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父的生平，我在一九七八年出版发行的《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中曾写有《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一文，略述其生平事迹，但不够翔实。近年以来，我很想为先父撰写一篇传记，经各方面大力协助，搜集到不少有关先父的历史资料，使我回思往事，固多系自己所亲历、亲见或亲闻者也。爱就杂忆所及，追记其片断轶事，以供史家参考研究。

（一）先父的家世及其童年在性格言行上的转折点

先父刘揆一，字霖生，在族谱中又号谦唐。先叔父刘道一，字炳生，在族谱中则号吉唐。后又引汉书《朱虚侯传》中“非我族类，锄而去之”一语，自号“锄非”以明志，终以此而身殉革命，成为近代史上知名的先烈之一。

他们的祖籍虽为湖南衡山，但因先祖父刘方尧早在青年时即已被征为湘军营勇，远离故乡，后又触犯了军律，放走了一个太平军俘虏，被迫逃亡到湘潭，改名为鹏远，匿居于其族侄刘雪唐家，以避追捕，故事实上早巳落籍为湘潭人了。

刘雪唐是我五服以内的族伯，与先父一代人同属“唐”字辈，但其年龄比先祖父还要大二十岁左右。他家住在湘潭以南花萼乡一个名叫八斗冲的偏僻山村里。这个地方四面群山围绕，中间的盆地只有八斗田可以耕种，故名。在湖南凡以“冲”命名的地方，都有怕涝不怕旱的特点。八斗冲在平常年景下，如家口简单，尚可衣食无虞；但遇连年阴雨，山洪暴发，则耕地顿成泽国，难保收成；倘家口众多，而劳动力又少，则只好逃荒，另寻生路了。先祖父虑未及此，只以此地极为隐蔽，遂贸然卜居于是。他初来时，孑然一身，盖其元配已在战乱中死去，在衡山故乡已无亲人可以依傍。及定居湘潭后，乃又娶湘潭响水乡之张氏女为继室，不料张氏多产，十多年后，就连续生下了十个儿女。适值连年水祸，瘟疫流行，儿女大多染疫夭折，最后只剩下两儿两女得以扶养成人。其中先父居长，叔父次之，两个姑母曰星照、曰兰姒又次之。先祖父在困境下，才深感长此定居山村，与世隔绝，实非得计。遂谋之于其族侄雪唐，拟将原已价购的八斗冲土地无偿归还原主，只求雪唐为其另谋生路。时雪唐年已老迈，正拟辞去其在湘潭县署任刑堂差役之职，解甲归田，乃极力推荐先祖父接替其职务，幸获批准。于是叔侄双方互易其居，各得其所。雪唐伯有鉴于先祖父慷慨地愿将其原已价购之八斗冲田产无偿归还，亦将其在湘潭城由所购的柳丝巷住房一幢，无偿让与先祖父全家住用。雪唐有子名玉生，已娶妇，均年富力强，且精于农事，一家三口，重新归田，固可维持生计，无虞遭受灾荒了。这些古老的故事，是我在七五年退休回到故乡后，才从乡间父老口中得知其详的。

