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陈嘉祜一八八一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九三七年病逝于香港，终年五十六岁。其间我在国外求学占去十余年，以致对先父一生事迹直接了解的不多。本文系根据先父平生耳提面命，以及先母生前偶尔触事感述所及，逐一回忆记之。此外，我曾反复向目前健在的几位父执和与先父有袍泽之谊的同志请教，所得材料，信而有征者，笔录成篇。

一九二五年，我自美留学回到香港，一夕，先父找我谈话。他先为我简述祖辈情祝，云：“先世历代务农，曾祖始在湘阴县东乡界头铺经营商业。先祖陈炳焕，字树藩，祖承父业，年十八弃商就读，两年通经史，先后为郭嵩焘、张之洞所赏识，曾入两湖书院就学，后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湖南谘议局副议长、财政司长、国税厅长、矿务总理、财政厅长等职，建树颇多。一九二○年殁于任，却毫无积蓄，几至无以为殓，一切丧葬费用皆由省府经办，深得省内外人士称道。”并说：“我常希望你不要搞政治，搞政治是动辄可陷入泥海的。”又说：“我一生东奔西走，南北驰驱，毕竟无所成就。但持身清白，治事公正，是遵循祖父教诲所至。虽然一生事业几乎要失败了，但我还是乐观的。我反蒋，因蒋介石集军事、政治于一身，搞专制独裁，我料定他终究是要垮台的。因为民众要吃饭穿衣，知识阶层要民主。蒋家王朝只能是一个野心家集团，他的手下特务横行，孙总理的三民主义被他搞臭了。他不倒台，中国的事几乎无从做起。”

一九三七年冬，我远游南京，住朋友家，父亲遽尔去世，妹妹陈崇文电朋友告丧，并嘱不要将实情告我，促我迅即回港。我在海轮上看到报载南京国民党执监会的报丧公告，才知父亲已经去世。因此深感未能亲聆父亲临终之遗言，私衷至为伤感。

中国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年庚子之役，六十年中，外患频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几无岁不遭侵略。有识之士奋起图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自庚子后廿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有共产主义社会作为革命的最终目标，有苏联十月革命作为榜样，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先父生长在此数十年革命浪潮中，耳濡目染，热血沸腾，爱国之心，报国之忱，有增无已，是可以想见的。

一九○三年，先父入长沙明德学堂肄业，时黄兴以该校为驻点从事革命活动。他深受黄兴民族革命思想的熏陶，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深知欲振兴中华不是当时的保皇派所能胜任的，非彻底推翻清王朝不可。因而奠定了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从此对黄兴衷心敬佩，师生感情真切，故将别号“护芳”改为“护黄”。曾语浏阳罗介夫：“我欲效顾亭林自明入清后更名‘炎武’，尊崇炎黄之意，更号‘护黄’，以示珍重炎黄世胄；我认为黄克强也即顾炎武、黄宗羲一辈人，是以上尊炎黄，下尊顾黄。”

一九○三年，黄兴三十初度，借此以为掩护，在家成立“华兴会”，黄为会长，先父立即加入“华兴会”，准备明年西太后生日时，在长沙起义。后起义失败，黄脱险转赴日本，先父亦于一九○五年初东渡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旋由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兴中会”。稍后“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组织合组“同盟会”，先父以“兴中会”会员转入“同盟会”。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有孙、黄的革命派，有康、梁的保皇派(即立宪派)，双方斗争激烈。一九○七年七月，立宪派政闻社开成立大会。梁启超到会宣扬保皇谬论，同盟会员群起驳斥，酿成殴斗。先父毫不迟疑，奋臂当先，与仇亮等人并力拼搏，维护同志，驱逐梁党，这反映了先父对孙、黄革命路线的忠诚。后得到孙先生的赞许。同年他由东京近卫联队转入东京士官学校毕业。

辛亥革命前夕，先父在北京陆军部任部员，黄花冈起义后即辞职南下，过武昌就任湖北独立第十四标标统，旋即参与起义。因部队大半打散，遂解职回湘，任湖南都督府参谋、湖南炮兵团团长、国民党湖南支部军务部主任。

一九一五年汤薌铭主湘，建立湘军四个标团，由赵恒惕、陈复初、曾继吾任第一、二、三标团长，先父任第四标团长。旋标团扩建为师，赵、陈、曾三个标团长均为师长。左右均谓先父亦应争取扩师。先父说：“我们革命的人何必与他们争权。”第四标团遂编入陈复初部二师为第三旅，即彭德怀同志《自述》中所载：“三旅六团一营一连，旅长陈嘉祐，团长鲁涤平，营长刘鉶，连长胡子茂。”《自述》中又说：“师长是反孙派，旅长团长是拥孙派。”

