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振是著名的辛亥革命老人，国民党元老。他的名字曾威震湖南，被誉称：“桃源三杰”之一。尽管政治生涯坎坷，但痛楚的现实最终使他站在人民一边，抗日战争中，他营救过毛泽东的秘书；重庆谈判时，他宴请、掩护过毛泽东……在长期的政治风雨中，“覃振先生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柏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有很深的友谊。”(见198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
毛泽东主席一生广交朋友，尊重民主人士，结交了许多党外朋友。他与覃振的交往密切，情深意笃。章士钊先生曾用“求友每于本党外，肝胆誓同日月浮”的诗句，高度概括和称赞他们两人的交往和友谊。
1、1924年1月。广州。毛泽东和覃振一同参加国民党“一大”。会后，毛泽东致信李维汉介绍覃振回湘。
1923年冬，毛泽东抵达广州，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由大会主席指定，担任《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上，他认识了来自湖南的同乡覃振。
覃振，原名道让，又名金声，字理鸣，一字竞存，1885年生于湖南桃源。1902年参加华兴会，与黄兴、刘揆一、周霸鳞等人密谋长沙起义，因事泄未果。后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和早稻田大学。1905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任评议员。同年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日学生规则而愤然归国。1906年参与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活动，并策应萍浏醴起义，事败再次赴日。1908年回国，策应同盟会华南起义，行抵长沙被捕，被判终身监禁，他坚贞不屈。1911年底，长沙光复获释。当时，覃振与宋教仁、胡瑛并称“桃源三杰”。宋教仁被刺死难，胡瑛投奔袁世凯后，又有“桃源宋覃胡，龙死狗败虎独雄”之说。中华民国成立后，覃振担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时，参加讨袁。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尔后参加讨袁护国、护法。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就任非常大总统，覃振任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深得孙的倚重。同年7月，孙中山督师北伐，覃振受托负责党务。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抵沪着手改组国民党，覃被指定为党章起草人之一。对于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毛泽东自也久仰其大名了。
覃振也知道共产党那边有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是湖南同乡——毛泽东。此时，两人因系同乡，相互之间非常亲切。时常在一起谈论时事，谈论治国救民之道。毛泽东才华横溢，言辞不凡，志向远大。覃振对他非常器重。
1月30日，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覃振等17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林伯渠等人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此时，覃振年届40岁，毛泽东刚满30岁，两人相差十岁，但意气相投，话语甚洽。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受国民党一中全会指派，与瞿秋白、恽代英等5人赴上海，任上海执行部候补执委，组织部秘书；覃振被派往武汉，任汉口执行部中央执委，并兼任青年部、妇女部部长(均未到职)，负责指导湘、鄂两省党务。
此时，湖南的革命形势如暴风骤雨般迅速发展，共产党组织活动频繁，力量日益壮大。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亦为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同窗好友、新民学会会员。覃振奉调武汉，旨在湘、鄂两省恢复国民党组织，这就须有共产党的帮助。于是，毛泽东亲自给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写信，介绍覃振回湘，请李维汉给予帮助，以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其实，早在1922年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时，毛泽东就开始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国民党的筹备工作。中共“三大”时，毛泽东主张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并捎信给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委员长李维汉，要李维汉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中共湘区委接受了建议，委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元老覃振、邱维震组织筹备组。1923年9月，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湖南的筹备员名义到长沙，指导中共湘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筹备组筹建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在他的指导下，国民党长沙支部于同年10月成立。覃振手持毛泽东的亲笔信，返湘后，找到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李维汉见是毛泽东介绍来的，即满口答应。在李维汉的大力协助下，覃振在湖南迅速恢复了国民党组织，于1924年4月组织了湖南临时省党部，1925年10月又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新中国成立后，覃振的二女儿覃铭在访问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时，李维汉向她回忆了这件往事，他说：“覃振和毛泽东的关系比较密切，交情很深。在大革命时，已经是很熟悉了。……”“1924年，决定在湖南恢复国民党省党部。覃振从广东到湖南，拿了毛泽东同志亲笔写的介绍信给我，要我帮助覃振做恢复国民党组织的工作。我和何叔衡、夏曦俩同志商量之后，帮助覃振设立国民党筹备处，筹备处成立后，工作是由我管的，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我和覃振的友谊也是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中介而奠定的。”
