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作为一名理学家、军事家、政治家，他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对于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我们既不能妖魔化，又不能简单化和理想化。在笔者看来，他所异于常人者，在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自强自律、与时俱进的精神。他生逢列强虎视、社会变迁的风云际会，最终成就了“三不朽”的旷世伟业。

众所周知，中国的近代科技，不是自身新陈代谢的产物，而是从西方移入的结果。以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为突破口，中国在器物、制度、价值层次上的近代化渐次深入，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世界的画面开始清晰。曾国藩以其学养和社会地位，成为中国科技近代化承上启下的人物。

　　一、曾国藩的传统学养与时势环境

出身于耕读之家，与其他耕耘在科举事业上的士子一样，曾国藩带着家族的希冀，跋涉于“学而优则仕”的征途。他自幼恪守庭训，苦读诗书，曾就学于岳麓书院，师从湖湘理学大师欧阳厚均。宦游京师后，又广交士林，同气相求，不仅与当时权臣、理学大家倭仁过从甚密，而且“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镜海即唐鉴，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宗师。曾国藩一生的学问，自“以为义理之学为大”。他对程朱理学的“性命并重”、“格物穷理”、“立诚居敬”等宗旨，笃实践履。尤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对各家之学能突破门户之见，博取众家之长。“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为师也，不可弃也。”这种兼容并蓄、长短互补的开放胸襟，为他对西方科技的学习与运用埋下了伏笔。

长期浸润于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之风，曾国藩十分推崇贺长龄、魏源等经世学派关注社会、注重实践的思想。1841年，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今日而言治术，则莫如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如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为此，他发展了桐城派旗手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代掌故皆是也”。一改当时空疏浮泛、不务实际的学风，为他“睁眼看世界”，认识“夷敌”的长处，进而突破“夷夏大防”，顺应时代潮流，发动洋务事业，定下了基调。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坚船利炮”为表征的西方科技就被看作富国强兵、靖内御外的利器，而不再是“奇技淫巧”了。这为中国科技的近代化，准备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对于科技的见解，与曾国藩同调甚或高其一筹的不乏其人。他的“夷夏”观，起初也并不比同期的其他大臣高明多少，但曾国藩留心时势，锐意进取，凭借博学多识和包罗众家的气度，很快便脱颖而出。然而，曾国藩科技思想的展现需要现实的舞台。这既需要以掌握军政大权为后盾，又需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念成为上下共识，时势恰好为他提供了这样的舞台。面对“数千年未遇之强敌”，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风云激荡之中，曾国藩成了清廷的“中流砥柱”。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宦京14年即升至二品的坦荡仕途，列强东侵的滚滚洪流，平定“粤匪”的艰辛历程，处理“夷务”的痛楚经历，都使他既能洞悉朝纲不振，又能感知“夷敌”的富强。这位力挽狂澜的“中兴”名臣，被赏赐太子太保衔，封为一等侯爵，开清代“书生将兵”、“文人封侯”之先河。他手握显赫的军政大权，是有清二百年以来被赋予重权的第一位汉人，是三任两江总督、一任直隶总督的封疆大吏。早在1861年，他就衔命统辖苏、皖、赣三省并浙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官员。总之，“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

同时，曾国藩有“践履”其科技抱负的历史机遇：西方先进科技在军事、日用上的重要性，“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开始被时人所认同。向西方采购先进军器、引进先进科技，已成为清廷最高决策者的初步自觉。清廷敦促曾国藩，“购买外洋船炮，以利军行而维大局”。1861年，恭亲王奕䜣在给咸丰皇帝的奏疏中说：“伏思外忧内患，至今已极，譬诸木腐虫生，善治者必先培养根本，根本固而蟊贼自消。臣等办理外国各事，不过活其枝叶，而蟊贼未能尽去，非拔本塞源之方也。是以上年曾奏请饬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然购买船炮之议……而当此时事孔亟之时，何可再事因循……兵贵神速，不容迟缓。”作为朝廷的“中流砥柱”和自身的觉悟主动，曾国藩倡导西学，其影响力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它加速了几千年来渗入中国士大夫血液中的“华夷大防”、“以夏变夷”观念的消退，有利于中国士大夫对近代西方文明的觉悟，改变了过去“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局面，有利于中西文化交流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二、曾国藩与中国近代科技的起步
 
