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潭市区沿韶山路北行约三十华里，便来到姜畲镇，离镇本华里处的石塘，便是中国近代史上——位名声颇著的政治人物杨度诞生的地方。

一九八一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前夕，我们在搜集整理辛亥革命前领导萍浏醴起义而英勇牺牲的刘道一烈士的资料时，发现了一份未曾发表过的杨度挽刘道一的律诗手迹。杨度和刘道一都是湘潭人，同一时期在日本留学。一九○六年十二月，刘道一在长沙就义，杨度闻讯后十分悲痛，写下了一首挽诗：“谁识捐躯士，温然孝友身。弟兄同许国，夫妇并成仁。碧血遗千古，丹心照百伦。至今时事亟，黾勉后来人。”挽诗情真意切，书法遒劲，对刘道一及其夫人曹庄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而英勇献身作了高度评价，对刘道一和刘揆一两兄弟为国许身的精神十分敬佩。

杨度，字皙子，号虎公，生于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五日(清同治十四年)。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风云变幻，走过曲折的道路，前期做了不少违反历史潮流的错事，但晚年却终于在实践中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奋然接受真理，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参加人民革命，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国革命事业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鼓吹帝制为君主立宪效力

杨度六岁丧父，家境贫寒，由伯父杨瑞生抚养成人。杨瑞生以军功起家，官至朝阳镇总兵。杨度与其妹杨庄小时候同受教于晚清著名学者王壬秋门下，兄妹资质聪颖，从小就有才童之称，为王壬秋所器重，杨庄后来嫁与王壬秋四子王代懿为妻。

王壬秋名闿运，湘潭人，博通经史，精帝王之学。早年入曾国藩幕，后任衡山东洲石鼓书院山长，杨度因而得以入院读书，成为王壬秋最得意的门生。杨度在王门下求读三年，据自述，三年中他最大的心得是王壬秋的“帝王之学”，对他早年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年，湖南地方当局决定选派一批举、贡生员，去日本学习举办新式学校的经验，杨度被选中，是年四月离湘潭随首批留日师范生出国，进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十二月东京回到长沙，积极宣传反帝、强国的革命主张。

一九○三年杨度再次到东京，入政法大学速成科。当时，他在学术界已颇有名声，特别是他追求正义，不畏权势，襟怀坦荡，受到留日学生的赞誉，一九○四年他被推选为东京中国留学生会会长。

一九○三年秋，孙中山来到日本，杨度经常去孙中山的寓所，讨论救国大计，思想上有一些共同点。但他主张要救中国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而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制。这时，他在自办的《中国新报》月刊上，连续刊载自己撰写的《金铁主义说》长文，阐述君主立宪的优越性，要求清政府迅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篇文章反映了杨度当时改良主义者的政治思想。

一九○五年七月，孙中山在东京改组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同盟会，扩大革命队伍，吸收一批新会员。孙中山力劝杨度加入同盟会，接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杨度仍热衷于君主立宪，二人辩论数日，最后杨度对孙中山说：“我们的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道，将来无论打通那一条路线，总比维持现状的好。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他这次与孙中山会面，所见虽有不同，但因华兴会的领导人黄兴和杨度都是湖南人，是要好的朋友，这次杨度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使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改组为同盟会。以后，黄兴一直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

清政府迫于群众的呼声和舆论，于一九○六年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些大臣出国为的是吃喝玩乐看世界，他们为了回国能交差，特地派人去东京找到鼓吹宪政的杨度，请他代笔写有关立宪的论文，杨度欣然接受，共写了两篇，得到大臣们的赏识。一九○七年，杨度结束留学生活回国，清政府赏给他四品京堂，任宪政编查馆提调。不久，他结识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野心勃勃，千方百计夺取最高权力，急需要有一个懂得宪政的人做他的爪牙。杨度精通宪政，能说会道，博学多才，正好符合他的要求。杨度热衷于君主立宪，也就想物色一个有实力的人作靠山，辅佐他成帝王之业，而袁世凯恰当盛年，实力雄厚，正是杨度所需要物色的人物。从此，杨度与袁世凯便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二人常来常往。