2、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覃振致电表示拥护中共主张，并积极掩护、营救爱国志土。
1925年以后，覃振曾走过一段弯路。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14日，以林森、邹普、谢持等国民党元老为首把持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他们与广东国民党对立，反对国共合作。覃振出席了西山会议，并被推选为“中央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任农人部部长。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覃振也参加了，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8月，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担任了国民政府特别委员会宣传部长。
这期间，毛泽东先后在上海、湖南、广东等地从事农民运动。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在广州主编过《政治周报》，主办过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于1928年2月3日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覃振则因为参加过西山会议，未能当选。直至1931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他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几十年后，在“十年动乱”中，覃振曾因参加西山会议一度“臭名”远扬，而受到批判；甚至连30年代在其身边做过秘书工作、历史学家翦伯赞也被牵连，诬为“反共老手”。其实，覃振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主张，与许多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并且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过贡献。可是，他又为何参加西山会议一度误入歧途呢?这是因为他囿于自己的政治见解，禁锢了自己的观念，他曾视党内团结胜过党外团结，党内不能有党、不能有派。他曾经对柳亚子先生说过：“我一直认为，党内团结胜过党外团结，因此，我不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我愿意和共产党交往。”
覃振虽在政治生活上步履坎坷，一度误入歧路，但很快迷途知返。他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倒行逆施，支持抗日。
1928年，覃振参加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协助冯玉祥、阎锡山反蒋，并亲赴陇海、平汉前线慰劳将士。后因冯部韩复榘倒戈投蒋而遭失败。1932年后，覃振历任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司法院副院长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宣言在全国务阶层爱国人士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得到了国民党许多上层人士的拥护，覃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当时在南京任立法院副院长，极力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并多次发表声明，说：“不论什么党什么派，只要能真正领导抗日，我就拥护。”覃振致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拥护中共的主张。这份电报虽然未保留下来，但从后来所发现的文献资料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林育英(即张浩，曾一度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给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拍发了一份电报，其中有一段电文论述国内外政治形势，郑重提到覃振及其他知名人士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贺电和贺信。电文说：
“党的12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即“八一宣言”)……均得到了全国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扬，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织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取(起)着暴风雨的形象。”
覃振身居国民党要职，致信拥护中共主张，是极为难得的，说明他深明大义，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
