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司马光，一个是晚清的总督，一个是北宋的宰相，相距七、八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引人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人物。作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作为“各领风骚”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里，各持“所操之术”，从政数十个春秋，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能，作出了打着时代烙印的政绩。

但有趣的是，检诸历史事实，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的言行事迹，有着本质性的联系，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司马光的“温国文正”和曾国蕃的“曾文正公”

首先，谧为“文正，”殊非偶然。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出身于中上层地主家庭。父亲司马池、长兄司马旦历任州郡，供职朝廷，是封建士大夫群中的知名之士。司马光本人年少登科，官运亨通，跻身于社会上层。同一般的封建士大相比，司马光的道德操行确有过人之处：他深受古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影晌，于神宗熙宁初，同王安石议新法意见多不合，政治主张得不到采纳，决不尸位素餐，上章七八次，辞去枢密副使一职，离开朝廷，初则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继则退居洛阳著书立说十五载，天下无贤不肖，“浩然归重，”誉满朝野；他目睹“农者不过二三而浮食者七八”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养其本原(源)而徐取之”、“减损浮沉而省用之”的理论，主张对农工商首先要“养，”其次才是“取，”而且不应“取之太苛，”批评皇帝“一朝恩泽之赐”、“一日燕饮之费”挥掉农工商多少劳动成果；他赞美“古人以俭为美德，”自言“性不喜华靡”，虽然官居高位，却“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速日”。大概正是因为他具备崇尚封建礼教和继承儒家传统的特点，具备雄视千古的史才和渊博学识的修养，具备了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具备了淳朴坦诚的素质和“正人君子”的形象，使他成为闻名朝野的人物，在士大夫群中大驰声望。苏轼曾写诗赞道：“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南宋人赵逵也谈到：“司马温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财，吾虽不肖，庶几幕之”。正由于司马光的道德文章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代楷模，所以他死后追封“温国公，”赐谥曰“文正。”

曾国藩，字涤生，湖南双蜂县人。这个生长僻远山村、出身中小地主家庭的读书士子，由于科举考试的顺利，官位升迁之迅速，使他很快跻进了大官僚大地主的行列，从而对清政府充满着效忠之念和感激之情，以至于立誓尽忠报国而“不得顾身家之私”。当时，曾国藩时时以对本阶级的“忠诚”相标榜，处处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他怀着“受思深重，不能不报”的“书生血诚”精神，怀着“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的鲠忠态度，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皇帝上疏，请求革除弊政，培养人才，实行裁兵、节饷、加强训练等措施；他将《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一语，写成条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又立下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打出了捍卫封建“名教”的旗号；他深深懂得“廉以服众”的道理，多处做出了廉洁的表现，“不与同辈争薪水，”“不与士卒争毫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他生在内忧外患纷陈迭至的清末社会，意欲从整顿吏治入手，转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以救危局；他极力效忠于清皇朝，提出一整套解决国内外矛盾的方针、路线和办法，成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皇朝赖以支撑的顶梁柱；他的思想境界已经由年青时极力谋求个人和家庭的发迹，转变为整个地主阶级争生存。因此，一些封建和资产阶级文人对他的一套竭诚拥护，推崇他为一代“圣贤，”“同治中兴第一功臣”!清朝政府在曾国藩死后则褒奖他为“忠诚体国，节劲凌霜，”追赠太傅，并赐谥曰“文正!”

其次，谥为“文正，”远离事实。

司马光生活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北宋中期。这个时期的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开始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继续因循苟且下去，必须改易变革。司马光也曾受着当时那股变法浪潮的影响，多次上章论列财政和军队腐败等问题，提出改革政治，主张振兴朝政。但是，在宋神宗、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开始后，他却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同王安石都是大异趣旨而处于对立地位。他认为天地万物以及人们的性情是一成不变的，“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他的回答是“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他认为社会混乱的根源就在于变更祖宗法度，“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他认为社会贫富现象的形成系由于人们的才能智愚有所不同，富者之所以致富，是由于“忧深思远”、“恶衣菲食”，贫者之所以为贫，是由于“喆窳偷生，不为远虑；”他后来在哲宗继位后主持了朝政，不问实际情况，在短暂的一年多时间里，把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经营一、二十年的新法几乎废除净尽，直到临死前还咬牙切齿地说道：“四患(指青苗、免役、置将和对夏作战)未除，我死不瞑目!”他的这种顽固颟顸态度，使得以往曾经同他一道反对过新法的范纯仁、苏东坡，也连连骂他“司马牛！司马牛！”可见，从历史事实看，这位“温国文正公”是既不“温”也不“公正”的。