袁世凯是依赖慈禧太后爬上来的，慈禧死后，袁世凯被满清大臣赶下台，只得退隐于河南彰德老家。但他密切注视国内外的政治动态，不断同各方面进行联系拉拢活动，窥测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这时的杨度经常来往于北京、彰德之间，成为袁世凯的心腹谋士之一。　　

一九一一年，清政权已陷于土崩瓦解，岌岌可危。清廷为挽救危局，只得将袁世凯请出来，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杨度因奔走策划有功，被任命为内阁学部副大臣。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命杨度为参政院参政，还被选派为宪政起草委员会委员。这时杨度四处奔波，竭力为袁世凯拉拢一些头面人物，如推荐梁启超、蔡锷等人。他还极力推荐湘潭王闿运。杨度对袁世凯说：“王先生的学问是在康南海(即康有为)之上，其经世主张不似康氏泥于保皇复古，我之帝王之学、君宪主张与康梁有所不同，得之于王先生启发者居多。”袁世凯正想网罗各色人物，立即表示同意召见王闿运。一九一四年春，袁世凯电请王闿运北上，并派杨度回湘潭迎接。五月初，王闿运在杨度陪同下来到北京，袁世凯便任命王为国史馆馆长，杨度为副馆长。

袁世凯阴谋攫取民国大总统之后，加紧了复辟帝制的准备，迫不及待地投靠帝国主义，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召见杨度，对杨说：“共和不可维持，汝盍在外约集数人，一鼓吹之。”随即给杨度二十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五人，在北京组织“筹安会”，杨度任理事长。“筹安会”发布言，鼓吹帝制，通电各省。杨度还写了二万余言的《君宪救论》，为袁世凯歌功颂德，并散布中国如没有君主就要亡国的谬论。袁世凯看了十分赞赏，将文章秘密付印和宣传，大造复辟帝制的舆论。袁世凯还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制成匾额赠与杨度。杨度接到这匾额后，立即悬挂家中，对袁十分感激，他还上了一道谢摺。他把自己写的《君宪救国论》、袁的题字和他的谢摺都公之于报，于是，帝制运动便进入公开活动的阶段。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针锋相对，发布了《讨袁宣言》和《讨袁檄文》。云南、贵州、广西先后宣布独立，出兵讨袁，江苏、山东、江西、浙江、徐州等地联名电袁，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帝国主义之间因矛盾加深，对袁的推行帝制，也进行了干涉。袁处在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不得不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下令缓办帝制，宣布撤销大典筹备处。窃国大盗袁世凯因而气恼成疾，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死去，快噎气时还大声怪叫： “杨度误我!”

袁世凯死后举行葬典，杨度曾送上一幅挽联，上联是：“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平此狱。”，下联是；“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年。”虽然措词含蓄，但显然是对他倡君宪搞帝制运动失败的一个自辩状。

彷徨矛盾终悟出马列真理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总统，段祺瑞担任内阁总理，下令通缉帝制祸首，杨度名列第一，杨度只好躲至天津外国租界。这时，他的思想十分苦闷，感到政治生涯处于穷途末路，于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学佛念经，每日“南无阿弥陀佛”，  自号虎禅师，还写了一些佛学论著。不久，他听到恩师王闿运在湘潭逝世的消息。原来王闿运自当上国史馆馆长以后，感到国史馆是个冷衙门，经费又时常拖欠，同时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群情激奋，他预感到袁必将垮台，因此，留下一信给袁世凯，辞职回湘安度晚年。离京时杨度前往送行，王闿运一再嘱咐杨度“还是少说为好”，即要杨度少卷入政治璇涡，可是，杨度并未遵师所嘱。如今恩师去世，杨度百感交集，垂泪作挽联一幅：“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由此可见杨度此时的愧悔心情。  

