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近代号称“矿业大王”的梁焕奎于1908年创办的湖南华昌炼矿公司，是我省最早采用西法提炼纯锑的一家最大的炼锑厂。清末明初，华昌炼矿公司蜚声中外，不仅是我省有数的最有成绩的近代工业，而且在当时中国商办矿业中也实为稀有。今特搜集资料，述介其兴衰始末。
(一)
华昌炼矿公司的创办人梁焕奎(1868——1929)，字璧垣，晚号青郊居士，湘潭人，原籍广西桂林，与梁漱冥为兄弟辈。梁。焕奎早年习制艺，攻科举，1887年成秀才，1893年中举人。其后，从武冈诗人邓辅纶学诗，并在邓主讲的文正书院任教。及至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大力推行新政，梁焕奎亦主张“破除迷信以开民智，办学堂以倡科学”，极力赞助陈宝箴变法维新。1896午春，湖南矿务总局成立，陈宝箴即聘他为该局文案。梁焕奎是我省较早认识锑矿(当时称安的摩尼矿)的人，在他的倡议下，矿务总局先后在新化锡矿山、益阳板溪等地设立矿场，试采锑矿。1898年，梁焕奎改任学务处文案，参与办理选拔湖南留日学生考试、并护选学生前往日本，充任湖南的留日学生监督。从而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采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特别是民办矿业颇感兴趣，认为中国应以实业救国。
1900午，湖南巡抚俞廉三因官办益阳板溪矿场经营不善，亏累甚巨，决定招商承办。梁焕奎以变卖妻子手饰和多方挪借而得的数百金，接办了板溪矿场，改组为商办久通公司，开始了他民营矿业的生涯。
益阳板溪矿场当时发现的锑矿面积约有3千余亩，但矿质较差，品位很低，含锑仅30%，加之距县城较远，运输困难，故一时发展颇为困难。梁焕奎取得板溪矿场开采权以后，即派其二弟端甫坐驻益阳，整顿矿场。又于矿场附近之沾溪设立生锑炼厂，用土法专炼板溪矿砂。但由于“矿质极低，由二成至三成不等，仅炼生锑，殊不合算”；同时所炼生锑又“格于禁例，必由官局代运代销”，价格甚低，以致虽“极力经营，而仅能顾本”(《梁鼎甫氏生平略历自述》)。为了培养矿冶人才，学习先进技术，梁焕奎先后资助其三弟鼎甫、四弟和甫、五弟硕甫分别留学英国、日本和美国，一律学习矿冶专业。1903年，梁焕奎又从矿务局拨借基金1万6千馀两，就贡院旧址创办湖南实业学校，着力培养采冶、化验、机械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后来，梁焕奎经与矿务局再三交涉，又获得自由运销锑砂之权。但由于冶炼技术的限制和外国洋商的压价收买。板溪矿场收效仍不大。经过几年的实践，梁焕奎认识到：要想扩充久通公司事业，非采用西法，提炼纯锑不可。于是就把视线转向国外，多方访求适合提炼低品位锑砂成纯的新方法。
1907年，梁焕奎之三弟鼎甫在英国伦敦皇家物理大学留学，闻知法国巴黎矿冶专家赫伦士米氏(Herfensnmidt)研究出一种挥发炼锑法，很适宜于提炼成色过低之矿砂，即与留美矿学博士王宠佑同往法国求教。当时赫氏这一炼法尚处在试验阶段，开口便索代价银10万两，经梁、王两人与之再三磋商，方以7万两初步谈妥。梁鼎甫急电湘中，请其兄赶快设法筹款。梁焕奎接电后，既喜且忧，喜则因赫氏秘法用以提炼板溪锑砂极为相宜，必不能错过；忧则资金不足，一时无法凑齐。正在梁氏计无所出而约期迫近之时，恰逢留日学生领袖杨度奉命入都，道出湘垣。杨度知此事后，极表赞同，并愿出面筹措资金。旋即赴湖北，说服了湖广总督赵尔巽，“准息借官款五万，湘鄂各半”，即汇巴黎作购买赫氏秘法之定金。接着，杨度又先后说服了大学士张之洞、直隶总督端方、两江总督袁树勋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同意将前此湘鄂两省官府垫款银5万两“改借为助，并由直隶、两江总督，各筹拨银四万两，山东巡抚筹拨三万两，五省合计十六万两”。在此基础上，梁鼎甫即以7万元向赫氏”购得其秘法’。并“在英、法购就机器、炼炉”一套，延聘“法国机械师一人”，于1907年底回到长沙。
