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杨道馨，字鳣堂，湖南津市人，一八八六年（甲戌年）六月二十七日卒，终年四十八岁。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从事反清活动，被清政府捉拿甚急，曾亡命日本，进入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东京政法大学，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钻研革命理沦，寻求救国良方，和当时亡命在日本的同盟全会员黄兴、宋教仁、覃振、程潜、林修梅、林伯渠、周震鳞、杨熙绩、胡瑛，仇鳌、唐蟒、唐有壬、黄贞元等共同致力于反清斗争，鼓吹民族革命。（以上父辈，我都经常见过面。他们的子女，大半是我的同学好友，现在健在的还通信联系。）

我父亲回国以后，为革命奔走于粤桂间，  曾任南宁府学堂英文、格致等科教席，后被擢升为监督，革命党人黄兴等攻打两广总督府时我父亲曾亲身参加。但因弹尽药竭，功不果成。此役殉难者七十二人，合冢葬于广州黄花冈。广州起义之后。我父亲出任广西省桂林市女学堂校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一二年九旦，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我父从广西回到湖南，当选为湖南省议会议员。林伯渠、胡毓桢等同志选为湖南省议会议员，林支宇是湖南省议会议长。

袁世凯背叛民国称帝洪宪，倒行逆施，刺杀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蔡锷宣布云南独立，黄兴在南京任讨袁总司令，蒋的武赴广西联络以为响应。我父亲与蒋偕行，曾劝蒋莫穿军服。巡防营捉住蒋时，初以为是唐蟒，后询知其为蒋翊武，时袁世凯正悬赏通缉蒋翊武，广西反动军阀阿袁氏旨蒋公遂被杀害于桂林丽泽门外。当时我父亲迅速改道避走，幸免遇难。

一九一八年秋，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永间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海联名宣布独立。接着，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和张学济、胡瑛、林德轩、周则范等也都宣告独立，以对抗北洋军阀，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当时我父亲被任命为辰溪县知事。驻军司令是胡瑛，副司令是肖培阶，参谋是赵植棠，我父亲参与戎幕。

一九二零年春，由辰溪回到长沙，我父亲与覃振、易象等为了拥程（潜）倒赵（恒惕），日夜奔忙，在高升门寓所办秘密报纸，我和大姑得琼也参加折叠滚卷报章等宣传品。不料事机泄露，赵恒惕将易象等九人捕去杀害。当日凌晨我父亲匆忙离家，避难于日本领事馆，嘱我母亲熊必麟率我姐弟妹及林伯渠长女林秉衡乘日本商轮赴汉口。上船之后，及至傍晚开船前，我父亲方化装登上日本商轮，我母亲才放了心。到汉口后，父亲与覃振相会于旅馆。见面时，覃振正在洗脸，我亲眼看到他用手拍拍自已的后颈说：“我这个脑壳算留下来了。”我父亲伤感地说：“我们脱险了可是他们（指易象等九人）都牲牺了。”旋即一同到上海。

沪居不久，我父亲与林伯渠、覃振、程潜等应孙中山先生电召，由海道赴广州，参加北伐。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就任非常大总统兼陆海空军大元帅。覃振在总统府任参议兼法制委员。我父亲被任命为总统府简任咨议、林修梅被任命为总统府代理参军长。后林因患牙疾不幸在广州逝世。孙中山先生异常痛惜，下令追赠林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在广州，一万多人参加了追掉会，每人分发到《林修梅遗著》一册。我父亲参加追掉会，互为悲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由粤入桂，督师北伐，我父亲随北伐军到达桂林。因陈炯明叛变，大元帅在广州蒙尘于海珠永丰舰上。部当时覃振负责党务，恢复国民党组织，成立了国民党湘南支部筹备处，着手发展组织，我父亲为国民党湘支部筹备委员，由桂林回到长沙（我父亲由沪赴粤时，我们母子均留在上海，此时才由泸返长）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成立中国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衣工三大政策。国民革命军北伐，熊克武将军驻节湖南省石门县，赵植棠、覃振也在石门，当时，我父亲就任石门县知事，为革命军运筹粮秣。与此同时，黄贞元亦在湖南常德任府尹。

一九二五年春，我父亲应覃振、程潜等邀，赴上海与程潜对门而居，过从甚密，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平与世长辞。

一九二七年，我父亲由上海赴汉口住金台宾馆，此时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我父亲和林伯渠、覃振、于哲士、唐蟒唐有壬等都是同盟会的老会员，辛亥革命的老战友，经常在一起聚会往来。我大姐杨得琼在蔡畅任部长的武昌妇女部任干事我在长沙第一高级中学读书，也投入到了火热的革命洪流之中。正值轰轰烈烈的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湖南反动军阀与国民党右派在长沙城区进行突击，许克详叛乱，制造了“马日事变”，许多青年惨遭杀害。我立即离开长沙，乘火车顶到达汉口，同班同学刘千昂（后改名为刘昴）也到了汉口，她住在青年里姨父李富春、姨母蔡畅的家坚，我们经常往来（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刘参加她舅父蔡和森记念会来长到过我家）。当时我和父亲住在一起。汉口夏天炎热晚上在马路上乘凉，我常常与父亲畅谈到凌晨，谈时事，谈国情，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父亲曾说过一句话：“共产党一定会成功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之中。湖南反动军阀在长沙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于是宁汉分裂，国共分家。共产党大批船只，浩浩荡荡从汉口开往九江。我父亲、大姐和我三人一同回到长沙。我父亲在长沙曾患伤寒病，历时数月始告痊愈。

一九二八年我父亲回到滓市原籍。当时，杨熙绩劝我父入粤，云：“忆昔东渡，尚有几人?”并赋诗抒怀。覃振在宁，函电交驰，促父出任要职。均一一婉辞谢绝。我父亲只专兴致力于兴办工厂学校，亲任湖南津市九澧贫民工厂厂长、湖南津市澹津女校校长。家中古书不下数万卷，书房四壁，书箱垒至天花板。我父终日圈点古书，忙于书端。

一九三四年夏，我父亲在澹津女校校长任内，因举行毕业典礼，到校演讲后会餐，吃了不洁之食物，回家即患痢疾，仅七天时间，即与世长辞了

当时我尚在日本奈良女高师留学，得知父亲病重消息，迅即从海外驰归。船抵津市，诸妹均脱掉孝服，到船码头以笑脸相迎。当我低头发现她们脚上穿的是孝鞋，立即昏例。诸妹扶我到家，我匍匐灵前，悲痛欲绝。千里迢迢，兼程归来，竟未能和我亲爱的父亲作最后的诀别，至今扰抱终天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