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领军人物，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他并没有固守程朱理学坐而论道的空谈，而是积极躬行实践，力图将西方的坚船利炮引入中国，在中国开花结果。虽然曾国藩一生在洋务理论上建树不多，创建的近代工业企业不多，学界对其褒贬也不一，但是，他从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确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自强”之路。
一
曾国藩的自强之路是从学习西方，仿造枪炮轮船开始的，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是曾国藩“自强”之路的起点。
曾国藩起初也是主张向外国购买洋枪洋炮的，他曾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但是，曾国藩购买外洋枪炮的目的与清政府的目的不尽相同，除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外，更重要的在于御侮以自强，他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攻占安庆后，特别是阿思本事件发生后，他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认为购买外洋枪炮“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以实现“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目的。所以，在1860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后，曾国藩便积极“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他派人寻觅到了无锡徐寿、华蘅芳等科技人员，并通过江苏巡抚薛焕的访求，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由薛焕将徐、华送赴曾国藩军营效力。徐、华到后，即奉命筹建机器局，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
虽然曾国藩创建安庆内军械所的目的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但安庆内军械所并没有仿制洋枪洋炮，而是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仿造火轮船。之所以如此，当与曾国藩的个人爱好及其指导思想密切相关。从个人爱好来说，曾国藩颇不喜欢当时流行的洋枪，“盖其机最易坏，不过打二三十枪即须休整”，效率不高。从思想深处来说，中本西末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他把使用洋枪、洋炮看作如同八股科举人士兼学一些诗赋杂艺那样无足轻重，“吾以洋枪比诗赋杂艺，而以劈山抬鸟比经书八股”，因此“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并认为“劈山炮为陆军第一利器，若食群子至五十颗以外，实可无坚下摧”。
安庆内军械所规模不大，机器设备也很简陋，经费不足，制造弹药、劈山炮和轮船基本上是靠手工操作。但是它依靠徐寿、华蘅芳等科技人员自己的力量，除了制造出大量劈山炮、火药、子弹外，还取得了两项重大成功。一是于1862年8月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此蒸汽机的结构与当时居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类似。它“以火蒸水气”运转自如，“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二是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该木壳轮船的制造，华蘅芳主要负责测算，徐寿主要负责制机，在其他有关技术人员吴嘉廉、龚云棠、徐建寅等的配合下，从1862年4月到同年8月即造成了轮船模型，到是年底试造成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小火轮，并正式在安庆江面试航。1864年，徐寿等在此基础上进行放大试制火轮船的工作，1865年火轮船放大试制成功，曾国藩赐名“黄鹄”。1866年“黄鹄”号火轮船在南京下关江面试航，据《字林西报》记载：船重25吨，长55华尺，高压引擎，单汽筒，直径l华尺，长2尺；轮船的回转轴长14尺，直径2．4寸；锅炉长11尺，直径2尺。船舱设在回转轴的后面，机器设在船的前部。试航时速，顺流28里，逆流16里。
曾国藩当时正处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戎马倥偬，但他对安庆内军械所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重视，经常观看内军械所试炮、轮船试航的试验表演，对安庆内军械所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感到无比高兴和欣慰。1861年4月18日，“看华蘅芳所作炸弹，放十馀炮，皆无所见。”1861年7月，华蘅芳等制造蒸汽机成功，曾国藩亲自观看其试验，并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他由此看到了中国自强的远景，高兴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861年12月16日，“阅龚之棠所作枪炮，亦用自来火，而机较结实。”1862年正月初八日，“至东城外看丁道杰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1862年12月20日，“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船长约二丈八九尺”，并亲自坐在轮船上试航，“行八九里，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他感到十分满意，希望“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蒸汽机、轮船，工艺虽然还很粗糙，技术还不是很精湛，科技含量还不很高，其轮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是，它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新鲜事物，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起点。蒸汽机的制成为造火轮船开辟了道路，而轮船的试造成功，某种程度上，也为后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各种机器创造了前提和基础，积累了经验。因此，它也就成了曾国藩“自强”之路的起点。由此出发，曾国藩开始寻觅“制器之器”。
