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戎  临安起义

先父何公海清，字镜寰，又名震寰。1875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十三日)诞生于湘乡县城前铺。

先祖父何得赠，字荣封，清授奉政大夫，先祖母毛氏，封夫人。生有五男一女，先父行三。由于祖父早逝，后又家遭火灾，家中积蓄付之一炬，先父仅读私塾三年半即辍学。先父自幼勤习武艺，性格刚毅，年满十七岁时，正值日本侵略朝鲜，毅然以身许国，离家投军。首先到长沙，投堂叔祖何梅岭军门下，叔祖父见我父尚未成年，个子矮小，拒不收留。先父便万里跋涉山海关外，投奔武威将军魏午庄(陕西都督)麾下，魏见他年少志壮，便收留于部下当兵勇。先父在世时常对我们谈及赴山海关投军的艰苦经历，他说：“时值隆冬，大雪纷飞，朔风刺骨，我踏雪履冰，白天赶路，夜晚蜷缩在古庙破房中，又染疟疾，饥寒贫病交迫，身处异地，苦不堪言。”

先父投军后，参加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及1900年抵抗八国联军庚子之役，作战勇敢，升任先锋队班长、排长。1904年，得官费赴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班学习军事。1905年9月，由黄兴介绍(郭之奇、黄一欧证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9年结业回国。

先父回国后，在云南陆军七十五标任管带(营长)，1909年8月15日，云南昆明承华圃成立了陆军讲武堂，先父被调讲武堂甲班学习步、骑、炮、工各科。学员多系滇籍军人，四川籍军官朱德与先父不属滇籍，因此，两人交谊更为深笃，曾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以后，在不同的路上，仍然保持着联系。先父还在上海赠助朱德银洋300元，支持他赴德留学。

1911年7月，先父从讲武堂毕业后，回到军官队，率部驻防临安。同年10月10日(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爆发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武装起义，云南协统蔡锷等于辛亥年九月九日(即重九日，公元1911年10月30日)发出通电，举起义旗，响应武昌起义。先父受民主革命思想的薰陶，在临安向兵士阐述革命道理，毅然起义，农历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夜十时，先父率领拥护起义的士兵向临安官署发起进攻，知府吴昌杞逃跑，其他员兵投降，不到六小时，临安起义成功。  

临安起义成功后，蔡锷提升先父为中校营长，派驻边关蒙自，负责南部军事防务。当时南部各州县仍有执迷不悟者，顽固维护清朝统治，拒不向革命投降，先父留下第三连守卫蒙自，亲率第一、二连进行征讨，邱北县驻军负隅顽抗，先父率部与之激战两日，以少胜多，歼敌一营，其余各县相继归顺，为蔡锷统一云南立下了汗马功劳。

　　护国护法  屡建奇功

在武昌、云南起义以后，贵州省督军杨柏舟，为官污腐化，鱼肉人民，又顽固地站在维护封建王朝的立场，于是蔡锷任命唐继尧为北伐军司令，讨伐贵州。先父任北伐军第一大队大队长，1912年正月十二日率部到达贵阳。将本部三个连分成三路，夜袭驻扎在贵阳南厂的一个团，敌人猝不及防，军心惶乱，全部缴械投诚。贵阳戡定，先父因功晋升上校联队长。

黔督杨柏舟退守镇远，先父率部猛攻，敌退玉屏。在玉屏苦战数昼夜，敌军胆寒，弃城逃入铜仁，据险扼守，先父明察地形，夺取了俯瞰全城的架梁山。当时部下主张用大炮攻城，先父认为“大炮击城，殃及无辜”，未予采纳，决定采取声东击西之战术，组织部分兵力猛攻西门，然后乘东门敌军不备，组织敢死队爬城而上，攻入敌窠，猛烈进击，杀敌无数，残敌逃往湖南境内。先父奉命驻守铜仁。杨柏舟逃至湖南后，纠集万余人马，分两路，一路犯铜仁，一路犯松桃。先父自守铜仁，令第二营营长田心胜率部守松桃，因敌众我寡，且中敌伏兵之计，田心胜以身殉国。先父在铜仁与敌反复争夺架梁山高地，激战月余，粮弹将尽，兵马疲惫，伤亡亦大，先父始终与士兵同甘共苦，多方激励，斗艰险，挽危难。敌军依仗人多，用竹竿作长梯，从东、北两门强行爬城，双方在城头展开了白刃战，敌军愈来愈多，坐守孤城有毁灭的危险，先父即亲率勇士四百余人，开城猛烈冲击敌军。先父左手持刀，右手持枪，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带头冲向敌阵，顿时士气大振，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蔡锷正准备调兵援救，忽闻先父已经冲出重围，并保存了实力，十分欣喜，立即派人犒赏。铜仁血战，显示出先父的智谋和勇敢，蔡锷授予他陆军少将衔。