首先，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变为实际行动。

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实践中，曾国藩为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所慑服。“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1861年，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他写道：“恭亲王奕䜣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臣与官文、胡林翼商定，届时奏明办理。惟期内地军民，知者尽心，勇者尽力，无不能制之器，无不能演之技。”他一并还写下《请先调上海旧有轮船使用片》，请求将沪上唯一一艘可用的洋轮拨归湘军水师使用。“现在遵旨购买洋船，据原奏云：船炮配齐，须明年四月始到。臣拟先调现泊上海之‘土只坡’轮船一只，由长江上驶安庆一带，就近察勘试用，督令楚军水师将弁，预为练习。俟明年洋船购到，庶易收驾轻就熟之功……请旨饬下江苏抚臣薛焕，迅派干员，刻日押令上驶，以资演习。”同年12月，他就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洋轮洋炮，广储军实”，成为中国科技近代化的标志性事件。因“制造轮船实为救世要策”，他又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床上百台，为江南制造局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理学的辽阔远大和湖湘文化特有的经世与宽容精神，加上持重坚毅的品性，使曾国藩在面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那种日益强大、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对异质文明的输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能作出较为明智的判断：“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至此，曾国藩完全抛开了最初“天朝上国”的夜郎心态，进一步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求富求强”的时代命题。他把魏源等人的“师夷”思想，从议论层次转向实践层面，视域也更为开阔：“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久之利”，将“师夷”的内容由器物层次提升到要学习西方文化或制度的“智”的层面了。

其次，诚招天下科技英才。

随着中国日益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古老的华夏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的苦难历程。传统人才的培养和任用机制面临挑战：一方面，“和戎”必须和“洋人”进行外交、商务、法律等方面的接触，需要熟知“洋务”的人才，而变法维新也急需各种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由传统机制培养和选拔出的人才，虽谙熟儒家经典，但缺乏专业知识，无法适应近代化的要求。曾国藩虽然较为保守，“然见他人之长，则勇敢而不惑，遂开清季提倡洋务之先声”。他不仅自己求才若渴，而且还托弟子、朋友广为搜寻，凡有 一技一艺之能者，无不争鬻于其门。在安庆期间，曾国藩就招募了许多懂得西方科技的人才，如受聘于安庆内军械所专事试制炸弹的丁杰，还有华蘅芳、徐寿、徐建寅、吴嘉廉、龚芸棠等人，“皆以宾礼罗致幕下”。1863年，容闳应曾国藩的多次邀请来到安庆，曾国藩随即采纳他的建议，创建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并亲点华蘅芳、徐寿前往工作。1867年，曾国藩又力荐徐建寅到江南制造局从事科研。1868年江南制造局第一艘轮船“恬吉”号竣工，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使科学家们深受鼓舞。直到去世前一个多月，他还抱病专程到上海江南制造局视察，接见在那里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曾国藩的水师中，也聘用了许多洋教习，每船三四人，以司舵、司火，便于中国水勇学习。在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机器局设立之初，因“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所以当江南制造局设立后，曾国藩就聘请了懂得制造灵活坚硬船舰的洋匠。江南制造总局译馆设立后，因中土人才素质欠佳，曾国藩就“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造之书，详细翻出”。因不拘一格诚招天下才，所以曾幕人才济济。“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不仅如此，曾国藩还竭力为这些人才提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培养和造就了中国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

再次，翻译出版西书。

“驭夷之道，贵识夷情”，而识夷情的最佳路径，就是翻译西洋书报。而学习西方科技，在当时完全是白手起家。所以，聘请技师、设馆译书，就成为首要之事。同时，翻译还是传播、吸收并使西方科学文化中国化的重要途径。翻译出版西书，在缺乏近代科技的中国，尤为必要。

徐寿和傅兰雅是当时最杰出的翻译人才。徐寿“志尚通博，欲明西学”，他曾敦请曾国藩派他到新设制造局内，延请傅兰雅、伟烈亚力等人到局译书，“欲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增强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曾氏对此“大为嘉许”，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尤要”。所以，在1867年，他奏设翻译馆，让徐寿主持，徐寿、华蘅芳开始与外国人合译西方近代科技著作。此前，曾国藩曾为西洋纯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译本作序，其关于“像”、“法”、“理”的见解，已相当深刻：“《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然则数出于象，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则虽未睹前人已成之法，创而设之，若合符契。至于探赜索隐，推广古法之所有备，则益远而无穷也。《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洞悉乎点、线、面、体，而御之加、减、乘、除，譬诸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之哉……明乎点、线、面、体之理，而后数之繁难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致其知于此，而验其用于彼，其如肆力小学而收效于群籍者欤?”1868年，曾国藩看到徐寿等翻译的《汽机发轫》、《运规约指》等四本译著后，极为赞赏，进一步认识到翻译西书的重要：“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同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为使翻译常规化、正规化，在他的努力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68年正式成立，这是上海最早的翻译出版社。

