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中国近代史上引人瞩目的两位人物—一曾国藩和洪秀全，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俩就象当时畸型中国母体的一对胎儿；一前一后呱呱堕地，在母体吸收了同一文化传统的滋养，在神州大地接受了同样儒学经典的熏陶，在科举道路上进行了同样执着的追求，但终于走上了截然相反、互相敌对的不同道路。一个成为震惊世界的太平天国起义领袖，定都金陵，成为天王；一个成为绞杀太平天国政权的赫赫“功臣”，封爵晋秩，耀祖光宗。是历史上互为条件的因果关系本来复杂?还是历史的辨证法应当如此?将他二人作一比较研究，对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所启示。

　　畸型社会结构下的一对产儿——守旧与造反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大社会变故，引起中国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使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发生变化，他们在内心反思：千百年来的孔子学说怎样对付洋枪洋炮?中国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仁义礼教之邦如何被洋教武装起来的英夷打得束手就范?我们若掀翻孔子牌位，转习洋教，能不能振兴民族元气?对第一个问题洪秀全说：无法对付。曾国藩说：能够对付。对第二个问题，曾国藩说：是中国人不重名教，数典忘祖，朝廷弊端所致；洪秀全说：洋教比儒教要好，我们也崇拜上帝，打倒偶象，便能求得天下太平。对第三个问题洪秀全说：能。曾国藩说：不能。曾国藩与洪秀全的这个分歧，是鸦片战争结束不久表现出来的。就本质而论，曾国藩表现出彻底的守旧倾向，洪秀全则表现出在社会变故中对传统精神和文化的反思与怀疑，表现出对特殊社会结构的新认识、新观念。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号伯函，湖南湘乡人。曾祖竟希，德望为乡里所敬重。祖玉屏、以力田好善闻。父麟书，困苦于学，授徒自给。国藩九岁毕五经，十五岁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二十三岁(1834)入县学，次年乡试中选，会试不售，留京师，穷研经史。又明年，再报罢。道光十八年（1838)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曾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理学。

洪秀全(1814—1864)小名火秀，族名仁坤，广东花县人，祖辈务农。父镜扬，有薄田数亩，耕牛一、二头，泥砖青瓦平房数间，在族中排难解纷，为受人敬重的长者。秀全七岁入村垫读书，几年间读完四书、五经，涉猎史书及诸子百家著作。十五岁(1827)县试入选，府试除名。十八岁(1830)起为塾师七年，二十四岁(1836)府试再落榜。明年，府试初考入选，复考报罢。这次落第，洪秀全在失意、悲愤中病倒了。连续四十多日，他神志昏乱，行动癫狂，虚构一个身穿“皂袍的老人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清楚发挥真理。孔子似愧而自认其罪”。每见有人来探望，便大呼：“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钱粮归我，天下百姓归我管”。这场疯病，证明受科场失败打击的洪秀全心灵深处已萌动了造反欲望。1843年，鸦片战争刚结束，三十一岁的老童生洪秀全第四次赶往广州应试失败，乘船回乡时，写下一首反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并宣称从此“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衣，要自己来开科取士”。决心和科举功名道路决裂。

这时，科举成功的曾国藩却正在京城“每天发愤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二十三史，下半日阅诗、古文”。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3月，即洪秀全第四次府试落第的同年，曾国藩大考二等，以侍讲升用。1845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1847年，大考二等，六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通过他们二人前期经历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曾比洪早生三年，是同时代人。曾国藩出身乡名申地主，有严格系统的儒学教养；洪秀全出身殷实农家，儒学教养系统不甚严格。他们求学求仕道路却是相同的。正是这相同的追求和不同的结果，导致两人在后来走上截然相反的政治道路。

曾国藩道光十八年(1838)成进士以后，苦攻力学，在科举仕途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至吏部左侍郎。洪秀全却府考连试不第，心灰气懒，直至科第入仕的愿望破灭，并在时代因素的刺激下萌生“造反”的念头。可见，曾国藩走的是一条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士子的正统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穷经、守道，用封建的一整套伦理纲常来规范自己，育化自己；用儒家的经典和程朱理学的理论武装自己，充实自己；用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追求目标来督促自己，鞭策自己；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来约束自己，激奋自己。这是一条传统的路，是一条稳妥的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嬗递，朝代如何更迭，走这条路没风险，也无须更多的创造精神，只需毅力，意志，坚忍不拔地苦学而己。曾国藩走过来了，而且是成功者；洪秀全没有走通，是失败者。但曾的成功和洪的失败，刚好处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的前后，处在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大转折的当口，这个历史的大转折，决定曾走过同样道路的曾、洪两人要在政治舞台上进行一场殊死的大拼杀了。