蔡锷统一云南，转战贵州，威望越高，成为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严重障碍。于是被袁世凯借故将蔡锷调到北京，以期收买或谋杀。蔡锷深知其意，便寻机离京。在梁启超等人的帮助下，蔡锷以治病为由，摆脱袁的监视，辗转关山，取道日本、香港、越南，返回云南边境。袁世凯得悉，便密令蒙自道尹周沆和阿迷知县张一鲲等，设计杀蔡锷。先父得知这一紧急情况，连夜组织三百名亲信口授机宜，身穿便服，专程从蒙自赶到中越边境河口车站护卫。同时还在蒙自、阿迷、大庄车站铁路沿线秘密布置七百多人警戒。1915年12月18日，蔡锷的专车驶入河口车站，周沆、张一鲲组织六、七百名地方武装奔赴河口，幸先父提前赶到车站，命令部下站到最里层护卫，不让蔡锷出面接见周沆等人，致使谋杀未成。周、张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以重金收买几十名亡命之徒，装成农民摸样，以群众请命求见蔡将军。蔡锷本想接见，幸被先父和唐继虞(当时任团长)劝止，才免遭暗算。周沆、张一鲲仍不甘心失败，暗地商定，待蔡锷在阿迷下车休息的时候，请到洋酒店吃饭，乘机放毒于酒中，企图把蔡锷毒死。先与唐继虞为了防止不测，不同意蔡下车吃饭，终于使周、张三次暗杀阴谋未能得逞。18日下午，蔡锷专车安全到达昆明。随后，组织护国军倒袁，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蔡锷安全回到昆明，即与云南都督唐继尧商议，于次日(19日)召开了滇军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上蔡锷揭露了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内幕，提出了倒袁的主张。由于唐继尧开始反袁态度不鲜明，部分将领也踌躇不决，接连开了两次会议，尚未形成一致意见，22日军事会议继续举行，先父见状，毅然立起，慷慨陈词：“几十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的是彻底推翻帝制，创立共和，如今窃国大盗袁世凯践踏民意，无视约法，倒行逆施，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席忧国忧民的言谈，使会议上多数坚持护国倒袁的将领竖竖起了大拇指，也打动了少数犹豫不决者的心。先父接着说：“在坐诸位为创建共和，功勋卓著，辛苦倍尝，如今国难当头，我们坐置不举，都将成为千古罪人……”大家深为感动，精神大振，一致拥护蔡锷将军护国讨袁的主张，并于当日举行了宣誓仪式。

12月25日，在昆明的五华山大礼堂正式成立护国军政府，向中外发出通电，宣布云南起义，声讨袁世凯。护国军共三个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先父任该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朱德任该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

纳溪虎将  威震州黔

1916年1月16日，护国军第一军在蔡锷率领下，离昆明取道贵州毕节，向四川纳溪、泸州进发。袁世凯慌忙派曹锟为援军总司令，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两人均出身行伍，在北军中号称劲旅。护国军赵又新、董鸿勋，刘存厚所率三部与之交锋，混战多日，以敌众我寡接连失利，2月12日退守纳溪。