一九一六年汤薌铭下台，谭延闿第二次督湘，先父仍任第二师三旅旅长。一九一七年傅良佐代谭延闿督湘。彭德怀同志《自述》中又载：“二师士兵和下级军官反对师长陈复初勾结北洋军阀傅良佐……是年冬组织兵变，我以营士兵代表身份参加了。旅长陈嘉祜。团长鲁涤平暗中支持兵变。陈复初被逐下台。”其时先父改任独立第三旅旅长。同年护法战争起，独立第三旅正在湘北前线与北洋军阀作战，突遭另一支护法军的意外袭击，先父仅以身免。旋即赴湘南招抚，组成七个营，称“护字营”。

一九一九年张敬尧败走，谭延闿三次督湘，护字营改为第六混成旅，移驻郴县，担任周旋两广之间的任务，以便与粤方孙中山先生随时谋取联系。不久谭延闿被赵恒惕排挤出走，赵继主湘政，先父为赵所忌。赵旋投向直系军阀吴佩孚，以图抗衡孙中山北伐。先父对赵投吴公开责难，赵更视先父为眼中钉，必欲去之。适孙先生派周震麟到郴劳军，面致孙先生给先父的亲笔长信，先父即率部接受广东政府的领导。

一九二二年四月，奉直战起，孙先生决定出师江西北伐，电嘱先父与湖南各军将领联络，一致行动，出师攻赣。但因吴佩孚在奉直战争中获胜，诸部都持观望。同年五月，先父奉孙先生令派为北伐讨贼军湘军第一路司令，进攻江西，抵莲花。嗣因陈炯明在粤叛变，胡汉民转来孙先生急电，嘱即入粤讨伐陈炯明。先父得电，即率部经宜章、乐昌向韶关进击。抵韶关，阵地未固，即遭陈炯明的洪兆麟部来攻。加之敌军蔡成勋、沈鸿英部掩至，遂仍退回湘境。入湘后，赵恒惕又派谢国光部围逼，至是全军瓦解。此次靖难之师虽无成果，但孙先生在是年九月《致本党同志书》中仍予赞扬。

陈炯明叛变后，孙先生回沪暂住，先父亦间道抵沪，与孙先生时复接触，请示今后大计。时谭延闿被赵恒惕逼走来沪，先父却将谭介绍给孙先生，并力劝谭与孙始终合作。一九二三年二月谭即随孙南下入粤，组织革命政府。先父则奉命再辗转进入湘西，与蔡钜猷联系，候谭延闿回湘，并力推翻赵恒惕，为北伐扫除障碍。先父此时组织湘中讨贼军第一军，并任军长。后改组为湘军第五军，仍任军长。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先父出席了这次大会，对上项纲领和“三大政策”是全力拥护的。此时，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先父由于经常得到孙先生的教导和共产党的影响与帮助，站稳了革命立场，与孙文主义学会和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国民党改组以后，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在粤各军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建国湘军五个军并为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另设湘军讲武堂于广州，先父改任讲武堂堂长。后该讲武堂改称为第二军军官学校，先父仍任校长。从讲武堂到第二军军官学校，孙先生及毛泽东、李富春等同志都曾多次来校讲演，并派了共产党员谢晋、方维夏、李六如等来校从事政治工作，加强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先父认为共产党员有办法，办学必须得到共产党的帮助，才能收到有益革命的效果。

当时，在广州还成立了“政治讲习班”。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谭延闾、陈嘉祜等为理事，李富春同志兼班主任。自从国共合作以后，广州革命气氛异常浓厚，先母当时也入政治讲习班为旁听学员。一九五五年先母曾将毛泽东同志写的讲义(石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交我，并说：“你父亲在世时很佩服毛主席，这个小册子我保留了几十年，是革命文物，你可送交组织。”我当时连同自己在上海和在美国就读时的毕业证书送交商业厅李振华同志了。

一九二六年，先父任教导师师长兼南韶连警备司令。此时中国共产党在南韶连地区办了一个农民讲习班，先父派去了政治教官六人，并组织一千多农民成立了农民革命军，由共产党员罗绮园率领。当时经费筹措困难，故在韶关银行提取了部份钱作为农民革命军的经费。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前夕，先父忽接谭延闿汉口密电：“蒋介石在沪召集会议，将有异动，请公注意。”其时广州方面也掀起了反共逆流，钱大钧师对韶关采取前进包围态势，先父立即要秘书徐君虎抓住邮电检查，以便了解钱、蒋的动态。后来又截获蒋介石致广东李济琛、广西黄绍雄的密电，得知钱部对教导师即将发动突然袭击。故抢在李、钱、黄包围计划尚未完成之前，率教导师及罗绮园同志率领的农民革命军一同向湖南急行军，于同年五月抵郴州，休整待命。