曾国藩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时代正是十九世纪的四十至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闯进了中国大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面临着一个“数千年来的大变局”，清皇朝暴露出老大腐朽的本质，古老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风云变幻的危急时期。然而，曾国藩在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深刻变化的转折关头，并没有象当时有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那样，主张睁眼看世界，提倡读书“经世致用，”要求富国强兵；而是矢志不渝地忠于皇朝统治下的封建专制制度，努力维护这个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秩序，制定了一条既适应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又符合封建统治者根本利益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他虽然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近代军事工业的倡导者，但他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求强”不争主权，“求富”不争利权，举办军事工业不敢武装抵抗外国人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还积极筹办团练，建置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绞杀捻军起义，查办天律教案，倡导秦隋所未有的“就地正法之制”，鼓励其弟曾国荃“以杀贼为志”，而“不以多杀为悔”。暴露他对人民残忍、对洋人献媚、对清朝忠诚的思想本质。可见，从历史事实看，这位“曾文正公，”是既不“文”也不“公正”极了。

　　二、司马光的“中和思想”和曾国蕃的“中庸之道”

司马光凭着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政治实践，体察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自然界存在着阴与阳、虚与盈的对立，人类社会存在着盛与衰、治与乱的对立。但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照司马光看来，不承认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及其可以互相转化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居上之人对农民进行征敛和剥削不要“过分”，不要出现“极”字，不要走向极端，应让生产者农民有着基本生存的条件，那末社会上对立的双方就不会矛盾激化，就不会出现对立双方互相转化的条件，从而使对立双方保持统一的状态。相反，如果稍过其分，走向极端，其结果就“未尝不为灾”。怎样才能不出现“极”呢?怎样才会避免走向极端呢?司马光悟出了“执其两端而用中”的最好办法，亦即不要过、也不要不及的“中和之道”。所谓“执其两端而用中”以防止“过与不及”的“中和之道”是什么意思呢?质言之，就是损其有余，益其不足，抑其太过，举其不及”，“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防微杜渐，”“消恶子未萌，弭祸于未形”或“攘恶于未芽，杜祸于未萌”，使对立的双方永远保持统一的“中和”局面。因此，“中和之道”是人们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总之，司马光在数年的政治实践中，致力于宣传他的“中和思想，”针对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现实，一再劝谏皇帝能以历史上的暴君亡国为戒，使自己成为“仁民爱民”的圣王明君，实行既能防止“过”、又能防止“不及”的“中和政治。”他满怀信心地认为“政以中和为美”，如据“中和之道”’以施治，则国家“安如磐石，”则天下“立致太平”。