蔡锷接到战事失利报告后，立即命令先父率部火速赶赴前线。先父2月13日接到命令，立即集合队伍，快速前进，兼程潜往纳溪双河场。双河场为北军一个混成旅的据点，先父以敌众我寡，须以智取，令所部埋伏在双河场周围的丛林中，寻伺战机。入夜，从丛林中潜于敌人之四周，猛烈向敌射击。由于夜间又值阴雨，敌人不知我军究有多少，自行溃乱，互相践踏，死伤大部。14日天刚亮，先父率部骤至，发起全面攻击，除十余个敌人骑马逃跑外，众敌全歼，夺回了护国军董鸿勋部所失之八挺机枪，八门大炮外，还缴获五门大炮，五挺机枪，千多支步枪和几百箱子弹。蔡锷得此胜利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派人进行慰问嘉赏，并亲笔向先父致信：“双河场之役，赖阁下血战兼旬，备尝艰辛，不独弟一人心感不忘，即天下后世，亦当崇奉不置也！望继续发扬，奋勇前进，所到之处，定能全部消灭敌人。”2月17日，蔡锷给刘云峰的信中对先父在纳溪保卫战中以少胜多，克敌制胜所起作用，亦给予了高度赞扬。信中说：“14日双河场一役，为镜寰五百人(敌约一混成旅)一战退去，继得执事遣来李文汉营，吾气遂为之旺，纳溪得以保固，刘师未敢再溃，端赖有此。”

双河场之战，并未歼灭北军主力，北军数十万人，从左翼猛攻菱角塘，于纳溪前方之朝阳观、棉花坡一带，阵延三十余里，护国军与之激战二十七昼夜，双方伤亡惨重，相持不下，攻而不克。蔡锷主张先退却，引敌前进再伺机反攻。遂于3月2日分两路撤退。3月13日云南增援部队赶到，又下令反攻。蔡锷说：“这次反攻纳溪，非镜寰不可。”于是令先父由本道场直取纳溪城，由顾品珍从牛背石绕纳溪之后为声援。先父率部连克敌垒。19日挑选五百勇士，组成敢死队，冲入敌阵，自早到晚肉搏数十次，遭北军野炮、机枪猛烈排射，不能攻入。晚上，忽然狂风大作，先父又拣选勇士，以短兵突入敌阵，杀声四起，  死队勇士个个奋勇争先，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敌军望而生畏，纷纷溃逃，遂占领大湾龙头铺一带高地。黎明，茶子塘、鸡子岩等敌军阵地 ，均相继被先父部队占领。并夺得大炮十四门，机枪三十多挺，步枪两千多支，子弹无数。敌退驻纳溪城，又激战数日，敌军又死伤数百人，最后弃城逃遁。纳溪一战，先父声威大振。蔡锷致信先父：“纳溪之役，阁下劳绩昭著，足征平日训练有方，临事复能以身率先，有以使之然也；昨纳溪来人，谓逆军辄询何支队长为何许人，似不胜惊恐者。”曾向人称：“镜寰吾主子龙也。”先父于纳溪之役，屡建奇功，滇黔人士都知其智勇兼备，川人及敌军无不为之钦佩。

张敬尧在袁世凯死后曾写信给蔡公：“此役贵军第四支队长何海清，谋勇卓著，使我士卒畏于猛虎，某行军数十年战无不胜，今数被其困，实深钦敬，乞至拳拳。”又函云：“何支队长海清，系某所钦佩者，恨未面晤，惆怅奚如，乞转告渠，近日来某处一叙，藉聆教战术，某意愿与结金石之契，以便日聆教言，未知渠意允否?乞转告之。”当时成都战争虽已平息，余党尚未全歼，先父忙于清剿事宜，奔驰国事，未与张敬尧会晤。后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曾令湘乡县洪知事来我家问候，送对联一幅：“万里黄沙思战友，千山红日度雄师。”以寄思念之情。先父奉命驻防纳溪，附近各城镇相继被先父收复，护国军之军威日益壮大，广西、湖南、江西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不得已于3月22日取消帝制。

袁世凯曾任周骏督理四川军务，周率部进攻四川，四川督军陈宦兵力单薄，无力抗拒，周骏得入成都。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调周骏、陈宦去北京，任命蔡锷督川。周拒不受命，仍在成都就职，排斥滇人，遭四川各界反对，电请蔡公讨伐周骏。蔡锷即命先父与雷飙等率师讨伐。　　