“四•一二"事变发生，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反革命叛变。先父当即通电一、三、四、五、六各军将领及全国务报馆，宣布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和阴谋军事独裁的反革命罪行。此时，在国民党人中他是第一个通电全国公开反蒋的。部队留郴，他本人先经衡阳来长沙。

到长沙后，公开演讲，狠斥蒋介石背叛孙先生的革命路线，破坏国共合作，破坏三大政策，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反蒋，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不久，教导师奉武汉政府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 

“马日事变”前夕，长沙形势紧张，夏斗寅在鄂南叛变，杨森驻鄂西不稳，先父当与湖南省委领导人研讨形势，后几次电调驻郴部队及农民军来长，均无回信。又经徐君虎商请夏曦同志电郴，亦未得复。事变前两天，反革命谣言更盛，局势日紧，部队一时都调不来。为安全计，先父曾下乡暂避，随即前往武汉。部队不久奉调驻鄂南，担任对夏、杨的警戒任务。

一九二八年秋，国民党召开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继之召开编遣会议。先父在执监会上首先提议召开国民会议，意欲借此打破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凭籍。在编遣会上，又提出裁军应一视同仁的原则。中央应以身作则，为全国倡，并提议实行兵工政策。自己则首先交出军队，听候编遣。但蒋介石阴谋排除异己，首先要裁减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非嫡系部队。先父的上述提议无异揭穿了蒋的阴谋，与蒋的矛盾就逐步激化了。故先父不待会议结束即愤然离京赴沪，继续公开反蒋活动，从此他再没有去过南京了。

自从寓居上海，往来探问者有张群、于右任、李烈钧、徐谦等人。张、于偶以微言为蒋中解，先父不为所动。并常说：“我的朋友中反蒋者为益友，拥蒋者为佞友。”因自书联语：“善虽不吾与，吾必与之亲；不善不吾拒，吾必与之远”，用以自勉。因此，凡是表示反蒋的都愿与之交往。从此奔走南北，寻求与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系的合作。一九三○年参加北平扩大会议，阎冯反蒋战争起，他绕道日本赴北平。阎冯失利，随赴太原，旋回沪，一度往泰山晤商冯玉祥。

“九一八”事变后，先父与徐谦等联名通电，主张立即恢复总理“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1年9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由此说明在民族矛盾上升之际，先父在政治认识上前进了一步。旋与国民党在沪中委程潜、李烈钧、张知本等九人提出“御侮方案”。主张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缩短训政时期，实行地方自治。又与程潜等合组“三民主义实观会”，出版《南针》半月刊，鼓吹抗日反蒋。

一九三二年李济琛、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反蒋，筹组政府。事先李济琛曾多次致书联系，征求意见，先父对李等是全力支持的。同时，冯玉祥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成民众抗日同盟军。当蒋介石大军迫察时，先父与程潜、张知本、杨庶堪、薛笃弼等联合致电南京政府，谴责蒋媚日卖国的可耻行为，以支持冯玉祥的爱国抗日斗争。

由于先父不断的反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端仇恨，蒋派遣特务经常跟踪，致使先父在上海不遑宁处。先住卡德路，后迁康脑脱路，再迁环龙路、花园坊、金神父路、金谷村，最后被迫迁居香港。当时生活拮据，无论居沪居港都是各方故旧及部队袍泽随时接济。在香港，每月底将衣物典当，到月初，西南政务委员会自广州寄来生活费，又去赎回。

一九三七年，先父病逝香港，系由李济琛、李宗仁等赠款办理丧葬事宜。遗体运到长沙后，南京政府才发布褒扬令、公葬令，准开禁葬于岳麓山，并发给丧葬费。先后在广州、长沙开了追悼会。后经家人研究决定，归葬先父遗体于原籍湘阴县城郊南泉寺。

纵观先父毕生言行，我获得如下几点认识：

一、崇拜孙中山。

先父最初受到黄兴的教导，衷心佩服黄兴，把他作为学习榜样，黄兴病逝他是很感伤的。

到日本后常与孙先生接触，加入兴中会、同盟会。孙先生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德以及愈挫愈奋、愈奋愈强的革命精神，都对先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先父居沪，徐谦来访，并将筹组农工民主党的章程与宣传提纲小册子两本交先父，请先父列名发起。先父婉言告徐：“我若另组一个党，就对不起孙先生了。”后来他把小册子交给李沛铭看时，还说：“徐秀龙<徐谦外号)邀我列名，我是信仰孙先生的，不能中途抛弃我的信念。”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孙先生具有牢固的真诚的信仰。

本来先父信仰孙先生始终不渝；反对蒋介石，至死不变。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孙先生的革命路线，他反蒋是从一九二五年蒋吞并各军军官学校，暴露了阴谋，实行军事独裁的时候开始的。

一九二八年先父参加南京国民党中执会议回沪后，即宣布与蒋断绝一切关系。在沪期间，多次受到蒋的威胁利诱，终不屈服。谭延闿又多次函邀“到南京养病”或“共襄国是”等等，亦均被拒绝。一九二九年谭亲到上海，劝先父放弃反蒋。他表示：“蒋不放弃独裁，实行民主，我就不放弃自己的政洽主张。”谭怫然作色道：“好吧，那就各行其是吧!”