我从童年时起，就经常有一种孤寂之感。因为，我很少能从父母亲的抚爱中得到温暖。慈祥的母亲在我的胞妹出生以后，就把她的母爱转注到妹妹身上去了，而把我交给寡居在家的大姑母去抚育。父亲则总是忙于他的政治生涯，很少留在家里。即使偶尔留在家里，也对我们子女显得过于严厉，绝少有爱怜的表示。父严母慈，这也许是旧的宗法家庭一种传统习惯吧！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常常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父亲难道从他童年时起就是这样严厉的吗？这个问题，我一直感到迷惘，无法解答。直到我进入中学读书后，才鼓起勇气向我的祖母问及此事。记得祖母当时是这样回答的。她笑着对我说：“你爹爹小时候并不象现在这副圣像！他那时性格是非常聪明活泼、爽朗明快的，只是过于顽皮，又好做些恶作剧的事情，替家里惹祸。他在乡里时，还能帮助家里做些农活。十岁以后，随家搬到湘潭县城住，不久就和邻近一帮顽童混在一起，俨然成为这个顽童集团的首领了。那时，你爷爷公务忙碌，无暇去管教他，于是他就成为无羁之马，任性地去驰骋了。有一次，他们听说城里有个劣绅，倚仗他和县令有姻戚关系，欺压老百姓，无恶不作。龙百姓侧目以视，敢怒不敢言。你爹爹于是与一些顽童计议，思有以惩诫之。他们探得此劣绅每日在嫖赌逍遥以后，必乘轿路经一小巷回家，以避免其悍妇怀疑。你爹爹在摸清底细后，遂纠集群儿在此小巷中乘夜间人静，预横一绊索以待。等到劣绅乘轿路经小巷时，即拉紧绊索，先将前行的轿夫绊倒，灯笼打熄，使此劣绅随着轿子前倾，跌出轿外，碰得个鼻青脸肿，群儿则一声呼啸，四散避开，使劣绅无从查究。众百姓得知此劣绅竟被群儿所惩治，于是奔走相告，莫不拍手称快。劣绅不甘受辱，乃诉之县令，要求彻查此案。县令某夙知其戚平时行为不检，为民众所痛恨，如必欲彻查此案，恐激起更大的民愤，故虚应故事，佯使先祖父便宜处理此事。你祖父知县令意在以不了了之结案，但仍向此劣绅表示必将认真办理，加以穷究。盖顾虑事态万一发生变化，还怕追查到他自己的逃犯身份，祸及全家也。你祖父在此案发生之初，即怀疑到你爹亦参预其中，向你爹提出查问。你爹倒也坦率，立即和盘托出，承认他自己不仅参与此案，且为群儿出谋划策的主使人。你祖父看到你爹能坦白认错，遂以自己一生遭遇告诫他说：‘几十年前，我也是激于民族大义，放走了一个太平军俘虏，而被迫逃亡到湘潭偏僻乡村来，以避追捕的。义释一个俘虏，当然是做了一件好事，但因此却遭到许多苦难，却是坏事。可见好事坏事以及祸与福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是随时可以变化的。现在你嫉恶如仇，惩治了一个劣绅，这也可以说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你只图称快一时，却从未考虑到后果会累及全家！弄得不好，甚至还会牵连到我，使我的逃犯身份暴露无遗。这些因果相连的道理，你都想到过吗？所以，你必须吸取这次教训，从此谨言慎行，遇事都要考虑到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你爹受教育后，深味其言，乃从此折节向学，并在处事待人方面开始有了一个重要转折。”根据先祖母所讲的故事，其事虽微不足道，但对我深入了解先父的性格的变化，却是大有裨益的。