翻译馆成立后，曾国藩先后组织包括傅兰雅、伟烈亚力等外国专家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中国著名科学家从事翻译工作。自正式开馆之后的近四十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共翻译了151种图书，涵盖军事、工艺制造、船政、数理化、农学等众多领域，其代表作有《代数术》、《微积溯源》、《化学鉴原》等，见下页附表：

除此之外，洋务派设立的西学传播机构还有京师同文馆、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等。京师同文馆师生共译西书25种，翻译本是学生的一门课程，书译出之后，又多成为学馆教科书。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等也零星翻译了一些书。这些译书，给中国带来了一大批西方近代的科学基础理论及部分新成果，其中《西国近事汇编》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至梁启超曾评价说：“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新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

翻译出版是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而翻译出版活动又推动了“中体西用”向“全面学习西方”的进步。翻译出版活动也由最初注重科技实用层面，逐步扩大到基础与纯理论领域，这对中国近代科技知识的启蒙与普及，意义深远。

最后，推行新式教育。

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身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未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所以，他认为“师夷”应该从教育开始，只有用新法培养和奖掖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达到“制夷”的目的。

曾国藩是一个矢志经世济时的务实政治家，他力主“使彼之长，我皆有之”。而办洋务，不能光靠“智巧洋人”。他以厂矿为依托，创办技校，致力于培养本土的科技精英。1867年，曾国藩视察江南机器局时，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房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他“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中国近代第一所技工学校就这样诞生了。其教育目标，不是培养“官才”，而是造就一批懂专业的科技人员；学堂不是以科举选人才，也主要不是灌输孔孟之学，在教学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上，均能按学以致用的原则进行教学。新式学校的产生是对传统教育的否定，是对科举选拔制度的挑战，开启了中国近代科教事业的先河。

派遣官费留学生，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破天荒事件。1871年8月，曾国藩在奏折中说：“窃臣国藩上年在津办理洋务，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正是曾国藩的鼎力支持，1872年即在曾氏去世后不久，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得以成行，开创了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先河。中国留学生到了异国他乡后，受到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熏陶，逐渐摆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羁绊，接受了近代先进科技和民主思想。留美学生副监督容闳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幼童“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派遣留学生，不仅是教育观念的革新，而且促成了科举制的终结。对于曾国藩的拓荒之功，容闳后来感慨道：中华学子得到文明的教育，是受之于曾国藩的遗泽的。

留学生的派遣以及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新式学校的设立，都远远超出了传统科举制度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范围。虽然这种变化一时还不能从根本上动摇科举制的垄断地位，但为中国的人才培养和任用机制注入了新的因子。

　　三、对曾国藩科技活动的评价
 
近代化一旦启动，就不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渐行渐远与渐行渐宽，使当事者自身的境界也日益高远，由开始被命运拖着走，到最后主动引导着命运。曾国藩以自己的学养和社会地位，在引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虽然受到“用夏变夷”的传统意识和“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局限，在学习和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的过程中，曾国藩的实用主义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科学近代化水平的更上层楼。但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最终却酿成一种时代浪潮，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不应苛求古人，对先行者的艰难处境应有“同情之理解”。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曾中肯地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 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无论是青年毛泽东“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是蒋介石“国人精神典范”的钦佩，曾国藩的事功品性，都堪称一代风范。他是洋务运动的发轫者，在他的主持和倡导下，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基地——安庆内军械所试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他参与筹办的江南制造局“制造出旧中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他参与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等等，都是开一代风气的旷世伟业。正是有了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第一步，正是有了这些大胆而艰辛的探索，正是有了与“洋人”进行“学战”、“兵战”、“商战”的初步实践，才有了后来学习西方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才有了“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制的伟大革命。不避艰辛、锐意进取、勇于任事的曾文正，将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