1908年3月，梁氏兄弟与杨度等正式筹设湖南华昌炼矿公司(久通公司亦并入华昌)，并由杨度领衔禀呈湖南巡抚批准立案，旅即在长沙南门外西湖桥择地建厂。由于华昌公司拥有五省补助款，“公司不付息银，不给股票，惟以补助名目，藉为保息招股之资。于是商股渐多，公司乃立”。为此，华昌公司曾送给杨度5万元的干股为酬，并举杨度为公司的第一任总理(杨度后来在该公司成为拥有20万元股本的大股东)。
数月后，华昌公司长沙炼厂第一批炼炉落成，开始试炼纯锑。所出纯锑，运往欧美，声价颇高，“成色在世界著名之英京廓克逊之前”。是年，英国伦敦初见中国之精炼锑，大为惊奇，亦大为称赞”。在1908年以前，汉口有加尔威公司之铅锑矿场，附设粗锑炼制厂，今以华昌公司可提炼纯锑出口，该公司即行歇业。1908年，法国容母司会社（Gomesdco）本拟在湘设冶炼厂，也因竞争不过华昌公司而未果。可见华昌公司大胆采用西法冶炼，于我国锑矿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在华昌公司成立的这一年，王宠佑也于1908年8月底向法国赫伦士米氏购得其所发明之提炼纯锑之秘法及其机器之专利权，并在浙江组成致远公司。致远公司在禀请立案时，曾声明“无论中国及外国人，除由致远公司购与专利权一种或数种外，不得在中国境内仿造及冒用致远所购得之炼矿法及其机器”，并经清政府农工商部“允准通咨在案”(《农工商部为致远公司购得遂竹里氏提炼矿质秘法及机器专利权通行立案事咨各省督抚文》，载《商务官报》戊申年第25期)。为了能使华昌公司获得此项专利权，1909年初，杨度又说服了王宠佑，使“致远公司愿将所有在赫伦士米会社购得提炼纯锑、水银、白铅、雄黄各种矿质之秘法及机器专利权，并合同内所有一切权利，全行售归华昌公司管理”(《华商联合报》第1年第4期)，据此，杨度又进呈农工商部，请将湖南华昌公司“与致远公司前案一律办理。应请通咨各省督抚存案，并出使法、日、葡大臣转咨法国外部知照赫伦士米会社，日后如有应与该会社交涉之事，即由华昌直接交涉”。这样，华昌公司就获得了在全国专办十年的特权，清政府明文规定：十年之内，“无论何国官商，不得在中国境内设同样之炉座，亦不得在湖南境内设他样提纯之炉座”，期满后，还可酌情延续15年(《商务官报》1909年第7期)。
华昌公司初期有资本银30万两，其中包括湘、鄂、直、苏、鲁五省补助官款16万两。从19Q8年开办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七年之中，数遭饥民之乱，厂屋尽毁；再遭水火之灾，停工数月；反正(辛亥)以后，金融紊乱，市面恐慌，本公司迭受影响。加以补助款问题累为官府所延；专办权问题，屡为矿商所倾，应付支持，竭尽心力。开办以来，锑价日趋跌落，纯锑每吨仅售银一百馀两，公司极力撙节，犹恐不支。数年之中，办事之困难与经过之波折，千辛万苦，历濒于危，勉力支持，幸而未败。其中情形，实非笔墨所能罄述”(《湖南华昌公司报告》载《湖南大公报》1916年5月2日)。
这里，我们就补助款和专办权问题，再作点补充，以见当年民族资本家创业之维艰，经营之惨淡。