一九二二年，孙先生因陈炯明叛变，由粤来沪。一天，先父对我说：“今天带你去看一位最伟大的人物。”抵孙宅，先生正站在台阶上，先父走上前去，孙先生伸手与我父紧握，笑着说：“你来了，很好，很好！”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辞别孙先生回家后，先父说：“你年纪小小的就能到世界上有名的大人物家里去，是很光荣的。”

孙先生逝世于北平，先父闻讯很沉痛，久久未解他那郁闷的神态。岂料上述那次会见却是先父和孙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别后不到一个月，先父一生爱戴的孙先生就逝世了，他那沉痛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二、敬佩共产党  

国共第一次合作，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先生亲自主持制订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从此，先父与共产党长时期接触，合作共事，逐渐产生了友好感情，且相互信任。他对每一个共产党员认真办事和讲求革命效果的作风是极其敬佩的。在此期间还引用了许多共产党员，他在主持湘军讲武堂及以后二军军官学校成立政治部时，他对该部负责同志方维夏、李六如说：“政治部人少，要扩大，你们多找几位共产党员来。”(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312页)“每次在二军军部开会时，共产党员的建议，陈嘉祐总是首先附议。”(同上，346页)“当时讨论向各师、团派党代表时，张辉瓒有反对意见，陈嘉祐马上说：‘这是苏联红军的成功经验，据俄顾问鲍罗廷将军说，俄国内战时期就有党代表，在政治工作中起很大作用。’张辉瓒说：‘我们是中国人嘛！’从来没有这一套。”(同上347页)

二军讲武堂曾选派学生徐君虎等十人赴莫斯科学习，徐回国即任机要秘书。先父兼南韶连警备司令时，对共产党开办农民讲习班是非常支持的。

在主办讲武学堂及二军军官学校期间，先父曾多次邀请毛泽东、李富春等同志前来讲演。毛泽东同志以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到校讲演农民问题的次数较多。毛泽东同志讲课时，先父必陪同旁听，这样，不仅学员受到教育，先父也受到教育和启示。在此时期他与谭平山、杨镜安同志等经常往来。

“马日事变”前夕，形势险恶。时彭湃同志改变名姓秘密就医于长沙东茅巷红十字医院。先父闻讯，即派胞弟陈嘉俊持密函去促其迅速离长脱险。

一九二七年实行清党期间，第十三军给全体共产党员发了薪资，以礼相送。

上述事实反映先父对共产党员是热情友好的，特别是真诚佩服毛泽东同志。 

三、政治上的局限性

先父生于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少年时期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初步懂得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环伺侵略，中国岌岌可危。已萌奋起图强之志，迨与孙、黄接触，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有加强。一九二四年孙先生主持的“以俄为师”，“国共合作”那些新的政纲和新的革命路线，使他进一步开豁子眼界，提高了认识。他的思想觉悟又前进了一步。所以“四•一二”事变发生，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时，他慨叹地说：“孙先生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革命形势才能汹涌澎湃，一日千里，才能打败北洋军阀，不料竟出此大憨。”

当“四•一二”到“五•二一”两次事变间四十多天，反革命逆流泛滥，政治形势险恶之时，有次，秘书陈秩常向他说：“现在我们站在分歧的岔道上，是决定何去何从的时候了，我看，只有跟共产党走!”先父开始默不作声，后来只说：“部队官长是复杂的，是不易掌握的。”当时，先父的思想是苦闷和矛盾的。后来在湖南省党校的讲话中，在南京国民党中执监会议上的提案中，也曾违心地发表过一些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论。他这种苦闷和矛盾心情为时短暂，所以当蒋介石下野又卷土重来时，他仍坚持继续投身于反蒋斗争。

自先父逝世迄今四十四年，先母在世时，常教导我：“要学你父亲做人做事的耿介朴实，不争权，不夺利，一生节俭，助人为乐的作风。”又说：“你父亲一生东奔西走，南征北战，只关心国家大事，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

先父参加了辛亥革命战争，反袁护法战争，第一次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蒋介石顽固拒绝，先父遂一直反蒋到死。

事实说明，先父陈嘉祐始终不失为一位坚强的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