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四年靖港之役，是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期亲自指挥而遭受惨败的一次战役。近代史研究者对此十分重视。但曾氏在此役中是怎样决策、如何指挥和战败后的处置等问题均略而不详，一笔带过。本文就上述问题综括评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曾国藩对湘潭、靖港之役的决策
一八五三年五月，太平军开始了著名的西征。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二日，西征军在黄州大败清军，军锋直指武汉。四天后乘胜攻克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城。旋即于此分军为二。一支由国宗韦俊等率领，除继续围攻省城外，并分兵经略湖北各州县；另一支由国宗石祥祯统领向湖南进军，组成征湘军。太平军为何进军湖南?一者可以牵制湖南清方兵勇，确保围攻武昌之军无后顾之忧；再者可乘机消灭湖南兵勇，占领该省，并而“溯湘(江)源以达粤西老巢”与天京直通，使“首尾一江相贯注。”为此，征湘军二月下旬入湘，迅即攻克岳州、湘阴，进占靖港。三月八日，太平军一度至宁乡，与湘军第一次接仗。因受小挫，并兵力不足、敌情不明，被迫退回湖北待援。征湘军挺进湖南，第一次失利。
太平军西征以来，一路溯江而上，势如破竹，沉重地打击了沿岸诸省的清军。皖、鄂两省清军主力被消灭，江西大部分州县府城被攻占，只有少数清军还龟缩在南昌城中，但不敢出省城一步。可湖南情况则不同。尽管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向南京进军途中给湖南反动势力沉重打击，随后湖南营兵为尾追太平军，抽调已空。但前礼部右侍郎曾国藩丁忧在籍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组织了水陆练勇二军共一万七千人马，势力雄厚，后来人们通称其为“湘军”。当西征太平军在长江中游两岸势不可挡时，咸丰帝环顾两湖、皖、赣四省中，唯湘军是赖。因此一再催令曾国藩率师东征赴援。二月二十五日(阴历正月二十八日)湘军从衡州(今衡阳)起程。曾国藩于此发表了他的《讨粤匪檄》。在该文中，除对太平天国大加攻击诬篾外，还大声疾呼地主阶级和八股士人，为保卫封建统治秩序和“孔盂人伦”的圣教，要拼死与太平军对抗。征湘军入湘，就首次遇到了这支十分凶恶的反动武装的顽抗。
征湘军第一次入湘失利，曾国藩趁机进据岳州府城，准备马上出省赴援武昌被围清军。因此武汉太平军有南顾之忧。为解除湖南方面湘军的威胁，西征太平军迅即在湖北调集了水陆两路三万人马，由石祥祯和春官副丞相林绍璋率领，第二次组成征湘军。四月初，征湘军陆路在临湘羊楼司大败王錱的老湘营。四月七日，乘胜攻占岳州城。湘军陆路挫败，水师亦无斗志，营国藩被迫率水陆两军逃窜长沙自保。太平军亦分水陆两路乘胜长驱直入，先后进占湘阴、乔口、章树湾和靖港，军势直逼长沙。
太平军再次大举入湘，大大的鼓舞了湖南各地的人民的斗志。衡、永、郴、桂一带原本十分活跃的会党，此时纷纷响应，四处起义，准备迎接太平军。曾国藩惊呼人民起来，“从乱如归，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维时湖南营兵抽调一空，能与太平军对抗的，只有曾氏湘军。湘军从衡州出发时，陆营共十五营，其中两营分别由罗泽南、李续宾带领在衡州一带镇压当地小股农民起义军外，馀则先后从湘北退守省城。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太平军于靖港与从长沙前来进犯的湘军水师交战，知省城有备，不宜直接硬攻，决定对长沙采取南北夹击的策略。即以靖港为前线进军基地，于此分水陆重兵扼守，并分军一支从旱路绕道湘江西岸宁乡，占领湘潭，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先取省城，最后进占全省。