自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两年的鸦片战争，动摇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封建大一统政体的超稳定结构，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意识、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等等一系列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各方面，以极大的冲击，在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中，也不同程度地引起了一场信仰危机。在广东花县出生并成长的洪秀全，亲眼目睹了在自己家门口发生的这场鸦片战争的起始。尤其离他家乡不算太远的三元里人民奋勇无畏的抗英斗争，使他看到了武装起来的农民震慑英夷的巨大威力，而清廷官兵在英军面前的手足无措，节节败退，也使他看到清朝延军事力量的虚弱。这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地域对洪秀全心理素质和行为导向的影响，是触发他后来通过“拜上帝会”的形式起来造反的动因之一。也就是说，洪秀全之所以于1843年赴广州应试失败回乡时在舟中写下反诗，并决心与科举和整个清朝廷决裂，正是由于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这一社会变故与他个人科场失意的命运相撞击，触爆了他潜意识中的强烈不满情绪，动摇了他十几年求学求经求仕的信仰。他在反思：英夷为何有如此雄厚的实力?为何能征服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悖逆的满清朝廷?英夷远渡重洋而来称雄华夏，究竟是凭借着什么?于是，他自然地联系到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孔子学说，他把科场失败而对孔子学说的怀疑和否定放大，进而推及鸦片战争的失败。他对七年前在广州得到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Dr•RobertMorrison)的第一个中国的门徒梁发编纂的《劝世良言》发生了浓厚兴趣，深感这本书“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七年前得到它而并不在意，束之高阁，1843年突然发现了这本书的“奇”，这触发点和媒介正是鸦片战争的失败。而这“奇”就奇在它对几千年中国的传统儒教崇拜提出大胆否定和批判。该书第一卷《真传救世文•论世人迷惑于各种佛菩萨之类》有抨击儒教与科举功名的一段文字：

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象，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象奉拜之。各人赤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象，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偶象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啊?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惑而拜这两个偶象，而不以虚灵之志，追想尊敬天地之大主，管理全世界富贵荣华之神，乃合正经大道之圣理也。

这段话正击中了洪秀全的心病，道出了洪秀全多年积在心头，却找不到表达方式的隐痛。这段话也准确地概括了曾国藩的道路：他为儒教读书，不是靠菩萨保佑而是靠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终于从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历史和社会把他送上了这条道路，便决定了他要继续走下去，并要为捍卫自己赖以维系的这个政权，这个道统，这条道路及与之有关的整个社会机制进行殊死的斗争。他的封建正统思想愈顽固，对这个斗争看得愈神圣；他的才干越超卓，在这场斗争中取得的成就也愈大。于是，一个从反对为儒教读书到反对靠儒教道统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的斗争和另一个以儒教为武器，维护和捍卫封建政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在这两个差不多同时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开了。

洪秀全与拜上帝会同伴一起，掀例孔子牌位，捣毁庙宇偶象，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喊出“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尻落天罗”，“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的造反宣言。他旗帜鲜明地批判清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是：“世道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指出这样的社会是人类“相凌、相夺、相杀、相斗”的根源。他认为“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这不单只是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地主黑暗王朝的鞭挞，而且是对外国侵略者蛮横吞掠中国领土的愤怒抗争。他进而论及捣毁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必然性和前景：“然而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漓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凌夺斗杀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乱极则治，暗极则光”这充满辨证哲理的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道出了洪秀全及拜上帝会众于鸦片战争结束后起来造反的革命宗旨；四个“相与”，提出了他们的实践与斗争的具体主张、做法；“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则是他们这次革命的奋斗目标。这些原则，在当时提出，都是极进步的主张，表现了反抗阶级压迫，追求平等人权的政治色彩，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有很大的号召力和鼓动性。当然，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政权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洪秀全本人在实践这些口号的过程中也打了许多折扣，但这一社会理想的提出，在当时的中国则确实是相当进步的，对旧制度的批判也是相当激烈和深刻的。

1849年，曾国藩升礼部侍郎。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的起义准备则正在广西金田村一带积极酝酿进行。1850年春夏间，洪秀全下令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12月底，起义军在平南县思旺击渍清军，1851年l月1日，在金田附近的蔡江村大败清军，1月11日在金田地区庆祝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和起义胜利实现，建号太平天国。席卷中国大陆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在洪秀全这个落第秀才的领导下，气势磅礴地开展起来。

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鸦片战争失败后，当拱秀全正在苦苦寻觅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大同世界的真理时，曾国藩在想什么、做什么。他1843年春写给四位弟弟的信中正在大发“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的感慨。他在大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之类封建伦理的孝悌观，他谆谆告诫他的兄弟“穷经必专注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如果说宋明理学家在当时穷经、专经，研义理，考名物，将儒教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尚算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话，那么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实质性的变动的鸦片战争之后，仍在恪守儒家经典，将之奉为人生安身立命的唯一依据，就只能说是迂腐、守旧、顽固不化了。曾国藩对儒教的虔诚与其顽固的封建卫道士立场十分牢固地统一在他的世界观间架结构中。

洪秀全正在积极奔走策划起义时，曾国藩在京写信给祖父：“孙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卿大夫之末，则祖母坟茔，必须局面宏敞”。正在考虑光宗耀祖的事业。他还在出主意给母亲买一便宜的丫头：“闻母亲近思用一丫环，此亦易办，在省城买不过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来乡，则更为便益”。这与立志光世界的洪秀全比照，亦显得十分猥琐。1852年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29日攻克内城。1853年3月，太平天国把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就在这一年，曾国藩丢下穷经、谈史的事业，赴湖南办团练，后扩充为湘军。次年，发布《讨粤匪檄》，声称：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卑尊，秩然如冠履不可倒一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这段话，说明曾国藩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了解得十分清楚的，评价也很中肯，其中最不能令曾氏容忍的，那就是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籍，一旦扫地荡尽”。这也是曾国藩与洪秀全分歧的焦点所在。