1936年春，国共两党在南京举行关于联合抗日的谈判。中共代表周小舟和历史学家吕振羽奉命赴南京参加谈判。期间，他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写给国党上层人物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的白绸信，分送给收件人，并附上“八一宣言”。周小舟和吕振羽拜会了覃振、曾养甫等代表人物，陈述谈判要求。覃振对他们的来访深表欢迎，并衷心拥护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覃振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声望，支持、掩护爱国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进行抗日救国运动，并自愿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兼湖南分会会长和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掩护过不少著名爱国进步人士。据当时担任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的吕振羽回忆说；“……(战时讲学院)是一所为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国民党多次想查封，都给覃振顶住了。覃振对我的工作大力支持，甚至把他私人的图章都交给我使用。”剪伯赞也曾回忆说：“覃振在政治上是掩护我，在经济上是支持我的。”
覃振营救过不少共产党员。其中，延安时期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长、写过《六十年的变迁》一书的作者李六如，30年代在江西被捕时，就是覃振经多方营救出狱的。1935年，遭到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员李六如，靠乞讨流浪到江西吉安，为了谋生，他考入《吉安日报》担任校对。后被人告密遭到国民党驻军逮捕。敌人多次逼供，强迫他登报自首，并以“投降优待”相引诱，均未奏效；敌人遂施以酷刑，均没能动摇李六如的信念，最后只好将他判处死刑，俟回文一到即行枪决。李六如熟谙法律，遂于狱中草拟“辩诉状”，寄给他的老朋友——当时任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兼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的覃振，请其设法帮助免予死刑。覃振极力疏通，并给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寄去一信，寻求保释。信云：
天翼吾兄主席勋鉴：
敬启者，李君训生(李六如狱中假名——引者注)前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羁押吉安将及一年。弟以李君曩曾效命本党，不无微劳，现已年逾五旬，家室多累。经此一度，必能反省。持此函恳，务乞念其衰老，转饬吉安该管机关，从宽开释。弟对于李君今后行动，当完全负责保证。 函奉恳，无任感祷。
敬颂
勋绥
对于一位“共匪”死囚，覃振竟敢对其今后行动“完全负责保证”，真是难能可贵！
由于覃振的斡旋，1937年3月李六如终于被保释出狱，随即偕妻子王美兰赴南京，寄居覃振家。当时，覃振对蒋介石早有不满，他对李六如说：“中国打日本鬼子要靠你们红旗子，老蒋是不行的。”当得悉当时尚未公开的八路军驻守办事处地址后，覃振即让李六如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然后，李六如离宁西去，于1937年8月到达延安。以后，他便担任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长，解放后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党组书记。以后写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和著名作家。
3、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参加谈判。覃振扶病到机场迎候，并两次宴请毛泽东。
由于与共产党员李六如、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长期、密切的交往和接触，覃振在思想上不断发生变化，逐步倾向民主，倾向共产党和人民一边。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以一个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团结、进步的斗争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覃振为人豪爽，重义气，性格刚正，无所顾忌。1943年，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孙夫人宋庆龄从香港回到重庆，国民党尊称孙中山为国父，对宋庆龄不得不表示尊重；但又极惧怕她的革命影响，因此，只是例行公事式地举行了一次欢迎会，欢迎会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参加欢迎会的有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等约200人，国民党的元老几乎都来了。陈果夫、陈立夫也来了。但席间并没有安排宋庆龄讲话。出席欢迎地的覃振不顾会议主持人的反对，邀请宋庆龄在会上发表讲话。于是，宋庆龄历数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罪行，严辞痛斥，使与会者大为震惊。覃振的这种做法，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无异于是一种挑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无不扬眉吐气。人民渴望和平，渴望过上安宁的生活，希望不再打内战。8月22日，毛泽东代表共产党，以民族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飞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听说毛泽东将飞临重庆，覃振非常高兴，一别20多年的老朋友终于要相逢了。他不顾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和年老体弱的病躯亲赴机场迎候。当毛泽东走下飞机时，他走上前去，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润之先生，你终于来了!这是万民所盼，众望所归啊！”毛泽东亲切地说：“理老，我们分别21年，今天终于见面了！你老还象过去那样硬朗啊！”两个人紧紧握手，久久不愿松开。