（二）先父与马福益结识的经过及其影响。

马福益其人，乃清未湖南哥老会党中的著名首领。犹忆我在八、九岁时（即一九一九年前后），先父就对我的大姐和我讲过这个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的故事，在我们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年暑假期间，父亲大概是忽然想到“子不教，父之过”这句话吧?特意守在家里，开始闭门课子，并选录了二十多篇古今文选，装订成册，题名为《文章华国》，逐篇为我们讲授，并责令我们背诵。午后，又安排我们练习写大楷和小楷各一篇，希望我们能在国文方面打好根底。课程表排得很紧凑，只有在夏夜纳凉时，他才兴之所之，为我们讲一些古今历史人物的故事，这便是我们姐弟二人最感兴趣的时刻。马福益其人其事，就是他当时讲的故事之一。我至今还依稀记得他讲的全部故事内容。他首先就问我们：“你们听说过哥老会这个民间秘密组织吗？相传这个秘密组织是在明末清初由著名的爱国志士顾亭林（号炎武）开始创立的。明朝被李自成灭亡以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到处烧杀掳掠，造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案。顾亭林为了反清复明，保护汉族人民不致再遭到清兵的大规模屠杀，决定在江南各地创立起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哥老会流行于长江上中游各省，其势力最强大。早年孙中山慕马之名，曾派毕永节等人至湘中一带欲策动他参加起义未果。我是偶然从湘潭县署一个刑堂差役那里得知清政府正在密令县署探查其活动地点，准备派兵前往搜捕的消息后，得到你爷爷的指出，向其通风报信，嘱马远避，而和他结认的。后来，我和黄兴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就是得到马福益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发动号称拥众十余万人，声势浩大的甲辰长沙之役的。但因事机泄露，未及发难就失败了，如果没有马福益及其会党中人的支援，只凭华兴会一些白面书生，那是无能为力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嘛！以后，我们在清政府悬赏缉拿的威胁下，国内已无法立足，就逃亡到了日本，和孙中山组成的同盟会联合反清，又经过五、六年的奋斗牺牲，才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所以，马福益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埋没的。清政府对哥老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这一点非常忌恨，所以在他被捕杀以后，不仅暗中毁尸灭迹，使其尸骨无存，甚至还千方百计使其事迹湮没不传，以图清除其影响。我对马福益的生平事迹也知之不详，至今未能为之立传，表彰其历史功绩，常以为憾！”先父讲到这里，大概已意识到这样讲下去会使我们感到枯燥无味，于是又改变话题，谈到马福益曾邀他去参加一次庙会，观看会党中人一些名把式的特技表演。父亲绘声绘色地讲到一个著名扒手和一个赌徒混杂在人群中作案的实况，以引起我们的兴趣。他说：“马福益邀我去庙会后，一进门便碰到那个著名的扒手。经马介绍后，那扒手就向我请安问好，然后他就和我擦肩而过。我要经过一圆形门走进来，而这个扒手则要从这圆门走出去，因此，我也就不以为意，以为这扒手不会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但马福益马上就提醒我说：你查查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我一摸坎肩的口袋，才发现自己的怀表连同一根嵌在纽扣洞里的银表链竟不翼而飞了。马福益立即对我说：这是那扒手故意显本事给你看的，等会儿他就会物归原主的。请你注意他的手法！果然在我再次经过这圆门时，又恰巧碰上那扒手。那人又是打扦问好，然后擦肩而过。我正在注意这扒手如何施展其手法时，一刹间，忽然听到那扒手在我耳边低声讲道：原物已归还，献丑、献丑！先父这才发现怀表已放进口袋，表链也好好地插在嵌肩的纽扣里，其手法的敏捷，可以想见。至于那以赌为生的麻将能手所作的表演；我看过后，虽然也承认此人对任何一付新牌，只须打上两圈，就可以凭每张牌背面的竹纹识别所有一百三十六张牌的正面是什么牌，技术是过硬的，但仍认为这种技术比起那扒手来，对革命是毫无用处的。"

至于先父与马福益的结识始于何时这个问题，我原以为系发生在一九○○年以后，即清政府在北方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将义和团残余势力镇压下去后，才开始注意到南方各省会党的活动，并密令各省官吏就近搜捕其首领，就地正法的时候开始的。所以，我在《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一文中便曾做出这种错误的估计。以后，在重读章土钊所撰的《寿序》一文时，见文中有先生“弱冠即好与会党中人游，马福益其至友也”一语，才确定自己的估计是错误的了。因为，从古礼，男子二十岁时才能行加冠之礼，“弱冠"一词就是说尚不足二十岁之谓。章老是先父创组华兴会时的亲密战友，相知颇深。他既已明确指出先父与马君结识的时间为一八七七年前后，自属可信。近年以来，我从南京图书馆又搜集到朱德裳所著的《刘揆一》一书，进一步证实先父早在一九○○年唐才常成立自立军，谋在汉口发动所谓“勤王起义”之前，就和马福益相识了。其时，先父尚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而谭嗣同，唐才常又都是出身于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彼此有先后同窗之谊，故唐才常在发难之前，为了争取哥老会党的支持，即曾委派先父与其弟才中共同担负湖南南路起义之责。不幸事垂发而败，不得行其志。朱老系一九○三年春与先父同船出国的留日学生，与杨昌济、陈天华、仇亮以及先父等均极稔熟，且其所著《刘揆一》一书中列举之史料是写于一九一二年六月间，自非子虚鸟有之捏造，可以信其真实可靠。