曾国藩，是为了维护和捍卫“自唐虞三代以来”，神圣不易的“名教”、“人伦”及“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井然有序的整个封建正统秩序而起来斗争的。他认为封建政体和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纲常是开天辟地以来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现在却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给彻底推倒“荡尽”!这怎不叫“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而让曾国藩本人痛心疾首呢！可见，曾国藩其守旧的道学家的本质，封建卫道者的身份是他自己给自己铸就的。而洪秀全，则是中国鸦片战争后新的时代的新思潮的代表，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传统礼教、传统思想的叛逆。尽管他接受基督教、信奉上帝，是抛弃了名教、孔孟偶象而皈依另一个偶象，但他的思想本质在当时较儒学而言是革命的，进步的。他“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而对“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籍”的扫荡(实际上洪秀全对儒教的批判并不象曾氏斥责的那样彻底，他思想深处还有很多儒教的东西)尤其突出了其思想的光辉。这是黄巢、宋江、方腊、朱元璋、李自成所未能梦见的。因为太平天国借西方宗教对坚如磬石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震憾，正是中国农民起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政治观的对立

曾国藩与洪秀全，都是以重要政治人物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必须对他们的政治观进行一番考察与探究。

鸦片战争以前，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经走上全面衰败的道路，政治黑暗，国防空虚，财政凋蔽。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土地，对农民肆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激起农民强烈反抗。十八世纪来年至十九世纪初年爆发的农民大起义，遍及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中国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在不少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诗文中都有鲜明的反映。如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著名先驱者龚自珍（1792—1841），就写了很多“讥切时政”的文章和诗篇，认为当时的社会是象夕阳快落山了，处于“大乱”将起的“衰世”，他呼唤“九州生气”，痛心“万马喑”，他指斥当时官场士大夫们谄媚专制帝王：“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他根据当时的“弊政”，提出了“更法”的要求。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更陷入空前的危机，割地赔款，内忧外患，主权丧失，国无宁日。清朝廷何处去？中国何处去？朝野上下，官僚学子，满人汉人，爱国者还是卖国贼，都在考虑，都在思索，都在行动。在鸦片战争前后，科举成名，已跻身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新贵曾国藩，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这个大变动，他也在思索如何适应这个急剧变化了的社会形势。他曾与友人谈：“当今之世，富贵无可图，功名亦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世道。所谓正心者，曰厚实。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鹜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认为无法图富贵，不能立功名，只有“自正其心以维世道”，主旨就是强调个人的自我道德完善。他要求每个人加强自己的修养，严格按照孔孟提出的一整套行为准则去思考，去行动，天下便太平，国家也就有救。这套理论，一点也不新鲜，其核心内容基本上是孔孟原话的照搬。曾国藩的政治观，浸透了孔孟学说和程朱理学的绝对原则。他以此责己，亦以此律人；他以此治家，亦以此治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给四位兄弟的信写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又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同上）说来说去，个人修养——明德——至善——民胞物与——内圣外王——新民等始终围绕着“不忝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的总原则。反言之，做天下之完人，孝敬父母，便是人生唯一目的和最终追求，这也就是他所谓的“新民”的标准。当然，这个“完人”的概念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对人民行善和为政廉洁等方面的内容，但这也没出儒家学说范围。遍览曾氏家书、文集、日记、信札，言必称孔孟，文必及儒教；有关忠、孝、节、义、礼的说教、记述，比比皆是。笃信儒术，崇尚理学，既是曾国藩的学术观，亦是他的政治观。因为终其一生，他都是以这一套原则经邦治国天平下的。这种以孔孟学说与宋代理学结合为基础的封建正统政治观，在当时社会已发生大变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其反动性和危害性有三：