机场欢迎仪式结束后，覃振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各界人士举行的盛大宴会，这实际上是一个欢迎毛泽东的大会，国民党要员除了蒋介石外，几乎都出席了，特别隆重。酒会上，覃振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频频举杯，畅叙国共合作的历史和前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席间覃振、冯玉祥二人举杯向毛泽东敬酒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公开向国民党当局示威，表明了他们鲜明的政治态度。
会后，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来到小会议室，特地看望了参加会议的覃振、冯玉祥、谭平山三位老朋友，并和他们亲切交谈，共叙大革命时代一起共事的情谊。覃振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再次流下了热泪，毛泽东对覃振等人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们是老朋友，相互合作得很好。现在，时隔20多年，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希望能更好地合作，为祖国的和平事业而奋斗……和平乃人民的希望，和平乃中国的出路!”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在桂园张治中家。借此机会，他走访了山城民主人士和过去的老朋友，宣传中共的政策。覃振素知蒋介石阴险狡诈，很可能对毛泽东下毒手，因此他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曾在寓所两次设宴款待毛泽东。
第一次宴请时，覃振夫人全汝真因事不在重庆，宴席是他的二女儿覃铭帮助操办的。应邀前来赴宴的有毛泽东，还有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为了增添气氛，覃振还特意请来翦伯赞、侯外庐两位马列主义历史学家作陪。席间，他们频频邀杯，共进佳肴，畅叙旧情，好不融洽。
第二次宴会，是在几天以后应章士钊的要求而举办的。事先，章士钊这位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老先生，因仰慕毛泽东已久，便向覃振提出想见见这位湖南同乡，以向毛泽东叙叙仰慕之情。覃振答应了，并且很痛快地说：“那么我再请一次客好了！你参加。”
这次宴会是覃振夫人全汝真一手操办的，参加宴会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此外还有章士钊。
席间，覃振以蒋介石对张学良背信弃义的事实，提醒毛泽东不要上当受骗，免遭暗算。他说：“蒋介石历来背信弃义，和谈是假。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润之先生还是快走为好。”毛泽东对覃振的关心甚为感激，他诙谐地笑着说：“既来之，则安之。我既然来了，还是让和谈谈妥了再回去，否则老蒋心理不安呀!”并连连感激覃振的好意。
接着，毛泽东谈到国民党在发动内战：“老蒋派胡宗南用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抗日，专门对付共产党，还不断向我们进犯。……我们要力争和平，力争成立联合政府，力争国共再一次合作。不过，蒋介石要打，我们也准备着。”
毛泽东还热情地邀请覃振去延安，风趣地说：“欢迎你到延安看看，我们虽然请不起山珍海味，但鸡鸭鱼肉还是有的。”
当时，覃振和章士钊十分关心毛泽东的安全，宴请毛泽东正为了劝说毛泽东早日离开虎穴重庆。正如全汝真女士1982年12月从美国飞返大陆时所说的：“在这个问题上，章士钊和覃振二人完全一致。这正是宴请毛主席的出发点之一。”
宴会中，覃振谈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只见他站起来，拉住毛泽东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润之先生，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湖南人拚命，可是现在没有一个湖南人在中央当部长，在外地没有一个人当省主席。湖南的省主席何健下台后，也一直是外省人充任，湖南人一直受人宰割。现在，全靠你替湖南人出这口气。现在湖南正遭受严重水灾，赵恒惕(当时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来重庆向中央政府请求赈济，毫无结果。就是没有一个有实力的湖南人向蒋说话。”毛泽东听后，便问：“赵恒惕是否仍在重庆?”他的意思是想见见赵恒惕，以了解湖南灾情。谁知道赵恒惕就住在张公馆附近，相距不过百米，竟不敢去见毛。因为当年他任湖南省长时，曾多次通缉和密令逮捕毛泽东，并要“就地正法”……想不到如今毛泽东不念旧恶，不记前嫌，竟愿意见他。虽然未见到赵恒惕，但事后毛泽东还是找来了赵恒惕的请赈报告，并转给了蒋介石。蒋才向湖南批来稻米20万担，法币若干万元，以赈济灾民。
覃振两次宴请毛泽东，筵宴均是按覃振的吩咐，特意做的湖南风味菜肴。毛泽东喜欢吃家乡菜，尤其爱吃辣椒、蕹菜。他吃得很香，连声称赞厨师菜炒得好，味道可口，并送给厨师两块光洋，以表谢意。
当时，覃振一家住在重庆临江门边的山下，毛泽东则住在山上的张公馆，相距较远。毛泽东两次应邀赴宴，均是步行往返。覃振见此情景，不胜感慨地说：“共产党人就是不同，他的领袖多廉洁！国民党的大官们上山下山，哪一个不是坐的滑竿?
覃振宴请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消息，很快在山城传开了，一时众说纷纭。
重庆谈判，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毛泽东随即返回延安。此后，毛泽东与覃振虽相隔千里，却时常互通信息，互致问候。
有一次，毛泽东知道覃振身体不好，有支气管哮喘，受不了风寒，特意托林伯渠到重庆，送给覃振一些礼物(以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柏渠四人名义)，其中有羊皮袍、呢子衣料和鹿茸等。羊皮袍、呢子衣料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群众自己动手纺制的，虽然比较粗糙，但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片心意。覃振十分珍惜这些礼物，把它看作是他和毛泽东崇高的友谊的象征。据覃振的女儿覃琼回忆：“父亲生前穿上这件皮袍，时常翻来复去地抚摸着，还说：‘这是一件红皮袍(指共产党送来的)啊！’……”
在分别的日子里，覃振经常吟诵一首唐诗：
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
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
