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起黄兴和蔡锷，都知道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中两位功勋卓著的革命伟人；尤其是湖南人，数起他们的乡国人物，还免不了要带点自豪的感觉。从反清排满到反袁护国，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他们的一生中，为国家民族建立了伟绩丰功，怎能不教人低徊景仰、怀念不置呢!

黄兴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肩战斗、同享大名的主要领袖。蔡锷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在辛亥革命中，领导云南新军起义，举起了西南地区第一面独立的大旗；辛亥革命后，又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两人的伟绩彪炳于天地间，载之于史册上。可是他们之间的同志同盟关系，却不象孙中山和黄兴之间那样言者能详。笔者在这里拟就散见于各家著作中的有关资料，集中加以转述，借以概见两人的战斗友谊和骨肉交情。

黄兴生于一八七四年，蔡锷生于一八八二年，比黄兴小八岁。他们都是资质明敏，酷爱读书，各得明师，早成学业；都是蜚声乡里的青年秀才；当中日甲午之役和戊戌政变失败之后，同感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瓜分日迫，又都做了奋而投笔的大丈夫。一八九九年，蔡锷赴日求学，先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稍后，改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一九○一年，以自费进了成城学校习陆军。一九○二年，与黄兴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准备有计划地介绍西方名著。这时，黄兴留学日本，正在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黄兴由日本学成归国时，蔡锷仍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肄业。他们密切联系，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声应气求。蔡锷称黄兴“为余弱冠时相与矫翼厉翮于江户之敬友”，黄兴于一九一三年赠联蔡锷：“论交深在十年前”。即此可见黄蔡二人交谊之深。据同时人回忆：蔡锷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后，即与梁党(按指梁启超的立宪党。蔡锷在长沙时务学堂求学，为梁之得意门生，早期受梁影响很大)少往返，所与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其最契者。”一九○三年十一月，黄兴在长沙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华兴会成立后“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蔡锷“由杨笃生监誓加盟。”一九○四年冬，黄兴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去上海，因万福华刺王之春一案牵连入狱，蔡锷闻讯，急由上海赶到嘉兴，向龙漳求援。一九○五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黄兴为了准备武装起义，化名为“张守正”，潜入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劝郭举兵反正，并调和郭与蔡锷的矛盾。不止一种回忆材料中说：黄兴这时曾介绍蔡锷参加了同盟会。如林虎生前两次撰写回忆录，都说黄兴在桂林吸收的同盟会员，有他和郭人漳、蔡锷、赵声等九人。黄兴于一九一一年六月与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的一封信中也说过：“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从他二人同在日本，交谊“最契”，则蔡之入盟，应属可信。也有说蔡锷不是同盟会员的。无论是否加入同盟会，实际上他在桂在滇，都对同盟会的活动作了很多掩护工作。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辛亥革命老人的回忆，言之凿凿，信而有征。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为袁世凯所暗杀。宋案发生后，孙中山、黄兴和一部分国民党人，认清了袁世凯阴谋背叛民国，实行专制独裁的真面目，决定兴师讨伐。黄兴派谭心休去云南约蔡锷起兵讨袁，蔡对谭说：“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说，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这一番话，说明蔡锷审时度势，潜心默运，成竹在胸，不露声色，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成熟，确是一个革命实干家的典型。

蔡锷对袁世凯是有过错误看法的。他爱国，爱共和，他的出发点只是希望袁世凯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在当时流辈、即或是革命领袖人物中，持这样看法的也大有人在。这一时期，蔡锷的中心主张，一是要统一于袁世凯的中央，一是反对持有党见。这当然只能有利于袁而大不利于革命力量。蔡锷虽然说过这些话，但是袁世凯对他始终是不放心的，担心他拥兵自重，故在扑灭“二次革命”的烈火以后，设法将他调出云南。一九一三年十月，蔡锷从昆明到达北京。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编译处副总裁、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等重要职务。可是蔡锷毕竟是个有着爱国民主思想的人。在袁世凯的野心进一步暴露之时，他立即下定决心，揭旗起义。他对梁启超说：“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干这一回不可!”国民的人格要争，蔡锷的英风也光芒四射。　　

一九一五年秋，黄兴接到蔡锷将赴西南发难讨袁的密信以后，立即命儿子黄一欧和秘书石陶钧先后离美回国，参加讨袁活动，以为蔡锷声援，同时他自己则在美积极筹款，准备作经济上的支持。他还与居新加坡的李烈钧函电往还，促其回国起兵，李随即秘密抵达昆明，为蔡锷臂助。蔡锷逃出袁世凯的牢笼后，从天津到达日本，在黄兴所派石陶钧、张孝准的掩护下绕道前往云南。据黄一欧说：“松坡先生这次出走，是经过他(蔡)与张孝准周密设计的。他一到日本，就写信给袁世凯，说明已经东渡就医，只以临行仓促，未及叩谒聆训。措词非常恭顺，使袁看不出破绽。……并预先写好几封信，都是寄给袁世凯最亲密的高级军官的，报告在日游山玩水行踪，托张旅行日本几个地方，每到一地就投寄一封，表示他仍在日本各地游历。其实，在到神户的当晚，松坡先生就上了另一艘日本轮船，经过上海，南下香港、河内，秘密直奔云南去了”。又据《陈嘉会日记》：“蔡松坡之入滇起义，乃黄克强所极力疏通。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克强在美……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历史事实证明，黄兴与蔡锷的亲密合作，对护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一六年七月，程潜率护国军入湘，汤芗铭逃走，湘省各界公举黄兴继任湘督，黄兴在上海发表谈话说：“湘督一席，最好是蔡松坡。松坡此次首义，名重东南，伟绩丰功，昭人耳目。湘人欢迎，自不待言。”八月二十二日蔡锷到沪，黄兴命黄一欧代表往迎，又亲往旅邸看望。蔡锷赴日本就医，黄到码头相送，忍泪告别。

从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黄蔡二人公谊之笃，私交之深。可惜在他二人分别之后，只隔两个月，黄兴就以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仅后八日，蔡锷又以喉疾不治，卒于日本九州。元勋徂谢，薄海同悲。

黄兴与蔡锷逝世半个多世纪了。他们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征途中建树的丰功伟绩，昭昭在人耳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