至于曾国藩，他生平的处世哲学，是以“中庸之道”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在他看来，“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这一刚柔互用的中庸之道用到政治上，便是强调“拙诚”，强调忠君的政治素质。两宋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聋《通书》理面，把《中庸》中所讲的“诚”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曾国藩十分推崇周敦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什么是“拙诚”和“至诚”呢？曾国藩声称“诚便是忠信”，于是“诚”的最后归宿便落到了忠于封建皇朝、忠于纲常名教这一根本政治目的上。怎样才能达到“拙诚”和“至诚”这一最高的境界?曾国藩归纳为自己的不断“克己”和不断“去私”。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把“诚”抬到吓人的高度，“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表示：“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另一方面又在选拔军官、招聘幕僚也都以是否忠于封建礼教为用人的根本标准，对具有“拙诚”、“至诚”的读书士子特别重视。这一“刚柔互用”的中庸之道用到做人的规范上，便是强调“一味忍耐”、“遇事忍耐”的态度。曾国藩说过：“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戍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他还很自信的把这个当作自己事业成功的诀窍和经验：“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这一“刚柔互用”的中庸之道用到治军上，便是强调‘“宽严相济”。即宽之以“名利”，严之以“礼义”。所谓“宽之以名利”，因为湘军弁兵投军应募，无非为了升官、发财二事。除了勉之以“忠义之气”外，还必须诱之以“名”，笼之以“利”，而令弁勇知恩，将卒得到实惠。所谓“严之以礼义，”因为旧的绿营兵弊病陋习甚多，新的湘军营制必须革除绿营的弊病陋习。那末，为主将者必须“以礼存心”，“持之以敬，临之以庄，常有凛然难犯之象”；为部将者必须“以法立令行、整齐肃严为先”；为兵勇者必须遵守纪律，概不扰民。为达到此目的，每有将士来谒，曾国藩立时接见，“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颇有师弟督课之象”，“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起来，统一起来。这一刚柔互用”的中庸之道用到同清政府的关系上，于是便出现“锋芒锐减”、“谨慎韬晦”。起初，以“一个贫窭，身跻六曹”的曾国藩，怀着对清政府“受恩深重，不能不报”的感激心情，积极上书立言，企图针对清政府的种种弊政进行一番改革和整顿。但是，当这些一连串奏章送上朝廷不但没有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还大大触犯了最高统治者忌讳的时候，曾国藩立即打消了对清朝政治从上到下进行整顿的念头，越发变得锋芒税减、谨慎忏悔的了。至于自己出于“呼天不应，报国无门”而产生的愤懑：焦虑、概叹和苦恼之情，就只好默默地咽到肚内和深深地印在心坎上。后来，随着曾国藩建置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渐见成效，曾国藩兄弟的功劳和地位一天天上升的时候，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变得一天天冷淡起来，“疑谤渐生，事多掣肘”。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逐步注意到历史上所谓“功高震主”、“鸟尽弓藏”的教训，因而更加警觉起来，进一步实行自我克制。这在他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就明显地表露过：“阿兄黍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这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他又说过：“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儿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所以，曾国藩在功成之后，在新的形势逼迫下，适当地自削兵权、裁撤部分湘勇，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司马光的“中和思想，”从一个方面看，承认发展变化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提出一个“执其两端而用中”的办法来防止“过与不及”，希望在上之人不要过分地剥削和压榨农民，借以获得“民安生业”的太平盛世，这无疑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司马光生当“(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似一火”的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历史时期，目睹着“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的变法浪潮高涨的形势，一味鼓吹“中和之道”，因此在宋神宗、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开始后，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对任何变法措施都加以反对，就丝毫不足为怪的了。

同样，曾国藩的“中庸之道”，一方面对“不扰民”有所重视，对不施行酷政有所注意，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另一方面，曾国荃攻入安庆后，杀俘手段十分残忍，得到曾国藩的鼓励；曾国荃攻破天京(南京)后，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乃是曾国藩所特许。充分暴露出高唱“中庸之道”的曾国藩等人的虚伪和残暴本性。

　　三、司马光称“礼”为“国之柱石”和曾国藩认为“礼”可“纲维万世”
 
司马光曾经声称，有关“国家盛衰”之政，有关“生民林戚”之事，是多得数不清的，是层出不穷的。但却有有一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礼”。照司马光看来，这个“礼”无所不包，无处不灵验，无往面不胜，“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所以他认为“礼之为物大矣，”礼者，“国之柱石也，”“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既然“礼”是威力无穷的法宝，那末“礼”就不能改变，更不能破坏，而必须子子孙孙无穷尽地恪守不渝。“夫继体之君，谨守祖宗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败之以谗谄，则世世相承，无有穷期”。他认为，既然“礼”的内容相当广泛，既包括封建等级法律制度，也包括君臣、父子等道德观念，因此只要坚持“礼”，就可以出现“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根本，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天下治安”的局面。由于“礼”是根本，因此对于符“礼”的人和事，司马光都要大加赞杨；对于背离“礼”的人和事，司马光都要大加反对。比如发生在公元前二零六年至前二零二年的楚汉战争中，刘邦一次在危难中为楚将丁公所援救翻释放，后来楚汉战争结束，刘邦胜利了，丁公前来谒见，刘邦不但没有恩礼相待，相反还捆绑了丁公，并在游营示众之后断然杀掉了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大加评论说：“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指刘邦)虑事岂不深且远哉！”这个评论，既赞扬了刘邦，又鞑挞了丁公。其“赞扬”和“鞭挞”的标准，是司马光在《通鉴》中反复阐明的“礼”，和“礼”所规定的“君臣之义，”即“臣之事君，有死无二”。同时，为了使“民安其土，乐其业，自生至死，没有离散之心”，更好地实践“礼”所要达到的维护封建伦常和建统治这一根本目的，司马光又把“礼”和“仁”结合起来加以论述。他认为仁是核心，“礼”是根本。“仁”就是“仁政”，就是“怀民以仁”。而“仁政”的主要内容是“宽民”，“爱民”。远而言之，要象古圣人那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乐”；近而言之，要象周世宗那样，“不爱其身而爱其民”。他曾经向皇帝提出过“人君有三德”，其中的第一德就是“仁”。

