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戊戌维新时期新旧之争的研究，过去我们受梁启超所说的“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复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的话影响，认为湖南是丁酉、戊戌年间新旧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因而将其视为典型而予以特别的关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认为，戊戌前后发生在湖南的新旧冲突，既是当时全国性新旧冲突的一个缩影，也是维新阵营中两种不同改革势力之间相互争夺变法话语霸权的典型例子。陈宝箴等人在湖南举办的新政，是甲午战争后全国性的政府主导的变法运动的组成部分。湖南固然“真守旧之人”不少，但我们以往引以为据的守旧思想的典型材料《翼教丛编》，其收录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并不反对变法维新，“真守旧”的徐树铭、谭钟麟、曾廉等湖南籍官绅的奏疏、书札并未收录进去，编者的倾向相当明显。

王先谦、叶德辉等过去被视为“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的官绅其实是支持新政的，他们只是反对康学，并不完全排斥西学。

王先谦曾经被《湘报》誉为甲午战争后在湖南“提倡新学”的“先声”。但他提倡的所谓“新学”，主要局限于西方的生产技术与实用科学，没有达到制度文化和观念形态的层次。因此，梁启超等人宣传民主平权学说，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他便视之为“洪水猛兽”，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易鼐等人为“得罪名教之乱臣贼子”，指责其言论为“无父无君之邪说”。他认为：“然朝廷之所采者，西学也，非命人从西教也”，而“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康梁之说，无异叛逆。”在王先谦看来，无论如何，“变衣冠，更宪法，断不可行也”，即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绝不可动摇。他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文化这一当时维新派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叶德辉说他与康梁的区别没有新旧，只有顺逆。他说：“朝廷应行之政，不得谓之新；吾人应守之学，不得谓之旧。”“彼等之所为，乃逆也，非新也；吾等之所争，乃顺也，非旧也。”这说明这些人也不以守旧为然。他们攻击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宣传的“平等”、“民权”等新学说，当然属于守旧的行为。但他们对康有为“伪经”、“改制”说的指责就没那么简单了，不能一概视为守旧的举动。

戊戌(1898年)八月，王先谦的门生苏舆匆忙编辑的《翼教丛编》收录了孙家鼐、张之洞的著述、奏疏，显示了编者“中体西用”的价值追求。他们的“守旧”，仅是一种文化守旧，亦即我们后来所说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旧官绅，更不能将他们视为“封建顽固派”的典型代表。

何况，戊戌前后湖南的新旧之争，除思想观念的对立外，还夹杂颇为严重的利益冲突。身在其中的皮锡瑞曾指出：

今日议论，无所谓守旧、维新，皆是自私自利。城中绅士，欲得保卫局事则赞成之，有房屋怕抽捐者则阻挠之。乡绅士论团练亦然。八股先生恶闻讲学，亦何莫非不然。彼八股外无所有，故八股之外，皆不愿闻，其实有何旧学可守耶?

皮氏同时还指出当时得志于官绅者多新党，失意者多旧党的情况，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1898年5月27日)日记中记载：

得焕彬书，约往一叙。……谈时事彼终以一事不办为是，宣翘与我意则以为知不可为而为。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又习王、张诸公之议论，故卒不能开通。

这说明当时以陈宝箴为首的湖南省官绅主流倾向是赞成维新的。

应该说，我们过去所讲的湖南新旧之争，其实冲突双方都不反对变法维新，而是官绅中两种不同变法理路的矛盾斗争。双方的论争主要围绕着要不要相信康有为的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学说，要不要宣扬民权、平等的观念，要不要坚持中国的伦理纲常等问题而展开。《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作者指出：“这次朝廷的改革，湖南奉行最力，而该省守旧派反对也最力，他们反对的不在新政本身，乃在先生和一般同志在时务学堂时代所提倡的那种新学。”既然不反对新政，仅反对康梁的“新学”，就难以断定其是真正的守旧派。苏舆在戊戌政变发生后所编的《〈翼教丛编〉序言》中攻击康梁等人“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反对平等、民权，维护传统的伦理纲常观念，当然是守旧的思想行为。不过，这种“旧”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守旧，而是趋新官绅的旧思想旧行为。但攻击康有为的伪经、改制学说和反对用孔子纪年，就不能简单断定为守旧的思想行为了。

