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静生先生（1876～1927），名源濂，湖南湘阴人，与余同乡同学，为余之益友也。余与先生订交始于光绪戊戍（1898年），以迄民国丁卯（1927年），三十年间之交谊，不为不稔，而于先生生平事略，犹有未能知悉者，仅就此三十年间回忆所及，捡杂言之，以志钦仰。

一、求学时务学堂

先生少孤而家贫，与其胞弟旭东君，同赖母夫人鞠养成人。母夫人励志苦节，携其二子寄食于长沙省立保节堂，茹苦课读，机声灯影，昕夕勤劬，境遇之艰，不堪言状。时光绪中叶，甲午（1894年）以前，国势日敝，海内士大夫仍习于锢蔽。先生性明敏，好博览，年未弱冠、经史文词之学略能贯通，为学立基，而国弱家贫更增益其困心衡虑。卓然思有以自立，不为时俗科名之见所没。

陈公宝箴莅湘抚任不数月，设湘报馆、创南学会以开民智，立机械局、铜元局、矿务局以兴实业而裕民财，办保卫局以安市廛，设督练处练新军以兴武备，更立时务学堂，聘请任公（启超）为总教习，皮鹿门、邹海帆等为分教习，考取优秀之生童贡监入堂肄业，分科讲学，并设编辑馆，考选学生游学出洋，种种新政，一时并举，是为戊戌维新极盛时期。同时，湖南辅行新政者，有臬使黄公度（遵宪）、学使徐仁铸及陈公于三立、熊庶常希龄诸公，而英年志士如蔡锷、黄兴、唐才常、毕永年等均于此时崭然竞起，以经世有用史地政艺之学．互相讲求。先生亦于此时入时务学堂，与蔡锷、李穆诸君受任公知遇，以国士相许矣!

先生之入时务学堂，时当戊戌春季，年甫二十二岁，已恍然于富强之道非开发民智不为功。民智之开，舍教育无他道，尝慨然曰：曾、左、沈、李诸先达均曾选派聪士子出洋，然唯船坚炮利是求，于自强之根本，均未之措意，吾安得一游东西洋各国，考察其教育普及之法，而建议于国家，以改善科学教育之空疏乎!无何，湘抚陈公累有资遣学生出洋留学之考试，先生乃邀集同学，联翩应试。不才如余，亦与斯选。当时亲友誉之者则曰：英年远志。毁之者则曰：自甘暴弃。良以当时科举未废，社会人才专以科举出身为正途，当时能排除众见，而独能成其海外游学之志者，无不与其家人亲族相龃龉，惜先生与吾等此次虽排万难以得列名于游学外洋之籍，终以八月政变之故，与时务学堂、南学会同归解散，至今思之，犹有余憾也。

二、首次东渡

戊戌新政既覆，先生与余既不复相见，云天怅望，瞬阅四年。壬寅年（1902年）十月秋闱报罢，忽闻湘抚俞公廉三搜索本届乡试中落卷，按照中额另录一榜，备送出洋，余亦列名其中。因复入长沙，摒档行装，于故友梁焕均家，忽与先生把晤，为我详述别后情事，始知此次俞抚选落第举子赴日留学之举，亦由先生力成之。聆其言论，与所怀抱，虽仍注意教育，然皆以世界局势、国际关系为立论之经纬，非复昔日钻研古籍之书生见解矣。

梁任公于戊戌（1898）年八月脱险东渡，时务学堂学生能知踪迹者，多欲负笈从之远游。顾湘中风气，素来固闭，能知海外情状而作外洋旅行者绝少其人。况当政变之后，社会思想几以洋学为犯罪、为不祥。故当时湘中子弟能以自费冒险出洋者，只李虎邨等数人，固其倜傥之特性，亦赖家庭之资助，始得成其志也。先生既贫，复不获命于母氏，蹙蹙靡骋，抑郁经年。无何，某同学间接得任公函示，谓诸子但能东来习文字，数月便可译书卖稿，留学之费当不吝助力。先生得此消息，爰与同学李穆（宾四）君秘密筹集旅费各数十元，相偕东渡。时先生已娶矣。夫人蔡氏向随侍其父宦游鄂省，遂以赴鄂省岳父岳母并谋馆地为词，得太夫人之许可以行。初次航海，并不知海水咸，不可入咽，舟泊长崎时，因言语不通，而旅资告竭，曾与李君以空铁罐系长绳由船窗汲海水图解渴。可见当时自费游学之困苦，迥非此后东渡诸君所能想象也。