（三）先父在民元屈身入阁毅然出任工商总长的内幕

同盟会是一九○五年八月间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反清团体联合组成的一个广泛的联盟。故各个派别之间的内部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同盟会成立后发生的重大分歧计有三次，而且都发生在一九○七年以后。一次是为了设计一新国旗，孙黄两领袖之间发生了争执。孙中山欲沿用兴中会在惠州起义时的青天白日旗，黄兴认为此旗式样与日本的太阳旗相类似，不妥，而主张采用黄帝战蚩尤时使用的金瓜钺斧旗，以示我革命党人是为了恢复汉族始祖之传统(先父曾为我谈及此事，另说为象征平均地权的井字旗，现姑从先父之说)。双方争执不下，以致黄有退出同盟会与孙断绝关系的表示。另一次是清政府通过其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政府提出驱逐孙中山出院的要求。日本政府示意同盟会东京总部，如孙中山能自动离开日境，该政府愿赠与日币伍千元(一说为七万元)及一股票商人的赠款一万日元，共计一万伍千日元，作为该会的活动费用。当时先父已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庶务干事，准备在孙黄离境后，即代理总部总理职务。先父微闻此项赠款实出自清政府之手，故在秘密讨论中曾力主“渴死不饮盗泉之水”，拒绝接受。后经孙中山解释，目前经费支绌，不妨即以此赠款用于在华南边境一带发动起义之经费，先父乃转而表示赞同。孙中山接受此款后，为了保密，并未向会内同志征询意见，而行前又仅留二千元作为总部日常开支及继续出版《民报》之经费。孙中山黄兴相继离日后，个中情况竟被日籍会员平山周，北一辉等探悉，于是在张继、章太炎、谭人凤、田桐、刘师培等人中传播，引起一场“倒孙风潮”的轩然大波。张继等且要求先父召开大会，以图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而改选黄兴为总理。先父则力排众议，维护了党内的团结。第三次的内部重大分歧是同盟会内部分会员对孙黄等领袖将发动武装起义的地点转移至华南边境一带，而放弃了在长江流域各省的中腹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决策认为不当。于是又要求先父召开大会重新研讨这个起义地点的选择问题。先父考虑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已转而倾向于支持清政府，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防范极严，未便公开召集大会。遂推定云南籍的张某为临时召集人，准备在东京某公园内采取分组讨论，然后将各组意见集中的方式召开秘密会议，做出总的决议。不料张某届时避不出席，以致大会流产。与会者在纷纷散去时，三五成群，主张在同盟会的领导之下，另组一外围团体，定名为“共进会”，以便于学成归国后，自行其是。这些会员如焦达峰、张万详、孙武等大多与内地各省会党有密切联系，或本身即会党中的首脑人物。故不愿追随孙、黄去华南另起炉灶，置自己于无用武之地。共进会以后在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组成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敦促下，又与湖北的跟军队中有密切联系的文学社彼此合作，终于在一九一一年乘武汉三镇防务空隙之际，发动起义，占领了武昌城，赢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当时，孙、黄等同盟会领导人均远在国外，对武昌起义并未直接参与领导，而蒋翊武、孙武等起事将领等又自感声望不足以应付全局，迫不及待竟把“床下都督”黎元洪拉出来，逼他站出来组成武昌军政府，于是革命的果实遂被立宪派人如汤化龙等所篡夺。黄兴等虽在闻讯后，立即赶回国内，参加了武汉三镇的战斗，但处处受到黎元洪的牵制，故有汉阳之败绩。幸而及时特赴宁沪一带领导光复南京、上海之役，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虚悬临时大总统之位，以待孙中山回国就任。所以，这三次的内部分歧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然而，同盟会人在幸获成功后所面临的局势却依然是艰巨的，正如章士钊在先父所撰的《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一文所指出：“共和初元，党人幸成功，但基址绝不稳，才力亦苦不胜，先识之士，遂主张以退为进，阴培力能，徐图后举。黄克强先生既标榜董仲舒明道、正谊二语以自异，而孙中山先生尤明推大于袁氏，倡二十年不亲政权之说，以示不争”等语。这是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并明确分析了同盟会人之所以被迫走上了妥协道路的根本原因所在。“妥协”并不等于“屈服”，也不等于对袁世凯之流的实力派人物抱有幻想，而是同盟会的领导核心包括孙、黄以及新选出的十干事在内的共同决策。当时，同盟会人虽然已经赢得胜利，但在北方并未打碎清政府的国家机器和掌握在袁世凯手中的北洋新军，而自顾本身又痛感财政枯竭，军费无着，在人才方面也自愧不如一些旧官僚之老成达练。孙中山在出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宋教仁虽曾建议内阁人选应以遴选革命党中人充任为宜，并未被孙中山所采纳，而仍起用张謇等旧官僚担任总长级的要职，同盟会中的骨干反而属于次要的地位。无怪章太炎愤而沿引张謇所说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二语，以示对孙中山的极度不满了。后世论者皆指责章氏这一言论对同盟会的涣散瓦解，起了很坏的影响，其实同盟会的分裂早在在一九○七年的三次内部分歧发生之后，就已形成了。宋教仁在一九○七年二月廿八日所写的日记中曾就孙、黄为新国旗式样发生争执，黄兴竟不惜以退出会籍并与孙断绝关系一事，对孙中山的领导作风有所不满，且暗中自忖，有“不如早自为计”的想法。