诗中的岳阳代指延安，美人代指毛泽东。覃振用这四句诗来寄托对故人的思念。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内战。覃振义愤填膺，辞去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仅担任一个闲职——国府委员，避居上海。他曾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语意双关：“……佐政秋署，备位中枢，虽免覆餗之虞，实多素餐之诮。时逾十稔，莫展一长，且以老病侵寻，精力难继。亟愿退避贤路，借免陨越……”表达了他反对内战、渴望国家和平、民主、统一的心愿。他已明确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说：“中国要富强，只有靠共产党。”国共和谈时，共产党曾希望覃振作国民党方面的和谈代表，因为覃振在国民党党内外均有较高声望，与共产党也有密切交往，双方都能信得过。但终因他身体欠佳，未能如愿，改由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参加国共和谈。
1947年2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离开南京。周恩来在返回延安之前，曾专程到上海覃振寓所看望病中的覃振，推心置腹地同他作了一次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希望他振作精神，好好休养，争取早日康复，继续工作。当时，覃振已卧床不起，情绪消沉，周恩来的谈话使他异常兴奋。他对夫人说：“中国四万万同胞还很需要我，我要好好治病。”并准备在病愈后取道香港，北上进入解放区。可惜天不假年，同年4月18日，覃振病逝于上海，享年62岁。
在他逝世后二年多的时间里，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尽管他生时没有耳闻目见，但他的亡灵可以安息了。
4、毛泽东十分关心覃振的遗属，多次过问覃夫人及其子女的生活、就业问题，嘱咐李维汉、徐冰对其妥善安排。
覃振一生为官清廉，不置私产，尽管家属生活很困难，但从不接受亲友故旧的帮助和接济，相反省吃俭用，接济那些生活比他还困难的亲友，并抚养宋教仁烈士的遗孤宋岳楼留学。他生前曾对人说：“我儿胜过我，要田做甚么；我儿不如我，要田做甚么。”因此，他生前不置任何产业，身后没留任何遗产，可以说家徒四壁，两袖清风。故财政部长孔祥熙曾向其遗属表示：理老(指覃振)的丧事所需开支，全由我负责。
新中国成立后，覃振的遗属在上海分居两处。一处是太安路76栋1号，一处是中实新村58号。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奉命接管财产，让覃振遗属搬家。章士钊遂向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覃振家属住房紧张，生活困难等情况。
毛泽东当即向有关部门作了批示，要求妥善解决覃振家属的生活困难问题。他还把中央统战部长、也是覃振的老朋友李维汉找来，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情和道义的，不能人在人情在，人亡情亦亡。对待覃振的家属，生活上要给予照顾；对待他子女的教育，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义务。”
据李维汉生前回忆说；“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几次关照我，对覃振家属的生活，对他子女的教育，都要由我们负责。”
1951年10月，覃振夫人全汝真女士也因住房问题和儿子就业问题，向毛泽东写信，请求帮助解决。毛泽东接信后，批示中央统战部，要求适当给予照顾，并亲自致信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
徐冰同志：
全汝真的信附上，她是覃理鸣的夫人，其子患病，要求照顾，请你派人调查一下。全汝真在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如政治上纯洁，对其本人及儿子，似应予以照顾。请酌办。
毛泽东
十月四日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覃振遗属的生活困难得到了妥善解决。中央统战部一次性发给覃振遗孀200元作为生活补助，以后又指示上海市委、市政府每月发给她100元生活费，房租全部免交。
覃振子女的生活、治病、就业等也得到了妥善安排。
1958年，全汝真获准赴美国定居，年已76岁，仍身体健康。1981年10月，全汝真应邀从美国纽约飞到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的纪念活动，向国家献出珍藏达40年之久的林伯渠给覃振的两封信，及覃振手书对联一幅：“足迹遍天下，心知惟古人。”
谈到覃振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全汝真女士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对毛泽东主席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和敬仰之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覃振的子女在其工作单位受到一些冲击。其三女儿覃瑞当时在南京市第23中学任教，遭到造反派的揪斗。覃瑞为此又一次求助于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即写信给周恩来，恳切请求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周恩来阅信后，即在其信封上指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请其酌办：
一、覃理鸣(即覃振)确在抗战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覃当时为反蒋人士。
二、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与×××无关，一九四五年主席去重庆时，与覃谈过话。
三、章士钊先生证明一段，确系实情。
周恩来
八月廿七日(1968)
从周总理的批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覃振的照顾和关怀。在周总理的过问下，覃瑞调动了工作单位，得到了保护。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覃振遗属的关怀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竭诚尽智，奋发图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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