第一，窒息广大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爱国斗争。当时的中国，是需要奋起，需要斗争的时代。中国之沦为半殖民地，并不是人民读四书五经少了，并不是不知礼，不忠孝，不节义，而是封建政权的腐朽，儒家思想禁锢太严，本来应该是最敏感的知识分子大多在穷经、读史中成为麻木不仁的腐儒，即使正直的知识分子象力主禁烟的林则徐，在清廷中也势单力薄，寥若晨星。鸦片战争前夕进士及第的曾国藩本人，在1840年至1842年两年多的鸦片战争中就显得毫无主张，也不见他有何建议。但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倒显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尤其1862年为剿灭太平军，他不顾民族廉耻地对洋兵“必须酬谢”，“以资联络”。并且认为“目下情势（按：即指对太平天国无可奈何之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更暴露了他道学政治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实质。同治九年（1870）天津人民奋起焚烧教堂，杀死摧残中国人的法国入侵者，曾国藩奉命处理天津教案，同样表现了连清朝廷也不能容忍的奴颜媚骨。他在给朝廷的奏稿中为法帝国入侵者辨解道：“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徒，尚不肯为，英法乃著名大邦，岂忍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决无是事。……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清廷复谕警告他：“洋人诡谲成性，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抵止？是欲弥衅而不免启衅也。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话，曾国藩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折敌焰而张国维”。但曾国藩读谕后又奏言：“中国目前之力，未便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这里曾国藩明确表示了对天津教案的态度：对洋人，委曲求全；对天津爱国民众，则视为“滋事”的“愚民”。据其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给其子纪泽的信中透露，“天津教案拟于二十三日奏结。第一批应斩凶犯十五人，流徙等犯二十余人。又限于二月二十日以前奏结第二批。其修堂、恤银等事均于第二次完案，不知洋人允准否”。在具体处理方案上，亦证明曾国藩的办事原则，是镇压爱国民众不惜斩杀、流徙；对洋人则谨慎小心，惟恐触犯得罪。所以连当时的清朝廷也对他此举十分不满，“一时舆情大哗，曾国藩畏葸辱国，声名重挫”。以上事例证明曾国藩的道学政治观是为维持半殖民地社会现状服务的，这正与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愚昧世人，取消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反抗封建政权的斗争，也就是取消一切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他虔诚信守的儒家学说，是中国近三千年封建帝制的治国安民法典，曾国藩严格地按照孔孟学说和程朱理学治国家邦，决定了他与太平天国革命不共戴天。他用儒教的标准发现人才，训练湘军，用儒教的原则发出讨剿太平军的檄文，却并不按儒教的仁义原则对太平军将士讲仁义，而是必斩尽杀绝而后快，就可看出他仇视革新意识，仇恨反抗封建政体革命举动的热情。

第三，曾国藩十八世纪倡导的儒教、理学，是对明末清初王船山、顾亭林、颜元等进步思想家对朱熹理学批判精神的反动，政治观上比改良派的龚自珍亦倒退了许多。当然，曾氏的经世致用之学，与王船山、顾亭林“格物穷理”体用之学及颜元“践履学派”的“经济”之学是一脉相承的，表现了一定的“重行动”重实践的意义。但在思想体系上，却退回到朱熹的老路。特别是社会政治观、道德伦理观，如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妇女贞节观念，孝悌观念等，均是朱熹思想的变本加厉。至于他的“经世致用”，不过是虔成地为旧制度、腐朽皇朝服役的代词，他这个“经济”之学，使他成为一个十分能干的封建地主阶级实干家，他做出的事业，在近代封建地主阶级中，委实是卓越的、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但他维护的社会制度却是垂死的、腐朽的、没落的。可悲的是儒教与理学庶住了他的双眼，他不可能看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正是封建政权的无能。他还在颂扬：“今在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颠倒黑白地置卖国朝廷割地赔银，开放通商口岸，扩大外国领事裁判权等等一系列卖国政策于不顾，置广大生民啼饥号寒，朝不虑夕的艰难竭蹶生活于不顾，置广大生民啼饥号寒，朝不虑夕的艰难竭蹶生活于不顾，这只能证明了他封建地主政治观的顽固和执着。这种社会政治观，其守旧性、封建性、殖民性、奴隶性是十分了然的。难怪丧权辱国的大蝥贼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时，一方面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奕䜣勾结，一方面处死坚持民族正义的载垣、端华、肃顺，另一方面又对曾国藩恩礼有加。慈禧上台的当月（1861年11月），她就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都归他节制。两个月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为协办大学士。慈禧一上台便迫不及待地让曾国藩的地位达到他一生中职位的峰巅，绝不是偶然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靠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曾国藩其人，本质上最能代表慈禧政权的利益。由于慈禧的重用和提拔，曾国藩集团也就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曾国藩的社会政治理想，也就得到最充分施展的机会——那就是彻底摧毁太平天国政权，让中国走上稳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

关于洪秀全的政治观，我们可以从《天朝田亩制度》和后来洪仁玕草拟的《资政新编》得到较充分的认识。因为对洪秀全个人的政治历史评价，不可能与太国整个政治集团的政治纲领和政策法令割裂开来孤立进行考察。