先生既抵东，由任公介绍入神户之某学塾习语文并普通科学，苦学深思，夜以继日，果不数月即能译书报撰论述，任公为之润色，沪上各书店皆争相购求。由是旅费无虞，并可为母氏寄甘旨，为同学筹资助，益为任公所敬爱。顾先生体素癯弱，幼年曾患咯血之疾，经此数月辛劳不期引发旧病，呕血不止。任公大惶骇，为送至东京某病院治疗，阅三月幸得告痊。先生即利用病榻余闲，编辑明治维新诸元勋小史，益服膺教育家福泽渝吉之伟业，谓东邦倘无此翁则一切新政纵能炫赫一时，国民教育之始基不立，未必有今日富强之效，适所居某病院正当东京市立某小学左邻，开窗眺望，即见无数天真烂熳学童，时于广场运动游戏，精神活泼，行列整然，琴韵铿锵，歌声悦耳。先生为之感动，穆然神往，于是学师范治教育之志愿终身不复动摇矣。

三、武汉蒙难

庚子（1900年）夏六月，清廷因八国联军入京，北方大乱。南方志士唐才常等亦欲乘机袭取武汉，联络哥老会组织富有票会，以图起事。一时人心惊扰，全国骚然。先生既因太夫人叠命催归，又闻同学归国参加起义者声势甚振，亦欲回湘一观究竟，遂与李穆（宾四）君先后回国。于时，李虎邨等正于汉皋某处赁一民居，颜曰“树德堂李”，密与唐氏谋响应。先生至汉，亦即寄寓某处，见唐、李等辈终日花天酒地，纵恣无度，资用不足，则以赝制银币肆意挥霍，心窃非之，且为之危，因乘夜向李进言，劝以镇静自敛，尤不能沉溺声色。诸少年素不善先生之学师范、讲教育，以为迂腐，而无当于革命，乃嗤之以鼻，谓孰能如尔范师范之欲作圣贤而谈道学乎?于是，众大哗笑，有书“圣贤范源廉”五字于墙壁者，有以“范师范，糊涂旦；不知有汉，想吃教习饭；反说别人胡干，革命吓出一身汗”等等字句嘲之者。先生知不可与言，次日即乘小轮返湘归家省母。归不十日，而武汉事发，唐、李等均被捕，悬首藁街。先生谓余，是夕于李宅同宿者七人，数日之向彼六人皆枭首示众，至今思彼夕情状，犹令人心痛不已也。

武汉富有票之狱，先生未列名彼党，本为脱然无累，徒以李宅壁间有“圣贤范源廉”五字，官中捕役遂以哥匪中“圣贤二爷”之名目误判先生于第二。其报单曰匪首正龙头唐才常，其次圣贤范源廉，三当家李虎邨等（湘鄂间哥匪之开山堂者，首领曰“龙头”；其次日“圣贤二爷”，专管立章程、定赏罚；其三日“当家三爷”，分司一切会务。“圣贤”位尊权重，必以较有名望为众匪所敬服者任之。曰圣贤者，盖仿桃园结义关圣言之也——作者注）。鄂中官吏遂据以通电湘赣各地，捕拿逸犯。因不知住所，遂张榜通缉，而先生尚未知之。

　四、再次东渡 

某日，先生方与李穆（宾四）君同出长沙大西门，适于城厢张榜示众，已与李穆皆列名其上，骇愕之下，不动声色，即于河干雇一小舟，诡称赴衡岳进香，与李穆沿湘江逆流而上。于舟中日夕焚香，口唱南岳进香之口号，伪作虔诚，掩人耳目。至衡山再易舟至郴，陆行经粤，由香港赴日，幸免于难。沿途觅友措赀不无天幸，而水陆兼程，绕道数千里，经时几及两月，劳苦危艰，坚忍无阻，先生之智勇深沉，能堪大任，已于此役见之矣。

先生经此次创痛，益怀然于国势之危亡，同学英年之惨死，并深感救国必须有真正学识，不能徒以意气从事也。故再抵东京之后，即排除一切，专意补习英算日语，以求深造。辛丑（1901年）秋季，竟考入东京之高等师范学校。此校为日本全国师资研习之总汇，讲求教育者，惟一之学府也。校长文学博士嘉纳治五郎，亦曾任文部大臣而下野者。先生求学既勤，日课之余，时以中国教育问题与校长相研讨。嘉纳君与诸教授奇之，争相刮目。因当时东京留学之中国学生，虽不下数十人，而入高师者只先生一人，且学生于日课外能提出当前切要之问题以为商讨者，更绝无而仅有也。