曾国藩更进一步认为，“礼”是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和缓和敌我之间矛盾的工具，是“纲维万世，弥世乱于未形”的精神武器。所以他再三提醒一切统治阶级的成员都应该特别重视它，他本人更是带头重视它。曾国藩曾立下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他说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归根结底，“礼”就是封建社会秩序，“礼”就是最大的政治，“礼”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礼”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为了发挥“礼”对纲常伦理的维系作用，曾国藩在强调“礼”的重要性的同时，同样强调了“仁”。他认为“仁”和“礼”同等重要，“圣门好言仁”，孔孟都是“仁”、“礼”并称，所以他倡导“怀民以仁”和“以礼治国”，使“礼”和“仁”达到有机的统一。用他自己的话说，带兵的最好办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息天下之争”的最好办法，“内莫大于仁，外莫大如礼”；维护传统封建伦常的最好办法，是“克己复礼为仁。”

司马光和曾国藩所倡导的与“仁”相结合的“礼”，所倡导的“怀民以仁”和“以礼治国，”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对子遏止不顾百姓死活的横征暴敛，对于规劝和约束皇帝的行动，对于呼吁朝廷注意民情，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仁”和“礼”，“怀民以仁”和“以礼治国”又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们鼓吹“爱民”、“宽民”、“养民”、“利民”等“仁政，”但当着成千上万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铤而走险”时，却坚决主张“严刑峻法以除盗贼”，坚决表示“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辞!”他们鼓吹“礼”、“礼治”、“以礼治国”，强调纲纪、伦常、礼法千古不变，不但反映他们有着浓厚的儒家思想，而且确实表现出缺乏革新精神而趋于保守！他们对于违反“仁”和“礼”的人与事，就要口诛笔伐，严惩不贷，反映出他们宣传“仁”与“礼”的欺骗性和鼓吹“仁政”、“爱民”的虚伪性！

　　四、司马光提出人才兴盛决定于人君“知人善任”曾国藩认为人才兴盛决定子君主“器使适宜”

司马光和曾国藩在各自的时代里；为了解决社会危机，稳固封建皇朝的统治，抒发了很多精辟的人才见解，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用人之道，在人才思想方面阐明了几个关系，有着惊人相似之处。

第一、阐明了“人才兴盈”同人君“知人善任”、“器使适宜”的关系。
 
司马光坚信天下“未尝无士也”，人才是有的，问题是君主能否及时发现他们并重用他们，能否“随材用人而久任之”，使用各有所能、各有所长的专门人才。质言之，即君主能否“知人善任”。要做到知人善任，司马光认为必须摒弃只顾其“出身资叙”不复问其“才之所堪”的政策，必须坚持对人才“采之欲博”、“任之欲专”的态度。诚如此，则人才自然兴盛矣。

曾国藩曾经观今鉴古地深刻指出：“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俗流”。如果才当其用，则“凡才亦奏神奇之效”；才不器使适宜，则“银铻而终无所成”。因此，他慨叹地说：“故世不患无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司马光从“人才兴盛”同君主“知人善任”的关系出发，批评了朝廷“知人之贤不能举，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知事之是不能从”。大臣专权，甚于先朝，“或非才而骤进，或有罪而见宽”，这就是天下之“所以重失望也。”曾国藩则从“人才兴盛”同君主“器使适宜”的关系着眼，批评了皇帝不能使进入仕途的官员任当其才，而是把人才束缚得太死，造成了循规蹈矩，保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这样一来，国家一旦有事，“必有乏才之患”。

第二、阐明了“致治”同“用人”的关系。
 
司马光认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用人的根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如何才能做到出以公心，真正选拔有用之才呢?司马光主张“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不以喜怒好恶乱其志”。