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急剧变动过程中，出现维新与守旧的矛盾对立以至新旧内部不同应对路径的冲突都是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中国大一统文化背景下，通常并不尊重不同的意见，在纲常伦理等大是大非的“本”“原”问题上更不允许异端思想的存在。

戊戌前后湖南新进人物的过激言论，不能不使饱读诗书的传统士大夫感到恐慌。谭嗣同指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他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不但物质文明不如外国，而且连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都没有任何可以比拟外国的。这对素抱华夏天下中心论立场的传统官绅来说，无疑就像挖他们的祖坟，肯定会激起他们的拼死回击。

樊锥提出中国应该将“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惟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除拜跪繁节，以与彼见而道群”。除了仿照西方基督教以耶稣诞生纪年的方法用孔子纪年中的“孔子”两个字，哪还有一点中国固有的东西?

易鼐也认为中国“若欲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使敦盘之会以平等待我，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

这些典型的全盘西化的过激言论，在时人看来无异于洪水猛兽，理所当然引起中国人尤其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的极大反感，负有守土之职的地方官绅必然会义无反顾采取措施对此进行遏制。

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皇帝力主更张，变法维新。担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得到光绪皇帝和主张变法维新的官绅们的普遍好评。王先谦在维新运动初期是积极支持陈宝箴在湖南的新政活动的。然而，当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皮锡瑞等维新激进派以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馆为阵地，大力宣扬孔子改制、民主平权学说，特别是1898年春《湘报》刊出易鼐的《中国宜以强为弱说》，樊锥的《开诚篇》、《发锢篇》等所谓“悖谬”、“惊世骇俗”的文字之后，他便挺身而出进行反对。他致书陈宝箴，指责《湘报》刊发论说“文不成体”，“纷纶满纸，尘起污人”，“观听淆乱，于立教劝学之道，未免相妨”，要求陈氏勒令《湘报》停刊。当他得知陈宝箴向朝廷呈递《请毁〈孔子改制考〉书板》折片时，则颇感“快慰”。他再次致信陈宝箴，指出：“康有为心迹悖乱，人所共知，粤中死党，护之甚力，情状亦殊叵测”，“但恐留此祸本，终成厉阶。”其欲置康有为于死地而后快。他同时还对陈宝箴表示了与康有为斗争到底的决心：“如先谦者，激扬有志，旌别无权，远师苏氏之辨奸，近法许公之嫉恶，所谓在官在野，各行其志。”文中的苏氏，指的是北宋的苏轼(字东坡)，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著有《辨奸说》；许公即是许应骥，他对康有为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据说王先谦1898年5月还“纠集多人，联名函告京中同乡官，谓陈帅紊乱旧章，不守祖宗陈法”，鼓动湖南籍京官弹劾陈宝箴等地方官员。

徐树铭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向朝廷呈递《请尊崇圣道折》，提出：

窃惟天生蒸民，有物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以攻异端为害，孟子以放淫辞为心，千圣百贤所以维持正道者，无微不至。国朝稽古，右文昌，明正学。文宗显皇帝提倡义理之学，饬儒臣手钞米子书籍，备乙览，于是倭仁、唐鉴、李棠阶诸夙儒辅佐于内，曾国藩、罗泽南、刘蓉等宣力于外，蔚为中兴之治。皇上励精图治，于真德秀《大学衍义》等书，寻绎融会，圣德日新。属以时事，浅学小臣辄以崇西学兴特科等进疏，以为姑从时论，网罗缺失，裨益政事，而督抚学政不解圣人兼容并包之深意，以为特重外国之教，于是簧鼓胶庠，谆谕查属，沦胥而入于艺术算数之小技。甚至狂怪之徒，非尧舜，薄汤武，蔑周、孔、二帝、三王之心，澌灭殆尽，不可究报，深识远虑，无不忧危怵惕，恐人心之日即于禽兽，而不可禁止也。臣至愚极陋，不敢以老成之言为不然，以浮薄之论为可喜，深识我皇上际此异说披靡之日，综览闳括、兼收并蓄。以集众长而补缺漏，于治理不为无补。尤伏愿圣人明诏海内各督抚，访求老师宿儒，深于义理、明于治体者，不拘曾经已仕抑或未仕，综核行实，保送入京，如倭仁、李棠阶、罗泽南、刘蓉之比者，听候恩旨传见进用，为天下先。庶大本大原既立，即使小才薄技者，亦不过备竹头木屑之用，不至风教凌夷，颠倒黑白，实为天下万世之幸!臣为崇正人心起见，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对鉴。谨奏。