1910年上半年，因清政府清理各省财政，追查五省补助华昌公司官款一事，要求收回此款。华昌公司立即陷入困境。杨度以华昌公司“现在成效已著，基础未稳，设有摇动，关系全省矿业非轻”为由，绕过度支部，禀呈农工商部，请代奏朝廷，维持补助原案，“俟(公司)发达后再行报效”。农工商部查系实情，即于同年6月26日上奏朝廷，称“湖南华昌公司试炼纯锑，渐著成效，请将直隶、两江、湖南、湖北五省补助官款共16万两奏明立案，永远作为补助”，获朝廷允准(《宣统政纪》卷23，第13页)。因奉有谕旨，度支部不得不声明“遵照办理”，但该部却以职掌所在为据，横生梗阻。7月12日，度支部奏请华昌一案“应仍由湖南巡抚饬取该公司详细办法章程并商股实在数目，咨送臣部考核；其直隶等省拨过官款，应令该督抚迅将动用何款，查明奏报”(原折全文，载《长沙日报》1910年8月7日)。此案一直拖到清朝垮台，尚本了结，影响了华昌公司招纳商股。
华昌公司在创办时就获得了在全国专办十年的特权，此为华昌公司获利的基条本件之一。民国成立后，华昌专办权，首先获得湖南都督谭延闿的允许。既而杨度又通过梁士诒运动袁世凯，并贿通工商次长向瑞琨，借用民国元勋黄兴和宋教仁的名义，进呈工商部，又获得继续在本省享有专办权。工商部曾明文规定：“无论何种机器，何种新法，概不准在湘设炉制炼”(《民主报》1913年2月22日)。这个规定，较之清廷授予华昌公司的专办权，虽范围已缩小为一省，但仍激起了湖南锑矿厂商的群起反对。湖南实业司曲从异议，也公函工商部，批评华昌公司只炼久通一矿之砂，炼纯过少，且规模不大，难以包炼全省矿砂，似有垄断之嫌，请求工商部推翻原议。对此，杨度通电京中，明白宣示“华昌宗旨，求统一，不求垄断，若不统一，必如曩年散漫相倾，为外人所乘，湘矿前途无术挽救。华昌炼法，高低并炼，不仅久通低砂，司呈殊为失实。至于炼纯过少，乃因数年外国各纯锑厂减价相倾，栗栗自保，何敢扩张？”并建议“由部责令华昌自定期限；扩张管灶，包炼全省锑砂成纯，是一法也。否则令华昌自与锑商筹画统一办法亦可”。总之，不能让“外人乘隙而来湘设厂炼锑’(《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1月l6日。对此，当时舆论赞赏“杨度之所主张，亦甚光明磊落，非专为一公司谋者也”，工商部却将华昌专利之事“交湖南都督府转咨省议会核议”(《民主报》1913年2月22日)。工商部这种婉转的方式，等于放弃了前已同意华昌专办的意见。19l3年下半年，华昌公司部分股东筹组新华昌公司(后于1914年7月正式成立)。仿效华昌炼法，改用土法制炼纯锑，首先打破了华昌公司垄断湘中纯锑制炼局面。此后，各厂商仿效，仅新化锡矿山一地就先后设立采锑公司百馀家，土法炼锑厂三十馀家。到1915年，湖南全省采用土法制炼的锑厂竟达数百家之多，华昌公司的专办权已无形取消。只是由于华昌公司采用西法提炼，所炼纯锑，其成分常为99.7，称为正牌，在国际市场上声价很好，其在湘省矿业界执牛耳之地位才没有被这些杂牌锑商所挤垮。
(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列强各国纷纷在湘争购锑产品，以为其本国和交战国提供军事工业原料，因而锑价上涨幅度较大。据载：1914等7月，伦敦市价纯锑每吨仅值英金27磅，同年10月，已涨至每吨值55英磅，及1916年6月，则高达150英磅以上(《东方杂志》第12卷第12号第46页)。华昌公司也正是在大战期间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1915年，华昌公司趁此千载难逢之机，扩充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银由以前的30万两，增加至96万两。