征湘军为实现南北夹击的策略，于靖港分军为二：一支由石祥祯率领水营战船和部分陆军驻守靖港，港外战船环列，港岸坚筑炮台，水陆互为依护，防敌向北冲突。另一支由林绍璋率领陆军一万人马由此上岸，四月二十二日于宁乡大败湘军三营，二十四日上午顺利进占湘潭县城，从而完成了预定对省城的包围计划。
湘潭在长沙之南九十里，靖港在长沙之北六十里。两地南北呼应，水陆亦通省城。时正值春水猛涨，均多北风，上下皆瞬息可至。湘军孤守长沙，呼吸不可自保，惊恐万状。龟缩在城内的军政头目“闻吹角及火光，皆自惊”。
曾国藩为自保省城，采取了临时应急措施。首先将湖南兵勇时在平江，通城的塔齐布、周凤山、李辅朝、江忠淑和辰州营兵计四千多人急调回省，并将已在省城的湘军陆营及王錱于岳州溃败之练勇收罗扎驻城外天心阁一带。另外湘军水师十营泊于省河，以防太平军前来攻击。但是从根本上如何解除太平军南北夹击的危局，“无所为计”。从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曾氏召集幕僚、水陆营官议战守所向。曾国藩因咸丰帝屡次调令出省赴援，倾向于兵发靖港，可顺湘江而下，过洞庭湖援救武昌，以符朝令。但曾氏幕僚和营官的意见与之相左，主张悉数兵发湘潭，反对进兵靖港。他们的理由有二：第一，若靖港战败，石祥祯从下游乘胜追击，太平军再从湘潭上游前来夹击，则省城难保，湘军“一败俱死矣”。第二，认为若出兵湘潭，“即不利”，尚可退保“衡、永，徐图再振”。这一主张最力者是幕僚陈士杰。他首先取得了另一幕僚王闿运的支持，然后向曾国藩“尽其说”，使其“大悟”。认肯。陈士杰见曾氏有所动，趁热打铁，二十七日鼓动营官杨载福、彭玉麟代表水师意见，“俱陈上攻(湘潭)之便”。曾国藩采纳了这一主张，当日令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率领杨载福、彭玉麟等水师五营计二千馀人先行，准备次日再亲率五营续进，悉数兵发湘潭。
但在发兵湘潭之日半夜，长沙乡团、士绅赴省乞师请攻靖港，说“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湘军)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湘军将领听后大悦。曾国藩本有奉诏出省东下救鄂的意思，现闻靖港太平军不多，地方团勇又搭造浮桥配合作战，“遽变计”，令在省水师五营改赴靖港。如此，中途变计，改为同时发兵湘潭、靖港两地。
从上可知，曾国藩决定同时出兵湘潭、靖港是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决定进攻湘潭主要接受了幕僚和水师营官的主张；其二，曾氏原有兵发靖港、出省赴救武汉的思想，如只进兵湘潭而置靖港不顾，怕有退避之疑；其三，受到长沙乡团乞师的影响，错误地估计靖港太平军的实力，因此中途“变计”。但事后，曾国藩为向朝廷掩饰错误，在奏报中说：“靖港之战，臣因湘潭水陆大捷，意欲同时并举破贼老巢，使贼首尾不能相顾。”曾氏在这里说，他所以决定分兵靖港，是因为湘谭“水陆大捷”。这是故意谎报，欺骗朝廷，掩盖靖港战败的责任。对于这一问题，有关文献，记述是确定无疑的。