太平天国定都天津后，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制度含带空想社会主义性质，它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农田按好坏“杂以九等”，“好丑各一半”地按人口分配。除解决土地问题之外，它还对植桑、养蚕、喂鸡、养猪、陶冶、木石工等农副业生产作了具体规定。对农副产品的分配亦采取供给制，二十五户为一“两”，生产和分配由“两”来管理，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则由“国库”供养。《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一社会制度来说，在当时中国是不切实际的，是不能附诸实施的，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希望通过这项制度从而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却是对当时不合理的封建剥削制度的强有力挑战，体现了中国民众在几千年封建专制强权的奴役下，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及对人身平等的要求的热望，这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构想，是中国民主思潮对封建地租剥削制度的一次强台风冲击，它是后来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口号的先声。仅这点而论，曾国藩的那一套陈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老调就根本无法与太平天国的这个划时代社会构想同日而语。《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是失败的，但它的原则永存。作为太平天国的历史应该大书特书的，就是洪仁玕从香港回到天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时，向洪秀全提出的《资政新编》。它可以说是一部太平天国后期提出的“资本主义革命宣言”，可惜洪仁玕的这部宣言是向一个农民政权提出来的，作为这个集团成员和领袖的农民兄弟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政治（资政）为何物，而且当时天京的太平天国政权已分崩离析，所以《资政新编》除洪秀全一人表示大多数赞同外，在太平天国政权内部没有引起积极反应，后来也来不及施行。看看它的内容，对我们认识太平天国后期政权性质假想和洪秀全本人的政治理想，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首先，《资政新编》在政治上强调了“立法”的重要性。洪仁玕是通过考察英国的社会结构而得出的结论：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强之邦，由法善也”。针对太平天国大权分散，内讧加剧的现象，指出“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强调“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其次，在经济、文化、思想、风俗习惯及外交方面，《资政新编》都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如主张发展交通运输，兴办邮政，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事业，鼓励民间开矿，以及主张设不馆、设医院、建残疾聋哑院，禁止买卖奴婢，反对古典之言，提倡浅明文体和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不准外国干涉“天国”内政和“国法”等。如果按照资产阶级“立法”模式组建政权，按以上措施发展国民经济，那么，太平天国天京政权就带上了较多的资本主义政体色彩，然而这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政权性质是格格不入的，是违背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当然，《资政新编》的主要精神，与太平天国初期的纲领及后来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如《天朝田亩制度》）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与洪秀全、冯云山等人首倡起义以“上帝”相号召的西方色彩亦共通着血脉。《资政新编》正是从政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构想，所以可以说它是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彻底否定后的产物。它提倡效法西方模式的中国社会体制，比起曾国藩所极力维护的慈禧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买办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组建的国家体制不知要进步了多少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政权从理论上代表着当时中国进步思潮和先进的社会理想。从中亦可看出，洪秀全晚年尽管个人在许多方面已经堕落腐化，但在根本政治理想和基本国策的重要问题上，是并不含糊的。他后来之所以重用洪仁玕，封他干王，让他总理国政，亦应是出于这种政治上的考虑，而不能简单地说他重用族人（洪仁玕系洪秀全族弟）。太平天国其他领袖及将士对《新编》反映淡漠，亦反衬出洪秀全的政治眼光和高人一筹的思想觉悟，同时也证明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性质是无法更改的，这正反映出农民阶级的历史惰性。尽管《资政新编》的提出适逢“天国”末造，未能实施，但它却是太平天国政权政治理想的写照，也应视为洪秀全政治观的反映。当然，就洪秀全个人的政治品质而言，太平天国即使最后成功，《资政新编》也不可能完全推行。一是因为洪秀全究竟是农民起义领袖，他不可能担负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任；二是洪秀全儒家封建等级观念和迷狂的专制帝王思想，会使他的所谓“立法”政体徒余空名。这就决定了他只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悲剧性人物，代表他的历史功绩的身分仅只是一个划时代的农民起义领袖而已。

曾国藩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他首倡办洋务，发展军工生产，派人出国留学深造等，但目的是一个：为慈禧代表的封建买办腐败王朝振兴国力。这种提倡接受西方先进工业技术而不愿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所谓“中体西用”，就国家体制而言，仍沿着几千年封建专制政体的老章程，不过增加了洋人对国事的干预和监督而已。这就是曾国藩发起的洋务运动尽管客观上对发展中国工业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但他主观上则只是用以维系亘古华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之邦地久天长的实质。与《资政新编》提出的通过“立法”建设政权的多少带民主性的资政方案相比，曾氏“洋务”的封建性、殖民性是显而易见的。

　　缺乏修养的天王和自强不息的君子

平心而论，就个人人格修养方面说，洪秀全是不及曾国藩的。

洪秀全从小亦是受的儒学正统教育，但他不是一个好儒生，儒家最忌的叛逆思想后来上升到主导世界观的地位。后来他又接受基督教义，成为上帝的信奉者，但他又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只是把拜上帝作为反对儒教、反对清朝、“杀妖”安民、复兴国运的一种手段，于是他的美国教父罗孝全怀疑他对“上帝真道”的理解有悖原旨，“大不悦”，“鄙其为人”，不给他洗礼，洪秀全也就毅然离开教会。就总体来看，洪秀全缺乏系统的理论修养，对儒教和西方宗教的学习和掌握都不透彻，他的造反思想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只不过由于科场失败产生的长期压抑内心的强烈不满情绪及反孔思想与西方基督教义发生结合契机，又深感现实社会的黑暗昏秽和极不合理，于是迸发出造反的强烈意愿，并将这种欲望付诸行动。所以洪秀全由于理论准备的不够，显得思想复杂，行动摇摆，不象曾国藩那样具有缜密的儒家道学修养加上实干家的“践履之学”的单纯和笃实。洪秀全为宣传造反写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诗文，就是杂糅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农民的平均思想、市民的平等要求和西方基督教的知识而写成的。其中虽然鲜明地提出了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政治主张，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也很深刻，成为发动和指导太平天国革命的早期纲领性文献，但里面的中国旧文化意识局限，农民狭隘观念的局限和宗教迷信观念烙印都暴露出洪秀全思想的不纯。