二
曾国藩寻觅“制器之器”是从派遣容闳赴美购求机器开始的。
1846年，容闳与另两位同学赴美。到美后，先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后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容闳即立下“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的决心。1855年容闳学成回国，他曾去天京向洪仁玕作过模仿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建议，未被重视。1863年容闳到达安庆。向曾国藩建议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的建议备受曾国藩的称赞，称他“熟悉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此时，曾国藩深感“制器之具不全”，乃拨款68 000两，派容闳携资出洋，“采办应用各物。”容闳于1863年10月出发，经英国伦敦于1864年春美，经多方洽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总数约“机器一百数十种”，于1865年运抵上海。
在曾国藩创建安庆内军械所和派容闳到美国订购“制器之器”的同时，1862年，李鸿章建立“上海洋炮局”，“铸造开花炮弹。”1863年，淮军攻陷苏州，李鸿章又委派洋员马格里设立“苏州洋炮局”，制造枪弹和炮弹。但由于苏州炮局“所购机器未齐”以致未能制造轮船枪炮，乃委派上海海关道的丁日昌觅购，找到了设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用60 000两银子买下。此时恰值容闳在美所购机器运抵上海，经曾国藩同意，两者合并一起，加上苏州洋炮局中丁日昌、韩殿甲经营的两车间，合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其厂址本在虹口旗记铁厂原址，但由于美国反对在那里制造军火，又再加“厂中工匠繁多，时有与洋人口角生事，均不相宜”，特别是为了扩大规模和修造轮船，乃在城南高昌庙濒临黄浦江的地方圈地70余亩动工兴建新厂，1867年完工迁入。
对于李鸿章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曾国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甚伟。”此为确论。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并非李鸿章一人之功，曾三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李鸿章创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基础上，“思宏其绪而大其规”，使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功不可没。
首先，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创建来看，李鸿章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时，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可想而知，作为曾国藩学生的李鸿章创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可能不得到他老师的支持。实际上也是如此。如前所述，容闳赴美购买机器所携的68 000两白银，是曾国藩亲自出面多方筹措而来。为此，他致函李鸿章由上海“应解月厘四万项下，饬提库平银一万两”，致函安徽巡抚毛鸿宾在“解皖厘金项下筹拨库银二万两”，致函江苏巡抚郭伯荫从“月解敝处四万中速拨一万”，要求广东巡抚李翰章“无论粤厘旺否，速拨二万金”，交容闳承领，出洋购买制器之器。正是由于有曾国藩的努力，容闳赴美购买机器才得以成行。而且容闳购买回国的100余种机器设备经曾国藩同意后并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经费来看，据李鸿章奏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初期，拥有厂房设备约值十五六万两，修造经费年约十七八万两。另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统计，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初创时的一切开办经费，连同容闳购买机器的费用在内约为543 000两，1867年前常年经费“大约每月总在一万两以外”，在淮军军需项下筹拨。1867年，曾国藩上奏朝廷酌留江海关二成洋税，“以一成酌济军饷，以一成专为造船之用”，得到清政府的允准。仅此一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每年可得“约计不下五六十万两的常年经费”。截至1872年底，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共收到海关二成银约计288万两左右。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866年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之前的4年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经费总计约68万两，平均每年约16万两。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后，累计新收约312万两白银，平均每年52万两之多，较前增加了2倍以上。这就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再次，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发展情况来看，有了上述充足的经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得到了快速发展，规模迅速扩大。从厂房设备来说，1865年厂房面积70余亩，到1870年扩大到400余亩，1866年7月前，厂房设备总价值约166 000两，1866年7月至1872年增加756 000两，总计厂房设备总价值达9 220 000两(见表1)，较前增加近5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初建时，建成了气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铸铜铁厂、火箭厂、库房、栈房、煤心、文案房、工务厅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以后逐年扩充，1869年增汽锤厂，另建枪厂、卷枪厂等。到1890年时已扩大为16个分厂，成为中国乃至东亚设备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业基地。