其一，王闿运时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参预了湘潭、靖港之役的决策。他在《湘军志•水师篇第六》中说，四月二十七日(阴历四月初一日)塔齐布陆路在湘潭获胜，“报未至”。甚至于湘军水师五营是日“至湘潭十里止，侦者还言，塔齐布已大胜”。可见曾氏于长沙决定将后邦水师五营改赴靖港时，并未得知湘潭水陆获胜的消息。
其二，王代功著《湘绮府君(王闿运)年谱》卷一云：太平军占领湘潭后，曾国藩接受水师营官意见，主张“先教湘潭”，后因“靖港人民来乞师”，其“志在东下，遽变计，自率二千人攻靖港”。
其三，时为湘抚高级幕僚的左宗棠说，四月二十八日(即阴历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于靖港大败，是日“回舟(长沙)南湖港，其夜得军报(湘潭)水陆大捷。”
由上可见，不仅曾国藩决定分兵靖港时，而且兵发靖港的当天，湘潭之役胜负曾氏并未得知。当二十八日夜曾国藩在靖港大败，“回舟”长沙时才得知湘潭“水陆大捷”的消息的。
二、靖港战役中的曾国藩
如前所述，四月二十七日水师五营为前邦出发兵进湘潭，约定次日曾国藩率留省城五营水师继进。但在是日夜半，因长沙乡团乞师，于是后邦留省水师改赴靖港。四月二十八日(初二日)卯刻，曾国藩亲率后邦水师五营二千馀人、战船四十馀号、陆勇八百馀人，自省城沿湘江而下，气势汹汹地向靖港太平军进犯。军至湘江西岸的新康地方时，陆勇由长沙乡团张楚江等四人为响导上岸，始分水陆两路而进。平旦，曾国藩座船于靖港之上游二十里的白沙洲停泊指挥，其馀战船继续顺水而下。
是日下午申刻，湘军战船至靖港，两军接仗。太平军船只靠港而泊，岸上炮台开炮迎击，一举击毁湘军头船。湘军战船见征湘军严阵以待，头船被毁，急忙落帆，企图回头上窜。时值西南风陡发，水流湍急，忙乱中更不能回头。湘军水师头目驱赶水手上岸牵引缆绳，希图力挽风浪逆风逆水逃窜。石祥祯见状，当机立断，派出陆路小队将牵缆水手顿时尽数击毙。湘军水师乱了方寸，大小船炮随风漂流，拥挤到靖港对河的铜官渚。太平军趁机派出小划渔船二百馀号，利用船小速快、运转灵活的特点，在炮火对击。湘波鼎沸中，随风逐浪进袭敌船。敌船虽占洋炮火力优势，但船大炮高运转笨拙，发炮攻击无济于事。太平军船只一面施放枪炮还击，一面抢占上风纵火，当即击毁、烧毁湘军战船十馀号；敌船受伤不计其数。湘勇纷纷落水，或淹毙，或逃窜上岸。其湘勇丢弃之船炮，或随风漂沉，或为太平军俘获。湘军水师五营立即溃散。
曾国藩在白沙洲闻讯，一面将帅船开赴靖港，一面催令陆勇与团丁从西岸靖江浮桥而进，企图从陆路牵制、分散太平军的注意力，力图挽救水师被全歼的厄运。石祥祯在水路大胜后，乘胜派陆路出击。太平军将士如猛虎下山，冲出营垒杀向敌队，如入无人之境。湘军陆勇与团丁在太平军迅猛的冲杀之下，见水师已败，早已魂飞天外，毫无斗志，即各自抱头鼠窜。在逃窜中，争先恐后抢过浮桥。其桥以门扉、床板临时搭成，人多桥坏，当即落水淹死一百馀人。曾国藩见状不可收拾，恼羞成怒，亲自在桥头立旗一竿书云：“过旗者斩！”并持利剑站立桥头旗下督战，企图阻止兵丁反奔。但兵败如山倒，湘勇与团丁纷纷绕令旗而过，拼命“反奔”。湘军水陆两军“仅半顿饭久”全部溃败,不可复止。
是役，湘军水师五营二干馀人、战船四十号、湘勇八百馀人以及乡团几乎丧失殆尽，曾国藩仅带随从乘帅船狼狈逃回长沙。但曾氏在向朝廷奏报时却轻描淡写地说：“战船失去三分之一，炮械失去四分之一。”但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曾国藩在家书中所说比较接近事实。他说：靖港之战，“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奔溃，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干馀人，竟至全数溃散，弃船炮而不顾，深可痛恨！惟钓钩子未出队者，略存子药、炮位，而各水手亦纷纷尽散。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馀船竟无一水手。”这是曾国藩在私下之说打了他给朝廷奏报中的说法一记响亮的耳光。