在曾国藩看来，治事临政，重要的一环就是“择人”、“用才”。如何“择人”?他指出，一定要“为事择人”，而不能“为人择事”。这是因为，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择事，“则心私而事废”。与之相关联的，曾国藩又提出了“为官择人”，而决不能“为人择官”的命题。

第三、阐明了君主、圣贤所谓“无过”同“知而改过”的关系。

历史上有不少的人曾倡导过所谓“人主无过举”，即君主错了也不算错，也应解释为合理的、正确的。司马光批评这是自欺欺人之谈。他认为任何君主、圣贤不可能无过，“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区别在于“惟圣贤为能知而改之”。在司马光看来，“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圣者、贤者的标准决不是无过，而是知而改过。

曾国藩认为，清廷政府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颓废，内忧外患的纷陈迭至，从中央到地方“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官民相仇，积怨太深”、“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就是君主和部分官僚的过失。因此，为人臣者，必须忠于封建伦理纲常，不能听任清廷自行溃烂，更不能让农民起义推翻。其救世之道，在曾国藩看来，一方面得积极上疏立言，以杜绝皇帝的“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的“唯阿之风”，促其知而改过；同时还要对贪宫污吏“痛下功夫，涤肠荡胃”。另一方面，得积极选拔人才、整顿习俗，从上到下，“只要有一职之权的官吏都应这样做”。总之，曾国藩就是力图通过挖掘一些忠于封建伦常、奋死卫道的人才，去替代那些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官僚寄生虫们，借以革除弊政，收拾人心，挽救时局，振兴朝政。

第四、阐明了“才”与“德”的关系。

司马光认定，“才者，德之贤也；德者，才之帅也”，把“德”置于统帅的地位。所以司马光的着眼点不是“才”而是“德”，他认为人可以无“才”，但不可以无“德”。而“忠君”、“利国”是“德”的重要内容。司马光把“才”看作能力，把“德”看作统帅，由于“德”、“才”的地位和重要性不同而分别定出了圣人、君子、小人、愚人的不同标准。他说：才德全备者谓之“圣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德才全无者谓之“愚人”。所以他主张为人君者，最好选用德才全优的所谓“圣人”，求其次也必须选用有德而才能稍逊韵“君子”，实在无法也不如用德才全无的“愚人”，而绝不能用有才无德的“小人”。这是因为，“小人夹才以为恶”，为害甚大，“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曾国藩完全同意司马光关于“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的主张，并进一步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过，“德”须“才”辅，“才”须“德”主，既说明了“才”“德”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又阐明了“才”“德”的高下主次关系。同时，曾国藩又进一步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德”的重要地位。他说：“德”好比是水之源，而“才”只能是水之波；“德”好比是木之根，而“才”只能是木之枝。“水之源”决定“水之波”，“木之根”产生“木之枝”。因此，“德”是前提，“德”决定了“才”，“德”永远处于统帅地位。基于这个认识，他也同司马光的主张一样，治事临政，最好选用“圣人”，其次也得争取选用“君子”；如都不可得，那末，宁要无才的“愚人”，也不要无德的“小人”。

司马光和曾国藩的用人之道是比较系统的，他们的人才思想是颇有见地的，特别是他们对“德”“才”关系的分析对现代社会中的德才关系仍有启示。但是，司马光是北宋中期的封建官僚，曾国藩更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动的封建思想意识的集大成者，因此，他们的人才观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虚伪性。尽管司马光讲了许多用人的根本在于“至公至明”的道理，但实际上实行的是狭隘的“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路线。一〇八五年宋神宗死，哲宗继立，司马光入为门下侍郎，即荐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李常、孙觉、梁焘、王岩叟、苏轼、苏辙、朱光庭等一批保守派官员；甚至还任用象蔡京这样“苟欲媚（司马）光”的小人。由于庸人充政，以至元祐一代，苟且因循之习较熙宁之前更为严重。同样，尽管曾国藩讲了许多择人的准则在于“心公而事举”的道理，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庸俗的“任人唯亲”、“任人唯帮”的路线。曾国藩建置的湘军，不但湘军将领与练勇全都是湘人，而且其将领还都是他的至亲和密友，他的弟弟曾国荃、曾国华就是他最亲近、最信任的助手。曾国藩对湘系人物或亲近湘系的人物，基本上能讲“诚”、讲“信”，而非湘系的人物或其他政治集团，一般都要受排挤；即使在湘系人物内部，有时为了一己之私利，一些亲信骨干，也会遭到妒忌和打击。