　　五、力倡教育救国

清廷自辛丑（1901年）回銮之后，痛定思痛，亦知外侮之来非晦盲否塞之国民所堪应付，应重以封疆大吏之章奏，海内志士之呼号，于是废科举，设学堂，种种建议又复甚嚣尘上，盛起一时，而派赴东西洋考察宪政教育之人员更班班辈出，络绎于道。顾此辈虽多，却自认清显，并不知教育为何物，更不解为何考查，空被荣衔，贸然就道，徒与外国政府招待之使。于时，中国留东学生通晓教育学者，固无几人，纵或有之，则又鄙考察诸公为满人奴隶，顽固官僚，深闭固拒，不屑与谈，故考察新科政诸公之到日本者不获学生一人为之助力也。先生闻之愤然曰：“居恒责满清政府之昏聩，今诸贵显以求知之善意来，将来又确有权以影响吾国之教育。吾侪不尽所知以为之匡助，能云有爱国之热忱乎?”乃乘考察大员严修至高师考察之时，浼嘉纳校长为之介绍，即为之任舌人，充指导，指陈各种教育教授之原理，以及普通特殊各科学之应用，并为详析日本全国之教育制度及其普被之方法。于是，考察诸大僚乃获稍广见闻，始知列国于兵工制造、注重科学等，远非吾人梦梦所想像。因而归国大加提倡，梁任公之《清议报》、《新民丛报》又从而鼓动之，终致北京有学部及京师大学堂之设立，各省亦皆增设学校，派遣学生。当时风气之转移，即谓先生一人为之枢纽，非过誉也。当时出洋考察诸巨公，既为留学生所摈斥，即亦薄视诸同学，非斥为悖逆之革命党徒，即视为汉奸、洋奴，不列于士大夫之列。不谓竟有范某其人，本爱国血诚，以宏作人之伟抱，哓音瘏口，恳切殷勤，忠悃固足动人，言论之明畅，奔走之勤劳，尤使人心折。以故，诸公返国大展兴学之谋猷，而无人无事不商之先生，烦其代为擘画，使留学生之信誉能增重于政府。放壬寅、癸卯而后，赴日本留学之官私费学生，同时增至万人以上，固缘张文达、张文襄以及赵制军尔巽、严侍郎修诸氏之提倡，而先生南奔北走游说运动之辛劳，亦有非任何人所能堪忍者。其三次入日本高师，未能如期毕业者亦以此。

强国必须育才，育才必须力学，然非有长期专精之研习，欲其成业达才，终无望也。而先生则谓国势阽危至此，乌有从容讲学之暇，且前此数十年留学东西洋未尝无成才之学者，而于国家社会毫无影响，风气之锢蔽依然，而所派遣者多为幼童，学成归国，新旧未能兼通，且经验浅而资望轻，既见侮于老成，更不能转移风尚，今诚宜妙选聪颖青年游学外洋，宽其年限，使于实科学术为精深之研究，尤当广搜博通旧学、社会知名、年龄稍长乏举贡生监、散秩官员，派赴东邦，使于社会科学为短期速成之概略研习，但期粗悉规模，略通大意。此辈学有基础，中西学说，易于贯通，又于社会素著声光，民众信仰，易开风气。故进为官吏，新政易于推行；退为绅衿，官民易于合作。毕业期短，则往来便利，志士必当争趋。传习者多，则阅见开通，民智自能增进。凡此皆先生所倡，清廷大吏从而心折者。日本朝野名流亦群钦其热忱而力为赞助，故自光绪壬寅以后，日本宏文学院嘉纳治五郎有各省速成师范班之设立。嘉纳氏复与警视厅某公，更设立速成警察班。警视厅某公复开办速成警监学校。法政大学梅溢次郎开办速成法政班十余组。华族女学校下田歌子亦有清国女学速成之附设。数年之间，学生东渡，综计不下十余万人，内地各省学校林立，民智大开，宪政之要请，变法之主张，波起云涌，迥非昔日风气闭塞之旧矣。