曾国藩在靖港一战中为何惨败?其因有四。
首先，是由于扼守靖港的太平军实力雄厚，指挥若定，将士勇敢善战。征湘军共约三万人马，除去湘潭的一万人，馀则二万人马水陆两军主要驻守于此。湘军在靖港之战中计有水师五营为二干五百人，陆勇八百，乡团最多为二、三百人，共计不超过三干五百人，从数量上来看是处于劣势的。从战斗力讲，征湘军是久经战阵，临危不乱。尤其太平军在靖港的水营，是溯长江而上能征惯战之军，与湘军水师相比是占有优势的。靖港主将石祥祯是历经沙场勇敢善战的指挥者。他能临阵不乱，随机应变，充分利用天时地利的条件。在敌船因风不能停泊、自相扰乱之时，趁机派小划渔船抢占上风纵火，至使湘军水师顿时溃败。陆路之战，太平军勇气百倍，一举击败之。这些都表现了将士勇敢善战的特点。
第二，从湘军陆营来看，则是刚刚组建的军队，未经较大的战阵，战斗力有限；同时在陆路有乡团参战，其战斗力更差。两部分清方兵勇临时凑合在一块，相互影响。乡团奔溃，湘勇随之而乱，不可收拾。
第三，天时对湘军不利。湘军水师至靖港时，西南风陡发，再加上顺水湍急，战船不能停泊，其洋炮优势不能发挥作用。而太平军利用船小运转灵活的特点，进退自如，以小击大，十分有效。
第四，曾国藩对靖港太平军实力估计错误。在出兵前，他受靖港乡团的影响，认为“靖港寇屯数百人”，“可驱而走也”。但实际上太平军有近二万，与其估计相距甚远，至使临阵完全乱了方寸，遭此大败。
三、靖港惨败后的曾国藩
靖港惨败，对曾国藩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二月前曾氏从衡州誓师出征，一万七千人马水陆并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雄心勃勃。但一败于岳州，现再败于此，曾国藩“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屦次丧师失律”，“事势万不可为”。“上负圣主委任之意，下负两湖士民”之望，“是以愧恨不能自容”。在忠君思想指导下，企图自杀谢罪了事。二十八日傍晚，曾氏于帅船中，退去随从数人，手铜官渚船上投水企图自尽，旋为标兵三人救起。曾氏至船中，仍无勇气再活，据说留下寄家遗书数百言，再次投水。心腹随从章寿麟从旁窥知，匿于舟中，跃出奋力救之，才免于一死。章氏为宽慰其心，“权词”构造“适闻湘潭大捷”以告。其时湘潭战况音讯全无，曾氏及随从亦无从得知。曾氏在随从监护之下，一时无机再次自杀，只好乘船率残军于当晚返省，泊于南湖港，不愿上岸；溃勇陆兵亦无颜进城，住南门外高峰寺。
曾国藩兵败靖港，省城大震，舆论哗然。湘勇进出城门，为绿营兵丁羞辱。湖南军政头目会详攻击。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等会同向湘抚陈说，力主弹劾，并欲先“罢遣其军”。湘抚骆秉章看到，抚标抽调已空，若此时将湘军解散，省城将无兵可守，靖港太平军乘胜攻击，长沙难保，因此不许。
曾国藩到省后看事仍不可为，且备受各方斥责，再次欲自尽了事。四月二十九日晨，骆秉章高级幕僚左宗棠在上日夜得湘潭“大捷”之讯后，缒城而出，欲告。至船中，曾氏仍狼狈不堪，所穿单衫沾满泥沙，气息仅属。左氏劝说“速死非义”，曾国藩怒目不语，索纸草拟遗摺遗片二件一千五百馀字。其遗片中向朝廷荐举塔齐布可为湘军陆勇总统；水师荐褚汝航、夏銮、杨载福等“均可自将一军”，其水军总统请皇上另“速简贤员”。其后密令在省之弟贞干，购置棺木，打算第三次自尽。但是曾氏后来改变了主意，决心“忍耻偷生”。其因何在?