宋教仁亦同盟会选出的十干事之一，但他在民元以后，醉心于责任内阁制，力主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滥收党员，以使国民党成为议会中的唯一大党，俾便控制国会，置袁世凯于有职无权的地位。时先父亦在京任参议员之职(后改为国会众议院议员)，见宋氏明目张胆地与袁氏争夺政权，认为这是违背了同盟会议定的策略的，深以为忧。故曾一再劝宋南下暂避，以防不测。宋亦自知与虎谋皮，必遭反噬，乃密电黄兴，建议由先父代其与袁世凯相周旋，并扬言退出同盟会，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也许另组一小党派(即相友会，所谓“相友”者，即表示愿与各党派互相提携，友好相处之意)，而不必再加入国民党，以表示先父与宋教仁之间在政见上已发生严重分歧，借以迷惑袁世凯的视听，目的即在于打入联合组成的新内阁，俾便实行同盟会共同商定的“以退为进，阴培力能，徐图后举”的策略。此密电得到黄兴赞同后，先父便毅然出任陆征祥内阁的工商总长之职。尽管当时一些异己者即用为眦嗷，先父却夷然不以为意。其所以不以为意，盖黄、宋均健在，事后当可为之剖白也。不料，宋不久即被袁氏所刺杀，黄兴在“二次革命”后，又逃亡海外，及一九一六年自美返国，竟亦遽尔病逝。以致这一内幕，先父便无法自白了。直至一九二九年在决心退隐后，始在撰写《黄兴传记》这一回忆录时，才将这一内幕揭开，并请国民党元老张继在此书面上题字，以昭慎重。盖张氏乃华兴会旧友，对个中内幕亦知情入之一也。章士钊在民元以后，即置身局外，黄兴极力劝他加入国民党，他也坚决不肯允诺，所以对先父入阁之内幕肯定是不知情的。然而，他却深知先父之为人，而在其所撰的《寿序》中以  “夫先生之不附袁氏，一生纡己论事，不失元老风范，三十年来，亦既与天下以共见矣！”一语，作出他的判断，并为先父鸣不平，实可谓知己者必能知心也。