速成班初设，留学同人颇多非笑，革命志士尤鄙弃之。先生则曰：诸君谋革命不思转移政教之风气，其何以歆动社会之同情乎?且令军警大权皆操之满人，诸君一有举动，动遭逮捕，我思于警察法庭监狱之间，加入同学，施以改良，顾于诸君无所助耶?论者始服其用心之密。宏文学院之师范速成班，初只以六月为毕业期，后展至一年，更增定一年有半，论者笑为不足中学之程度，然革命首勋黄兴（克强）即毕业于湖北速成师范班者。法政速成班每班多至数千名，游惰者流不必上学听讲，购译文讲义一部便为毕业，勤学者无不痛愤言之。然民国各党中坚人物，如胡衍鸿、汪兆铭、戴天仇、汤化龙辈无不毕业其间。尔后清廷筹备宪政，各省设立咨议局，其中议员十九皆速成法政毕业生。川路变起，武汉响应，不旬日间各省闻风继起，无不以咨议局为改革中心。然则满清溃败，民国肇兴，即谓为速成学生之首功，亦非过言也。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先生创办速成诸班之绩效如是。

　　六、初入官场

清末京师创设学部，虽倡导于张文达、张文襄二公，成立于侍郎严修氏，其实皆先生之力也。当严氏过东京时，先生即以其振兴全国教育之理想计划商之严氏，尔后入京，复为两张陈之。光绪乙巳（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清廷亦感觉时局艰危，兴学育才之不可以缓，乃用两张之请，命严氏筹设学部，而仍以荣庆为尚书，宝熙为左侍郎，则以严氏之资望稍次，亦满汉积习之不得不尔也。严氏即被命，则以先生之才略德器，力陈于荣、宝两氏，而以急电召先生返国。其时先生于东京高师尚未毕业也。校长嘉纳氏闻知其事，力劝先生入京，并赠以毕业文凭。荣、宝两公一经晤谈，亦皆极端推许，遂奏请奖给主事，分归学部任用。此为先生入官之始。先生既到部，亦不以微员新进稍自委卸，于本部事务之划分，职责之分配，各省提学司使之任命，各级学校之规程，各地高中、小学校之分期进行，教育人员之考核，凡认为力所当尽者，无不悉心规划，劳瘁不辞。虽上有尚侍丞参，下有郎员同列，然以部务新创，素乏事例为以引援，故常以一公牍之应付，一章则之拟制，同人皆不知所措，先生遂以一手包办全部之事务，自谓在东京时以一学生而兼三四速成班之通译事务，亦无如今日之繁忙。他人以无事为有闲，先生则忙劳转生兴趣，故不三四年间，由主事而员外、而郎中、荐升至参事，此在前清为部曹时代之情事也。

　　七、开办殖边学堂

先生尽职部务，虽鞅掌如此，然公退之余，仍喜劳精力于社会事务之发起。如开办殖边学堂，组设尚志学会是也。先生因俄日战争终结，益感西北边防蒙藏闭塞之可虑，因托理藩院友人介绍，得与在京蒙古诸王公接洽，为谈时局之迫切，及中央开拓代筹之不可以缓。爰得诸王公同意，醵资兴学，于学部及理藩院立案，赁定辟才胡同某宅开办殖边学校，专重蒙藏语言文字及地理形势测绘等科学，兼授英文、俄文而辅以法政、商业及外交、历史常识，三年毕业，专为将来西北殖边人才之养成。此校自宣统二年开办，入民国后改为蒙藏学院，复改蒙藏法商学院。历年毕业学生服务西北者甚多，徐树铮开府蒙疆，调用此中人才不少。惜中央政权日替，未能尽其功用，而先生乃远储之十数年前，且为全国惟一之筹边人员养成所，其闳识孤怀，后人乃无一能继及之者。此为中国教育界非常可惜之事业，尤令人不胜叹惜者也。

　　八、组设尚志学会

尚志学会之设，初只为湘人少数同学读书论学之小规约，初名求志，其主旨原为砥砺学行，锻炼身心。先生扩而大之，更拟章程十余条，以讲学励行增进德育、讲求卫生增进体育、编译新书增进智育三事为职志，改名尚志学会，于留东同学中选择同志。宣统元年（1909年）冬，约得会员百人，遂假前门内西城根（今名和平门内东顺城街）开办学堂，设立尚志法政讲习所。先生与林宰平、程郁廷、王维白、刘耕石及余共六七人，共同义务讲课，期年毕业。每夕六时至十一时，听讲者不取学费。于时，北京部办之国立法政学堂而外，无私立讲舍肄习法政之学。先生谓国人无法政常识，权利义务之不明，公民资格之不够，如何其能成法治国也?此所既设，于是京曹官吏之有志者皆得于退食之余，来此补习，群焉称便，故来者有时达数百人之多，学部严侍郎亦常莅临焉。无何，天津、保定之法政讲习所皆闻风兴起矣。