徐树铭还在附片《请饬湖南学政力崇正学片》中指出：

湖南地方，自濂溪周子倡道于前，紫阳朱子与敬夫张子讲学授受于后，千数年来，恪守遗教，时有伟人，为时宣力。近年来，士气披靡，飞扬浮动。学政江标，复以西人之说簧鼓士林，以为赏罚。老成练达之儒，无不切齿。本届学政徐仁铸业已到任，应请饬令该学政一以经学史学为标准，不得任无知之辈，邪说芜论，狂荡颠倒，杂乱文体，诬蔑正教。庶人心以安，均已正，先圣先贤之流泽不即沦亡，实为至幸。

徐树铭上述折片，孔祥吉、茅海建诸先生的论著都曾提及，但未见详细内容，其他著述更未见引用，故特予摘录，以便参考。

康有为在其自述《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徐树铭“本守旧而能待士”，说明新旧之间并非总是水火不容。康有为为了自己的进身和变法事业，在戊戌维新以前也确实有过许多攀附朝中守旧大僚和御史言官的行为，他不但攀附翁同龢、潘祖荫、张荫桓等多少有点新思想的大吏权臣，而且攀附徐桐、洪良品、屠仁守、盛昱、朱一新那样的守旧官僚和御史言官。徐树铭作为湖南籍职级最高的京官，当然关注家乡的变化，而家乡的官绅也会不断向他反映情况。他对湖南自学政江标督学以来提倡西学，聘请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后出现的新变化非常担忧，上折请求朝廷要尊圣道、崇圣学，一切以中国传统的经学史学为标准，不得任邪说横行，诬蔑正教，实际上也是对陈宝箴、黄遵宪等官员在湖南推行的新政措施表示不满。他对倭仁、唐鉴、李棠阶、曾国藩、罗泽南、刘蓉等人的推崇，目的是强化以程朱理学作为建功立德、为人处世的标准。

过去，我对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时期屡下严诏指责两广总督谭钟麟奉行新政不力感到有点强人所难，对谭氏是否属于守旧官僚也不敢轻易作出判断，更觉得康有为等人甲午战争后不断鼓动御史言官弹劾谭钟麟多少有点年少好事，欺负这年过七旬、老实迟钝的老官僚，有失厚道。但后来我在《谭钟麟函札》(未刊)中看到他在戊戌维新前夕写给湖南著名守旧绅士、被湖南新党视为湘省“四大劣绅”之一的张祖同的一封信，茅塞顿开，困扰多年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由此认识到时任两广总督的谭钟麟就是地地道道思想极端守旧的官僚，康有为对谭钟麟以及其他广东地方官员进行弹劾，实质上是清末改革派同地方守旧势力的争斗。

谭钟麟致张祖同的信(《致雨珊仁兄函》)虽不长，但对我们了解谭氏的思想倾向十分重要，此前也未见有人引用，兹抄录如下。

雨珊仁兄世大人阁下：

前奉惠书，备悉种种。《纲鉴》、《大政》两书，蒙校定刷印，上年祖安存朱雨田处五百金，如不敷，即请示及，以便补寄。此版存书局，有印刷者，不取报资，意在多刷，以广流传。究竟照湖南纸价，并刷印装订，每部价需钱若干，请开示。