从太平天国起义的准备阶段一直到湘军攻破天京前夕洪秀全病重绝食绝药逝世，他本人在整个革命斗争实践中所起的直接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其封建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懦弱性、偏狭性在起义前期就有所露头，定都天京后，他的帝王特权思想、农民享乐思想及暴发户狭隘观念的膨胀以及诸王的内讧，从主观方面而言，最后导致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这都反映了洪秀全个人思想品质、政治军事才能以及个性修养方面的极大不足。

据传洪秀全“自幼即得人亲爱，以其品格坦白正直故。”又说他“甚喜与忠直诚恳之人坐谈，其人虽贫贱，所不计也。惟对于恶人，无论其如何富贵，则不能容忍。”（同上）坦白正直、爱憎分明，这是洪秀全性格品质的一大特点，但他又自恃才志甚高，性格倔强，性情暴躁。作为一个肩负历史大任的领袖人物来说，遇事怒于言，喜于色，自负、暴躁，都是缺乏修养的表现。如1844年4月，洪秀全与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四人离开花县，“出游天下”，“教导世人”敬拜上帝，在广西桂平建立第一个拜上帝会。洪秀全竟因一些生活小事与冯云山意见不合，便拂袖而去，只身回花县，重新当上村塾教师，历时两年多。后来又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学习宗教知识。而这段时间，冯云山却凭借坚毅顽强的奋斗精神，深入发动群众，在桂平紫荆山发展会众两千多人，宣传洪秀全提出的“斩邪留正”，“太平一统”的思想，使洪秀全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洪秀全一到紫荆山，为大好形势鼓舞，便急躁地将“拜上帝会”斗争公开化，至使冯云山等人被捕，造成革命的危机。幸好这时杨秀清、肖朝贵挺身而出，局势才转危为安。而洪秀全当时听说冯云山被捕，却逃离紫荆山，往贵县赐谷村去了。后来在失败面前束手无策的他，竟然离开广西，赶到广州，想向两广总督耆英求情营救冯云山等。洪秀全的这些举动，既暴露了他个人性格的弱点，又表现出参加农民革命的科举落魄知识分子的懦弱性，自私性和对革命的不坚定性。

后来金田村“团营”，“拜上帝会”正式向满清王朝宣战。尔后太平军从广西杀向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直至攻占金陵，洪秀全主要是依靠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一批骁勇善战的指挥员，斩关夺隘，拚死奋战，为太平天国立下首创之功。运筹征战、智勇双全的冯云山，威慑敌胆的前军主将肖朝贵，先后战死沙场。洪秀全本人在军事斗争中的谋略、指挥才能和献身精神，都显得十分平庸。他主要是借助“天父之子”这一神秘而神圣的身份，起到号召群众，团结会众的向心作用。本来就勇敢善战，功勋卓著，又“代天父传言”的文盲杨秀清，政治军事才干和运筹能力都超出洪秀全，因而杨的实际权力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已居第一，致使后来演出了天京“逼封万岁”的闹剧，导致太平军内部血腥的大屠杀。杨秀清权势欲的恶性膨胀，主要责任是在杨本人，但洪秀全也应负一定责任。洪秀全明知自己能力威望不如杨秀清，又不能让出“天王”宝座，于是封杨为东王，其他诸王由东王统辖，这就给杨秀清的野心提供了温床。他自己在天王府则深居简出，朝廷大小事务一任杨秀清独断专行，这更是放弃领导权，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也是他农民性、市侩性、封建性、懦弱性、从急躁转为消极等落第儒生劣根性的必然反映。当杨秀清“逼封万岁”时，他又指使本来对杨心存嫉妒、欲报几百杖责之仇的韦昌辉杀害了杨秀清，并残害杨的部众，造成太平天国优秀将士两万多人的无辜死亡。这件事最能证明洪秀全个人品质的极度不纯，这时他已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军领袖，而是一个离群索居，玩弄阴谋，权势欲熏心的孤家寡人了。当然，这场天京内部大屠杀在洪秀全内心也激起过震动，于是他又以杀死韦昌辉及其部下两百多人结束这场太平天国“团营”以来空前的大灾难。

洪秀全的个人生活，也表现出腐化荒淫的封建帝王特点。虽然他手撰的《天父诗》、《十救诏》可证明他宫规家法严格，对太平军内部的荒淫苟且之事惩治十分严厉，但他自己却搞特权。起义开始时，“别男行女行”的军纪刚颁布，洪秀全就搞多妻。几个月后，虽然“有三十六个女人”。军至武昌，他公开带头“选妃”。奠都天京以后，仅“月宫”就有八十八人。规定“宫中只许女子居住。闻宫内共有女子千名。”

当湘军围困天京时，“天国”政权危如垒卵，但洪秀全却沉缅于荒诞愚昧的迷信。他终日麻醉在自欺欺人的“天话”、“梦话”之中，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正确建议，反而怒斥李秀成：“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你。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如果说，起义之先，借“拜上帝”团结民众，宣传舆论，还可算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强敌压境，尚在乞灵于万能的“上帝”、“耶稣”、“天兵”、“真主”，那就只能是愚昧荒唐之至的疯颠了。1864年夏初，天京粮尽。洪秀全命令“多备甜露”，说是可“食饱长生”。他说的“甜露”，就是野草苦菜。他自己在焦虑中食草卧病，拒绝医疗，于同年6月1日逝世。6月19日中午，湘军攻破天京城墙，天王府旋即成为一片火海。洪秀全的死，作为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而言，是十分悲壮的；作为一个显赫的帝王而言，是十分凄惨的；对于一个历史上的英雄来说，则是十分猥琐的。