其一，靖港固然大败，但湘潭之役“捷报”频传，尚可功罪相抵，在曾氏及其支持者认为功大于过，朝廷是会宽容的，“天下事大有可为”。因此重新振作起来，“一面俯首待罪，一面急图补救。”
其二，湘军是他半年心血创建的，在全国是一支水陆兼具仅有的对抗太平军的军事力量。湘潭胜仗，它的基干力量仍然保持。曾氏想，一旦自杀，湘军“立归乌有”，一生之愿将付之东流。咸丰帝依靠其“肃清江面之具者”，可能因此“绝望”。表现了曾国藩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顾全大局的忠君的反革命精神。
其三，其父的激劝。曾氏靖港败返长沙，其父得知他有死意，立即在湘乡老家写信云：“儿此出，以杀贼报国为志，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其实这是他父亲的激将法，要他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经得住挫败，不为兵事“利钝”所动摇。曾国藩是饱读经书、以忠孝为基本信条的封建士大夫，对其父这种劝教一拍即合，极易听取。
曾国藩基于以上的考虑，权衡利弊后，决心重新振作，继续与农民起义军对抗。为此，他采取了二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正如前述，与湘抚骆秉章合谋掩饰靖港战败情形，同时夸大湘潭胜仗的战果。另一方面，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拜发《靖港败溃自请洛罪摺》，自诉种种“乖谬”，希图得到咸丰帝的宽容。咸丰帝得此褶，十分气恼，下谕大加训斥，嘲骂备至。其朱批云：“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愦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摇如悬旌，漫无定见也。”这一朱批，对曾国藩来讲是太丢脸了，因此在解放前，曾氏家族提供资料出版的曾氏奏稿以及官私著述中均不载录全文，甚至在曾氏家藏有关稿本、抄件中均未录存，企图掩后人耳目，只在《东华续录》中保存全文。咸丰帝虽对曾氏大加训斥，可对其处分却是宽容的。仅将其“革职”，仍“令带罪自效”，继续统领湘军水陆两军。咸丰帝为何对曾氏如此宽容?这与当时军事形势有关。时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二载，清军南北大营无所为计，而且太平军分军两大支，正在进行有名的北伐和西征。北伐军已席卷华北地区，捻军乘机发展，清军主力被牵制在北方，无力再分兵南下。在长江中游，皖、赣、鄂、湘四省中的清军主力，已被西征太平军打垮，湘军虽于靖港战败，但湘潭获胜，在四省中还是仅有的保持住了的一支较大的军事力量，暂且可用。于此，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不得不从宽处理，而且破例允许曾氏“单衔奏事”，令其出力，继续与太平军对抗，减轻对朝廷的压力。
曾国藩一方面为了维护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答朝廷的恩惠，此后更加坚定了他的反革命的意志和思想。在湘潭、靖港之役后，他采取了二方面的措施，重整湘军。其--，添造船炮，重整水师。于衡州、湘潭分别设厂，续造战船六十号，在长沙设厂修理受损战船数百号。同时从广东、广西奏调有临阵水战的将领、水手及增购洋炮一百门，充实湘军水师。其二，重新整顿编练湘军兵勇。溃败湘勇一律遣散，新募兵勇、配备将弁，勤加训练。经二个月的整顿，湘军水陆二军达二万人马，“规模重整，军容复壮”。不仅人数增加，且战斗力较前增强。此后在岳州、武昌、田家镇之役中，这支地主武装表现了它的凶悍性、残忍性，为清政府后来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奠定了重要的军事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