宣统二年（1910年），尚志法政讲习所既毕课，是时学会亦稍得发展，先生复筹得资金数万元，遂购得化石斋（今为和平门）巨宅为事务所，此乃法政讲习所之基础，正式开办尚志法政专门学校，此为北京私立法校之始。会员施今墨君同时于太原设立尚志学会分会，而附设女学校及小学校数所，是为京外有尚志分会之始。民国元年（1912年），梁公任为尚志学会会长。此时基金稍裕，更设立尚志医院，以达讲求公共体育之旨。旋又成立编译部，由林宰平君专其任，翻译东西洋名著出版数十种，名曰尚志会丛书。又编哲学评论出版至第六卷（每年为一卷），其后改归中国哲学会接办。其尚志法校及尚志医院两事，则以民初以还，北京私立之法科大学及私家医院成立甚多，先生以同人倡导之责任已尽,不必赘设，爰于民国七年（1918年）至十年（1921年）将法校、医院两部事务完全收束，而改立甲种商业学校一所。此校亦当时所需要，而当地所无，合于先生倡导之旨者也。此校办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学会基金竭尽而止。

尚志学会为先生最注重之事业，当先生未殁以前，学会事务虽未见如何发达，然开办学校，设立医院，刊行杂志，编辑丛书，西方来华之学者如罗素、杜威、杜里舒、柏克森诸氏皆受本学会之招待为学术讲演，与欧美学术团体互通声气。及先生之殁不一年，本学会基金不幸即告消失（民国十七年冬汇业银行倒闭，本会所存基金十三四万元均归乌有）。后死之会友诚无足以对先生，亦由于本会有二大缺点处：一则选择会员太严，故旧会员老死衰颓，更无新进之健全分子以赓继而光大会务；二则除编辑部有林宰平君负责进行外，其余各部皆无专责之人，故会计无帐可交，庶务无事可管，学术研究有名无实，基金管理多便私图，终至散漫无纪，庸负侵蚀，会务不振，势无可免也。然同人于先生既殁，粗有一节聊可告慰于先生者，即静生生物调查所之设立是也。先生之留学东洋高师也，所研究者，为生物学科，虽以奔走国事，未竟所期，然于服官之时，尝手集动植物制成标本，陈之居室，以自娱乐。同人为欲竟先生未了之志，故于先生既殁，即由尚志学会设静生生物调查所，招生研习，以为先生身后之纪念。而先生介弟旭东君亦将先生所居之石附马大街故宅交托学会以为静生生物调查所之用。当民国十七年（1928年）之夏，业将招生开学，计划进行之时，适闻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亦有生物研究所之拟议，该会并聘有生物学专门学者多名，于生物研集更多便利，尚志遂改与该会商洽，两方合办，仍定名为静生生物调查所，只由尚志拨款十五万元交由该会营运，俟本利达成三十万元后，即交静生生物调查所独立进行。在未达此数以前，所有该调查所之开办费用均由基金委员会筹措。十七年（1928年）之秋，此约成立，款甫拨付，不数月而汇业歇业。尚志蒙此损失，而终于不振，幸而双方合办之约成立在先，静生生物调查所竟能早日建成，不因累而致中蹶。尔后十余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日见进展，滇缅山陬，南洋海澨，常见此所学员登临跋涉，采撷生物，且与欧美之生物学会交换产品，共事研术。年来虽以战事影响，于此所之进步不免稍有所妨，顾将来伟大之发展，不难预期，此则尚志同人略可引为幸慰者。静生生物调查所声光所及之处，即静生先生遗泽所被之处。精神不死，来日方长，正未可量耳。