方今附会西学，此等书原可不用。然二、三十年后，西学必灭，则经学、史学，必大昌明，此一定之理也。

圣人之道，如日星炳天，岂浮云所能久掩。且西人不知有学，其所谓字，不过如结绳以纪数目云耳。自华人流入外洋，始教以中国字，附会翻译成文，观其书半通不通，毫无意义。而好事者乃尽弃所学而学焉，众口一词，牢不可破，适足长后生浮薄之习而已，有识者亦不与辩也。

至如制器尚巧，中国人实不如西人之专精，华士无论何事，浅尝涉猎，不求切实。即如八股代圣立言，前辈常以肖口氛三字教人，今亦灭裂杂凑，不复成文矣。

推之立政、理财、用人，事事不求实际，天下之败坏，实由于此，岂八股之误耶?亦岂西学所能挽救耶?言及此辄不胜愤懑，特不敢公言于众，吾辈私议而已。野秋学使南韶试毕，接考广州，已试各郡，尚无浮言也。手此，(即)颂大安。

附呈燕窝、湖扇乞收。弟麟顿首。闰月十八日。

收信人雨珊是张祖同的字，张氏系湖南长沙人，为时任广东学政张百熙(野秋)之兄长。发信人麟即谭钟麟，字文卿，湖南省茶陵人。生于道光二年(1822年)，咸丰六年(1856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治二年(1863年)擢江南道监察御史。后来长期担任封疆大吏，甲午战争后担任两广总督。谭氏之狂妄自大，愚昧闭塞，仇视西学，阻挠新政，在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受中法战争失利的刺激，连喜欢放言高论的清流派“翰林四谏”之一的宝廷都认识到“经学固至要，而此时非当务之急”，并开始潜心研读天文学译著。但谭钟麟直到百日维新前夕还在贬斥西学，他在此函中不但断言“二、三十年后，西学必灭，则经学、史学，必大昌明”。而且无知到居然认为“西人不知有学，其所谓字，不过如结绳以纪数目云耳。自华人流入外洋，始教以中国字，附会翻译成文，观其书半通不通，毫无意义”。其时正值国势危迫，人心惶惶之际，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师极力鼓吹向西方学习，要求变更成法，废除八股，谭氏心急如焚，但由于光绪皇帝倾心西法，厉行新政，故谭氏“不胜愤懑，特不敢公言于众”，于是，只能“私议”而已。

谭氏提到此信写于“闰月十八日”，且当时“野秋学使南韶试毕，接考广州”，南韶指广东省的南雄厅和韶州府。张百熙(字野秋)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督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的，次年三月恰好是闰月，故可以断定此信写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十八日。

皮锡瑞在百日维新前夕的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5月19日)日记中记载其拟作讲义：

好学深思之士，既已通知古今中外之故，即当破除成见，开通知识，是则是，非则非，勿作违心之论；可则可，否则否，毋顾流俗之讥。如其所见不同，不妨明明立党。守旧党、维新党，非只中国有之，外国亦有之：西洋有共和党、王政党，东洋有自由党、进步党，其名指不胜屈，其国并不禁止；然外国人虽明分党，国有事则同心合力，未尝以私废公，而中国虽不立党，未免各存意气。

皮锡瑞在对待新旧冲突问题上的观念已经明显西化，与中国历史“君子不党”的传统背道而驰。

在百日维新的高潮阶段，虽然光绪皇帝采取明显支持新派、打击旧派的政策，但并未消除新旧冲突的隐患。皮锡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日记中对新旧之争发出感慨，拟作同心会序云：

人之所以不能同心者，由于学派不齐，亦由于议论不一，学之宗派不同，性情之好尚不同。学派有汉学，有宋学，汉学有西汉之大义之学，有东汉诂训之学；宋学有程、朱之学，有陆、王之学。近世又以专讲中国学者为旧学，兼讲西学者为新学，互相攻驳，势同敌仇，心安得同?议论或好安静，或好动作；好静主守旧，好动主维新。守旧者以为旧法尽善，能守其法，天下自治，当一切不变；维新者以为旧法尽不善，不尽改其法，天下无由而治，必扫地更新；分党竞胜，二者交讥，心安得同?