1916年冬，又加招商股204万两，总共资本银达到300万两，（《矿业杂志》第2期）经过前七八年的扩张，华昌公司在长沙南门外碧湘街到西湖桥河边一带，已占有约10馀万平方公尺面积的建筑物。它的办公大楼紧靠着面临湘江的碧湘街，包括有自已经营的轮船码头，机械修理车间、化验室、仓库、堆栈、工人宿舍，并附属有电力厂与自来水厂和各类直接间接为华昌公司服务的大小商店。华昌公司在长沙的炼厂，已设有新式炼养炉(又名人字炉)24座，每日每炉可炼生砂2至3吨；反射烘炉15座，每日每炉可烘生锑2400磅，约得锑养42200磅；反射提纯炉19座，12小时可出炉一次，每天可精炼纯锑30吨。合计公司职员和炼厂工人达1万馀人。直接为华昌公司提供锑砂的益阳板溪矿场，已将前中东西四厂改用西法开采，拥有各种最新采掘机械设备，月产锑砂在千吨以上，全矿工人达2千余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矿场还修筑了一段通往桃花江的专用铁路40多华里，购有火车头2个，车皮20余节。板溪的锑砂从桃花江运往长沙，又将提炼的锑品从长沙运往上海，故在资江、湘江，长江上常有华昌公司的“华运号”轮船，铁壳驳船行驶。华昌公司除在长沙设立炼厂外，还在益阳沾溪、安化廖家坪、新化锡矿山设有采矿场和生锑制炼厂。其规模之大，情况之盛，在当时矿业界实为军见。
华昌公司每24小时能精炼纯锑30吨，每年产额可接近万吨。兹将1912年以来，华昌公司每年锑品产额表述如下：
年份 生锑（吨） 纯锑（吨）
1912 5947 2307
1913 1387 2659
1914 357 1888
1915 7895 7200
1916 未详 8600
1917 未详 8200
1918 未详 4200
华昌公司之锑产品，每年输出国外多少。尚无正确记录。据时人调查，华昌公司“于民国四年（1915）起至八年（1919）止，共供给世界锑品142800吨，占世界总数之60%（陈子玉《湘省矿业慨况》，载《实业杂志》第187号）。又以1915年为例，华昌公司本年出产生锑7895吨，纯锑7200吨，合计共15095吨、占本年全省出口量17550吨的86%、占本年全国总出口量19406吨的78%，本年华昌公司即获利300馀万元。
华昌公司锑品的出口途径向来卖与沪汉洋商，因此非洋商在中间经手，即不能成交．洋商遂得从中卡价。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之锑业，可谓完全操之于廓克逊(CooKSOn).哈勒特（Hallet）二公司，其业主均属英人。华昌公司亦于1912年与廓克逊公司之附属机关中国东方锑矿公司(Chinese EasternAtiMongCo，又名支那矿业公司)订有包销合同，华昌所出之锑概归彼买，不得零售他人，且每月有一定之吨数，不得超过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支那公司受其本国战争之影响，不能按约按期收售，华昌公司坐困几及三月。僵此锑价暴涨，外人争买之时，华昌公司因受该合同之限制，不能违约销售，即令为约外之通商，又以伦敦之市价低于纽约甚远，于华昌公司也至为不利。为了抓住有利时机，达到自主经营的目的。华昌公司与英商支那公司几经交涉，至1915年底将前定包销合同废除。此后，华昌公司即设分公司于上海、天津，又在美国纽约特设华昌总办处，以梁焕庭，李国钦为正副经理，专办销售事宜，并于各国要埠分设代销处，自行开展对外贸易，远拓国际市场。为了适应国际贸易，还加入中国汽船公司股份，并与广东及上海商业各银行妥筹国际信托，汇兑之法。凡此，皆为中国锑业不假外人，直接对外经营之嚆矢。
(三)