曾国藩与洪秀全比照，就个人人格力量说，显出曾是一个强人。他一生恪守儒家学说，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自强不息，克己复礼，终于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的封建卫道士事业。与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有作为的朝廷重臣一样，他是清王朝的忠臣，是曾氏宗族的孝子。所不同的，他还是办洋务运动的魁首，是封建道德自我完善的君子，是办湘军取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胜利的军事家，还是有影响有建树的封建正统文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事业对理想的自强不息的追求和对家族及本阶级利益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严于律己、严于治家、严于治军的刚正严明作风，是洪秀全望尘莫及的。

　　在曾国藩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首先表现在一个“严”字。

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不晏起，不诳言”的简单明了的诫规。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君子，必须具备的起码要求。他经常强调“读书须明修己治人之道。”总是把“修己”作为成就事业的前提。他不管是戎马倥偬，还是运筹帷幄，都坚持每天记日记，“念念欲改过自新”。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规定每天看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他认为，“凡人作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他这样告诫其弟，亦是如此律己。他办湘军，“首尾不懈”，受尽挫折不改初衷，靖港一战大败，羞愧气恼得跳水自杀，被随从救起得免。兹后他以更顽强的毅力重整队伍，在他的恒心坚持和严格训练下，终于锤炼出一支能攻善守、吃苦耐劳、骁勇诡诈的湘军劲旅。

他对自己私生活要求更严，不近女色，不嗜烟酒，不奢侈，不铺张，保持乡村地主的持家本色。他不但要求自己严格，也同样严格地要求其弟其子。曾国藩在与其弟的信中，主要谈做人的道理，读书的方法，打仗的要领，很少废话、空话。往往自己现身说法，谆谆告诫，唯恐不周。如其《致源弟》信中道：“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他常常自我反省，并将心得告诫其弟：“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曾国藩在强调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很看重培养倔强之气和强毅的性格。他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话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这两段文字，从理论上揭示了曾国藩自己一生顽强奋斗的心理意识，亦提出如何培养强毅性格的方法。这种霸蛮的倔强劲，委实是曾国藩事业成功的要素。

　　其次表现一个“慎”字。

曾国藩为人处事，带兵打仗，以忍耐谨慎，不焦灼，平心静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曾诫其弟说：“筠仙顷有书来，言弟名远震京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他还以谨慎的反面警告其弟：“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接着他自省说：“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最后他严辞训其弟说：“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同上）象如此不厌其烦地自警勿傲，告诫其弟不骄不躁的言语议论，在曾氏家书中俯拾皆是。如曾国荃围攻天京，写信给曾国藩说估计攻城有望，曾国藩即刻复函警告：“城市果有可望，大慰大慰。此皆圣朝之福，绝非吾辈为臣子者所能为力。不特余之并未身临前敌者不敢涉一毫矜张之念，即弟备尝艰苦，亦须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劳绩在臣，福祚在国之义。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与之意，存一盛名难副成功难居之意。”如果太平天国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诸王能恪守“有天下而不与”的道德修养；如果天王洪秀全能以“盛名难副、成功难居”自相惕辣，并且刻刻存念，互相劝勉，太平天国也许不会失败得那么快、那么惨。历史已经证明，凡时代的杰出人物，其事业成功的因素，与其人格重量是成正比的。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无论何时何地，对志存高远者，都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必修课。农民起义领袖往往因为文化修养较差，斩关夺隘中来不及顾及道德的自我完善，所以在这方面不及具有良好文化教养、用儒家伦理道德武装起来的朝廷命官。

曾国藩强调戒骄、守慎、谦恭的作人修养，是为了成就事业，但他对功名富贵却看得淡薄，反而比急功近利之徒在事业上取得更大成功。他曾告诫曾国荃说：“如金陵果克，于广大中再加一段谦退工夫，则萧然无与，人神同钦矣。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工夫，愿与我弟交勉之。”他实际上确实是做出成绩不居功，不邀赏，因而得到世人敬重。他死后，何璟上奏说他“安庆克复，则推功于胡林翼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金陵克复，又推功诸将，无一语及其弟国荃。谈及忠亲王僧格林沁、李鸿章、左宗棠诸人，皆自谓十不及一。”这个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曾氏那种一味苦干，实干，不甚计功名得失的精神，在封建士大夫中，是可以算得上楷模的。

曾国藩是有自知之明的。同治五年（1866）八月。他带兵与捻军作战战败，痛感“前功尽弃，大局尤坏，忧灼之至”，于是“拟奏请革职革爵，出军养病。”同年十一月，他感到自己健康日下，便“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这种功成身退而不思安逸；甘愿留军中打杂的思想，对于一个公卿大臣来说，得要有海洋般深广的涵养。在另一封信中，他又与其弟相勉说：“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曾国藩对于满清王朝，可以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他效忠的是一个极腐败、极反动的没落王朝，但他的这种精神，这种献身事业和理想的高度责任感，却是闪耀着他人格的光辉的。