　　四、司马光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主张“交邻以信”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列强提出“忠信笃敬”

第一、司马光对毗邻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立场和态度：前期理论正确，后期实践错误。

所谓前期理论正确，指的是司马光提出了“交邻以信”的对外方针，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司马光指出边患的根本原因在于北宋的积贫积弱，即“将思卒懦”、“将帅乏人”、“公私困竭”。为此，他呼吁朝廷正视边患问题，“远寇犯边，事之可忧，孰大于此”；他批评朝野上下忽视现实，麻木不仁，“晏然若无事者”；他希望皇帝“博延群臣访御边之策”；他主张政府“体量蕃部所以叛乱之因”；他反对御边将帅“专以猛悍沿边”。同时，司马光还紧密联系北宋的实际，从思想上政策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并带有战略性的观点和措施；其一、主张“积极防御”。当平居无事之时，要“简其将佐，训其士卒，严其壁垒，利其器械，审其间谍，远其坼候”，诚如是，果有猛鸷之敌，“不能犯也”；一旦进犯，亦“可以安坐而制之耳”。其二、实行“怀柔政策”。司马光认为，对少数民族要“叛则威之，服则怀之”；要“怀之以恩，震之以威”。“震之以威”者亦是“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他盛赞“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反对对邻国动辄诉诸武力，进行野蛮征服，其三、提出“交邻以信”。司马光坚持把信义作为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准则。他认为要“不欺四海”，“不欺四邻”，使“四海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他主张不“恃强弃信，”不“徇利忘义”，否则则“徒弃诚信，有害无利”。其四、倡导“华夷如一”。司马光主张不论汉族或少数民族，不论中原王朝或周边政权，只要能有实实在在的“功业，”只要能“禁暴除害，”只要能“使九州合为一统，”就可以作为王朝的主体继承的标准；他反对一定要由汉族或中原王朝来统治一切的旧的传统观念。更重要的，司马光要求把各个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靡问华夷，视之如一”。如果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事，司马光这种“用心持平”的观点，时至今日还应给予适当的肯定。

所谓后期实践错误，是指司马光首倡“弃地之议”。本来，北宋同辽、夏之间的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辽、夏。是打还是和，是战争还是和平，完全取决于辽、夏统治者的意愿和态度。变法派王安石根据对敌情、我情的估计与分析，作出了较长远的三个带战略性的步骤，即：只有先制服居处在西夏境土以南的那些吐蕃部落，“招纳生羌”，断西夏右臂，才能制服西夏；只有制服西夏，才能最终制服契丹，恢复汉唐旧疆，“调一天下”。司马光从一开始就压根儿反对王安石的这一战略部署。他反对“招纳生羌”的理由：西夏南边的吐蕃部落乃“无辜之小种，”今天“竭关中之财力，大兴师众”，“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他反对进军西夏的理由是：“今关中饥饿，十室九空，为盗贼者纷纷已多。县官仓库之积，所余无几。乃欲轻动大众，横桃猛敌，此臣之所大惧也”。正当西夏使臣狂妄叫嚣，要求归还元丰四、五年内北宋所攻占的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几个军寨的时候，担任宰相的司马光，带头首倡“弃地”之说。他陈述必须弃地的理由有三条：其一、如不归还诸寨，西夏统治者常担心北宋出兵“讨袭”，从而“不敢安居”；他们日常持“犯毒欲仇报之心，窥窬欲乘衅之意”，我们也不得安宁，必将“终夕寒心”。其二、如果让西夏“围攻自取，”或者等待西夏“有一言不逊而还之”，那就会使我们感到羞耻，有伤我们的国威，“故不若今日与之为美也！”其三、这好比“如窃人之财，既为人所执，犹不与之，可乎？”司马光并进而批评不赞成“弃地”的大臣“见小忘大，守近遗远”，说是“惜此无用之地，”会造成“兵连不解”的后患。颟顸行事的司马光，是谁也阻止不了，谁也劝说不动，结果还是将上述四寨拱手断送给西夏。换来的远不是什么“且保无事”、“相安无事”，而是西夏骑兵的一再入边。同时，尽管司马光口头也说过“百姓怀其德”、“怀民以仁”一类的漂亮话，实际上完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认为“籍其民以充义军”是“有害无益的事”。如果“驱此乌合之众”以御西夏，只不过“取戎狄之笑而已”。因此，他的结论是义勇不可信，“义勇不可用”。