华昌公司最好的光景先后持续不过三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的第二年(1915)到大战结束前的一年（1917）。欧战结束以后，纯锑销路锐减，价格惨跌。1918年上半年长沙市价纯锑每吨尚值900元，到1919年春间竟降至每吨90元内外，且无人问津。华昌公司以规模较大，各项开支浩繁，反亏欠债务百馀万元，遂呈不支之势。及至1919年9月，为维持华昌公司，杨度、周扶九等公司大股东不得不向上海银行借款100万元，并将在美国所设之推销代办处概行取消，以节经费。又以华昌公司所有运到美国的纯锑作价现银50万两，作为股本投入李国钦所办的中美贸易公司(亦称华昌贸易公司)，中美贸易公司则承诺以后每年代销华昌公司纯锑1万吨，并可先期垫款，陆续交货，中美贸易公司只在脱售货款内抽取一定比例的回扣（《华昌炼矿公司之转机）、载《湖南大公报》1919年9月6日)。这样，华昌公司又暂时维持了一段残局。
到1920年锑价仍无起色、华昌公司已债台高筑，寸步难移，不得已又有借重外资，谋与英商合办之动议。其办法是：华昌公司以各处矿产、工厂、器械等不动产，作价基本金500万元，英商另加500万元，合作经营。后因英商代表百司利克夫来湘调查华昌公司基本金，闻知华昌公司因三年未发额息，外间物议纷纷，疑窦百出，又取消前约(《华昌公司与英商合办说》，载《实业杂志》第27号第86页)。与英商合作未成，华昌公司于同年9月又谋与李国钦的华昌贸易公司合并，当时也订有条约，双方均已签字。其办法大致为组织新公司，资本定为美金300万元，华昌炼矿公司出资60万元。华昌贸易公司出资67万6千元，其余另行招集。嗣因华昌贸易公司营业欠佳，合并之事又告搁浅(《华昌公司之整理办法》载《湖南大公报》1922年12月16日)。至此，华昌公司以加股不可，募债难行，不得不将各处炼厂、矿山完全停顿。1921年，以回生无术，华昌公司被迫决议完全收束，宣告破产。随即设立清理处，变卖产业，陆续筹偿各处债务。华昌公司欠长沙债权团款项为数最多。除尽力偿还外，尚欠40除万元，遂将长沙炼厂和板溪矿场交长沙债权团代办，由债权团另行集股开工。议定所获馀利，分作十成，与华昌各得其半，订约以15年为期，华昌即以所得五成馀利，摊还各处债款。从1924年起，久已停顿的华昌公司之长沙炼厂和板溪矿场，均由债权团另行组织开工，显赫一时的华昌炼矿公司遂成为历史上过去之名词。
华昌炼矿公司当时一度为中国有数之锑矿公司，为什么只经过三年的黄金时代。就旋踵而夭折?这中间实有一段旧中国民族工业的伤心史。
华昌公司的创办人梁焕奎生前曾将华昌公司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难”。他说“办矿有三难：一曰洋人恃其国富兵强、财广，对抗难；二曰山主地头蛇恃其人多势众、横蛮、讲理难；三日军阀豪绅恃其特权，敲诈勒索、支应难”、这“三难”实乃个中人一针见血的痛苦经验谈。
下面，我们将华昌公司失败的原因试作分析。
首先，“华昌之败，固败于洋人”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华昌公司因与英国支那公司订有包销合同，失去外贸自主权，外商可以任意压价，贬抑锑产品外销价格。在大战发生锑价上涨之时，支那公司因受其本国战争之影响，不能按钓按期收购华昌锑品，华昌公司所损失者已为数不少。当华昌公司与之交涉，“仅能改约，不能废约，改为无论售与何人若干吨，皆于支那公司以佣金，其期限为一年，至民国四年（1915)12月底止始期满作废”。就此佣金一项，华昌公司就被英商白白盘剥白银28万6千4百余两。其二、当华昌公司将大战中所获巨额利润全数投入炼厂、矿场的扩建工程(如1915年一次就投入42万3千余两)后，外国洋商却串通新化等地各私商炼厂，利用华昌提炼纯锑原则，另造土炉，仿制纯锑。外商并代为设计，略加变更炉式图纸，鼓励各厂自立门户，自炼自销，还低价供应各厂设备，暗中周济资金，使与华昌对抗。更有甚者，德国商人还在新化自行设厂，提炼纯锑。这一切，都严重侵犯了华昌公司的专利权。其三、华昌公司所出之锑品，当时不能用于目已国家的工业建设，只能转售于国外市场，其价格之高低，全凭国外市场的变化，风险很大。故当国外销路不畅，锑价下跌之时，华昌公司就难以维持。