从经营范围来说，1866年以前，李鸿章只是要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弹药等军火用品，虽然曾国藩曾致函李鸿章，认为“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枪炮与轮舟二者兼营并举”。但李鸿章从未有制造轮船的计划。从表1的经费使用情况可以看出，68万两的经费支出中修造枪炮弹药的费用达408 000余两，占总支出的60％左右。1866年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后，在奏准二成海关税作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经费后，在修造枪炮弹药的同时，开始修船坞，造轮船，并购买军火、购买图书、翻译刊刻外文书籍。其中修造轮船支出达1 21l 649两白银，高出修造枪炮弹药经费近20万两。
从经营成绩来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时虽号称制造洋枪洋炮，但起初只是仿制了若干洋枪和弹药，并没有造炮，而且开始造洋枪也是仿照英国的兵枪、马枪，也就是旧式的前膛枪。西方兴起后门装送子药的后膛枪后，制造局又于1871年开始试造后膛新型的林明敦枪，以后又仿制英国的漫利夏枪和德国的新毛瑟枪。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炮始于1870年造“开花子轻铜炮”，共造成254尊，专供陆军行营所用。嗣后又仿美国式样造成4斤重钢炮40尊。1872年制成一尊可装12磅炮弹的前膛来福炮——乌理治炮。从1867年到1894年，总计制造各种炮585尊（其中劈山炮311尊)，各种枪支51 285支，各种火药4 081 469磅，各种水雷563具，各种炮弹l 201 900颗(其中格林炮子772 000颗)，各种铜引411 023支，1868年，第一艘木壳兵轮“惠吉号”(原名恬吉)竣工，曾国藩亲自试航，“由汉西门坐小轮船至下关，上恬吉轮船。己正二刻开行，行至采石矶下之翠螺山，凡十二制，行九十里。又自翠螺归至下关，凡六刻，行九十里。下水速于上水者一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曾声言在第一号木壳明轮之后便要建造暗轮，而且“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筩，可高可低之轮轴，或可苦思而得之”。从第一艘木制轮船下水到187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停止造船为止，共造大小船只15艘，见表2：
表2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自造兵船(1867一1885年)
船名 制造年份 船型 长度（尺） 马力（匹）载重（吨） 炮（门） 制造费用（两）
惠吉 1868年 木壳明轮 185 392 600 9 81 397.32
操江 1869年 木壳暗轮 180 425 640 8 83 305.97
测海 1869年 木壳暗轮 175 431 600 8 82 736.58
威靖 1870年 木壳暗轮 205 605 1 000 15 118 031.49
海安 1873年 木壳暗轮 300 1 800 2 800 巨炮20 355 198.16
驭远 1875年 木壳暗轮 300 1 800 2 800 大炮18 318 716.99
金瓯 1876年 铁甲暗轮 105 200 1 62 586.02
保民 1885年 钢板暗轮 225.3 1 900 克鹿卜炮8 223 820.76
小船7艘1875年 97 058.61
资料来源：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126页。
从上表来看，15艘大小轮船，有13艘是1875年前完成的，其中8艘轮船有5艘是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的一份功劳。
三
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接管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使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获得空前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经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过程中，认识到仅仿制西方的洋枪洋炮还不能完全达到自强的目的，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明了西学的本源，从而使他的自强之道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
曾国藩认为，中国要富强，仅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购买西方的机器设备是不够的，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说：“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他认为：“中国欲取所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未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因而还必须熟知西方制器之“本源”，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学习其培养人才的教育制度。
从“遍览久习”、“洞澈本源”的指导思想出发，曾国藩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看做是“遍览久习”、“洞澈本源”的关键。他说：“外国学技以算法为第一义，而又证之以图，申之以书。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为此，他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礼聘徐寿、李善兰、华蘅芳、李风苞、赵元益、徐建寅等，以及外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等为该馆主要翻译人员，采取“急用先翻”即翻译馆译述以“制造”之学为主的方针翻译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天文、行船、博物、医学、工艺、水陆兵、新闻纸、造船、历史、交涉公法、零件等书籍，在1868年译成之即有《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指约》和《泰西采煤图说》4种。据统计，从1868一1907年40年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译印的西书有150种，l 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关于文科的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这些译印的西书成了近代中国早期许多学科的教科书，不仅传播了西方科学知识，还对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有人评论说：“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