又先父每与我谈及他的生平憾事，就几次向我谈到他在民元所创办的大同学院，在他携眷避往天津后，立即被袁之亲信朱启钤查封，在校的约四百余人的各民族学生亦全被遣散，表示当时考虑不周，不应设在北京，后悔不已。这想必是他为“阴培力能，徐图后举”而设立的一项设施吧?不然，何至如此一再表示惋惜不已呢?一九七八年前后，我常去长沙湖医二院看望黄一欧(黄兴之长子)的病况。有一次，他拿出一册台湾出版的《黄兴全集》给我看，并指出其中有一则民国元年由黄兴和父亲发起的“中华民族大同会”的启事。参与此会者有赵七北、范源涛，张继，马君武、吕志俨、秦毓鎏、陈子楷、王正廷、余焕章、仇鳌，谭延闿、平刚，廖名缙等不下数十人之多。从而使我联想到先父在北京所创办的大同学院，其经费来源必系由此大同会捐助而交由先父携往北京做为开办费使用，以实行其阴培力能，徐图后举的策略的。这一资料更使我深信先父之入阁，必与黄兴等人有过默契了。

一九一三年春，宋案发生后，先父和梁士诒先后去沪吊唁并向其遗族表示慰问。梁之被派去沪显然是为了摸清革命党人对此案发生后的反应和监视先父的行动。故先父在与孙、黄会晤秘商对策后，不得不设法使南方报纸发表他受到孙、黄的冷遇等消息。道经南京浦口乘车北返时，又接见《民主报》的记者表示：“我此次南行，本为吊唁旧友宋渔父之丧而来的，不料南北双方都怀疑我别有用心，有不信任之感，深以为憾”等语。这些表示，显然都是故做姿态而放出的烟幕弹。因为当时我的全家都在北京，为了避免遭到袁氏的扣押，不得不如此故耳。及先父返京，携眷返往天津，并留下辞呈，离职而去，才积极筹办《公民报》，公开举起反袁的旗帜，不断以舆论之力抨击袁氏暗杀宋教仁的罪行以及其帝制自为，不惜勾结日本密谋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约》，以换取其支持等罪行。据先父早年向我谈及袁世凯之利诱，派人以二十万元的支票来作为办报经费，要求先父接受，并表示一旦登基以册封子爵勋位做为报酬，唯一条件是要求先父不再发表反袁的言论。遭到先父的严词拒绝后，又继之以恐吓威胁，曾派一刺客掩入《公民报》社，在社长室施放毒烟，幸先父如厕，未遭毒手。一九一五年四、五月间，袁氏家族中有一个曾参加同盟会的袁不同，他的父袁乃宽乃袁世凯之机要秘书，文件包内藏有袁贼勾结日政府密谋签订出卖祖国权益的《二十一条约》修改本。他出于爱国的动机，乃从其父内室中窃得此文件包，携往天津交与先父，吁请予以揭露，并要求先父代为安排一稳妥的安身之处，以防袁贼派人追捕。先父为其安置后，便立即召集报社同仁秘密讨论如何在《公民报》上予以揭露。我那时年仅六岁，与报社编辑室的人员如刘少三、叶疯子等大多稔熟，遇事对我也不加避讳。故得以在他们讨论此事时，我亦在场，而略知此事的本末，并能牢记其有关人员的姓名，至今不忘。其后，我曾向先父询及此事是否确实，得到了他的证实。但先父从此对我采取禁闭措施，凡遇报社来家开会或客人来访，不许我在旁窃听，以免外传泄露机密。

总之，历史的真象由于其内幕情况常为人为的帷幕所遮掩覆盖，故此，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历史真象便越来越不易为后代人所了解。只有尽力揭开这层帷幕，看清其内幕情况，庶几乎可以了解那些历史真象，从而得出自己的正确结论。上面就我所知的点滴内幕情况，特提供出来以供史家们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