其次、华昌的朱败，是由于时局的动荡不安和不堪军阀政客及各种恶势力的敲榨勒索，缺乏一个安定的外部经营环境所致。民国初年，南北军阀连年在湖南混战，“自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先后主湘政后，华昌即终日处于惶惶不宁之境，朝夕有军人政客派员前来，甚至携枪坐守不去，动辄非数万金不能厌其欲望”。时“南军北军交相向公司筹集饷银，华昌开支坐大，而各钱票往往于一朝夕之间变成废纸，资金损耗至巨，营运益感艰难” (以上均梁焕奎语)。而同时，“私商、流痞、豪绅、土劣复相勾结与矿区山主联成一气，动辄乘轿十数来公司要地租山租，并借故索各类赔款，偶不如意，即聚众捣毁坑道设备，以阻采阻运相要挟，往往缠讼经年不能决”。这类纠纷又使华昌公司每年耗费10余万元。另外，国家政府也向华昌公司伸手要钱，如1915年“锑价涨后，政府责令报效，（华昌）公司乃于7月将原补助款1 6万两(清朝时领用)照数缴还农商部，作为调查矿产经费，即充报效”(《湖南华昌公司报告》载《湖南大公报》1916年5月2日)。
当时甚至还有将华昌公司收归“国有”之议。至于正式或非正式的有定额的捐税尤不可胜数，如关税、内地税、堤工捐、学捐、码头捐、军事特捐、井捐以及各类名目的附加，都漫无限制。这样，在八方伸手的情况下，华昌公司的开支和意外损失，就一年比一年增多，有时甚至超过了生产费用，愈到后来就愈不能维持了。
再次，华昌公司的失败，从内部经营上说，还有一个规模过大，成本过高，开支过大以及内部人事关系不协调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华昌公司内部组织简单，经费开支极为撙节，故尚能维持，但基础并不稳固(如1915年以前，公司根本没有提留设备折旧费、只至1915年因盈利较多，才将历年所置各项动产及不动产照价折减，费银110万余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锑价上涨，华昌公司为求出货之多，不惜借挪大量资金将矿山，炼厂各处工程概行推广，开支浩繁(如1915年公司自已投入423000余两扩建炼厂，又借赣帮钱商五六十万元改进板溪矿场采掘没备)，占去了大量流动资金。以致当大战结束，锑价陡落，银根紧迫之际，华昌公司就敌不过用土法开采冶炼的锑厂而濒于倒闭。另外，华昌公司内部的人事关系也不大协调，主持人多与政局有关，一旦政局有变，公司就蒙受影响，刘恩李怨，风潮时作。如1914年由华昌公司部分股东组成的新华昌公司，就带头打破了华昌公司的专办权，使湘中反对华昌专办的风潮高涨。又如l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华昌公司总理杨度因有牵连，其在华昌公司所占矿股，被省府通令“概行拨由湖南矿务总局，餐同该公司经理人经营管理，如有应提红利，即应另款存储，听候解决“(《顺天时报》1917年3月2日)。为了摆脱公司困境，华昌公司不得不于19l7年改组，选举汪诒书(颂年)为总理。“矿业大王”梁焕奎的华昌事业，也就此结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