曾国藩在追求内审道德自我完善方面下的功夫，在中国近代史上是较突出的。除了上面列举的他生活、为人、治家等恪守“严”、“慎”二字之外，在其行将就木之年给其子纪泽、纪鸿的信中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叮嘱其子每日以“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课相勉：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二曰主敬则身强。……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三曰求仁则人悦。……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人饥之责。……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四曰习劳则神钦。……方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未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示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最后他总结道：“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他在同治五年(1865)三月十四目给纪泽、纪鸿的信中，也总结性地谈到自己加强自我修养的八个字：“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他几乎是将前面四课和这八个字作为自己的珍贵遗产，对两个儿子言传口授，其慎重之忱，不异于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所记晋王李克用临终前授其子李存勖三矢，叮嘱他三仇必报，“尔其勿忘乃父之志”的心境。

由是观之，我们说曾国藩终其一生，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君子”，是并不过份的。

洪秀全及太平天国人物，立足予摧毁旧世界的造反，他们的精神，是否定传统道德、传统礼教、传统制度，因而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他们不可能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规范自己，他们革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夺取政权，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穷苦人的温饱问题，至于各人的道德完善和思想修养等问题，还不可能排在考虑之列。这在主观、客观两个方面，都决定了洪秀全绝不可能象曾国藩那样成为一个封建道德的完人。当然，曾国藩的所谓求仁，也是站在本阶级立场而言的，因为他一生大半“功德”，就是屠杀太平天国起义民众，何仁之有?他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妥协和勾结，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也证明了他道德原则的殖民性、封建性和反动性。但从“自强不息”，“严格律己”，“严厉家教”，“忠于职守”，“献身事业”等内审道德方面而言，曾国藩委实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忠实信守者，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人品和精神，对后人还有一定的楷模和借鉴作用。

　　结  语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对曾国藩与洪秀全作了一粗略比较，目的是为了客观评价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历史功过，但我们并不下绝对的结论，只是摆出材料，谈谈看法而已。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曾国藩与洪秀全比他们的前辈提供的新东西是什么呢？究竟谁提供的东西多些，是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谁提供的东西少些，是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呢？结论是显然的。洪秀全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变动中是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以西方宗教相号召，以彻底批判儒教代表的中国旧的传统文化为己任，为建立“大同世界”为目标，发动并领导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他的精神是革新的，创造的。他领导的这个革命，颁布并部分实施了按全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分配原则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资政新编》，这多少具有资本主义是民主性质的崭新的执政纲领。洪秀全及其集团向中国历史提供的这些新东西，不但是先前的封建帝王所未敢梦见的，也是他的前辈农民起义领袖从未提供过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活动，代表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他虽然失败了，而且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他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却是光绪戊戍变法的催化剂，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教课书。

曾国藩却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比他的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政治家前辈们没提供更多的东西。当然，他首倡办洋务，首派学生赴欧西留学，是他的先辈未想过也未干过的。他跟上了西学东渐的世界文明潮流，对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以及外交事业的进步，在中国近代史上，当推为有功之臣。

政治的、历史的评价不能代替道德的、美学的评价。就前者而言，洪秀全是先进力量的代表，是革命的、进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觉悟者。曾国藩是没落阶级的代表，是反动的、倒退的、封建政权守旧势力的代表。洪秀全对推动历史前进起过积极作用，曾国藩则基本上是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守旧派。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洪秀全缔造的太平天国政权，在其体制机构方面，基本上是按封建专制王朝的等级制模式建构的，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历史局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这也从本质上反映出农民起义的结果不是被镇压，便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的历史必然性。

但就道德评价而言，按封建道德标准衡量，曾国藩个人人格是比较完善的，其立功、立德、立言的事业是成功的，他是封建统治阶层中的明智者，是头脑清醒的杰出军事家，是忠于职守、思想较开明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洪秀全个人人格是有瑕疵的。他的道德修养很欠缺，他只能算是一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知识分子革命家，他够不上军事家，也算不上政治家，他个人的事业是失败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却在中国史册上闪闪发光，启迪着后人。由于他个人道德的不完善，主观上直接导致太平天国的内讧，造成太平天国政权的最后覆灭。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却因为发动并领导了太平天国革命而远远超出曾国藩之上，因为我们究竟不能以道德的评价来贬低一位时代进步潮流的弄潮儿。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有时鹰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可能飞得象鹰那么高。

就美学评价而言，曾露藩与洪秀全两人，均不能实现自我的超越，他们是信仰的奴隶，一个笃崇儒教，一个盲从上帝，抹掉了自我人格和人性美的光辉，成为思想的奴仆，他们都是偶象崇拜者，性灵的真髓，都被销铄殆尽了。但他们又各自以人生奋斗的不同方式和道路，昭示了在人生美学理想的追求过程中，创造悲剧美、喜剧美、崇高美和丑的审美个性之生活流程与心理流程的示意图。他们对社会的美学价值判断的不同出发点和归宿，亦表现出人类社会审美判断有时截然对立，有时互相融合渗透的复杂微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