先父指挥各部猛力攻克内江、阳县、简州，继而攻入成都，迎蔡锷任四川都督，这时蔡锷喉病严重，要求去日本治病，由参谋长罗佩金代理督川。

1916年7月论功行赏，授先父二等嘉禾章，三等文虎章，晋升为陆军中将，任四川陆军第六师第十一旅旅长。

1917年段琪瑞执政，在北京非法解散国会。7月，孙中山到广州揭起护法运动旗帜，响应护法的议员150多人到广州组织非常议会，选举孙中山为陆军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先父在四川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参加护法运动。驻川护国军改编为靖国军，先父任护法靖国军第一军右翼司令，直攻合江，与北军吴光新部战一昼夜，克合江抵江津。第一军军长顾品珍改先父右翼为左翼，由江右转移江左，先父架浮桥渡江进攻重庆。在老关口亲率将士，冒死而上，手刃敌军炮兵数名，扭转炮口，轰杀敌军。老关口之守敌向西逃窜，又为先父的伏兵截杀，敌死伤殆尽。走马岗之敌不战而逃。先父既夺老关口，进而攻下重庆。

1920年春，军政府授先父勋二位，二等文虎章，升云南第一卫戌总司令，驻大理。1922年春，改任东南边督办兼剿匪总指挥官，办理剿抚事宜。1923年6月，又任滇南镇守使，捍卫边疆。继而晋升为陆军上将兼任建军第六军军长。

　　解甲归田  造搞乡里

1925年10月，我先祖母毛太夫人逝世，先父匍匐奔丧，路经越南时，我母怀孕即将分娩，一家人未能同归。次年春，全家还湘购住宅一幢于湘乡县城草罗巷。

先父原思回滇，整军经武，率部入粤，会师北伐，奈在丁忧期间，闻云南发生内哄，矛盾日益加剧，军师级以上的袍泽，如黎天才等遭受暗害与刺杀，又自感年届半百，加之在战争中身受创伤，两耳已经重听，决定上表陈情，解甲归田。

先父一生炽热于爱国拯民的事业，戎马生涯三十多年，骋驰疆场，屡建奇功，得到国家授高位，给厚禄，解甲回乡置有产业，但生活节俭简朴，热忱于社会公益事业。当时湘乡县至宁乡县干路，自城北五里牌至杉木坝，全长四十五华里，道路糜烂，行旅艰难，先父捐献水田五十亩，作常年修路基金。湘乡县教育经费困难，又捐献水田五十亩，作为湘西乡小学基金，获教育部金质奖章和“敬教劝学”赠匾。1930年，先父离开湘乡县城关区迁居湘潭县永义亭乌石坝，又献出水田四十亩，作为修整韶山瓦子坪至鸦雀坪驿道的常年基金，并在望梅亭、永义亭建立茶水亭，方便行人。1940年，耗巨资在永义亭青塘湾新建一所“海清学校”，并拿出二百亩水田作为该校常年办学经费。1947年校舍落成后开学，贫困子女读书免收学费和书杂费，为发展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4年，日军入侵湖南，约一个营的日本侵略军盘踞在银田寺侧家山、紫木岭、狮子山一带，经常出没于银田寺、清溪、如意，湘西等乡镇，抢劫烧杀，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人民流离失所。处此国难家亡关头，先父同仇敌忾，虽已年逾七旬，即在该年的秋天，邀集刘伯庚、冯振国、毛国翘等，在湘乡夏家冲先伯父家商议，决定联合三县(湘潭、湘乡、宁乡)的力量，成立“抗日联防自卫队”，先父任大队长，刘伯庚、毛国翘任副大队长。先父献出丑支私枪，提供大批粮食，又筹款捐款，购得步枪百支，机枪两挺，对盘踞在紫木岭和银田寺的敌人发动了五次进攻，使敌人受到重创，昼夜不得安宁，最后驱赶了敌军，取得胜利。　　

1949年新中国诞生，祖国繁荣富强有了可靠保障，先父心怀朝阳，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敬佩，曾两次去函党中央，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祝贺。1950年秋，中共中央军委会来函，邀先父去京，不幸信函到达时，先父于同年11月8日逝世。

1983年，中共湘潭县委统战部追认先父为“辛亥革命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