曾国藩不仅认识到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对“自强”的重要性，还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富强是有一整套培养人才的近代教育制度。他说：“西人学求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曾把新式教育与造船练兵紧密结合，互为表里，“其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每治一艺，每制一器，皆系父子相传，世继其业，然后通微合漠，愈外愈精。”因此，他在组织人员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的同时，也拟筹设近代新式学校培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他先是拟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立一学馆，“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掌握西方科学技术，“庶几以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继之，他大力支持各地新式学馆的建立，对于上海机器制造局设立学馆之事，曾国藩认为：“上海机器局所议学馆事宜，精深博大，纲举目张。”若“能悉心研究，必有日新月异之效”。特别是对上海广方言馆，他不仅大力支持，而且亲自对广方言馆的章程逐条提出了修订意见，尔后又将江南机器裁造总局的翻译馆与广方言馆合并，迁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培养人才。
他认识到西方各国不仅学有体制，而且各国“于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年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他认为，一则上海机器局所造轮船已成四号，以后即拟专造兵船及铁壳等船。枪炮造成者甚多，即来福枪、林明敦枪，为外国所称绝者，亦已仿造，与之相埒。以后日进不懈，不患不臻极致。二则“今上海局中所翻诸书，颇能窥洋学之奥秘。若勤学不已，将来创立新法，别出绝技，亦属意中之事”。现在剩下的问题是要了解西学之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要做到这一点，仅仅在国内办新式学堂、翻译西书是不够的，须如“古人谓学齐衙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日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即必须派员出国留学。
基于上述认识，他不顾保守派的反对，于1871年三四月间，连续两次上书同治皇帝，“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认为这样坚持下去，“行之既久，或有异材出乎其间，精通其法，集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在这个基础上，1871年8月，曾国藩又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准“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得到皇帝的批准。接着，曾国藩还与李鸿章讨论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规定了出国留学的人数、学习期限、学习内容、经费、管理人员、考核、毕业后的待遇以及学习期间应注意事项等等。从此，派遣幼童出国留学才付诸实施。
在培养通晓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的同时，曾国藩还十分重视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对于制造局轮船驾驶人员的挑选任用，特别是对“船主”的任用，主张“自须熟习风涛沙练，访求中国人才精于天文、算学，明于沿海地图者为上选，坚忍耐劳、娴于战守者次之”。他认为“沿海居民练习海中沙线讲求有素，其志行坚忍耐苦往往突过他省”，请丁日昌“随时留心物色，便中见示一二，以便招致”。后来陈兰彬先后物色了虾、梁、招、张、温、李、陈、黄八人为“船主”，虽然水平参差不齐，曾国藩也主张“量材器用”。曾国藩也意识到，熟悉轮船制造驾驶的人才，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之下是少之又少，“若求已成之佳器，如何可得?”所以，他在多方访求人才的同时，主张自己培养人才，“可就中材而教诱之，逐渐讲习，或有进步。”这就好像“楚湘军初立之际，人人视行阵为畏途。得江、塔、罗、李诸君毅然倡之，阅历稍久，功效日多，则亦相率而履险如夷”。他要求陈兰彬招致“资质相近者”，“从其在船学习测海量天诸技。此后即当随时课其所学”，“教以良师”，“习者既多，则熟极生巧，良才出焉。”他多方访求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他除了重用徐寿、华蘅芳、蔡国祥等一批科技人员外，对于毛遂自荐的容闳也格外看重，不仅委派他出洋购买机器，而且“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请其出洋，广为罗致。”特别是对那些“善造洋火铜冒者，尤以多募为要”，即使花“数万金不宜吝也”。他听说吴嘉善“访得学习洋法之匠”，立即致函吴嘉善，“如果技艺精巧，可用烦由寄、筠两帅咨送来皖”听用。他阅读了方子可的《球图凡例》后，认为“其考证精审，实可敬佩”，请他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工作，以便“续成《图说》，俾成全书”。并立即向丁日昌推荐，“若令该员入局，广其见闻，必能卒其所业，成此巨观。……倘由尊处折简相招，转致之机器局中，渠必如鱼纵壑，展其才力，成就不可限量，而沪局亦收得人之效。”