一九一八年，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于三月五日对洪宪帝制祸首和复辟罪犯都一律予以特赦，杨度恢复自由，在京、津、沪、汉等地过着流浪生活。这年，杨度在北京逢四十二岁生日，写了一首自寿的对联：“天开地辟，先盘古十日而生。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在寿联中流露了他的自负不凡，牢骚很大的情绪。　　

正当杨度十分痛苦、彷徨的时候，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北京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幕。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北洋军阀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日暮途穷，惶惶不可终日。这时的杨度已开始感到人民力量的强大，感到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出路。于是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他对新创办的传播先进思想的《新潮》、《新青年》等杂志十分赞赏，成为这些刊物的积极读者。他还主动和共产党人李大钊以及北京大学等学校许多思想进步的师生交往，讨论政局，有些进步的集会他也主动参加，这对他的思想震动很大，他开始认识到马列主义才真正是人间真理。

晚年入党拚全力投身革命

一九二二年春，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北伐，陈炯明乘虚叛变，军阀吴佩孚准备派兵帮助陈炯明，消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孙中山为挽救危局，命刘成禺赴京设法解危。刘成禺到北京后，与杨度联系，请杨利用其与北洋军阀集团间原有的关系设法解围。经杨度多方面奔走，终于阻止了吴佩孚出兵，帮助了孙中山,保存了革命力量。不久，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主张。当孙中山到达上海时，杨度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和孙中山见面，二人促膝长谈。杨度认识到了要救中国，非实行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不可。表示自己过去搞君宪救国不适合形势的要求，现在愿意实践过去的约言，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以自己的行动参加革命工作。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逝，杨度十分悲痛，撰联哭之曰：“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反帝爱国的大浪潮。这年七月，由参、众两院议员胡鄂公等一百五十人，同北京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十余个团体，联合在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群众组织，发表宣言，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杨度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活动，他四处奔走，热情宣传，是这一组织中的活跃分子。

一九二七年，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二十人，于四月二十八日判处绞刑。杨度在李大钊等被捕前一天得悉张作霖这一秘密计划，当即告知胡鄂公转告李大钊，但李已走避不及。李大钊被捕后、他和胡鄂公等又多方设法营救。李大钊等牺牲后，杨度为了周济被难革命家属的生活，筹措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毅然将自己在北京的房产变卖。

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英勇就义，对杨度的教育很大，他崇敬革命先烈，痛恨扼杀革命的反动派。为了全力从事革命工作，他将母亲、妻子遣居长沙和苏州，  自己迁居上海。他在送妻回湘时，曾乘轮船回湘潭一转，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湘潭。同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这一进步组织，并捐助了一笔经费。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验，这年秋天，他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

杨度参加共产党以后，努力工作，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向任何亲友暴露自己的身份。一九三一年元月，其母在长沙去世，他得信后，只由儿子杨公庶电请王代懿和杨庄代为料理丧事，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他在上海，利用过去的上层关系，挂名为帮会头子杜月笙的秘书，住的房子是杜月笙送的。由于他写得一手好字，并在齐白石门下学过画，就以出售书画为掩护，利用他所特有的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当时地下党组织办的《红旗》杂志的刊头，就是出自他的手迹。他曾和共产党员柳直荀一道，策划过太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当时，他也是第三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他还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参加过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同文化界人士经常接触，竭尽全力为党为革命作出贡献。当时有人说他加入共产党是投机，为此他曾对当时党派去同他联系的人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正当杨度为党积极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的时候，他的病情却一天天严重，于一九三二年冬在上海逝世，终年五十八岁。在去世前几天，自知病将不起，作自挽对联一付：“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他坚信救国救民的共产党后继有人，对革命事业前景充满信心。

杨度逝世后，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了两位同志到杨家致吊，送给杨度家属一封慰问信，信内高度评价杨度忘我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同敌人顽强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的高风亮节。杨度出葬时，除生前友好外，还有一批工人群众前往送葬。据杨度的妹夫王代懿说：当时周恩来同志也曾亲自临祭送葬。

周恩来同志对评价杨度十分关心，一九七五年冬在他重病住院期间，不忘为杨度再次彰明他晚年的进步，他曾告诉有关同志：“他(指杨度)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