今欲同心，当化不同为同：宗派不齐者，当知汉、宋之学，皆出孔门，不可分门别户，同室操戈；即西学非古人所知，亦足以补中学之未逮，但多一得，并宜兼收。议论不一者，当知一切不变，施之今世固不相宜；扫地更新，望之今人，亦恐难逮。宜去其太甚，尽其所得为守旧、维新，庶无党祸。

皮锡瑞认为，像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那样，坚持理念，尊重对手，畅所欲言，择善而从，在新旧论争中就不会出现令人触目惊心的“党祸”。

皮锡瑞是湖南态度温和的新党，明显站在康梁一边。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1898年7月31日)日记中记载：“见‘申报’列大学堂及各省学堂章程，是梁卓如手笔，说中西学极通达，不知各省办理何如?现在经费难筹，改寺观如能行，不患无费，既奉明谕，无不可行，特恐人惑于邪说耳。大学堂总教习破格录用，似乎意在南海，不知能破格否?”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廿八日(1898年8月13日)日记中还说：“近日电谕：李端棻署礼尚，徐致靖署礼侍，杨锐、谭复生，更有林旭、刘光第二人，赏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行走。李鸿章、敬信出总理衙门。闻此好音，不禁有杜老‘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之感!”开办京师大学堂和各省中小学堂经费难筹，如康有为设想的那样将寺观改为学堂就“不患无费”?破格让康有为担任大学堂总教习，再任用几个新派人物，难道就能把新政办好?这些人想得也实在太简单太浪漫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初六日，仓场侍郎李端棻奏《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奉旨：“著奕劻、孙家鼐会同军机大臣切实核议具奏。”李端棻原折未见，具体内容不详。据房德邻先生《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一文考订，李端棻此折为梁启超所拟，内容为请开懋勤殿，“请皇上选博通时务之人以备顾问。”孙家鼐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初十日《议复李端棻变法条陈说片》中说：

臣见近日臣工愿变法自强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一二。惟新旧党之争绝少，而邪正党之争实多。盖变法不难，而行法之人最难。用非其人，则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治乱安危，所关非细。贤人君子，不无思深虑远之心，盖皆以宋时王安石为鉴也。皇上宣示臣工，若能严申君子小人之辨，则争论自当渐化矣。

孙家鼐所说的“小人”、“邪党”，当然是指康有为等人，他和其他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是决不允许这些“小人”在皇帝身边议政的，并明确要求光绪皇帝宣示臣工，严申君子小人之辨。在变法维新高潮期间宋伯鲁、杨深秀弹劾许应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许应骏明白回奏要求斥逐康有为，文悌上奏指责宋伯鲁、杨深秀党庇康有为，双方围绕怎样对待康有为的问题发生严重分歧的关键时刻，孙家鼐即认为当时清朝官员中“愿变法自强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一二。惟新旧党之争绝少，而邪正党之争实多”。这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戊戌维新时期，在清朝统治阶级的趋新官僚内部确实存在着改革的激进派和改革的渐进派，前者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后者以张之洞、陈宝箴为代表。光绪皇帝变法的指导思想基本是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依据的。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改革激进派不但主张“援西入儒”，而且主张“速变”、“大变”、“全变”；以光绪皇帝、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为代表的改革渐进派，也称中体西用派，他们既主张守，也主张变，即守住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又借鉴西方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科学技术；还有以徐桐、曾廉为代表的守旧派。他们既反对借鉴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也反对引进新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李鸿章、刘坤一等洋务派既同情康梁，又对他们的过激行为诸多不满，是维新时期的观望派；张之洞企图整合新旧，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并获得许多稳健的渐进改革者的推重，但新旧两派都对他有诸多不满，他的努力并无成效。戊戌维新运动就在这样的矛盾冲突和纠缠内耗中走到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