从而使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集中了一大批当时顶尖的科学技术人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发展，也为近代中国工业和海军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综观曾国藩从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到经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所走过的购买、仿制、学习的“自强”之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以制造轮船为首务。如前所述，他创建安庆内军械所，就以制造轮船作为中心工作，安庆内军械所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制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天木壳轮船。以后他虽然调离两江，依然不忘轮船制造。他致函李鸿章反复强调制造轮船对于中国自强之重要性，“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人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希望李鸿章“当效愚公移山，勉卒此功”。在复任两江总督并奏准二成洋税作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经费后，从1867一1872年投入89万两白银用来制造轮船，占这时期总经费的30％，高出同时期修造枪炮经费69万两（见表1)。将轮船制造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是自力更生，将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作为传统士大夫的曾国藩，在他思想的深处仍然充斥着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他相信中国人聪明智巧并不逊于外国人，只要“知者尽心，勇者尽力，无不能制之器，无不能演之技”。因此，他在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时，并没有像李鸿章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一样，更没有像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一样，雇用洋人，而是“全用汉人，未雇洋匠”，依靠徐寿、华蘅芳、蔡国祥等一批中国自己的早期科学家自身之力，试造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台实用型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创办翻译馆，也主要是依靠了徐寿、华蘅芳、李凤苞等一大批中国自己的科技人员。在南京、上海“各局制造洋枪、洋炮、洋火等项，均用内地匠人，能学外人机巧”。在所造轮船驾驶人员特别是船主的选用上，也注重访求中国人才。
三是反对外国人的垄断和控制。徐坷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檄雪村创建机器局于安庆。”可见建安庆内军械所一开始就有抵制外国人的垄断与控制意义在内。而该局筹建之时，也正是奕䜣与赫德酝酿购置和建立“阿思本舰队”之际，曾国藩极力反对组建这样一支由外国人控制的舰队，认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及至约期开行，彼则如箭如飞，千里一瞬，此则阻风阻水，寸步难移。求其拖带同行，且不可得，又安能使彼听我号令，以为进止哉?”特别是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所造七艘轮船与之同泊，“若彼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不特蔡国祥断不甘心，即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他在给陈作梅的一封信中说：“李泰国七船果否到沪?江阴克复，苏常均有可图，恐彼族攘臂其间，必欲掠为己功，即金陵合围以后，彼亦必驾肩而来，喧宾夺主，我瘵士之功尚不足惜，所最惜者目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耳。”他极力主张解散“阿思本舰队”。之后，“锐意另求造船之方”，办安庆内军械所，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创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似可渐图自强之计”。
四是尽量实行国有化。从所造轮船机器零配件来看，曾国藩所造之船均为仿制，虽然没有独立创造，很少发展，吨位也很小，但各轮船机件装备国产化程度较高。两江总督马新贻谈及“操江”时说：“该船规制，虽未能遽与外洋大兵轮相颉颃，而船壳、汽炉、及暗轮机器，全副均系厂内自造，顿觉机杼一新。”又据1872年《英领事商务报告》谈到第五号“海安”轮说：“这兵轮的各部分，除了螺轮和曲拐之外，都是局中自己所制造。”英国提督沙德威尔参观此船，虽“发现了技术上的缺点，但大体上认为它应算是修造得很好的船只”。从所使用的原材料来看，造船时“所用极大木料与铜板、铁板之类，无一不取材外洋，不仅铁之一项也。即专以铁而言，如轮船应用通长大铁轴，断非中国所能铸造”，而且“需用之煤铁极多，一一购自外国，为费太巨”。曾国藩担心如果“一旦无人购运，此事即当作罢”。因此，他一方面希望尽可能自己仿造，“量力试办，不必预计他日之何如也。”一方面尽可能自己开采煤铁，他认为：“广东、江西、湖南所产之铁，亦不减于洋铁，而佳煤则处处有之”，如果能自己开采，“与上海之机器局相为表里：铁煤不须购自外洋，则诸事皆绰有余裕矣。”所以他主张：“或在江西鄱湖、星子、都昌等处，或在湖北上游、嘉鱼、沔阳等处，或在广东惠、潮等处开设铁厂，总须山铁易于运厂，出厂易于登舟，又须易于取煤之处，乃为妥善。……似宜另开生面，不宜概在沪渎也。”
综上所述，曾国藩从倡导购买西方枪炮轮船开始，到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和经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再到倡导学习西方制器之“奥窍”、创办中国近代学校和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以培养中国近代科技人才，走过了一条购买——仿制——学习的颇具特色的“自强”之路。他以制造轮船为首务，试图依靠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自力更生，尽量实现产品的国有化，从而使中国近代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劣到良，奠定了近代中国自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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