　　九、出任教育总长

民国成立，临时政府由南北迁，唐绍仪内阁时代蔡孑民君长教育，以先生任次长，益深知其怀有抱负也。未几而唐氏弃职，凤凰熊希龄组织人才内阁，蔡氏出长北京大学校长，先生遂进而为教育总长，人皆以为从此又放手有为矣。不谓项城当国，既不知教育为何物，复好使贪使诈，以铲除异己为能，先生不善其所为，毅然去职。未久而洪宪祸作，帝制自为，民国基础几致动摇矣。丙辰（1916年）之春，袁氏败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为元首，合肥段祺瑞氏出任总理，再请先生出长教育。大难初夷，内战止息，群情望治，喁喁向风，人皆谓文教从可大振矣。乃以府院争权，黎段交恶，奸人逢恶，舞文而煽乱，武夫干政，结团而怙威。先生目击心伤，又复引退。黎氏复命兼任内务部长，思于民政礼俗有所整饬。终以政令不出部门，四方失望解体，形格势禁，不能有所作为，亦不数月而罢。此后复辟之变，法统之争，继以南北之分张，直皖直奉之内战，全国鼎沸，不知有中央政府，更无教育行政之可言矣。然先生虽于此举国纷扰，短期在位之中，犹能编定各级学校教育规程，强以部令颁行各省，尤能将各地外国教会所私立之各校一律使之遵照规程立案，毋许与部颁法制相忤。从前中央务部院所辖之学校，如财政部之财政学校，法律馆之法律学校，外交部之清华学校等，亦皆量加裁并，加以整饬，既节骈枝，而省经费，更能使之章制划一，一改从前各省为政之旧观。此外教授实官待遇案、教员俸薪法案、文实各校因地设立案、学位授与案、废止大学预科充实高中学科案、废止专门学校广设分科大学案，虽不必胥由先生手订颁行，然皆先生当日之擘画。此后十余年间，余不常在京，教部诸友亦少接洽，先生又得远游欧美，其于教育前途之良谟硕划，当日有增，惜皆未得深知其详。曾记民国十四年（1925年）先生长北京师范大学时，偶与聚晤，谈及国事前途之可危可惧，先生喟然曰：“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毋庸顾惜，我人既有一定之宗旨，只要一息尚存，力守不变，将来时机凑合，必有贯彻之一日。”于时，先生年已五十矣。聆其言论，犹依然如学生时代勇往无前，呜呼伟矣!

　　十、溘然长逝

余与先生友善越三十年，交谊虽深，而过从不密，盖先生性介，悉心治事而外，绝少余暇可资游谈故耳。又先生通显以还，每以时贵多引用乡贤为病，故非先生有所委嘱，恒数月不一通谒，避嫌故也。甲子（1924年）之冬，余远道入京，闻先生有西河之痛，驰而往唁，先生谈及身世，不禁欷歔。德配蔡夫人即于旁室大号哭，因当时先生只此一子，聪颖贤孝，待冠而殇，诚为人生悲惨之遇，无怪蔡夫人长日哭泣。后又两年（1926年），先生以其太夫人稀龄之寿，称觞为祝，余往贺，先生大喜，命抱其庶出幼子出见。广颡丰颜，望而知为俊品。故人有子，不禁为之引慰。此后先生居津，即不数见，而故人从此长别矣!

先生平生不烟不酒不博奕，不聆歌曲，舞场戏院，殆终身未尝涉足。治事之时不见客，燕居晤客，则随其人之乡土职业，叩求其风习土宜民情形势，或与纵论古今政教得失，学尚邪正，绝不作游戏冗泛之闲谈。出则必要之酬应以外，闲尝散步园林郊野。盖凡事务之有累于身心者，无不严行摈弃。生平宗仰者，为涑水湘乡两文正，故于治身涉世之道，严而不激，和而不流，俭朴无华，起居有度。以如此体用兼赅，有功社会之伟人，不获竟其所志，享年乃不及中寿，此诚国家民族之不幸，不仅为我同乡同学惋惜也。先生事亲极孝，未死之前数日，闻其太夫人言“闷居斗室，精神至为不怡”，即亲赴市场，购时花数盆，供列太夫人之室，并为缕述市井闻见，以期慰藉。及病陡作，则戒妻妾毋使太夫人知。不谓天不憗遗，病无几日，即溘然别亲而长逝。而太夫人不胜长恸，思子情殷，亦不数月而随往西方极乐矣。介弟旭东君，创办久大精盐、永利制碱两厂，于实业界特著令名，先生殁后复于南方创大规模之企业。芦沟桥变起，即携先生幼子留学西南，二十七年（1938年）之秋，蔡夫人亦尽室南迁，尚志学会为筹旅费万余元由余送至津寓，闻蔡夫人言嗣君不久当有美洲之行。此后虽音信不通，遥计此时年已及冠，将来学成名立，不难预期。明德之后，必有达人，造福国家，或不在先生之下，此则尤为吾辈故人馨香祷祝无量者矣!

民国三十四年记于旧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