第三、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立场和态度：前期主张抵抗；后期采取“羁縻为上”的外交政策和确立“忠信笃敬”的交往准则。

前期主张抵抗不是偶然的。中国历来文化比亚洲四周各国文化发展较快较早。当中国社会进入高度的封建文化时，四周各国尚处于原始状态或半奴隶状态。因此，中国封建统治者早已养成一种自傲心理，以大汉族自居，以上国自命，以天朝自诩，自己觉得文化高尚，生活优越，视四周各国为落后、野蛮，以“下国”、“夷邦”、“藩属”来看待他们。清皇朝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传统的自傲心理，曾国藩也自然受着这种传统自傲心理的影响。尽管时过境迁，而曾国藩依然守旧，不明世界大势，且一味夜郎自大；再加上他官运亨通，达到出将入相的高位，并追随倭仁，唐鉴，高唱“名教”，成为卫护“圣道”的封建主义卫道士，以宋明理学武装自己，大谈其修身养性，努力效忠于清皇朝统治下的封建专制制度，努力维护这个日趋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秩序。在前期，曾国藩主要精力是致力于编练成地主武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没有机会更多地去考虑和接触外交工作，加之对洋人还缺乏认识，不怀好感，尚有疑虑，尚存戒心，因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其态度大致上是倾向抵抗的。

后期采取“羁縻为上”的外交政策和确立“忠信笃敬”的交往准则，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样不是偶然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曾国藩认识到，太平天国与捻军等农民起义力量相当强大，其他各地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斗争也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这些起义军不仅要推翻清皇朝的统治，而且要把孔孟之道、封建礼教、鬼神迷信等彻底翻个个，对清朝统治者的威胁极大。所以他们把农民起义军力量视为“心腹之害”，“腹心之患”这就是曾国藩不得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妥协的因素，这就是清廷同洋人联合以对付农民起义力量的局面最终出现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由于曾国藩又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原因在我：“该夷之与中国龃龉，均由疑虑所致”；入侵中国的进程中有德于我：“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入侵的结果有恩于我：保全了大清皇朝，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可以帮助镇压农民的反抗运动。

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对于东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言论、对策和思想感情都相应地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其一，基本上由疑虑转向信任，由怀有敌意转向产生好感，由持有戒心转向亲近合作，由过去习惯地带有鄙视称呼“夷”转向一般的称呼“洋”。其二、强调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开诚布公，与敦和好”。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谆谆告诫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与洋人相处必须坚持一个“诚”字，“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是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他还把以“诚”对待洋人的主意，向皇帝作了保证：“臣当谆饬部曲，则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临阵则胜必相让，败必相救，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思想支配行动。一八六二年四月，清政府命令他议复“借夷兵助剿”一事，他欣然同意，认为“洋人与发逆仇隙已成，情愿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或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军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殆亦天亡粤逆之会也。”一八七〇年夏秋之际，在处理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抱着既定的媚外方针，更是极尽委曲求全之能事。可见，在对待外来敌人的态度上，曾国藩的地主阶级的“仁”和“礼”的思想，发挥得较为淋漓尽致。在中国封建统治者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相互结合、相互勾结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产生曾国藩在对待洋人上的“言忠信，行笃敬”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正是适应当时的大地主阶级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

曾国藩同司马光形神酷似不是没有缘由的。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常常借古治今，古为今用。而曾国藩观今鉴古，学习古代，更多地是学习宋儒和借鉴宋代正反两方面的统治经验。

宋儒在政治上偏于保守，思想上深受理学影响，讲求心性；但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学术造诣至深。宋儒的这些特点在司马光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至于总结古往今来的统治经验，司马光更是熟练的老手，他主撰的《资治通鉴》，其目的就是为了让皇帝能够方便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从历史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统治经验，“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再加上司马光具备了崇尚封建礼教和继承儒家传统的特点，具备了淳朴坦诚的素质和“正人君子”的形象，并以北宋道学家领袖自居，以“诚”自我标榜。所以曾国藩学习宋儒，更具体地说是学习了司马光；司马光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做人方面，较之其他宋儒对曾国藩的影响更大、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