而且还举出了舜和孔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问则不饰，饰则不问”，“上不好问，则愚弄其下；下不好问，则愚弄其上”，因此，自天子以至庶人必须好问、求真、务实才能够实现清明的政治。

2.“尚变”。湖湘文化之“尚变”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南宋末期的胡、张理学。胡安国针对北宋末年的许多弊政提出“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胡宏也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弊端，必须变法改革。他强调说：“国家之败，必有坏乱，不起之处；深知其处。大变之革者，其功大；小变之革者，其功小；不变之革者，必沦胥以亡。”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理论上对前人关于事物发展变化形式及其规律的论述作了总结和概括。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动、静两个方面，“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由此引申出“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点，他强调“推故而别致其新”、“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这些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前辈先贤关于“尚变”的理论不可能不对作为后辈学子的汤鹏发生影响。另外与汤过从甚密的师友如陶澍、林则徐、姚莹、魏源、龚自珍等皆为主张改弦更张、倡言变革之人，也必然会对汤鹏产生影响。仅以魏源为例。魏源认为“太虚之精气流动，充盈于天地间”。又说：“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天地间的事物都是由“气化”而成的，并且都在不停地变化着，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如此，“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在魏源看来，历史的发展进化是不可抗拒的，据此，魏源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革观点，喊出了“师以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口号。

“事有积之已久则弊，而守之以固则枯；坏之已甚则匮，而处之以暗则愚”，针对清廷抱残守缺、顽固保守、反对变革的政治措施，汤鹏引用了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的儒家经典言论作为自己倡言变革的理论依据，“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孟子曰：‘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荀子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谓也，去世汙而易之以修。’董子曰：‘琴瑟不调，甚者必改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故君子不能毋尚变”。汤鹏认为“变之时义大矣哉”，将变革看作是适合客观规律而必然要采取的措施。面对清廷当时内外交困的社会形势，汤鹏全面提出了四十条变革的措施，并认为“此四十变者得，而乱如不塞，治如不兴，无是理也”。他指出：“闻变而骇者，无识而陋者也。稍变而留其半者，有志而懈者也。可变则变者，智也；不变不止者，勇也。变然后宜，宜然后利，利然后普者，仁也，义也。”可见汤鹏对于变革热情之高、决心之大。

3.“则古”与“尚变”相统一。在汤鹏的学术思想中“尚变”与“则古”并不矛盾，因为汤鹏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形态，原本就是尧、舜、禹、汤、文、武时代的政治；皋陶、夔、伊尹、傅说、周公、邵公是最理想的贤相，后世做皇帝、做辅相的，都必须向他们学习，一切政治措施，都必须以古为则，从而掌握“宰世服物”的根本道理，“物不可以不考也，是故君子必读书则古，以握其宰世服物之本”。在这里，汤鹏就是要回到唐、虞、三代，从当时的圣君、贤相那里寻得治国安邦、救世济民的良方。虽然汤鹏所主张的变革是以“则古”、“法古”为方向，但绝不是盲目地“信古”、“复古”。他说：“君子病不法古之可法，戒古之可戒也”，并举出王安石和方孝孺的例子来说明“法古”和“则古”必须因时而动、因时利导，“安石进泉府，神宗日以敝；孝孺说井田，建文卒以亡：此信古而违其时者也”。因此在“则古”与“尚变”相统一的同时，应当“斟酌古今”、“周详理势”、“料量缓亟”、“诇察向背”，“则可谓考中度衷也已”。

汤鹏深受董仲舒“道之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虽然儒教是由孔子创立开始，但是“古之圣人贤人皆儒，古之儒皆闻道，古之道皆有以传”。在汤鹏看来，尧、舜、禹、汤的“中”，孔子、颜回的“仁”，曾参的“忠恕”，子思的“中”、“诚”，孟子的“仁、义”，虽然表达不同，但其宗旨和所遵循的“道”都是一致的，“其所从言者不同，其道则一而已”。汤认为“则古”即则古之“道”、法古之“法”；“尚变”即变当今之痼疾、革当今之“十弊”。在“则古”与“尚变”的侧重上，他认为必须始终抓住儒家的宏旨——“道”。因此，在分析商鞅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他认为他们或者是变革的举措失当或者是专权而不听取他人意见，但就其根本而言是脱离了变革应当遵循的宗旨——仁义之道。他说：“鞅不法其故以钻孝公，而秦之祸胎于鞅。安石立异于人以耸神宗，而宋之祸胎于安石。兹二子者，无开物成务之材，骋自用自专之焰，本计功谋利之蠹，蹙有国有家之脉，是恶知君子之四十变，有智、勇、仁、义以实其中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